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書簡介
《文史通義》類型：史學理論
成書時間：清嘉慶六年（18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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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像章學誠在這部書中提出了“經世致用”、“六經皆史”、“做史貴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建立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同時還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誌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建立了方誌理論體系，創立了方誌學，從而奠定了章學誠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章學誠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一文中回憶他的童年時說：“仆尚為群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這說明章學誠自幼對經學和史學理論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所發的議論經常令大人吃驚，在這方面顯示出良好的資質。
章學誠十五六歲時，隨父親到湖北應城，從館師學習舉子業。但他對此卻很厭煩，於是偷偷說服了妻子，將金銀首飾摘下，賣錢換來紙筆，雇來縣裡的小書吏，連夜抄錄春秋內外傳，以及東周、戰國時的子、史書，然後根據自己的意圖，把它們分析開後重新組合，編纂成紀、表、志、傳體裁的史書，共100多卷。可是這些事情還沒來得及完成，他便因“館師所覺，呵責中廢”。可見他在青少年讀書時期，主要經歷也是用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的。
《文史通義》書影章學誠在太學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決心著手撰寫《文史通義》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學誠因“二三當事，猥以執筆見推”，進入太學志局，參與《國子監志》的編修工作。但他一旦進入志局，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顛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數年之後，章學誠忍無可忍，於是憤然離開志局。
離開志局後不久，他給曾任順天鄉試考官、一向很關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和今後的打算。他說：“學誠用是喟然謝去，非無所見而然也。昔李翱嘗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幾至三代兩漢，而史才曾無一人堪與范蔚宗、陳承祚抗行者，以為嘆息。夫古人家法，沈約以前，存者什五，子顯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監領，一變馬班以來專門之業，人才不敵陳、范，固其勢也。每慨劉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歷景雲、開元之間，三朝為史，當時深知，如徐堅、吳兢輩，不為無人，而監修蕭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腫，坐嘯畫喏，彈壓於前，與之錐鑿方圓，抵齬不入，良可傷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遷，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旨已見。”劉知幾，字子元，是唐朝著名的史學理論家，曾在史官中任事多年，後因忍受不了史官人浮於事、相互扯皮和嫉賢妒能的腐朽官僚體制，憤然離去，退撰《史通》，於是成為一代史學名著。章學誠在這裡通過敘述劉知幾在史館裡的遭遇，不僅暗示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自己開始撰寫《文史通義》的原因和動機。
《史通》關於《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年代，章學誠未曾明確說過，但還是可以通過他的一些行跡和言談推斷出來。
在上面給朱春浦的這封信中，章學誠還說道：“出都以來，作為《文史通義》。”這表明《文史通義》一書的動筆時間，應當在他出都後不久。根據他信中說明的情況，章學誠是在出都的次年寫的《文史通義》，那時已經距離他離開故鄉整整20年了。章學誠離開故鄉是1753年，則《文史通義》的動筆時間應當是1772年，章學誠時年35歲。
由於章一生貧窮，為了生計常常要四處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穩坐下來從事學術研究，所以《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時斷時續，進展十分艱難和緩慢。學誠逝世前一年，因為積勞成疾，已經雙目失明，即使這樣，仍筆耕不輟。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計畫的《圓通》、《春秋》等篇還未及動筆，便遺憾地死去。可見，《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自章學誠35歲起，至他64歲逝世時止，共歷時29年。但嚴格說來，仍沒有寫完。
內容精要
清·高其佩·胤禛行樂圖章學誠為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為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為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說：“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專家點評
他把闡發史意作為《文史通義》一書的最高宗旨，也是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關的。自清初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之後，由於清政府採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合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至乾嘉時代，考據學者們終日埋頭典籍，不問世事，竟為無用的魚蟲之學。章學誠認為，這是從明人無本空談的一個極端又走到了過分強調徵實的另一個極端了，因而對考據學風應當有所矯正，提倡發揮自己的主觀見解，他在《與汪龍莊書》一文中說，“今日學者風氣， 徵實太多， 發揮太少， 有如桑蠶食時， 而不能抽絲。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表明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宗旨，也有矯正時下考據學風之意。
清·金農·蕃馬圖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撰寫的《史通》，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了第一個高峰，後人若要趕上或超過他，就必須尋找到前人遺留下的空隙，並以此為突破口，創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決不能走前人走過的路。當章學誠青年時就在史學理論方面嶄露頭角，人們把他與劉知幾相比，他不但不高興，反而辯駁道：“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正是因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大力倡導史意，言劉知幾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起第二個高峰，真正能夠做到與劉知幾比肩齊名，否則是無論如何也不及劉知幾的。
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第二個目的，是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他在《與陳鑒亭論學》一文中明確地說明了這個目的。此外，還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表達過這類意思。所謂“校讎”，不僅局限於核對書籍、釐正錯誤的一般校勘性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校讎通義》的序文中，曾對這一詞語做過界定：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於此。”他為校讎這一詞所做的定義在《文史通義》一書中，自然也得到了印證。如他在《與嚴冬友侍讀》一文中說：“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
清·徐揚·《乾隆帝南巡圖卷·視察黃河》之一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第三個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他是浙東史學的殿軍，繼承並發展了浙東史學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他認為，著史如果不切合當時人事，便沒有資格談論史學。他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文史通義》一書的經世致用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清·女子肖像其次，扭轉僵化的考據學風。這點前文已有論述。
再次，對考據學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風進行揭露和抨擊。章學誠在《又與朱少白書》一文中說：“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為之言，不盡為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蠐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也。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歟！”
《文史通義》還為我國方誌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誌論文。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 編修方誌的實踐中。編修方誌在他一生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為方誌學建立的極其重要人物。梁啓超把他譽為我國“方誌之祖”、“方誌之聖”。78 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誌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啟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為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但該書內容龐雜，結構鬆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為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於“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妙語佳句
做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書籍目錄
卷一內篇一
卷二內篇二
卷三內篇三
卷四內篇四
卷五內篇五
卷六外篇一
卷七外篇二
卷八外篇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