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石鼓書院石鼓書院毗鄰衡陽古石橋——青草橋。衡陽八景中的“朱陵洞內詩千首”、“青草橋頭酒百家”也在此地。千百年來，文人騷客紛至沓來，把酒臨風、吟詩作賦、韻味無窮，衡陽物華天寶、人文薈萃，石鼓文脈綿延千年。
建築結構
石鼓書院獲得榮譽
石鼓書院是一座歷經唐、宋、元、明、清、民國、共和國七朝的千年學府，書院屢經擴建修葺，蘇軾、周敦頤、朱熹、張栻、程洵、鄭向、湛若水、葉釗、鄒守益、茅坤、曠敏本、趙大洲、林學易、王敬所、蔡汝南、胡東山、李同野、羅近隱、王闓運、曾熙等人在此執教，在衡陽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陳宗契、王夫之、曾國藩、彭玉麟、彭述、楊度、齊白石等一大批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名人。羅含、酈道元、齊映、宇文炫、杜甫、呂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范成大、辛棄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講學授徒，或賦詩作記，或題壁刻碑，或尋幽攬勝，其狀蔚為壯觀。
石鼓書院建於唐代衡州石鼓山，是中國四大書院中創建最早並具有確切史志記載的書院。作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和湖湘文化發祥地，石鼓書院鼎盛數千年，在中國書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比較高的地位。正所謂“石出蒸湘攻錯玉，鼓響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陽市人民政府重修石鼓書院。
主要建築
石鼓書院經過十餘次的重修，在修葺的過程中，儘量保持其原貌，現石鼓書院主要有禹碑亭、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朱陵洞等組成。
禹碑亭
石鼓書院始入石鼓書院，穿過大門，走過長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題著一副對聯：“蝌蚪成點通，天地衍大文”，此聯為中國現代著名書法家史穆所題，在禹碑亭中央放置著一塊禹碑，為蝌蚪文所做，禹碑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嶽衡山岣嶁峰所刻，最早見於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其後史乘屢有記載。衡陽石鼓山禹碑亭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位於石鼓山南面。
明代楊慎為禹碑作釋文亦置於此。穿過禹碑亭，來到石鼓書院二門前，只見篆書對聯“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經中”於門上，石鼓山與道教文化有頗深淵源，後建立石鼓書院以“四書五經”作為正統教育教材，這副對聯是對石鼓書院的真實寫照。
武侯祠
石鼓書院大觀樓透過二門，看到眼前有兩個祠堂，位居其右的為“武侯祠”，位於左的為“李忠節公祠”，武侯祠和李忠節公祠與石鼓書院都沒有很多聯繫，但是由於這兩位英雄的事跡都發生在石鼓山，遂將其移至石鼓書院。
武侯祠為紀念諸葛亮而建。武侯即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鄉侯，故世稱武侯。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劉備任荊州牧，諸葛亮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今衡陽），督辦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軍賦，住在石鼓山上。後來人們在臨然驛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書院時，將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學家張栻曾作《武侯祠記》，並親筆勒石立碑。
祠堂門上范鶴年題有對聯“心遠地自偏，問草廬是耶非耶，此處想見當日；江流石不轉，睹秋水來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聯為武侯猶憶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賢才；下聯為武侯觀前實景，感慨萬千。
節公祠
李忠節公祠為紀念李忠節的高風亮節而建。李忠節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軍將犯，李芾臨危受命，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率領軍民抗擊元軍三月有餘，城破，舉家殉國。元代在衡州路總管府城南金鰲山李芾故宅建李忠節公祠，配祀李芾部將沈忠和衡陽縣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陳沆先後有記。清同治年間（1862—1864）重修石鼓書院時，彭玉麟（時任清朝兵部尚書）為李忠節公祠題聯，讚揚了李忠節鐵骨錚錚，為民族大義的犧牲精神。
穿過兩祠堂，大觀樓躍入眼帘，在大觀樓內，你一眼便可以望到“書院七賢”畫像依次排列，這是他們這一群文人雅士的貢獻才有今天的石鼓書院。大觀樓內放置著各地名人為其做的詩詞和書畫。參觀完大觀樓，便是合江亭。
合江亭
石鼓書院始建於唐貞元三年（787）至七年（791）間，衡州刺史齊映（757—795）所建。貞元十七年（801）後，衡州刺史宇文炫又增其制，為樓閣式建築。歷朝各代，石鼓山上建築屢經廢興，合江亭均在必建之列。唐永貞（805）中，韓愈途徑衡州，嘗游石鼓，登亭攬勝，留下千古絕句，歷代步其韻而和者眾。合江亭亦因詩中“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而稱“綠淨閣”。
韓愈的《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是韓愈遭貶途徑衡陽，為石鼓山美景所迷，吟詩一首，不禁悲從中來，感慨萬千而成。
合江亭門柱上一聯“石鼓雙江水；昌黎一首詩”，正是對合江亭命名由來的真實寫照。祝澹溪也曾為石鼓書院合江亭題聯“廣廈構眾材，報導蛟龍騰浪去；兩水夾明鏡，合信風月入亭來”。
朱陵祠
最後便是朱陵洞。南嶽朱陵洞為道家第三洞天福地，相傳為朱陵大帝所居。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派內侍率道眾到朱陵洞投金龍告文祀典。這是《南嶽志》有關記載。大乘亦有記載：石鼓山東北麓的朱陵後洞傳與南嶽朱陵洞相通而得名。石鼓山也僧道眾多：《輿地紀勝》載：“董奉仙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後洞。”由於唐王朝的推崇，道教在此進入鼎盛時期。朱陵洞也為衡陽八景之一。
石鼓山
石鼓書院，當然不能少了石鼓。唐朝黃巢起義以前石鼓山上曾有一面石鼓，高六尺，叩之聲聞數十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有記載。神奇的石鼓已為“廬龍推鼓入潭”，現存的石鼓為1965年陶鑄首倡鑿制。
石鼓書院文化深厚，非簡單介紹就可以描述盡的，要真正的了解石鼓書院，還要翻閱大量史料記載、典籍，才能加深對石鼓書院的了解。
歷史名錄
石鼓書院建於唐代衡州石鼓山（今衡陽市石鼓區石鼓山），故名。唐初，刺史齊映，建合江亭于山的左側。憲宗元和年間，衡州人李寬築屋山巔，讀書其中。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賜“石鼓書院”匾額，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衡州人李士真請求郡守在這裡建立了正式的書院，招收生徒講學。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時，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皇帝，被《文獻通考》列為“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之首。仁宗時一度荒廢，到南宋孝宗時，因舊址復院擴建，規模益增，迄寧末不廢。朱熹曾為之作記。
中國創建最早的書院
石鼓書院是中國四大書院創建最早，並具有確切史志記載的書院。書院制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時書院從《全唐詩》中考證有十一所，從地方史志中有記為十七所（以陳元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和王鏡第著《書院通證》及周書舲著《書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為準）。兩者都有載的僅三所：為衡陽李寬中秀書院（石鼓書院）、南溪的南溪書院、永濟的費君書院。
《全唐詩》十一所書院：李泌書院（南嶽衡山鄴侯書院），第四郎新修書，趙氏昆季書院，杜中丞書院，費君書院，李寬中秀才書院，南溪書院，李群玉書院，田將軍書院，子侄書院，沈彬進士學院。
地方史志註明為唐代設定十七所書院：麗正書院，張九宗書院，石鼓書院，皇寮書院，松州書院，青山書院，瀛洲書院，景星書院，義門書院，鰲峰書院，韋宙書院（南嶽衡山），盧潘書院（南嶽衡山），杜陵書院（耒陽），明道書院，梧桐書院，桂岩書院。
從以上史實中證實，石鼓書院為中國四大書院中唯一一個在唐朝時就成為著名的書院，唐時，齊映、宇文炫、呂溫、韓昌黎、鄒君等名家都在石鼓留下詩詞。而嵩山書院據地方志《開封縣誌》記創建時間為五代周時，比石鼓書院整整晚了二百多年時間。
發展史
石鼓書院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湖湘文化發祥地，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中國書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正所謂“石出蒸湘攻錯玉，鼓響衡陽岳震南天”！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陽市人民政府重修石鼓書院。
三國
建安20年（215年）武侯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軍賦。因此，後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廟”（據《徐霞客遊記》記載），後被遷移至石鼓山上李忠節祠旁，改名為“武侯祠”【祠內有張南軒書《武侯祠記》（楷書體書），此碑在衡陽保衛戰中流失】。
南北朝
石鼓之名一說，石鼓四面憑虛，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諛仲初《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載於史冊。山北面有一石洞，名為“朱陵後洞”，《水經注》上說“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說如果在“朱陵後洞”內聽到湘江水的鳴叫，就會發生戰爭；《瀟湘聽雨錄》記載：此洞為“靈洞”、“真仙遺蹟”，在此祈禱能求子、除病。
唐朝
石鼓書院貞觀時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東岸西溪間為遊覽勝地，題“東崖”、“西溪”四字，刻於東西岸壁上；天寶年（742～755）間，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後洞”棲息，修煉九華丹，杜甫《憶苦行》詩中有“更憶衡陽董鍊師”之句；懶殘和尚常來洞棲息，又名朱陵仙洞；“詩聖”杜甫大曆4年（769）3月中旬和大曆5年（770）夏兩度到達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離開，曾在此留詩數首。當杜甫第二次離開衡州城，便病故於耒水旁的方田驛（今耒陽市高爐鄉龍王廟），時年59歲。德宗貞元3年（787），宰相齊映貶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東面建一涼亭，取名為“合江亭”。順宗永貞元年（805）大文豪韓愈由廣東至湖北，途徑衡州，齊映請韓愈為此亭寫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後人建
“綠淨閣”以此為紀念韓愈。地以人傳，石鼓名聲大振，成為後世文人騷客“朝聖”之地。憲宗元和年間（806-820），有“唐代八大詩人之一”美譽的衡州刺史呂溫，任期間又對合江亭進行擴建裝修；唐元和元年(806年)，
衡陽秀才（唐朝，秀才為最高榮譽，相當於21世紀“院士”）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石鼓書院之雛型。衡州刺史呂溫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日記其事。
宋朝
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賜“石鼓書院”匾額，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賜額“石鼓書院”。石鼓書院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首。當時全國許多名流都至此講學；如文學家蘇軾、理學鼻祖周敦頤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學大師朱熹、張栻在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張栻在亭中立碑，親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
宋仁宗慶曆4年（1044）石鼓書院成為衡州路的官辦學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經術教導”學生。度宗鹹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使、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駐衡州時，作詩《合江亭》：“天上名鶉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曲，合水兩三洲。……”；諄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作疇）就原址建屋數間，南宋開慶元年（1259），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使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闢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以贍生徒”。宋末著名音樂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泛舟於湘江上，創作出“瀟湘水雲（霧）”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
繼續辦學。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岩寺僧強占，經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毀於兵火。
明朝
明清時石鼓書院不斷擴大，明永樂十一年（1413），衡州知府史中重修書院以待旅遊學者，設禮殿祭祀孔子，乾張祠祭祀韓愈、張拭。天順、弘治年間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異議、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湛若水至書院講論“體認”之學，理學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傳人鄒守益亦來大倡“良知”之說。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書院為朱熹、張栻、湛若水、鄒守益“過氏之地”，乃重整書院，訂立規約，以學文敦行、辨聲慎習、等倫常、識仁體訓士，刊《說經札記》、《衡汀間辨》、《太極問答》等，“忘倦”達4年（1549-1552）。又請趙大洲、皮鹿門等“海內名公”講學其中，諸士環聽，“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學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遊記》中對石鼓的景色有詳細描述；萬曆四十年（1612）巡撫記事，青年時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寫詩詞頌揚石鼓書院。明朝末年，書院再次毀於兵火。
清朝
清順治14年（1657）經略大臣洪承疇，將石鼓書院作為大清軍事指揮所。同年偏沅巡撫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請重建石鼓書院，衡陽縣知縣余天溥具體負責修復工程。此時，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觀樓、會講堂、忠節祠、七賢祠等建築。石鼓書院為清政府允許恢復的第一家書院，這一時期，書院科舉化，石鼓書院成為傳授舉業、培養科舉人才的基地。
康熙七年（1668），衡州知府張奇勳擴建號舍20餘間，“拔衡士之雋者肄業其中，……每月試之，士風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鳴捐俸“增其所未備”。時七賢祠、仰高、大觀二樓，敬業堂、留待軒、浩然台、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煥然巨觀”。山長多一時之選，如陳士雅、余廷松、林學易皆湖南名進士，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
石鼓書院鹹豐3年
（1853）9月～鹹豐4年正月（1854），曾國藩、彭玉麟在衡州創建湘軍水師，駐石鼓，石鼓書院附近的水面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書院改為衡陽官立中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湖南南路師範學堂；民國時期，相繼改為“衡郡女子職業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湖南三師），後由於石鼓山無法滿足新型學校要求，學校被遷移至金鰲山；此時，石鼓書院便成為供人遊覽、祈祀的風景文化名勝。
民國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原有的樓、閣、亭、祠等建築物，在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戰中被於日軍焚毀。故址內還有唐、明、清碑刻多處。
共和國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衡陽視察時，要求恢復衡陽的名勝古蹟，諸如石鼓書院、回雁峰等。當時的市委市政府限於歷史條件，僅培植了樹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廢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園，無法恢復當時的建築和陳列。
1998年，國家郵政部發行“古代書院”即宋代四大書院郵票時，事先曾來石鼓書院實地考察，終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陽書院代之。
2006年6月，衡陽市人民政府重修石鼓書院。按修舊如舊的原則，恢復了書院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整個建築群為白牆黛瓦深色柱，莊重、古樸、典雅。布局為中軸對稱，院內布置了禹碑亭、山門、書舍、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並舉辦“千年學府，石鼓勝跡”陳列，展示石鼓書院的歷史風貌、文化沉澱和驕人業績，再現千年學府雄姿。
2009年11月15日，中國郵政集團在衡陽市石鼓廣場向全國發行《古代書院》特種郵票，石鼓書院登上“國家名片”。
2013年12月12日，國際戰略學和國家安全學專家羅援少將做客石鼓書院大講堂。
2014年4月21日，兩岸作家湖湘文化行採風團來到了中國四大書院之首－－石鼓書院，細細地品讀了千年學府所積澱下的歷史文化。
2014年5月20日，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考察石鼓書院時，盛讚衡陽文化厚重，“三水匯流”得天獨厚。
2014年5月22日，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中宣部副部長、國家廣電總局局長王太華率領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方立，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龍新民等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調研組踏訪石鼓書院，觸摸湖湘底蘊，盛讚衡陽文化厚重。
歷代維護
原名李寬中秀才書院。唐元和中（806-820）李寬中於衡州石鼓山尋真觀結廬讀書。刺史呂溫曾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日記其事。宋至道三年（947），李寬中族人士真據其故事，復修書院，“會儒士講學”其中。景?二年（1035）衡州知州劉沅（一作劉阮）奏請仁宗皇帝賜學田及“石鼓書院”額，遂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其後，改為州學。諄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疇）就原址建屋數間，榜以鼓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
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繼成，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請朱嘉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時戴溪為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3卷。七年林田井學教授兼山長凡三年，“補葺經創”，鼎新書院，並刊大字本《尚書全解》40卷開慶元年（1259）毀於兵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闢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以贍生徒”。元儀繼續辦學。然其田於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岩寺僧強占，經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又毀於兵火。明永兵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新書信6間以待旅遊學者，有禮殿祀孔子。韓張祠祀韓愈，張栻。天順，弘治間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嘉靖間，湛若水。至“石鼓”講論“體認”之學，鄒守益亦來大倡“良知”之說。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浦以其為朱、張、湛、鄒“過氏之地”，乃重整書院、擴建主靜、定性二齋，訂立規約，以學文敦行、辨志慎習、等倫常、識仁體訓士、刊《說經札記》，《衡汀間辨》、《太極問答》等，“忘倦”達4年（1549-1552）。又請趙大洲、茅鹿門等“海內名公”講學其中，諸士環聽，“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萬曆四十的（1612）巡撫記事，觀察鄧雲霄大修書院，以“鑄士陶昆”、建有講堂、敬義堂、回瀾堂、大規模、仰高樓、砥柱中流坊、欞星門、風雩、淪浪、禹碑、合江諸亭、其他“殿祠號舍，罔不完葺”，規模極一時之盛，崇禎十五年（1642）提學高世泰修葺。明末毀於兵。
清順治十四年（1657），巡撫袁廓宇奏準修復，“復集諸生，歲時課藝”。康熙七年（1668），知府張奇勳擴建號舍20餘間，二十八年，知府崔鳴捐俸“增其所未備”、“督率師徒援古證今，析疑問難”。時七賢祠、仰高、大觀二樓，敬業堂、留待軒、浩然台、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聳、煥然巨觀”。山長多一時之選，如陳正雅、余廷松、林學易、易廷彥、羅瑛、皆湖南名進士，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
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為中學堂，三十一年改稱南路師範學堂。民國時改為女子職業學校。抗日戰爭中，毀於戰火。今闢為公園，尚有明清碑刻留存，有明新版《石鼓書院志》3種。
文物古蹟
皇帝匾額
1、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跡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
2、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後，便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首。
七賢
創院始祖李寬、哲學與文學大家韓愈、李士真、理學鼻祖周敦頤、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東南三賢”之一——張栻、黃斡。
八景
石鼓書院石鼓書院八景：“東岩曉日，西豀夜蟾，綠淨蒸風，窪樽殘雪，江閣書聲，釣合晚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
一曰東岩曉白。石鼓山東西峭壁上，唐太守宇文炫分題“東岩”、“西谷”。東岩懸崖壁立，當太陽初升之時，削壁沐日光呈金黃色，遠望尤甚，故描繪此景為“東岩曉白”。
二曰西豀夜蟾。西豀夜深人靜之時，便有蟾出現，與“東岩曉白”形成鮮明對照。
三曰綠閣蒸風。合江亭位於石鼓山北端，亦稱綠淨閣。合江亭下，深潭之上，有一石坪，寬約丈余，相傳為仙翁濯足處，石上仙跡依稀可辯。明朝時曾在石上修築一亭，名為濯足亭。現今雨水激石，亭址俱廢。
四曰窪尊藏雪。石鼓山下有怪石，外實中空，衡郡風雅之士在石上刻“窪尊”二字（“尊”同“樽”，古代盛酒器具）。冬日雪後，石鼓山上上下下，積雪皆消融無跡，唯獨尊內積雪經冬不化，至春始融，為石鼓山第一奇景。
五曰江閣書聲。石鼓乃為書院，讀書聲聲聲入耳，從閣樓當中傳出，亦為一景也。
石鼓書院六月釣合晚唱。石鼓地處湘水和蒸水，夜幕之時，垂釣者倚坐船頭，小船隨波緩緩移動，漁歌想起，打破暮色寧靜。
七曰棧道枯藤。山上韓愈吟詠“綠淨不可唾”的合江亭右下，有一深潭，東可通汪洋大海，北可達南嶽水濂洞。山上有古藤經數百年成長，沿江底爬行，由西岸牽至東岸。相傳明萬曆年間，曾有漁人潛至水底還見過。歲月悠悠，孤藤不知存否，也許仍靜臥江底，也許已化龍飛去。
八曰合江凝碧。石鼓山地處蒸水和湘水交合之後，清澈的江水緩緩流淌，放眼望去，如一塊碧玉。
書院郵票
2009年11月15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了《古代書院（二）》郵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一枚為石鼓書院，面值1.2元。（其餘三枚為：安定書院、鵝湖書院、東坡書院）。郵票由著名畫家范曾設計。
史書記載
《石鼓書院記》
宋·朱熹：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徒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蹤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
侯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廠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纂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鑒、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費齎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為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讀書之所。而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跡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予言哉！
《山長們》
山長們（文史隨筆）作者：甘建華（原載《藍墨水的上游》，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石鼓書院位於衡陽市石鼓區石鼓山，海拔69米，相傳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發出鼓聲，故得其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瘐闡《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載於史冊。
建於石鼓山上的石鼓書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諸多史料顯示，創建於唐元和初（806～810）的石鼓書院，為中國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辦學的書院，也是清代及以前中國南方文化學術中心。在北宋全國四大書院中，石鼓書院實際上又是首屈一指的。從創建歷史淵源看，它比創建於五代南唐升元年間（937～942）的白鹿洞書院早120多年；比創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976）的嶽麓書院早160多年；比創建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l009）的睢陽書院（又稱應天府書院）早199年。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開此處讀書堂。”石鼓書院歷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設石鼓高等學堂為止，延續了一千餘年。期間，它始終以藏書之豐、學風之盛、設備之全、經費之足、管理之嚴、成就之大，在中國教育史和書院發展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脈”的美譽。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寬族裔李士真“援寬故事，請於郡守，願以私財”，在李寬辦學舊址上對石鼓書院進行首次重建。史載，宋朝皇帝曾兩次給石鼓書院賜額。一次是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這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朱熹的《石鼓書院記》中有錄；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賢殿校理劉沆之請，詔賜“石鼓書院”匾額及學田5頃，使石鼓書院聲名大振，遂與睢陽、白鹿洞、嶽麓三書院並稱為“天下四大書院。”石鼓書院首任山長李寬、後任山長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賢祠，與韓愈、周敦頤、朱熹、張栻、黃乾並稱石鼓七賢。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六記：“掌書院講習者謂之山長，山長亦稱院長，亦稱山主。”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講學，受業者稱蔣為山長（見《荊湘近事》）。至宋相沿為習，書院益多。元代書院，亦置山長，講學之外，並總領院務。清乾隆時改為院長，清末仍名山長。對其人選，明代多以品望為主，沒有地域限制。清代雖強調品行、學問，然而多主張選擇本地人士。自南宋以來，石鼓書院歷代延聘了數十位山長，由於屢遭戰亂，兵火連綿，未能查找。
南宋時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在這篇帶綱領性的歷史文獻中，朱熹對書院辦學的指導思想、教學內容、教育重點、教學方法作了具體闡述。尤其是他倡導的將義理之學、修身之道作為書院的辦學宗旨，以達到“明道義正人心”教育目的，不僅為當時全國各書院所效法，而且對元、明、清歷代辦學都有深刻的影響。山長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訪。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試第一，累官至權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書院得以恢復重建，戴溪任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三卷。程洵為朱熹門人，潛心理學，是程朱學派的重要學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始出任衡陽主簿。十四年又暫代石鼓書院山長，以宣揚朱子張子之學為要務，一時“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晦庵之門”（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間留有題詠石鼓詩若干首，並編纂首部《石鼓書院志》（後散失）。南宋開慶元年（1259），石鼓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長李訪“盡復舊觀”，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宋王朝南遷後，較為著名的書院為石鼓、白鹿洞、嶽麓、象山等，嵩陽因戰亂宋末時廢毀，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縣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復書院。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統治者基本上不學無術，仇視漢族文化，書院基本上處於政府監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書院與全國其他書院遭際不一樣，是少有的受統治者重視的書院，還獲贈學田。歷任石鼓書院山長有鄧大任、王復、康莊、程敬直、李宥孫、金文海、朱仁仲、張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樣，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長，未能有多大作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難查找到他們的資料。
明清兩代，衡陽地方官員對於石鼓書院有著一種特別的情結，這也是石鼓書院得以興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後，自明代永樂年間起，經過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資、何珣及湖廣憲副沈慶等人70多年的努力，書院終於規制大備，沉寂多年的石鼓書院又再次興盛起來。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王大韶青少年時期求學於石鼓書院，致仕後“重返母校”，主講石鼓書院，並參與編纂、重校首部《石鼓書院志》，為後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有關書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長有周詔、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長陳士雅、吳炯、宋薊齡、曠敏本、林學易、李振南、羅廷彥、王光國、余廷燦、李繼聖、劉高閣、譚鵬宵、張學尹、常大湘、劉祖煥、蔣琦齡、鄒焌傑、馮俊、鄧傳密、李揚華、左斌、江昱、祝松雲、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進士、舉人出身，才高八斗，學貫古今，官場歷練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觀上要為桑梓造福，客觀上保證了教育質量，石鼓書院“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
比山長更牛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稱，猶言泰斗。鄒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中講學石鼓，著《教言》25篇（又稱《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對識性、求實、時習、篤行、慎獨、戒懼、格物、致知等作了精闢的闡述，成為諸生向學的至理名言。四方從游者踵至，被諸生尊為書院“山斗”。曠敏本和林學易都是衡山縣人，都是進士出身，都是石鼓書院歷史上很有作為的山長。曠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為嶽麓書院山長，任職約三年，後出任石鼓書院山長，因學問精湛，出類拔萃，倍受時人稱頌，士子爭以出其門下為幸。林學易幼年受知於學使，有“國士”之稱。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為石鼓書院山長，連續執掌書院達15年之久。末代山長（1894～1902）曾熙是衡陽石市人，光緒進士，累任提學使，不久返湘，主講石鼓書院，後任湖南教育學會會長、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督。
石鼓書院素稱人才薈萃之地，講學風氣甚濃。歷代名師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張栻、鄭向、黃乾，元代的偰玉立、奚漢伯顏、李處巽、陳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蔣信、羅洪先、趙貞吉、茅坤、李渭、羅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劉堯誨、王萬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吳時來、余廷燦、劉良弼、江恂等，都相繼來這裡登台傳道，使石鼓成為遠至京師近至衡永郴桂道士子們嚮往和雲集的學府，成為湖湘地區引人矚目的儒學傳播基地，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講學式”書院的楷模，對湖湘文化的演變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作為中國一所最古老的書院，在長達千餘年辦學過程中，石鼓書院所造就的人才之多，實在是難以計數。清乾隆衡陽縣令陶易寫有《石鼓書院》一詩，描繪了“英才薈萃”的景象，詩曰：“曠代儒風喜未顏，一時講院盡英才。雙流環繞宮牆肅，喬木陰森士氣培。祀典已崇新俎豆，詩篇長煥舊亭台。自今游履休嫌憂，綠竹西溪一經開。”
《國朝石鼓志》載，宋幹道八年（1172）殿試，石鼓書院登進士第的就有王居仁、鄧友龍、鄧友齡3人。明嘉靖三十年（1552）壬子鄉試中，石鼓書院諸生李孟彰、王大韶、譚汝賡、徐應南、彭良臣、陶賓6人中舉，史稱“朱陵六鳳”。明末王船山、李國相、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等高風亮節、博學多才者也出自石鼓書院。清光緒六年（1880）庚辰會試，石鼓書院的祝松雲、譚鑫振、楊依斗、陳鼎4人同中進士，其中1人殿試點探花，1人朝考選庶常。像這樣的棟樑之才，還有明代的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祝詠、廖汝恆、陳宗契等，大清中興名臣彭玉麟、衡陽第一個傳臚彭述等，他們都是從石鼓書院走向中國大舞台，“各領風騷數百年”。
交通
衡陽市區內也有很多計程車，招手即停。起步價3元，每公里1.6元。從火車站到景點不會超過20元。
中國書院大全
| “書院”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獨特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五代時，由於戰爭的影響，官學衰廢，士子苦無就學之所，於是自動擇地讀書。一些學者在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下，也利用此時機，選擇景色優美、清雅靜謐的山林名勝之地，作為“群居講學之所”，出現了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