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非草書》《非草書》是東漢靈帝時辭賦家趙壹所作的一篇賦文，歷來對其褒貶不一，要真正的理解《非草書》還應該從他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趙壹本人的性情和處世的態度，將其還原到應有的歷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當時寫這篇賦的真正的動機和目的。
對於《非草書》，我們一般認為它是最早論及書法的對草書進行非議的一篇賦文，文中對草書產生的淵源作了客觀的、理性的分析，對當時的習草之風之盛也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並對這一流行時風予以了尖銳的批評，闡述了他對草書的認識和持有的態度。對後來的書法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後世對此篇的評價褒貶不一，以非議居多，或認為趙壹缺乏書法藝術的素養，根本不理解草書，更不應該對草書橫加指責；或認為他是切實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者，否定了藝術的種種功用；或以是篇的生動描述為據，而作為書法藝術自覺化的重要標誌……。我認為要真正理解《非草書》，就必須了解他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趙壹本人的性情和處世的態度，將其還原到應有的歷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當時寫這篇賦的真正的動機和目的。此外，該文給予我們的一些信息，也是我們應該挖掘和做整體考察的。
社會政治背景與《非草書》
（一）漢王朝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極力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國家發展的重點是放在經濟和文化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秦以前，文字的主宰多是一些達官貴人與皇親國戚們的專利，普通的老百姓是享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權利的，文字對於他們來說是十分神秘的而又難以琢磨的東西。秦代雖然對六國文字予以了統一，對文字的發展與傳播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焚書坑儒”對於文字與文化的傳播所造成的災難，以及對後世文化人所造成的一種對文化恐懼性的心理是難以抹去的。漢皇帝的“文治”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榮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加以漢皇帝對吏民的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文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對選吏和吏民上書書寫的嚴厲要求，使得人們在文字書寫的規範上和書寫的準確上必須是使用的當時的正體——隸書。
《非草書》漢武帝還設立學官五經十四博士，誦講今文經典。由於這種經典是供官辦太學講授所用，文字內容的莊重性和嚴肅性更要求書寫必須精確、規範。
這種對於文字和書寫的態度與風尚，無疑與後來時人競以張芝、崔度為尚，爭習草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趙壹認為草書“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草書的產生只是“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旨。”從草書的產生上看，既不是倉頡、史籀所造的具有深刻的文字學意義的聖人之書，也不是可以用來書之於典冊經籍、施之於國政的實用性的書體。對於文字之用，儒學之士是十分講究文字的淵源關係的，這既是對於先賢創用文字的一種敬畏與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對於文化及文字的發展講究尋根探源的一種固有的學術態度。可以說這是趙壹之所以“非草”，認為“草”無益於政，也無益於“國小”的一種純植根於注重淵源關係的“崇古反今”和“書之為用”的思想根源。
（二）“黨錮之禍”與“鴻都門學”是促使趙壹“非草”的直接動因。
漢靈帝對“鴻都門學”的設定，從表面上看是招引善為文賦的太學生，實質上是靈帝為招攬自己的政治勢力，在樂松、賈護等這么一批親信陪侍其左右，而為朝廷方面培植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鴻都門學正是在他們的具體操持下設定的。在招攬的過程中，是由靈帝的親許，而在宦官的操縱下所出現的一種事與願違的、有違朝廷正常人事選拔的所謂的文藝人才的一種徵選。
儘管靈帝置“鴻都門學”的初衷是在於對文藝人才的擢升與選拔，由於曹節、王甫等宦官及鴻都門待制諸生如樂松、賈護等人的直接參與與利用，演變成為一種與太學、清流人士等相對立的、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鬥爭的工具。
鴻都門生大多出身於寒門，原本沒有什麼權力基礎,更談不上什麼政治遠見和治國方略，僅憑一技之長步入朝廷,很難獨自發揮政治作用，因而他們一味地諂媚於靈帝，依從靈帝的意願,甚至與宦官團夥同流合污，嚴重地敗壞了朝廷政治，傾壓、迫害“指責宦官當權”的清流名士和太學士，干預、危害著國家的正常發展。從“黨錮之禍”一直延續到黃巾起義，宦官當權，對政治的殘暴踐踏和干預最終導致了漢王朝的覆滅。
在此期間，針對鴻都門學帶來的種種弊端，不少的正義之士，面臨著被逐放和殺戮的危險，曾多次上書，與宦官集團作了尖銳的鬥爭。其中如：光祿大夫楊賜、議郎蔡邕、尚書令陽球等人,借著各種災異的出現,或提出嚴厲的批評，或提出合理的建議，表達了他們各自的觀點。
在趙壹的《非草書》中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爭對鴻都門學的言辭，但在其正處於尖銳的集團政治鬥爭面前，對於草書的非議和對習草者嚴厲的指責，無疑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因而，在官職不大（靈帝光和元年，僅為上計吏），敢於直言和豪放不羈的趙壹身上，這自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是篇中，趙壹以其精闢的分析和嚴密的論證，對於趨附於權貴與時尚的習草者予以了尖銳的批判。如果脫離了趙壹所處時代的政治背景，可以說這是一篇賦文是完全針對於習草時風的，但對敢於直刺時弊，負有遠大抱負的趙壹來說，去作一篇完全不帶有政治色彩是“閒文野賦”是不太說得過去的。我們可以從他的《窮鳥賦》、《解擯》和《刺世疾邪賦》等賦文中窺見其憤世嫉俗的耿直性情和胸懷大志的遠大抱負。
《非草書》一文中雖然沒有直刺鴻都門學，但文中所隱然所指的與敗壞朝風的所謂的“辭賦書畫”是直接相關聯的。這一點，我們在趙壹行文的風格上可見一斑。
在與鴻都門學等宦官集團的鬥爭中，清流名士上書的觀點在對於“辭賦、書畫為小道”上，其文辭都有著驚人的相似。
蔡邕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認為“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從宜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志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在《對詔問災異八事》中說“則上方技巧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以示憂懼。”
靈帝的老師楊賜也上書說：“……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詞作賦，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尚書令陽球更是直言尖銳，他說：“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肖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豪，俯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化聖明。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3]
這些文辭的相近顯然不是偶然的。在同一社會背景下，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只是《非草書》一文更為隱含一點而已，沒有把矛頭明確地指向鴻都門學，這與當時嚴酷的“黨錮之禍”政治渦流緊密相關，也與趙壹身份和地位的低下是有直接關聯的。能在這種緊張的政治風暴中，直刺時弊，表現出了趙壹耿直、凜然的正氣和非凡的筆墨駕馭能力。完全可以說，《非草書》一文是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的，而且行文中的描述也是具有漢賦顯著的誇張性的特點的。這也是我們為“習草之風盛行”、“書法自覺的標誌”等現象的論據引用時，至少是應該予以慎重考慮的。
在鴻都門對以辭賦書畫為能的人才的招用下，並任以官銜，或為尚書，或為侍中，或為中書令等職，這種不合常理的、有違正常科舉的人才徵用制度，大大地刺激人們對於書畫辭賦專用為務的趨附心理，上行下效，蔚然成風。
趙壹的《非草書》就是針對那些“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趨附於朝廷徵選的、專走“終南捷徑”那些屑小之徒的。
在這裡，趙壹的批判是具有明確的針對性的，他之所以在肯定了張芝、崔瑗、杜度的同時又嚴厲地批判了學草者的“專用為務”的學草行為。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是從藝術的角度，還是從儒家“弘道興世”的思想上，都是具有相當的遠見卓識的。單從藝術的角度看，那些所謂的趙壹是以“實用的藝術觀”來看待草書以及趙壹非議草書是因為其歷史的局限性，而沒有看到草書對於人們的藝術魅力等等諸多觀念，是忽略了趙壹主要是爭對那些，一沒有學養、二沒有靈性的一味趨炎附勢，亦步亦趨的、充斥著滿腦子的功利思想的習草者而言的，從他提出的“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可強為哉？”到“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這種講究天賦、靈性與博學的藝術觀，表現出來的是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博學餘暇之後的學力積累的一種體現。他的這種藝術觀的表達是十分清晰和明確的。僅這點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藝術空前繁榮與發展的今天，都有著重要的進步意義和借鑑意義。
文化背景與《非草書》
後漢人崇尚儒學。在以道德和學問為雙重基礎的儒學定位下，學問與技能都被二分為高低、貴賤、大小，技能被斥為小道，一直由來已久。
《論語·子張》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技能性的，被認為是小道，認為是淺顯、鄙俗，價值有限而不值得看重的一種。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所表白的就是這種“重大道，輕小術”的典型的儒家文化意識。
《非草書》在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統一下，漢代人的學習主要限於儒家經術。“黜罷百家，獨尊儒術”，經術作為官方一種公開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據，在社會中占據著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趨之若鶩，為學篤甚。當然，在經術之外，還是允許別有所習的。只不過是有所節制的，是不能背離儒學之大要的。其他的術道只能是作為輔政的一種手段，其功能也無法游離出“政”這一核心。諸如天文、歷數、陰陽占候、醫術卜噬等。
後漢的這種“重儒術、輕藝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開的。
《後漢書·竇融傳》載：竇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其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
王充稱巧習、技能諸事為“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4]
仲長統在《昌言》中輕蔑地說：“故知天道而無人事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恥之民也。”
針對草書風氣熾盛這一現象，趙壹的看法是承緒傳統的儒家觀點的，士大夫的使命在於精通聖人經典，“窮則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這才是士大夫的大業。對草書的痴迷無疑是與儒家重經、興世弘道思想相叛離的，只是一種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蟲小技而已。
這應該是趙壹所處時代的大的社會、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世人所習的草書，也只是“技藝之末”，是無益於“治”的俗學小道。是與現實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離的，是不值得人們朝夕操持、用精緻力的。“齊國治天下”，經術之於政治、功業是士人應該去且值得花畢生之精力去學習的。於此，趙壹認為“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虱，乃不暇焉。”
針對這種因小失大、務內闕外、不務正業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餘的業餘消遣，而不應該成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業的障礙，不應該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公開地占據地位。明經善政、匡國平治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務，而是否符合經術，是否有益於政道成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標準。
在現實的社會面前，對那些通過辭賦書畫這條終南捷逕入仕的，根本不具備明經善政之才，相反只會搬弄是非、殘害忠良，卻位居廟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趙壹是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之的；同樣，對那些企圖通過此捷徑而在勞神費思、竭智盡慮的人們也給予了當頭棒喝，曉之以大義，明之以要理，在國家衰微、漢室傾頹的危急存亡之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是一個文化人必須肩負的，“家事”、“國事”，孰輕孰重，不辯自明。
草書的民俗化因素
從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上看，書體的使用一直是依附於文字的功用的而貫穿於文字的發展和演化的。文字的廣泛使用促成了書體的分化與演進，可以說正是基於“文字之為用”的這種文字本身與生俱來的民俗基因，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形成。
書體演化的最為劇烈和徹底的時期正是趙壹所處的這一特殊時期，書法正以一種藝術的形式從早期的交織發展，逐漸從日常的書寫套用當中剝離開來，並一直與文字的書寫相互補充、相互約束而交相發展。這使得書法的藝術性表現因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在純藝術的理論思想指導下得以提升，而文字的書寫套用也因其功用的不同融入了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藝術因素，並從中獲得穩定的藝術審美元素，從而達到雅俗共賞，但又不失去其實用性的社會功用。二者完全是一種共生的聯合體，一方面，文字的藝術性是與生俱來的，在長期的演化與套用中，由於文字的民俗因素和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強大的民族生命力，以及華夏民族天生的一雙審美的眼睛，賦予了文字超強的藝術生命力和豐富的藝術表現力。這種藝術性在文字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通過不斷的承續與積澱，升華、發散而形成異彩紛呈的藝術表現形式。對於浩瀚如煙的古人書寫遺蹟，我們很難通過它所蘊涵的藝術表現來界定它到底是屬於藝術創作，還是實用書寫。
另一方面，從書寫到書法藝術的表現，都具有一種與其他文化藝術特殊的、堅韌的親和力。從藝術創作的觀念上來看，創作與實用性的書寫相互揉雜、生髮，反映出書法藝術的獨特的、廣泛的、複雜的文化因素。這也是為什麼中外學者一直認同“書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根源之所在。
從趙壹的《非草書》中考察，從草書的技巧的複雜化到對名人草書的仰慕與摹習，雖然有漢賦的誇張成份在，但從“匆匆不暇草書”與“今反遲而難”“其扶拄挃，詰屈乙”正是書法從實用性走向藝術化的一個顯著時期。這種漢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較強的普及性和親和力的民俗性基因，是漢文字所獨有的並賴以持續發展，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質的生命本原。
其中書寫材料改變是催生作為藝術形式的草書又一重要因素。
從秦八書到漢六書，從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再到小篆、隸書，書體的演變無不與書寫（或類書寫）的材料和文字的功用密切相關。書寫工具與書寫材料，加上文字的民俗基因，決定了文字的表現具有豐富的可塑性與延展性。在以實用性為基調的文字演化過程中，從書寫到識記整體上始終是貫穿著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發展規律的。其中，書寫材料的更替與廣泛的介入直接影響著、推進著書體的嬗變。
從戰國末期到西漢末期簡牘縑帛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催生出字型扁寬、書寫便捷的隸書書體的產生。形扁，在單行書寫的簡牘上，因簡與簡之間形成自然的間隔，故既醒目又容量大，滿足了較大量的文字書寫要求，又能達到閱讀者清楚易識的目的。
碑刻作為書寫媒介的引入，使得以單行主要表現形式的簡牘式的書寫一下變得開闊起來，(這裡我們還可以從西漢到東漢早期簡牘式的碑刻向東漢)行與行的聯繫給書法藝術的表現提供了新的形式。儘管我們看到的所有碑刻的銘石書體還只是局限在隸書上，但隸書（銘石書體）的字距大、行距小的行與行的痛癢相關(包括行間字與字的收放、穿插、揖讓等技巧的運用)便足以說明了大的書寫空間給書寫整體所帶來的刺激與思考。這也是草書得以滋生和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碑刻作為一種整體空間形式，激發了書寫者對書寫章法的探索。那么題壁書法的盛行與紙張的產生，則是草書得以發展並與實用性的書寫逐步分離的催化劑。題壁書法的目的十分明確——展示藝術個性與藝術魅力，(關於題壁書法，可以參閱侯開嘉先生的《書法史新論》一書)從師宜官、陳遵等人的題壁行為和影響來看，題壁書似乎已深入人心，有著極大的民眾基礎。況且這種大塊面的題壁書寫，其最適宜表現的書體就草書。
草書從產生與發展，其最初只是作為快捷書寫的，運用於下層官吏的一種便捷的書寫形體，到逐步的演化成為藝術技巧豐富細膩，表現形式複雜多變，最能體現書家書寫情趣和書寫情感的一種書體，這可能是趙壹怎么也沒有想到的。
藝術之與政治，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殊形式的一種，由於其天生的與實用書寫共生式的互動影響，又因為其具有廣泛的民眾基礎，因政治的功用性的干預使得書法藝術在其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字型和書體，甚至書法的審美取向等影回響該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們藝術發展相對自由的今天，書法藝術應該說與實用性的書寫也早已呈相離之勢，書法藝術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書法藝術的學科化、科學化也勢必會促進書法藝術健康、穩定的向前發展。當然這正是我們大家所共同企盼的。
古代著名書法理論著作
| 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古代的書法理論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也是我國藝術理論中的最寶貴的遺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