概念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當今時期，在源遠流長、積澱豐厚而又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文學研究不斷面臨學科交融、學術創新的嚴峻挑戰之際，建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內容
建立文學地理學，是基於對目前文學研究現狀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時空並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的雙重選擇的結果。
文學地理學，顧名思義，即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而成的跨學科研究，其學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選擇：１、從屬於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２、從屬於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３、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４、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５、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鑒於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尚處草創階段，難免見智見仁，我想不妨先從中抽繹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後重新排列組合如下：
１、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
２、文學地理學並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交融；
３、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並非對等關係，而是以文學為本位；
４、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落點在文學空間形態研究；
５、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據此，大致可以將文學地理學扼要概括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文學地理學中的“地理”，依次包括：１、作家籍貫地理；２、作家活動地理；３、作品描寫地理；４、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層序，通過對這四個層序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了解文學家的生態環境，復原經過文學家重構的時空場景，揭示隱含於文學家意識深層的心靈圖景，而且還可以由此探究文學傳播與接受的特殊規律。這裡，需要特別關注一下文學地理學中“地理”之於“文學”的“價值內化”作用，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步積澱、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動力。有感於《紅樓夢》又名為《金陵十二釵》，且反覆出現“金陵”意象，我曾作過一次粗略的統計，結果發現《紅樓夢》一書中出現“金陵”（或南京）竟達４２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時代居於金陵，於是金陵便附麗著美好的童年生活在與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強烈對比中，不斷內化、升華為具有精神原型意義的理想世界，積澱為具有精神原動力作用的“金陵情結”。再如魯迅先生的系列“故鄉”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鄉”價值內化為“故鄉情結”的另一經典案例，也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文學地理學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於重新發現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空間，其次是從文學空間的視境重釋與互釋文學時間，最後則是重新構建一種時空並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這對於推動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無論在個案研究的微觀方面，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巨觀方面，都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正如一切物質都是時間與空間的同時存在一樣，文學的存在也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種形態，而文學的研究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史，只有當其還原為時空並置交融的立體圖景時，才有可能充分重現其相對完整的總體風貌，因此，文學地理學對於文學空間研究形態的拓展與深化，既在理論層面上更符合構建一種時空並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可以在現實層面上反思與補救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的明顯缺失。
研究方法與發展前景
鄒建軍教授是當代傑出的文學批評家、比較文學學者與抒情詩人，他曾經出版文學論著多種，編選與詩集若干，在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鄒建軍教授出生於四川中南部威遠山地，卻以優異成績考入威遠中學與四川大學，畢業後到中南民族大學中文系與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任教，長期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並立志於培養眾多的世界一流的文學創作與研究人才。近年來，在文學批評與研究上，他提倡與重視文學地理學的研究，並將其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方向；在文學創作中，他提倡建立當代中國的自然山水詩派，在文壇引起較大的回響。為了讓廣大讀者對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有關觀念、來源、要求與目標等有比較全面與準確的了解，2008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大雪紛飛中，本刊記者在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找到了他，並在他在桂子山上的辦公室，就有關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問題，進行了一次訪談。鄒建軍教授不僅有繁重的教學任務，而且要指導十多個碩士研究生與訪問學者，更重要的是他負責中國大陸第一份AHCI期刊《外國文學研究》及其附屬刊物《世界文學評論》的日常事務；他也總是鍾情於自然山水，時不時地雲遊四方，所以，要抽出時間來接受記者的採訪，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下是記者與他的對話，本刊徵得鄒建軍教授及其採訪者的同意，先期發表於此。
研究方法
文學地理學，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提倡用地理與空間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其實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可以用地理空間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也可以為文學研究開拓出一條新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文學地理學的確是一種批評與研究方法。
但是，從本質意義上來說，文學地理學不是一種批評方法，也不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種研究問題的角度；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研究文學，可以建立一門新興學科，因為它可以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的一個重要方向。但是，並不是說文學地理學研究就沒有比較適用於自己的方法；相反，文學地理學研究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研究，也不能離開這樣一些基本的方法。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倫理學一樣，從本質意義上來說，都不是首先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而提出來的，而是一種思考問題的角度。
當然，我們要強調的是，並不是只有文學地理學才運用這樣一些方法，而不被其他學科所運用；文學地理學沒有隻屬於自己的研究方法，其實，世界上沒有哪一門學科有隻屬於自己的研究方法；任何批評與研究方法，可以為所有學科所運用；只是有的方法比較適用，而有的方法不是太適用，如此而已。如果有人認為哪些研究與批評方法只為自己這個學科所運用，其他學科不運用或不能運用，這樣的認識肯定是存在問題的，要么是認識不清，要么是自我封閉。無論哪一門學科要得到發展，自我封閉是不可能有多大發展空間的；只有在開放與多元的學術環境裡，學科才可可能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文學地理學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但並不只為自己所獨有；文學地理學的存在與發展，並不只是在於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主要在於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那就是文學中的地理空間問題。如果文學中不存在地理空間問題，作家不反映人類生存的地理空間，地理空間的變化對文學不構成影響，那文學地理學的提倡就沒有基礎，這樣的研究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
決定一門新興學科的並不是它獨有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有自己的具有強大擴展力的批評方法，對學科的建設來說自然也是一種貢獻。我現在不敢說文學地理學已經有了一種或多種只屬於自己的、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但是我認為，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有如下幾種方法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是文本解析。文學地理學注重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對作品的研究；要研究清楚作品，就要注重去閱讀、欣賞、分析文本，因此，關注作品是文學地理學的一個基礎。要通過自己的閱讀體驗，從作品中發現與地理空間相關的細節、相關的元素，在此基礎上才能討論文學地理學的相關問題。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文學之所以與其他意識形態不一樣，就是因為文學作品本身的豐富性與差異性；一個民族沒有好的文學作品，那他自己將自己的文學與文化叫得再響也是沒有人承認的；一個作家沒有好的作品，他自己將自己看得再高也是沒有意義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要以文學為中心，也就是要以作家作品中心，因此，對於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與欣賞，是最為基礎與重要的。文學研究的核心是文學問題，離開了文學作品本身很難談清楚文學問題；就是從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研究，也是不能完全離開文學作品的；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文本也是一種文本，也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對象；但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最為主要的不是那種批評的文本與理論的文本，而是文學創作的文本，即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因此，文學地理學要關注的一個基本對象就是作家與作品；作家對於自然的觀察與表達，作家對於地理空間的認識，往往能夠改變他的整個觀念與視界，並且往往體現在自己所創作的作品裡。從作品出發從事文學地理空間問題的研究，是最為現實的一種選擇，也是最有意義的一種選擇。對作品的理解與分析，就是靠對作品本身的反覆閱讀；審美的過程是必不可少的，發現的過程是必不可少的，關注其中的細節是最有價值的。英美新批評學者強調文本細讀，文學地理學者也強調文本細讀，並不是我們故意要向新批評者學習與借用，而是文學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需要，是文學地理學者發現問題的起點的需要。
二是實地考察。文學地理學強調對文學發生地與文學發展地的實地考察，看一看我們所關注的作品是如何產生的，作家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進行這樣的作品的創作的。地理學研究特別注意觀察，觀察自然山川的構成與走向，觀察自然天象的構成與演化，並且以各種數據進行分析，最後才能得出結論。文學地理學也要借用這樣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史與文學集群的情況，如文學運動與文學思潮、文學流派之類的構成及其規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研究作家與作品。比如，如果你要研究郭小川寫的《團泊窪的秋天》，去看一看團泊窪是什麼樣子，那對於我們理解作品會很有幫助。比如，譚恩美長篇小說《接骨師之女》中所寫的周口店附近的“仙心村”，如果我們能夠到“仙心村”看一看，那對我們理解這部長篇小說，肯定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你要去分析某個作家及其作品，他故鄉的自然山水環境對其個性氣質、藝術風格和藝術形式產生的影響，不去實地的考察和研究，是很難理解到位的。所以，我比較欣賞我的老師、武漢大學中文系陸耀東教授為了寫《徐志摩評傳》，親自到浙江海寧的峽石考察，因此他的書中有真實的照片，對於詩人小時候所生活的環境，也有自己經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第一感覺。這樣得來的材料是最真實的、最可貴的，最有價值與意義的，不僅是因為那是第一手材料，而是因為這是實地考察得來的，對於研究者的啟示、研究者的發現來說，肯定幫助是最大的。這正是文學地理學所提倡的，也是文學地理學要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地理學研究，從性質上來說，雖然是一種美學的研究，但也是一種科學的或者說具有科學性質的研究。
三是圖表統計。既然文學地理學研究要借用地理研究的一些方法，要讓自己的研究帶有一種科學研究的因素，所以圖表統計也是不可少的，或者說要引起文學地理學研究者的重視的。因為，我們要對文本里的元素進行分析，使得你的研究能夠有根有據，同時能夠上升到科學分析的層面；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對經過實地考察得來的一些東西進行數據統計，並得出相關的信息，這種方法還是必不可少的。我自己的體會，就是能夠把自己的認識和見解通過圖表的方式表達出來，表明你的認識是比較科學的、到位的，而且這樣的圖表本身表達的能力也是比較強的。具體到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圖表統計分析的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要研究一個地方的氣候對於作家的個性與氣質的影響，如果你要研究一個地方的山林與海洋環境對於作家的心理與美學趣味所發生的影響，那對於氣候資料的圖表統計與水文資料的圖表統計，就是很有說服力的材料。其實，作為我來說，早就有了這樣的實踐。我記得，我在撰寫《李魁賢詩歌藝術通論》（作家出版社，2002年）中的兩章的時候，往往在每一節中都有例表與圖像，當然不完全是為了說明作家的地理來源的問題，主要是為了讓我們的理論認識上升到一個科學的高度。所以，我們今後在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時候，獲取第一手的數據資料則必不可少的；對有關數據進行統計，也是一種重要的研究與分析的手段。
四是動態分析。從前一些學者所做的對於作家與作品地理分布的研究，其本上是靜態的；動態的分析雖然也有，但往往缺少科學性。我們所提倡的文學地理學，特彆強調對與地理相關的文學現象的動態分析，因為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層面，就是對某一種文體、某一個時代的文學歷史發展情況的分析，比如唐、宋、元三個朝代作家的地理分布的變化、以及文學中心的轉移這個話題，就適合於對之做出動態分析；而分析的結果，也許就是各種各樣的圖表與圖像。這種方法，十分適合研究文學史上某一體式與某一文化中心的地理空間的變化，以及作家作品中地理空間的建構問題。大家可以去看看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的書籍，因為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研究，也比較注重這樣的動態分析，並且其運用已經非常成熟了，有許多成功的個案。就如我們的科學家分析與地理相關的氣象變化的時候，要有一個動態分布與演變圖，那樣看起來就一目了然了；文學地理學研究到相關領域的時候，也是如此。
五是比較對照。文學地理學研究也需要一種比較與對照的方法，對不同地方的文學與不同時代的文學的研究，對不同環境的文學與不同方向的文學的研究，就是不可不用的一種方法。法國著名學者史達爾夫人，在研究歐洲文學的時候，將整個歐洲的文學分作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北方的自然山水與南方的自然山水並不相同，南方的氣候與北方的氣候也有很大的區別，這樣的研究自然就是一種比較的視角與比較的方法。我們說過，我們將文學地理學當作比較文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與新的突破口，從比較文學來說，並不是運用比較方法來進行的文學研究都是比較文學，但比較文學在許多時候也不能離開比較方法的運用；不論這種運用是直接的運用還是間接的運用，總之是要將兩元以上的對象放在一起來進行考察，自然就帶有一種比較的視野與眼光，這自然也是一種對照。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要比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空間在作品中的表現，要比較不同作家筆下的自然山水的不同意義與不同表現形式，比如說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是不一樣的，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也是不相同的，這就需要做出這樣的比較與對照。有比較才有鑑別，因此，運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地理的問題，的確是必不可少的。
六是追求一種理論上的建構。文學地理學自然是一種理論，它是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的一個新的分支而提出來的，是作為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現象的一種視角而提出來的，因此我們說它首先就是一種理論。並且，我認為這是建立在文本分析和對意識流變基礎上的一種理論，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理論創造與理論關照。因此，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理論思辨和理論想像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寫一篇文章或者是思考某個問題，一定要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才能夠真正的解決問題。對一種現象的描述很重要，但那不能解決問題；對一段歷史的清理也很重要，那也不能解決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只有達到了一定的深度與高度來進行考察與觀察，才能揭示問題的實質與相關的規律。達到一定的深度與高度來認識問題，本身就是一種理論性的認識。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文學地理的問題、研究文學與地理的相互聯繫；我們也可以運用文學地理學的某些方法來批評作家與作品，從實踐上為文學地理學的建立提供實證性的資料。但是，我們更要有勇氣建構文學地理學的有關理論。要有自己的基本的理論立場，要有自己的一整套的理論觀念，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的手段。文學地理學要有自己的術語系統，要有自己的基本觀念與基本立場，要有自己考察文學的獨特角度與思維理路。
不過，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在西方雖然也有人在進行，但多半都是一種實際的考察，而沒有理論觀念與方法論層面的東西。在目前來說，文學地理學也許只是一種理論的構想，但隨著這種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發展，它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具有實用性。
意義
建立文學地理學，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對於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對於作家的文學創作與讀者的文學接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可以對經典作家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到今天為止，所謂文學研究，無論中外，主要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果真要有新意的話，關鍵就是要“重讀”，就是要對經典作家作品進行重新閱讀，目的是讀出新意來，進行重新研究；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林妹妹，從共時性的角度而言，是說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從歷時性的角度而言，不同時代的讀者會對同一個作品進行重讀，其結果也是並不相同的。這樣的表述，無論共時性的還是歷時性的，都是如此。而從地理的角度重讀作家與作品，往往會有新的啟示。因此，文學地理學能夠對作家作品進行新的解讀，會讓我們對經典作品有新的理解與新的認識。我們如果從地理空間的角度研究古希臘悲劇《普羅米修斯》，劇中有一個人的形象就是伊娥，她來到普羅米修斯前面，問她未來的命運；普羅米修斯給她預言未來她的逃亡路線，那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劇作家那非凡的想像力，也可以看到當時的希臘人的地理空間，也許就只是南歐那么一個範圍，因此劇作家的想像也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地理知識圈。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閱讀作品，前人雖然做過一些研究，但是非常有限，而且很多文章寫得過於淺顯，沒有太大的價值，真正能給我們以啟示的文章很少。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選擇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進行全新的閱讀與研究，是學術研究的創新本質所提出的要求。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文學等意識形態正是奠基於自然空間，如果沒有自然空間的存在，那人類的文學藝術都是沒有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中都存在地理空間的問題，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作品，不僅是可行的，並且也是有意義的。重讀經典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角度的選取，從地理空間的角度重讀文學作品，自然是一個重要的角度。
二是對文學史的重寫，對整個人類的文學世界的重新建構有較大的意義。從前從地理空間的角度研究文學不夠，因此，文學史的寫作不論中外，都只是某一種文學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史或者外國文學史。正如在比較文學興起以前的文學史，與比較文學興起以後的文學史，有很大的區別一樣；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成果，可以豐富我們的中國文學史與外國文學史，如果做得到位的話，可以改寫整個世界的文學史。地理空間對文學的影響很大，首先是通過作家創作作品，然後是通過讀者的文學觀念。文學史是作家所創造的，也是通過讀者的閱讀所建構起來的；沒有讀者的參與，文學史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的。批評家從地理空間的角度研究文學，讀者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解讀文學，對文學史自然是一種新的豐富與發展；對世界上存在的文學世界而言，也會是一種全新的建構。至少，我們可以寫一本《世界文學地理史》或《世界地理文學史》之類的著作，這樣的面對整個世界的文學史，至今沒有看到。世界上應當有多種多樣的文學史，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所撰寫的文學史；如果只有一種或者少數幾種單一的不知從何種角度撰寫的文學史，那顯然是存在問題的；多種多樣的文學史結合起來，才可能構成一部真正的、全面的、科學的世界文學史。
三是可以對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做出新的補充和修正。法國文藝理論家泰納的文學理論是人所共知的，那是如何得出來的呢？主要是從時代、環境、種族來理解文學，從而構成一種與其他文學理論有別的文學理論觀念；而文學地理學的提出與實踐，相信也會對當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發展，提供某些新的補充。從前，我們的文學理論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建立起來的，考慮的往往是作家與作品；後來，我們的文學理論同時也考慮到了讀者與批評，從而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新的現代的文學理論。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國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學理論教材與九十年代中後期出版的文學理論教材，就可以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從不同的角度來考慮文學理論問題，可以得出不同的文學理論；從不同的文學理論出發，又可以對同樣的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也是一種互為促進的關係。從世界各國的文學理論來看，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學理論觀念，主要就是各自採取的考察文學的角度不同。文學地理學，要求從地理空間構成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現象，其實是從最基本的現象入手來解讀文學，尋求文學的根源，同時也是審視作家所審視過的對象，從作家、作品與讀者三個角度考察文學的地理要素，這樣的研究一定會對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材料，從而最終提供一整套文學理論的觀念。
四是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做出貢獻。文學地理學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突破口，並且我們相信中國比較文學可以從具體的文學研究，特別一種跨學科的文學研究中得到收益，而得到豐富與發展。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雖然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但從總體上來看，許多比較文學方面的論文還是比較空洞的，許多比較文學方面的著作還是比較薄弱的。我認為，我們的確有必要從具體的問題入手進行研究；而以文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的研究，也許能夠真正地推動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扎紮實實地取得進展。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跨學科研究不能夠離開文學，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文學倫理學批評不能離開審美批評，離開了審美、藝術和文學本身，而只講倫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那么，對於文學地理學而言，離開文學文本而談地理問題，也是如此。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是文學問題，落腳點就應該在文學，是與文學相關的問題，而不是地理問題；從文學作品與文學材料中來研究地理問題，可不可以呢？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是那應當是地理學家研究的問題，而不是文學研究者應當研究的問題。可以把文學地理學當成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方向，也可以只將它當成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無論如何，它都是有前途的。比較文學裡面，的確有一個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問題，只是因為世界上的學科太多，那要研究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是何其不易；一個是文學，一個是地理學，而地理學又是一種包羅萬象的東西；所以，只研究其中的一個方面就已經不易，何況還要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比較文學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挑戰，那中國的比較文學建設則很難得到到位的建設與發展。只有當文學地理學等新興學科充分地建設起來以後，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建設才能真正的得到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來。
文學地理學研究究竟存在多大的意義，我想還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才有可能明白；一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也許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它的意義何在；並且，凡是一件新的事物開始的時候，人們往往都不太願意接受它。文學地理學的提出，也可能是這樣的。
研究內容
文學地理學研究既然這么重要，那我們究竟從何處開始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就像我們知道了哪裡有珠寶，卻無從獲得，那當然是一個人人關心的問題。我認為不要把學術研究看得那么高深，好像讓一般的人都摸不著頭腦；真正的學術是活的，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因此，我認為從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就是要從身邊做起。具體說來，要講究以下五點：
一是儘量多了解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知識。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是文學地理學的相關學科，也是文學地理學的基礎；因為任何文學都是離不開文化的，任何文學也都會處於一種歷史的形態。因此，文學地理問題的研究不可能完全離開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無論中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許多東西可以為文學地理學研究所借用。不過，我認為文化地理學的研究過於寬泛，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比較集中；也許是因為文化本身就太寬泛，而歷史主要是講究線索與發展路線。文學地理學比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更有研究的價值，主要是因為文學本身的豐富性與創造性。
二是要閱讀和了解前人在地理空間方面研究文學的成果。我已經說過，文學地理學並不是從我開始才提出來的，我並不需要這樣的專利權；但是，我所說的文學地理學與從前的學者所從事的相關研究比較，具有自己的獨立性與開創性。我所講的文學地理學是作為一門學科形態，而且是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一個新的方向與分支學科而提出來的。無論中外，我們的前人在從地理空間的角度研究文學方面，也有一些成果，我在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搜了一下，大概也有幾十篇，不過多系粗略之作，少有精專的學術成果。不過，我們也有必要關注前人的成果，儘量了解前人研究的程度與方法，為我所用。國外的研究成果多一些，但往往局限於空間，與地理有關係並不是太大。
三是要結合自己研究的課題進行思考。大家可以結合自己選定的作家作品，從地理空間的角度思考一下，這樣就能夠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展開的，因此，對任可作品進行地理空間的研究都是可行的；但是，我們做研究不能只是到作品中去找某一些地理空間的要素，或者僅僅流於對地理元素簡單的統計和介紹，而是要結合具體的研究課題，來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考察。比如，你是研究華茲華斯的，那么你就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考察一下華茲華斯的詩歌，他是如何建構自己詩歌的空間感的，他是如何描寫自然山水的，其詩歌與19世紀英國的自然環境的聯繫，等等，這就是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比如，你是研究湯亭亭的小說的，那么你就可以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考察一下，她的小說中的自然山水的描寫是如何的，作家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對於自然山水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作家對於自然生態的保護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體現了一種什麼樣生態思想，她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是在什麼樣的地理空間在展開的，等等，這就是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從身邊做起，從自己的課題做起，文學地理學就是這樣的簡單，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么不可捉摸。
四是要有自己的獨到思考。任何研究都只能是一種獨到的思考，才有意義；如果對一個問題沒有自己的思考，那么就算不上科學研究，就沒有必要寫論文發表。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學科，更是如此。既使有了自己獨到的思考，但如果沒有想清楚、想深透的話，也不要寫成論文來發表。我在三年以前，一直在思考柯勒律治詩歌中的地理空間的問題，雖然發表過三次講座，但一直沒有發表論文；關於古希臘悲劇中的地理空間問題，我也有自己的一點體會，課堂上是講到過的，但也沒有寫成論文發表出來。研究一個問題不是容易的，要研究清楚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不易。並且我們要以開闊的眼光，處理好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只有充分吸收其他學科的東西，才能豐富與發展自己；文學地理學是一個開放性的課題研究，其他的一些傳統學科和新興學科的觀念和方法，是可以豐富我們的研究的。我們要讓文學地理學從觀念到方法、從內容到形式不斷地得到豐富，而不要讓這個學科封閉起來。有的人也許喜歡關起門來思考自己的問題，這當然也是對的；但是，如果沒有與其他學科特別是其他學科的最新成果的聯繫，那我們也許經過多少深思得出來的一個成果，其他學科的學者早就提出來，並且已經解決了。加強文學地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聯繫，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發展文學地理學，這一點十分重要。
五是要有學科意識。文學地理學是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提出來的，在方法和方法論上要力求有自己的創造和創新，而且只有在每個人的個案研究做得很紮實的基礎上，才能逐漸地總結起自己的理論來。文學地理學研究者有沒有自己的學科意識，是不是將文學地理學當成一門學科，對於文學地理學的建設非常重要。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往往有很強的學科意識，相繼提出了“闡發研究”、“新人文精神”、“跨文明研究”、“文學變異學”等；如果我們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者也有這樣的學科意識，那文學地理學的早日建立就有希望。
學科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１９至２０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學變革與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雙重作用下興起的。爾後，經過代代學人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國文學史——無論是通代文學史還是更為精細的分類專題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成果，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縱觀百年以來不斷湧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其中最為流行的是注重時間一維的單向度的線性範式——姑且稱之為“藤瓜範式”，即文學史的時間進程為“藤”，作家作品猶如結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後依次排列，循時而進。這種“藤瓜範式”看似提綱挈領，脈絡清晰，實則往往是對文學史研究範式的單向度的片面構型，其根本偏失就在於過於注重時間一維的線性演進，而普遍忽視空間形態及其與時間形態內在交融的立體圖景，結果不能不以犧牲文學史本身的多元性、豐富性為代價。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與不足，面對學術界關於“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爭鳴與期待，我認為有必要重溫一下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提出的意見：“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這裡，陳寅恪先生特彆強調編著文學史應做到“時間先後”與“空間離合”的兩相融合，的確很有預見，也很中肯，對於克服長期流行的“藤瓜範式”之弊、重構一種時空並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學史範式頗有借鑑意義。
文學地理學注重從文學空間的嶄新視境，從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嶄新平台，重新審視一切文學現象、形態與規律，其意義遠不止停留於文學的空間研究，它將直接或間接地催化中國文學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重大變革，為其注入新的精神養液與活力。
梅新林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率先完成了中國文學地理學學術體系的建構，提出了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之“二原”說。開宗立派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學術創新的永恆動力。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而創立中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對於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交融與學術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希望由此引起學術界的熱烈討論與爭鳴。
中國文學地理學
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對於中國文學而言是個成果豐碩的世紀，文學研究被多角度的審視，多方位的拓展，其本體建設達到了極為成熟的自覺狀態，但是，學科劃分的日益細密，也為學術研究設定了重重的壁壘。如何自辟新路，突破現有的文學研究格局，尋找學術創新的支點，成為有抱負的學者在二十一世紀關注與思考的焦點。
理論創新
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建立與進展，首先有賴諸多具體研究成果的累積，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創新的支撐。追溯中國文學地理的研究實踐，可謂源遠流長，比如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所論《詩經·國風》的地域特點，注重以風俗為中介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學作品的關係，堪稱早期地理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典範表述。此後，關於文學地理或區域文學的論述，在歷代的文集、詩話、筆記等中屢屢出現，但多隨感而發，缺少必要的邏輯推繹與理論闡述。到了２０世紀，在首尾兩次略為相似的“文化熱”的激發下，傳統的文學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紀初伴隨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而發生近代轉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繼之則在世紀末再現復興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單篇論文之外，還陸續出現了以曾大興先生《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術專著。袁行霈先生《中國文學概論》也曾列專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討論。此外，楊義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雖然不屬於純粹的文學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學與民族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這些都對中國文學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積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從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要求衡量之，學術界對此還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關研究普遍存在著兩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體系建構，需要同時加以重點突破。其中理論創新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生命與靈魂，但嚴格地說，迄今為止尚無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建樹，因此，這方面的重點突破，最為迫切，但難度也最大。鑒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作為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場景還原”說的要義，就是從文學概念或對某種文學現象的概括向具體鮮活、豐富多彩的特定時空場景還原，向更接近於文學存在本真的原始樣態還原。真正的文學研究如同文學創作，切不可捨棄那些具體可感的特定文學時空場景，更不可捨棄發之於那些生動鮮活而蘊義深遠的特定文學場景的真情感動。茲舉兩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冬，陳亮自東陽赴上饒拜訪退閒在家的辛棄疾，二人同游鵝湖，共飲瓢泉，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陳亮小住十天后，兩人又同去紫溪拜會朱熹，未見，陳亮先行東歸。別後第二天，辛棄疾為挽留陳亮，一路追去，至鷺鷥林，雪深泥滑，獨飲小村，夜宿吳氏泉湖四望樓，忽聞鄰笛淒涼，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賀新郎》詞（把酒長亭說）。五天后，陳亮奉原韻賦詞《賀新郎》（老去憑誰說）以答。別後，辛棄疾又作《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寄之。兩人都在詞中寄寓壯志難酬的悲憤和一致主戰的心愿。二是清代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四月，吳兆騫因丁酉科場案為仇家所誣，長流寧古塔後，顧貞觀、徐乾學、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終以文才打動納蘭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十一月中旬，吳兆騫在歷經長達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後，自寧古塔返還京都，徐乾學大設宴席，親朋紛紛前來相賀。酒過數巡，徐乾學起身賦詩一首，徐元文、納蘭容若、潘耒、馮溥、陳其牟、王士禎、吳樹臣、尤侗、毛奇齡等次韻奉和，吳兆騫本人也當場賦作《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詩：“金燈簾幕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卻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湲。”……此景此情，的確令人感嘆不已，感奮不已，它不僅留給我們一幅幅具體可感、形象生動的文人生活圖景，而且也一同賦予我們一種震撼心魂的信念與力量。所以，所謂“場景還原”說，既是對一種鮮活生動、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學樣態的回歸，同時也是對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歸。
然而，就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特定的具體的文學場景畢竟僅僅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單元，無數個文學場景的組合與演進，才能構成整體的文學時空圖景。鑒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場景還原”說的基礎上，再提出“版圖復原”說，版圖之“版”，意為戶籍，《周禮·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為戶籍之意；版圖之“圖”，意為地圖。版與圖組合為版圖，既可通指一國的疆域，同時又可分指經濟、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狀態，如政治版圖、經濟版圖、文化版圖，等等。文學地理的核心關係是文學家與地理的關係，其中文學家是主體，是靈魂；地理是客體，是舞台。文學家的“戶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學活動空間與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學家的“戶籍”又非凝固不變，而是始終處於活動之中的，因此以文學家為主體與靈魂、以地理為客體與舞台的文學版圖也就始終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文學版圖的復原即是通過文學家的籍貫與流向，還原為動態、立體、多元的時空並置交融的文學圖景，此即“版圖復原”說的精髓所在。
“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是相互貫通、相得益彰的。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於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如果說，文學版圖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整體的概念，那么文學場景則為具體、特定的時空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複的，是高度個性化的時空組合。因此，把握了文學“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精神實質，並將兩者有機地融為一體，相信可以在微、巨觀兩個層面上為建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並可以克服缺乏文學地理與中國文學地理獨特性的模式泛化現象與傾向。
體系建構
對於中國文學地理學而言，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就如靈魂與骨架，無魂不活，無骨不立，兩者缺一不可。以“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為兩大理論支點，然後通過重點提煉“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範疇予以密切配合，這就為“理論創新”之“靈魂”與“體系建構”之“骨架”的融會貫通與邏輯轉換鋪平了道路。體系建構既是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另一需要重點突破的關鍵所在，也是標誌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形成的核心成果。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的最為關鍵的要素來看，首先是文學家籍貫分布，然後依次為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這如同一個啞鈴結構，文學家的籍貫分布是整個文學地理的基礎和始點，但它是靜態的、平面的、單向的，與此相對應的區系輪動則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而中間最重要的三個環節分別相當於“動脈”、“心臟”、“靈魂”的功能與作用。
１、流域軸線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動脈”的作用。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三橫一縱的展開，猶如四大動脈貫通於中國文學版圖之上，彼此在伴隨中國文學版圖自西北向東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繼發揮主導作用。其中黃河流域軸線具有先發優勢，長江流域軸線具有次發優勢，珠江流域軸線具有後發優勢，而運河流域軸線則在溝通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構成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黃金水網”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後由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與京杭大運河相配合，一同構成環東南沿海的弧形“黃金連線”，此與運河與黃河、長江三河交匯的“黃金水網”一同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家最密集的分布區。
２、城市軸心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心臟”的作用。城市軸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間結構和行政關係的城市序列在中國文學版圖的構成與演變中所發揮的最為核心的作用——不僅城市本身成為最活躍、最重要的文學活動舞台，而且也是進一步驅動文學版圖演變的核心動力所在。由於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這四大流域軸線上，流域軸線為城市軸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條件，而城市軸心的轉換又帶動著流域軸線的移動，彼此連為一體，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城市軸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設立與調整中，推進城市軸心體系的完善與軸心功能的發揮，然後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納和積聚各種文學資源，發揮文學軸心作用，成為文學版圖的“心臟”所在。其中始於西周首陪都制所開創的“雙都軸心”源遠流長，別具一格，是城市軸心體系中的核心所在。由“雙都軸心”將不同等級的城市網路連為一體，並通過“京都情結”的內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將各地的文人群體吸納其中。
３、文人群體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靈魂”的作用。作為文學活動與創作的主體，文人群體的流向隨時都在改變著並最終決定著中國文學版圖的整體格局，決定著文學區系輪動的方向與節律。文人群體的整體地域流向，總是圍繞不同級次的城市軸心，從外邑流向都城，從邊緣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學、應舉、仕進、授業構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力為動力的正向運動；二是由隱逸、貶流構成的離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離心力為動力的逆向運動；三是由遊歷、遷居構成的互動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離心力為合成動力的互動運動。以上三者，以前者為主導，以後二者為輔助，在“極化—擴散”的對流與互動中，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體也因此而歷經不同的排列組合，然後逐步成長為不同的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
以文學家籍貫地理分布為基礎，然後依次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單向走向多元，最後便進入對文學地理區系輪動的動態模型建構與規律探討。綜合中國文學地理的空間分布與時間演變來看，大致可以將其歸結為“內圈”八大文學區系與“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內圈”八大文學區系，即指秦隴文學區系、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巴蜀文學區系、荊楚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前六大文學區系分別座落在黃河、長江流域軸線上，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則分別座落在運河流域、珠江流域軸線上，然後環繞東海岸線而完成區系之間的連線、過渡與轉換。這八大文學區系既在空間上同時並存，相互影響，又在時間上依次輪動，不斷演化。“外圈”四大文學區系，即指東北文學區系、北部文學區系、西北文學區系、西南文學區系，這是“內圈”八大文學區系輪動過程中不斷向外擴散並由此構成內外互動的結果，也是各代文學“拓邊”運動的重要成果。
從“內圈”八大文學區系與“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態勢來看，處於核心層面、構成核心動力的，則是“內圈”八大文學區系。其在總體趨向上，是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先後經歷了五次循環往復運動，也由此劃開了中國文學地域區系輪動的五個階段。第一次運動始於五帝傳說時代，終於商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後重心落在齊魯、燕趙、三晉三大區系的三角地帶。第二次運動始於西周，終於戰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後重心落在齊魯與荊楚文學區系。第三次運動始於秦漢，終於南北朝，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後重心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四次運動始於隋唐，終於南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後重心再次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五次運動始於元代，終於清代，依次從燕趙文學區系向齊魯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後重心仍落在吳越文學區系。
以上各文學區系五次循環輪動的軌跡與規律，作為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的最終結果，是始於文學家籍貫地域，中經流域軸線之“動脈”、城市軸心之“心臟”、文人流向之“靈魂”三個關鍵環節的接力與互動而逐步形成的。
在悠遠而廣袤的時空中，中國文學的“內圈”八大區系與“外圈”四大區系歷經五次循環運動，重心最終從西北轉向東南。最令人難忘也最令人感慨的是秦隴區系猶如一台巨型“發動機”，一次又一次地發起由西北向東南的區系輪動，而吳越區系則如一個巨型的“聚寶盆”，也一次又一次地向秦隴及其他區系吸納文學資源，在流域軸線之“動脈”、城市軸心之“心臟”、文人流向之“靈魂”三者的綜合作用下，最終塑就了中國文學版圖的獨特景觀，對此，任何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學者都不能不予以密切的關注。然而更需要我們深入思考與研究的是，中國文學版圖演變的這一趨勢與結果所產生的後續效應和深遠意義。實際上，地理變遷從來都不是一種無序的偶然現象，而具有極為豐富的現實與象徵意義。從西北向東南的循環區系輪動，從內陸河流的東西走向，轉為人工運河的貼近濱海地區的南北走向，由京杭大運河溝通兩河流域，構成“黃金水網”，又推動黃河、長江、珠江三河三角洲連為一線，構成環東南沿海的“黃金連線”，從而使之成為從內陸走向沿海、由本土連線海外的紐帶和通道。自晚明尤其是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巨觀背景下，西人紛紛經此踏入中土，國人紛紛經此走出國門，中外文學也由此實現了對接與交流。就此而論，中國文學版圖從西北向東南的區系輪動，既出於西北文學資源逐步消耗殆盡的客觀原因，同時也未嘗不是一種交融著朦朧與清醒的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主動選擇。每當我們面對八大文學區系猶如展翅東飛之雁陣的優美構型，都可以從中領悟一種歷史的啟示，並由此獲得一種精神力量。
相關書籍
《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
梅新林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書籍除了選題上的立意高遠外，該書的另一大特點是頗為完美地將巨觀思辨與實證分析統一起來，堪稱精深縝密之作。全書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性概念，首先將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場景還原”、“版圖復原”之“二原”說為理論支撐，然後根據從靜到動、從平面到多元的學術理路，重點圍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要素，即從文學家籍貫分布的“本土地理”出發，依次向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等三個層面展開，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模型及演化的探討。全書邏輯嚴密，理論性與體系性極強，突出體現了作者巨觀思辨的深度。同時該書非常注重實證分析。全書有圖18幅，表格66張，加上書中比比皆是的數據列舉和分析，形象而直觀。在時間跨度上，上至夏商周，下至近代，縱橫幾千年，重要作家在重要區域的文學活動庶幾囊括其中，足可見出作者的用力之勤，用心之勞。
這部體大思精、資料豐贍的著作，顯然對於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交融與學術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其重大意義，可以概括為三：
一、重建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視域。這首先是從重塑文學史的認知格局開始的，將地理學的視角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將使我們對文學史的認知發生重大的變化，改變甚至顛覆中國文學史的教授、學習乃至研究的現有格局。比如該書所舉的一個事例，“建安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團的重要力量，文學史給人的似乎是七子並肩而立，名滿天下的景象，而巨觀文學史乃是被簡約化了的歷史，它缺失了空間場景這極為重要的一環。實際上“建安七子”儘管同一時代，文名相齊，卻從未完整聚合在一起，建安十三年（208）9月，七子中的王粲最後歸附曹操，而在此前一個月，最先歸曹的孔融卻已被殺，也就是說，最後只有六子相聚魏都鄴城。這足以說明空間視角引入文學史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文學史的發展演進才不是靜態的、平面的、一元的，而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才是真正鮮活的文學史。
地理學的引入對於文學認知是一種視角，對於文學研究則是一種方法。儘管此前已有學者從地理學角度進行文學研究，但那畢竟是零星、不成系統的。“場景還原”和“版圖復原”的提出對於相關研究具有突出的方法論意義。“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的，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於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此“二原”說在微觀與巨觀兩方面為文學地理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
二、奠定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基石。從中國文學地理學學術體系的構建到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樹立，這是發展的必然。獨立而完整的學科，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所構成的整體。正是這些要素的獨立存在，這些要素相互之間發生關聯作用，使得這門學科能夠作為一種規範的或具有科學意義的學術現象，而體現其自在自為的價值。如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學科的構成，筆者認為，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構成要素也應當是三方面，即淵源性要素、內容性要素和方法性要素。《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正是依次完成了對這三方面的論證與思辯，淵源性要素，主要是文學地理學賴以取材、孕育和形成的資源和動因。該書通過對各歷史階段各區域的文學現象的全面梳理，完成了對學科資源類型與範圍的盤點，同時，這種學術資源上的支持也為學科建立贏得了學理上的合法性；內容性要素主要是指文學地理學所闡發的理論學說，該書緊緊圍繞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和區系輪動等五大因素展開，它們從理論上邏輯嚴密地論證了文學與地理學如何融合發展的學術理路。這些內容必將成為學科框架性內容，或者指示學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性要素則主要是文學地理學所闡發和運用的方法論，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兼顧了巨觀與微觀的“二原”說，這也將成為克服研究模式泛化，具有文學地理學特色的方法論。這三大要素的相合表明，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已初具雛形。
三、為跨學科研究提供學術範式。需要說明的是文學地理學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的簡單嫁接，而是兩者的深度融合，這一交叉學科之所以成立，有著充分的學理依據。該書的理論構建與學術論證，為文學與相關學科的融合與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式範本。也足以讓人對於文學研究格局的多向拓展產生新的期待。
當然一個龐大的學術體系的建構，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學科類別上，還需要進一步釐清與相關的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的聯繫與區別，在理論體系之下還需要大量的、無法計數的實證研究來加以充實擴展；在方法論上，還需要更多被細化的操作層面的理論手段；等等，這些也都將指示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路向。
黃霖先生在該書《序言》里頗有感情地說：“從事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前景無限光明”。可以預想，在確定這一光輝的起點之後，文學地理學的運思空間將是何等遼闊曠遠！還可以預想，文學地理學的推行將如何生動地改變中國文學研究的未來格局！
《中國文學地理學論略》
圖書名稱：中國文學地理學論略手書原稿陶禮天徐善長書籍作者：中國文學地理學論略手書原稿陶禮天徐善長
圖書出版社：中國文學地理學論略手書原稿陶禮天徐善長
圖書品相：8.5成品相
庫存量：1本
圖書售價：300.00元
圖書類別：綜合類、其他類
上書時間：2010-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