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外省人是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便已定居台灣的客家人和福建移民對於二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人民”之廣義俗稱。
在台灣特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台的中國人（新住民）俗稱，尤其是1949年後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陸居民為最大的移民潮。台灣的“外省人”稱呼不僅帶有族群含義，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意味；早期定居台灣的客家人與福建移民以自稱“本省人”同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移民作區別。
雖然漢族、其他民族及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為五千年中華文明作出貢獻，但由於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省籍的華人都有地域上的差異。而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江流域內，外省人、粵語叫外江佬，泛指粵籍華人之外的族群，尤其是講外省口音或操國語的人；當然其他省籍也有類似稱呼，但對內普遍稱呼為“同胞”，而對外以稱“中國人”居多。
緣起
在台灣地區，“省”級行政單位現雖已經虛級化，但“外省人”一詞還是習慣性的在台灣被使用。戰後中國大陸各省軍民移入人數難以有效統計，依據1956年戶口普查中，非本土籍人口約93萬人，加上未設籍軍人27萬人，共約121萬人，約占當時台灣人口937萬人中的13%。目前“外省人”人數因與本省人通婚而難以判定，一般認為約占台灣現有人口的13~15%。
曾有人建議用廣義的“新住民”一詞，代替“外省人”。但因無法將“外省人”與近期大量移居台灣的東南亞、大陸 配偶相區別，且在“原住民”與“新住民”之間來台之移民，也無法在此“原--新”二元語境下得到較好定位，是故此一概念雖容易衍生問題。另外也有“49族”一說，此說法是因為外省人大多是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人士，但此說法鮮少被使用。
關於本省人與外省人，有一個知名的暱稱：“芋仔”（外省人）、“蕃薯”（本省人）。二次大戰後，台灣因白米價格較貴，本省人常以蕃薯為主食，且台灣的地形輪廓類似“蕃薯”之形狀，故台灣本省人往往以“蕃薯”自稱；而以芋仔稱呼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遷居來台的外省人。如：隨政府來台的老兵常被稱為老芋仔；有趣的是芋頭是台灣土生作物，反而蕃薯是外來引進的作物。
分布
外省人多在1949年前後，隨著國民政府從大陸遷到台灣。除少數高官將領是搭乘飛機來台外，其餘多半為乘船渡海來台，因此集中在高雄港與基隆港上岸，而後政府將外省人安遷至台灣各地，因此台灣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來台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公家安置的地點，形成台灣特殊文化的眷村，亦有一些外省人散布在眷村之外的地方居住，還有以外籍配偶等其他身份的外省人也很常見，但與二次大戰、國共內戰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的居住環境不同，只有語言、習慣、部分文化相同。
外省人的人口目前約占台灣人口的13%到15%，依百分比統計，大約300萬至340萬人，以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等沿海省市及湖南、安徽、四川等中國大陸 南方內陸省份者為多，來自西北及東北的人則較少。目前在台北市，籍貫為外省人口比例者約有80萬人，占台北人口將近30%，是台灣外省人人數最多的行政區，亦為外省人比例最高的縣市。其次則是花蓮縣，約占25%。
定義
一般而言，族群的歸屬，以父系血緣為主。來台定居的大陸移民第一代男性後來在台灣結婚後生育的子女，由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常被稱為外省人第二代。
現今台灣人大部分是明鄭到台灣清治時期的移民，其中以閩南人和客家人為主，祖籍以福建為主，次為廣東、浙江等省，在台灣日據時期結束前來的外省人，一般論為台灣人。
父母兩方若男方為大陸移民，子女在省籍調查時即被歸類為是大陸移民。但若男方是本省人，就算是與外省人女性結婚，子女一般被視為本省人。例外如連戰其母為外省人，惟其父連震東為本省人（半山）。
隨著時代推移、再加上語言差異的縮小，省籍隔閡已逐漸消失。
語言
一般來說，在台灣的外省人多半使用國語（國語），在同鄉之間則會使用方言；而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平埔族則以使用閩南話和客家話為主，各原住民族則使用各族母語，在台灣日治時期，不同語言的各族群則多以日語作為交談媒介。
國民政府遷台後至1986年，倡導在正式場合使用國語，不使用方言(如學校、法院、軍隊、公家機關、事業)。部分人士認為，此語言政策對外省人有絕對優勢；但對於從大陸各省來台、也有自身方言的外省人來說，學習國語的難度並不比台灣本省人低。目前台灣因職務需要（如醫生）而須使用閩南話或客家話方言的相關行業者頗多，台灣本地方言使用能力更被列入求職時的要求。
用語言來分辨省籍是非常不準確的，在台北市以國語為主流的社會下，許多本省人，甚至二十世紀90年代出生那一輩都不習慣，或者完全不會講台語。而這些外省人中，最多來台灣的是來自廣東和福建一代的，他們要融入台灣的社會可能不用到兩三年。
有許多外省籍藝人台語講得非常道地，包括己逝電影演員柯受良雖然出生在中國大陸，但台語講得比台北的本省人道地，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或者像文藝片導演侯孝賢也出生在中國大陸，是正統的梅州客家人,他的台語就是純高雄腔。全民最大黨的主要成員郭子乾、宏都拉斯、白雲和邰智源等，都是外省人，台語都講得很好。
許多眷村的第二代，因為沒有在公家機關上班，在社會上立足，或者從小和本省小孩接觸，台語都講得很道地，反而有講話會有台灣國語。
只是因為國語是主流語言，大都市的外省人又傾向政府機關工作而習慣用國語，而台語是屬於社會上普偏的語言，學校又不教，不代表外省人就不會去學，語言是環境造成的，許多外省老兵本身母語就不屬於官話系統，孩子又在幾乎是本省人的環境下長大，自然就被同化成當地的人了。
生活情況
居住
早期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相當多，其中有不少是逃難到台灣，或是韓戰時期選擇前往台灣的大陸出逃人士。
安頓這些外省人成為早期遷台政府的重要課題，當時國民政府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在對一般外省人安置問題上並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除了部分政府官員住進了日本人留下的官吏別墅或公家高級住宅外，大多都是被集中臨時安置居住，形成台灣特殊的“眷村”，然而眷村的安置是臨時行的安置，並不是很嚴謹的規劃。
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政府多將眷村改建成新式國民住宅，進行都市更新，時至今日眷村政策仍對現今社會有所影響
飲食
外省人為原本散居在各省市的居民，飲食習慣多元豐富，來到台灣後基本上飲食習慣維持不變，因此許多中國各地的美食小吃，都隨著這些移民來台而出現在台灣，後來經流傳而融入台灣社會。像川菜、湘菜、浙菜在台灣都有一定的市場，而台灣傳統飲食中較少的麵食類，包括水餃、饅頭、包子等都已經成為台灣普遍的飲食，其中牛肉麵更是從眷村中改良發展出來，變成了台灣特色美食之一。而像永和豆漿最初亦為其所創，現已發展至台灣各地，食用者也不限於外省人之中。
職業
由於大陸移民多為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者，因此在職業上以軍人、公務員、教師、公家機關雇員等為多，來台之後一些退役軍人經政府退輔會輔導轉業成為農民，或者成為工人，而其後代子女則從事各種行業，由於早期大陸移民家庭的社會資源大多集中於上述軍公教部門，故其子女投效軍旅、從事公教人員者的意願較老台灣人高。
家庭
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來台的大陸移民之中，多為單身的年輕男性軍人，女性較少。其中部分在大陸已有婚室子女，但多半元配並未跟隨來台，只有絕少部分人可以舉家遷台。因此，不少移民男性都面臨婚姻問題，後來有不少與本地人結婚。
然而有部分老軍人，由於政府政策關係一直未婚，形成老軍人晚年無依無靠的困境，解嚴兩岸開放探親交流後，有相當多老兵回到大陸娶妻。
省籍問題
台灣省部份本省人認為台灣的省籍情結主要是在政治理念上、而實際上或者可說是藍綠鬥爭或統獨衝突，台灣因為省籍隔閡所造成的民眾大規模流血衝突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仍有不少對抗。當然，關於省籍衝突的原因，亦有觀點認為並不完全只因政治理念不同、單純的藍綠對抗等等，也包含生活習慣不同、語言不通（例如：國語VS台語）、抗日戰爭剛打完時國民政府對本省外省並未一視同仁（對外省人會比較偏心，外省人的福利優於本省人例如同工不同酬等等）。引起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有很大的主因是在於本省外省之間的摩擦。
長達38年的台灣戒嚴時期，移民階層在政治、政黨、軍事、媒體、藝文等領域的優勢在1990年代之後逐漸淡化。過去國民黨政府在政治及資源分配上讓外省移民掌握地方勢力（包括縣市長、省議會等），但外省移民籍官員（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還是在中央政府占有數量與位階較高的優勢。
有部分觀點認為，台灣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之後才成為中國領土，但在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前，僅為中國其中的一個省，不過國民黨已經失去了中國的政權，卻到1986年才廢止“考試法”內容，或鑒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欲鞏固對台灣“一黨獨大”地專制統治，乃制頒所謂“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分區定案額檔案”，期透過“省”為單位作公職人員考試分發的標準，好掌控公務員來源以穩定其統治，引爆了族群之間不對等的爭議，甚至外省人之間也不對等，為數眾多的江浙人與少數的東北人之間也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
而今政策修正，考試制度也變為公平，本省籍人士得以用公務員考試、普考、特考等公務人員考試成績考入公家服務，本省人也可以透過選舉擔任公職（如縣長、市長、議員、立法委員等），情況趨於緩和，現今外省移民人士在政壇上層的數量已經減少。
目前國民政府有效統轄地區除台灣省外，尚有福建省連江縣之一部份，以及福建省金門縣之部分。在台灣外省人一般而言專指1949年前後撤來台灣之人口統稱，但金馬兩地之人來台也或會被歸類為外省人，此有歷史經驗、族群認同、語言和政治因素四大原因：
歷史經驗：金門縣與連江縣馬祖列島在歷史上就為中國管轄，清代屬福建巡撫管轄，甲午戰爭亦沒有隨台澎割讓日本，故不曾經歷台灣日治時期與皇民化運動。金馬兩地與台灣同歸中國所轄，是在1945年以後的事，且繼續劃歸福建省政府，該省政府目前仍設於金門縣。故兩地與台灣的歷史經驗和對中國認同觀念存在很大的差異。族群認同：金門與馬祖一直在行政隸屬上屬於福建省，對金馬當地人而言，本土、本省的概念皆為“福建”而非“台灣”，金馬人也以“福建人”為稱。因此當“台灣”成為近來台灣族群認同號召時，金馬地區並未對其產生強大的認同與共鳴。語言因素：馬祖屬連江縣，位居閩江口，近福州，居民通行語言是福州話，與台灣多數本省人使用的閩南語不同，根本無法通話。而金門縣雖同屬閩南語區域，但其閩南語系廈門腔，與經過台灣日治時期之後的台灣閩南語也有辭彙、語音上的些許差異。故所以兩地在語言上與台灣本島及澎湖群島的閩南語也不盡相同。政治因素：金馬兩地由於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軍區壓力，自1950年代以來長期受戰地政務制約，無法正常發展民政民生，作為“前哨”，對台灣本島有其特殊感想。所幸台軍大批駐軍挹注消費，使金馬經濟尚稱穩定。自台灣解除戒嚴與金馬裁軍後，雖然國民政府採取增設金門國家公園、開放小三通、島內民眾觀光等措施，但金馬經濟不見起色。相對於大陸閩南金三角地區之日趨繁榮，兩地民選首長希望國民政府能採取更多有效措施挹注，故而台金兩地政治紛爭時有所聞。
同時，在民意調查中，金馬對泛藍政黨的支持度高達九成以上，甚至高於台灣本島的移民，因此更無法被以福佬人為主的泛綠政黨視為“台灣人”。金馬為“外省”的觀念，也獲得金馬人士與台灣本島統派的認同。因此在金馬與台灣本島間，也存在“省籍問題”的緊張。隨著小三通的開放，越來越多的金馬本地人重新與大陸地區聯繫交流，包括求學族群認同落差越來越大。
政治
由於早期的對日抗戰經驗，還有國共內戰中所遺留下來的仇恨，許多第一代的外省人對國民政府以及國民黨存有高度的認同，並且對日本與中國共產黨採取敵視甚至是仇恨的立場。而且因為大多數外省人是隨同國民軍隊撤退來台，加上早期外省人在國民軍隊中發展機會較台灣人更好因而從軍意願較高，所以在1949年的古寧頭與登步島大捷，還是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其因為從軍的緣故而成為抗擊中共統一台灣的主力，而且也在冷戰時代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共進行破壞與偵查的活動。
毫無疑問的，第一代的外省人，是堅決反共的一群人，也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友，然而基於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對中華民族主義的認同，他們也反對任何意圖使台灣脫離中國的行為，因為在他們的認同裡面，所謂的中國即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還有外蒙古的“中華民國”，再加上早年中共曾經支持過黨外與國民黨政權對抗的事跡，因此只有“中華民國”的國家正常化，沒有“台灣國”的國家正常化，追求“台灣國”，在他們眼中不只是分裂國土的行為，而且也是配合共產黨準備顛覆政府的叛亂罪行。也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老外省人仍然把中共、黨外與台獨視為所謂的三合一敵人，決不妥協。
然而對於第二代的外省而言，雖然他們普遍能夠理解第一代外省人對中國家鄉的眷戀以及他們對共產黨的仇恨，然而他們卻認為上述的政治思想顯然是已經過時的概念了。尤其是許多外省裔第二代在接受了美國民權運動的洗禮後，不是投入黨外運動，就是成為了國民黨內的革新保台。
這一批新的外省人雖然在民族認同上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華人，但是卻都是在台灣相對安逸的環境下長大，對於中國的故鄉已經失去了自己父輩的認同，所以他們雖然不主張台灣獨立，但是也無法認同第一代外省人反攻大陸的主張。在革新保台派的眼中來說，兩岸就算要統一，也是要透過和平的方式完成，所以比較傾向於蔣經國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概念。然而更多的第二代外省人，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逐漸體會到自己與大陸民眾的差距已難以磨合，所以便走向了主張永久維持現狀或者支持“兩個中國”的道路，並願意承認自己是所謂的新台灣人。當然，也有相當數量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一代外省人認可了民進黨所謂將外省人視為新住民的主張，接受了台獨理論的論述。另外則有一批經歷了反戰運動與保釣運動的外省人第二代，接受了60年代所興起的新左派運動與去殖民化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帶給了中華民族更多的希望，因而開展了所謂的中國統一運動。當台灣人背景的李登輝出任“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並開始推行本土化政策之後，又有部分的革新保台派成員因不滿這項分離主張，而相繼退出國民黨成立新黨，隨後又有宋楚瑜所建立的親民黨，這些力量逐漸在李登輝被國民黨開除後，又統合成了所謂的泛藍勢力。雖然此刻，所謂外省人的定義仍存在，但是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外省人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有了難以割捨的認同，不過反對台獨與捍衛“中華民國”，仍然是這些人所堅持的最大共識。隨著陳水扁上台之後，因為認為民進黨政治人物極力推動台獨運動，許多外省人對民進黨的反感發揮到了極致，連帶的也將這股反感波擊到了陳水扁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上。而當連戰於2005年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中共也開始強化對泛藍勢力的宣傳工作，促成部分外省第二代由原先革新保台的立場轉向了促進中國統一，逐漸放下老一輩外省人對共產黨的仇恨。然而放棄對共產黨的仇恨，也就意味著不再有光復大陸的使命感，這在一部份外省人身上，所展現出來的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但是這在大多數的外省人身上，卻也意味著中國認同的割捨，尤其是國民黨為了吸引中間選民的支持，也不再強調過去的中華民族主義，這也讓大多數的外省人第二代逐漸的認同自己“已經、應該是台灣人”或者至少“‘也是’台灣人”。至於第三代的外省人，由於很少有第二代外省人的眷村經驗，一切生活習慣都已經與台灣的本省人毫無二致，基本上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也已經大於了對傳統中華民國的認同，所以基本上已經很難用外省人去加以定義了。由於受到祖父與父母輩的影響，外省第三代在政治傾向上仍然是以支持泛藍為主。他們沒有特彆強烈主張國家統一或者台獨的使命感。在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上，他們或許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利益判斷。這種台灣本省人認為外省人是中共同路人的現象非常常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裔美國人(猶太人除外)也常常被認為納粹的同路人，日裔美國人這會被懷疑是日軍的間諜，僅管當時的德裔美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納粹黨的。事實上大部份的外省老兵被封閉在眷村之中，所有資訊都是由國民黨的政府所提供，自然而然會傾向統一，而他們所謂的統一己經不切實際，因為他們也是反共產黨的，但國民黨現在要統一中國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台灣還有許多外省人並不是跟著國民政府遷台的，他們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國民黨思想所影響。例如自焚身亡的台獨鬥士鄭南榕父親鄭木森就是日治時期就從福州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士。而民進黨籍前立委段宜康的父親段守愚則出身於書香世家，祖父曾留學美國，他們也是自己來到台灣，而不是受國民黨所遷引。至於外省人壓倒性挺藍的問題，是常期眷村受到政府照顧及“控制”的原因造成。九成外省人支持藍軍可能是一種高估，因為許多外省人到了社會上，轉向挺綠也沒人會知道。這個數據主要是以眷村的開票結果為主。而住在眷村的人就算思想偏綠也不敢把票投給民進黨，深怕會被其他眷村的人唾棄。而戶籍不在眷村的外省人可能投給民進黨的可能會遠大於眷村。基本上外省人第二代的選票結構可能類似原住民（七成五挺藍，二成五挺綠），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但是這些外省人經過了三代的經驗，可以看出他們的中華意識己經逐漸消失了，只要他們認為藍的長期都做的不甚滿意，隨時很有可以轉向支持綠營。
正是因為外省人較本省人更晚移居到台灣來，相較於本省人對中國仍存有較濃厚感情與親近感，再加上外省人第一代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極為濃厚，以及他們在投票時大多支持國民黨的緣故。因而台灣社會的統獨對立始終隱含若干本省人和外省人對立的成分在內。雖然外省人確實普遍的存在著對中國故土的感情，而且也反對台獨（更多的是基於恐懼中共立即對台動武，導致兩岸更快速的統一），然而將所有外省人都定位為統派，仍然是種非常片面的說法。
事實上今天比例較高的外省人在政治認同上要比本省人要來得保守許多，基於過去祖先的統一經驗，乃至於所謂外省人的原罪，他們較少公然喊出任何支持中國統一的口號。以維持現狀支持國民政府政權持續性，仍然是外省族群在政治選項中的最大公約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