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
正文
先秦時代諸子散文、史傳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原為著述中的論證手段,並不獨立，但它們的高度文學性,使之逐漸獨立流傳，膾炙人口，而對後世文學產生深廣影響。寓言是藉助於帶有勸諭或諷刺性質的簡短故事來闡明一定道理的文學體裁。中國“寓言”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論之。”一般也稱寓言故事。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質，是比喻發展的高級形式。戰國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別是在民間口語之中。“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尚書·湯誓》)，“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國語·周語》)，都是當時帶比喻性質的謠諺。《詩經》中用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時代的行人辭令,士大夫之間的應對,又常“稱詩以喻其志”（《漢書·藝文志》）,可見朝野上下,比喻風行。《論語·子罕》記載：“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全用比喻對答，較之用諺語與引詩作比，又有所發展。《韓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語：“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接著用比喻加以解釋：“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至此作者還進一步以有形象、有對話、有情節的故事加以說明,運用的就是“扁鵲治病”的寓言,說的都是防微杜漸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韓非則先用比喻，進而用寓言。《莊子》中用寓言來闡發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見由比喻發展為寓言的跡象。
比喻演化為寓言，不見於春秋時期，而層出迭見於戰國，是有其社會根由的。當時，諸侯競逐，七雄爭霸，各國內部新舊貴族相互傾軋，當權者急需一大批為他們出謀劃策、東西遊說之士。諸侯、公子、權貴們招賢養士，多至以千計。而取士的重要標準，則在於高談雄辯。語言技巧，成為士階層研究的對象。諸子之間，百家爭鳴，相互詆訾，亦相互促進。不僅縱橫家要以口舌擅場，即儒、墨、名、法各家，也無不兼縱橫遊說色彩，以言辭成事。此即《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觀其（指戰國）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當時“艷說”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隱語。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動、含蓄幽默、耐人尋味等特點，可以增加語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統治者，往往對大道理聽不進，而喜愛娛心悅耳的故事。
另外，說者不僅要投統治者之所好，還得避統治者之所惡，如有觸犯，就有慘遭殺害的可能。韓非在《難言》篇說到愚者之難說,君子之難言。並作《說難》,生動地陳述了遊說之難：“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攖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戰國策》載孟嘗君要離齊入秦,上千門客都止他不住,蘇秦以“土偶與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築城，門客諫而不聽，並下令不許為諫者通報。齊客卻以“海大魚”的故事說服了他。鄒忌自編故事諷齊王納諫,江一以“狐假虎威”對楚宣王問,蘇代以“鷸蚌相持”止趙惠王伐燕，都足以說明寓言具有免於觸犯驕君權貴而又達到勸諫目的的妙用。
文學的內在因素以及外在社會條件，使寓言在戰國中、後期得到蓬勃發展。《莊子》一書,“大抵率寓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共有200多個。《韓非子》中僅《說林》、內外《儲說》幾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個。其餘如《孟子》、《墨子》、《呂氏春秋》、《晏子春秋》、《戰國策》等書中也不少。《列子》成書較晚，《淮南子》、《說苑》、《新序》、《列女傳》、《韓詩外傳》等書編成於漢人，而其中傳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戰國諸子及史傳作者所運用的寓言，來源約略可分為三：一是民間流傳的故事，如所謂“齊東野人之語”，《孟子》中就多有採用，具有通俗淺顯，詼諧有趣的特點。二是歷史傳說，《韓非子》中用得最多。這些傳說，雖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歷史依傍，作為論證的證據，較有說服力。三是作者創造、虛構的故事，這特別為《莊子》作者所擅長。它瑰麗奇異，最富有文學色彩。
運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說明作者的觀點。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單獨的存在，而是作者議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或者作為譬喻，使所講的道理淺顯易懂，悅耳動聽；或者作為寄託，把要說的道理，通過寓言中的形象表達出來；或者作為論證，用寓言中所說的事情證明文章的觀點。這些都如《莊子·天下》篇所說的：“以寓言為廣”。“廣”就是對自己主張的闡發。
諸子散文大都是哲學著作，哲理比較抽象，乃至深奧玄妙。而寓言以其具體性和形象性，有助於人們理解和接受其論點。如孟子以“揠苗助長”闡明他的養氣說，韓非以“黑牛而白題”（《解老》）來解說老子“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莊子的人生哲學，主張無用之用，一般很難領會。但他用了許多饒有趣味的故事，反覆地加以說明。如以“渾沌鑿竅”（《應帝王》）闡明必須順應自然，以“望洋興嘆”（《秋水》）闡明他的道是無與倫比的，以惠子之樗樹（《道謠游》）說明無用之用，以莊周夢為蝴蝶（《齊物論》）說明人生如夢，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詩意化，免於讓讀者感到枯燥、深奧、抽象。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爭鳴的中心問題。如何才能使人們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諸子百家特別關注的事。利用寓言來幫助闡述政治主張,以《韓非子》最為突出。《韓非子》中內外《儲說》諸篇，先列出政論的題目,接著是說明論題的觀點,後面是一連串的故事。這基本上是一種寫作提綱。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來論證自己的主張的。如以“入澗必死”（《內儲說上》），說明信賞必罰，行法無赦；以“鄭人買履”（《外儲說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說明“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儲說右上》），說明奸臣親幸、賢者無以進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呂氏春秋》，如用“網開三面”(《異用》)批判暴政而歌頌仁德，“掣肘難書”（《具備》）說明為君者必須放手信任下屬，使之有職有權，等等。
用於闡明道德修養的，多見於《孟子》。如“齊人乞墦”（《離婁下》），譏諷追求富貴利達而不顧廉恥者；如“二子學弈”（《告子上》），闡明學習須專心致志；如“月攘一雞”(《滕文公下》)，說明知道了道義就應當堅決實行。用於闡明縱橫策略的，主要在《戰國策》，如季梁以“南轅北轍”（《魏策》）勸止魏王伐趙，陳軫以“畫蛇添足”（《齊策》）勸止昭陽攻齊等等。
闡明論說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觀意義。這兩者有時是一致的，有時不完全一致。因為同一觀點,可以用幾個寓言去說明;同一個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如諷刺墨守成規,《韓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鄭人買履”，《呂氏春秋》有“刻舟求劍”和“荊人涉澭”。類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來說明攻敵用兵可乘虛而入；在《莊子》中則用以說明處世要順應自然，避開矛盾；在《呂氏春秋》中又用來說明精神專注可通於異物；今天則用它來說明按客觀規律辦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價值不止於此。縱觀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當時社會面貌。《列子·周穆王》寫尹氏與趣役者夢覺的對比，可看到階級的對立,勞役者受著沉重的壓迫剝削;《呂氏春秋·精通》寫鍾子期聞擊磬,記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兒淪為奴隸的一家悲慘遭遇;《莊子·則陽》寫觸蠻之戰,反映統治者為了爭城奪地而造成“伏屍百萬”的嚴重後果；《莊子·山木》寫莊週遊雕陵之樊的所見所遇，用象徵的手法描繪了人與人之間弱肉強食的恐怖關係；《莊子·至樂》有髑髏見夢於莊周的故事,說明生不如死快樂;《列子·周穆王》記華子病忘，說明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社會的黑暗與冷酷。“月攘一雞”，見貪婪的本性不改；“涸轍之鮒”（《莊子·外物》），說明統治者見死不救；“見金不見人”(《列子·說符》)、“澄子亡衣”（《呂氏春秋·淫辭》），諷刺利令智昏者；“鄰人之女不嫁”（《戰國策·齊策》）、“儒以詩禮發冢”（《莊子·外物》），揭露面目虛偽、行為齷齪者；“漢陰丈人”（《莊子·天地》），突出愚者頑固；“井底之蛙”（《莊子·秋水》），譏諷淺見之人的盲目自滿；鄭袖（《韓非子·內儲說下》）、楚余(《韓非子·奸劫弒臣》)，則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當時社會的本質、人情的善惡、世態的冷暖，通過寓言這一面鏡子，逼真地反映出來，在認識社會方面給讀者以不少啟發和教育。
寓言作者往往能馳騁豐富的想像，虛構情節，塑造出生動的形象。這方面尤以《莊子》為巨擘。司馬遷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言其書“皆空語無事實”，《莊子》作者自己也說“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來表達思想。斥譏笑大鵬（《逍遙遊》）、櫟社夢告莊子（《人間世》）、盜跖怒斥孔丘（《盜跖》）、藐姑射之神人（《逍遙遊》）、形殘德充的支離疏（《人間世》），等等，千奇百怪，極盡寓莊於諧之能事。《韓非子》中多用歷史故事，較近乎真實，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藝術加工。《外儲說左上》記申子告韓昭侯行法度必須拒絕“聽左右之請”，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請仕其從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藝術概括。事實未必真有，意義卻很典型。
誇張，把人物、事件的特徵加以擴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湯問》中塑造了音樂家韓娥的形象，說她的歌唱“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莊子·徐無鬼》寫匠石揮斧成風，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層薄粉削去，而郢人鎮定自若，都刻畫得奇妙動人。
擬人化，賦予自然界裡的生物與無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徵,從而反映社會生活,這也是先秦寓言裡常見的。鵷雛的清高，鴟的醜陋,虎的兇猛,狐的狡猾，都是人們所認定的特性。把這種生物的特性，與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徵巧妙地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戰國策·楚策》）、“鴟得腐鼠”（《莊子·秋水》）等故事。《莊子·大宗師》記有一個很短的寓言：“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冶金時確會發生“踴躍”的現象，莫邪確是冶煉鑄造出來的金屬利劍，這些都體現了金屬的特性，同時又把以英雄豪傑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諷刺的意味不難體會。這種擬人手法,大量見於《莊子》，其次是《戰國策》以及《韓非子》等。
先秦寓言一般都寫得比較簡煉，但亦不乏生動的描寫。盜鐘者聞鐘聲而“遽揜其耳”(《呂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歸”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孫丑上》)，《莊子》中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人間世》)，醜婦“捧心而顰其里”（《天運》），壽陵餘子“匍匐而歸”（《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於神人的仙姿（《逍遙遊》）、庖丁的絕技（《養生主》）、大魚的奮鬐（《外物》），種種描繪，更是體察入微。還有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寫齊景公游海，聽到相國晏嬰病危時，“遽起”，促駕良馬，令善御者騶子韓樞駕車，“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刻畫了一個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寓言的運用者不同，寓言的語言風格也各異。但由於它們多來源於民間，所以有著共同的洗鍊生動、口語化、個性化等特點，並常用獨白、對話等形式。運用者為了把喻意點明，又常以粘連的手法，使語意雙關。例如《莊子》引“龍頷得珠”後說：“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粉夫！”（《列禦寇》）。《韓非子》引“郢書燕說”後說：“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外儲說左上》），《戰國策》引“畫蛇添足”後，陳軫告昭陽：“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這種粘連，雙關手法，使文章顯得幽默含蓄，能將所要闡明的事理鮮明地揭示出來，收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先秦寓言產生的時代與伊索寓言相近，其價值也很可貴。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它直接影響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劉基等人的寓言創作，使寓言脫離了論說、史傳而獨立成體，甚至日後還出現了帶寓言性質的詩歌、歌曲。而更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著上繼神話，下啟小說的作用。《莊子》中關於渾沌、黃帝、堯、舜、羿等的刻畫，都採用了神話的題材；“師曠鼓琴”（《韓非子·十過》）中用誇張手法塑造的形象，與神話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類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鷸、蚌、罔兩、影、蛙、鱉、櫟樹、髑髏與神話中日、月、山、川、風、雲的擬人化，寓言中鯤化為鵬與神話中禹化為熊的人物變形觀念，也都是一脈相承的。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簡單的故事情節,有個性化的對話，啟發了後代小說的產生。《韓非子》中的《說林》、內外《儲說》，記述了許多民間故事，實為漢魏雜事小說的萌芽；《莊子》中許多寓言記述了鬼怪異事，是魏晉以後志怪小說的鼻祖。《搜神記》中荀伯遇鬼誤殺兩孫的故事，即從《呂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殺子的故事化出。《聊齋志異》陸判為朱爾旦換心的故事，也從《列子·湯問》中扁鵲為魯公扈趙齊嬰易心的故事蛻變而來。《孟子》的“齊人乞墦”，明代孫仁孺加工成《東郭記》,清代又編了《東郭簫鼓詞》。《莊子》中莊周夢蝶、妻死鼓盆、髑髏見夢等,後人演為《三勘蝴蝶夢》、《大劈棺》等戲劇。魯迅《故事新編》中的《起死》也本於此。至於後代詩、詞曲中熔鑄先秦寓言為故實的，更是俯拾皆是。
參考書目
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中華書局，北京，1959。
朱靖華：《先秦寓言選擇》，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 1959。
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長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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