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學海堂書院學海堂書院，是由乾嘉時期著名漢學家阮元繼杭州創建詁經精舍之後，於道光五年(1825)在廣州城北粵秀山創辦的又一個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的書院。
是由乾嘉時期著名漢學家阮元繼杭州創建詁經精舍之後，於道光五年(1825)在廣州城北粵秀山創辦的又一個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的書院。阮元不僅博學淹通，而且在當時的政界也身居要職，集封疆大吏與學術巨子於一身。《清史稿》稱他為“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阮元的治學提倡“崇尚漢學，實事求是”，主張通過音韻訓詁，弄清古代經書中的本來意義，從而探求聖賢之道。他創辦學海堂書，院時，要求學生：“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古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並擅。”(《學海堂集序》)阮元的這篇序文也題刻在學海堂西面牆上，作為學海堂的辦學宗旨。阮元主持學海堂時間不長，但他親自授課，與學生講經析疑，“凡經義子史前賢諸集，下及選賦詩歌古文辭，莫不思與諸生求其程，歸於是，而示以從違取捨之途”。阮元還頒定了《學海堂章程》，確立了學長制、季課制和刊刻制，並個人捐贈白銀四千兩作為學海堂的辦學經費。在阮元的努力下，學海堂成為當時廣東文化學術的中心。
特色
學海堂與其他書院不同。首先，它不設山長制，而實行學長制。據《學海堂章程》中規定：管理學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學長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共八人同司課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舉補額。永不設立山長，亦不允薦山長。學長的主要職責是出題評卷。書院內的大小事宜均由八位學長共同商議決定。每年四課，每課設管課學長兩人，兼管日常事務。其次是實行季課制。《學海堂章程》規定：每一年分為四課，由學長出經題文筆，古今詩題。限日截卷，評定甲乙，分別散給膏火。所謂“季課”，也就是按季節考試。這與當時一般書院流行的月課形式差不多，但內容卻完全不一樣。一般書院的月課，如同科舉考試，學生黎明登堂，封門發題，當日交卷，不能繼燭。其題目般以四書文為主。學海堂則每一季度由書院出題徵文，張榜於學海堂門外，各學長也各攜若干張，以便散發；在考題上標明截卷日期；學生們根據所出題，查閱經書，登堂向學長請教疑難，然後寫出課卷；課卷由八學長共同評定，分別優劣，對優秀的予以獎勵，並將課卷選入《學海堂全集》。再次是實行專課肄業生制度。為了提高教育質量，有利於學生學術研究的系統性，1834年，阮元的弟子錢儀吉來到廣州。阮元委託他與學海堂的學長們商量制定專經課士法，並請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下諭設立專課肄業生制度。專課肄業生制度的確立，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因為專課生的來源，是在乎日參加季課的學生中挑選，主要根據他們的品行、志向和學習成績，由八學長共同推薦錄取。專課生進堂後，可以在《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朱子全集》等書中任選門肄業，導師則在八學長中任選一位。學生一旦確定專業後，按日看書，撰寫讀書心得。每逢季課時，便將這些平日所作心得呈交導師，由導師負責指導。專課肄業生每屆以三年為期限。1834年首次招收專課肄業生十名，其中有後來擔承菊坡精舍院長的陳溜，就是學海堂首屆肄業生之一。
由書院自行刊刻經籍，足學海堂書院有別於其他書院的另個重要特徵。《學海堂章程》規定：堂側添建小閣庋藏書板，及將來到集工價均在經費節存內動支。學海堂刊刻的書籍主要有二種：一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述，是刊刻本書院師生的編撰之書。阮元曾組織師生，搜羅甄錄清代以來的各種解經書籍，酌定去取，彙輯成《學海堂經解》千四百卷。同時還彙編本書院師生的文章為《學海堂全集》、《學海堂課藝》等書。這對學海堂的教學與學術交流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學海堂書院每年還舉辦各種聚會。師生們在聚會上，促膝交談，交流學習心得。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書院舉行團拜。每年七月五日足漢代經學家鄭玄的生日，書院舉行祭禮儀式。其他如中秋月圓、重陽菊開、冬梅報春之時，也都是書院的雅集。這種生動活潑的教育方式，與當時以理學傳授為主的書院，形成了鮮明的又對比。
學海堂書院從1824年創建至1897年最後次招生，歷經七十餘年，培養出眾多的著名學者和經世人才。作為舊式書院，學海堂書院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教學目的
阮元創建學海堂，主張書院教育“以勵品學，非以弋科名”。明確標出以經史辭賦為書院的主要教學內容，黃以周在《南菁講舍文集序》中說:“有明以來，專尚制藝，主講師長，復以四書文，八韻詩為圭臬，並宋人建書院意而失之。近時賢大夫之崇古學者，又思矯其失(指專尚制藝)，而習非成是，積重難返，不得已別築講舍，選高才生充其中，專肄經史辭賦，一洗舊習，若吾浙江之詁經精舍，廣東之學海堂，其較著者也”。學海堂和阮元建於杭州的詁經精舍一樣，以標榜從事經詁考據之學的漢學研究而著名，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AElman）說:“杭州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儘管試圖推進18、19世紀之際儒學教育的發展，但仍然是乾隆時期江南各地書院接受的漢學教育的代表和發展產物”。
學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經學家何休而來的，他在《學海堂集序》中說:“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譽，與康成並舉，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見主名”。學海堂倡導經詁樸學的教學和研究，同時它的文學教學活動也非常活躍，同樣卓有成就。
文學教學在書院課程中的地位
道光十四年(1834)，總督盧坤札諭學海堂訂列應行事宜，其課程設定規定:“課業諸生於《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擇一書肄習”。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古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並擅”。其含有經學、史學、國小、文學、理學，後來還增加了一門數學。這些課程並不要求每位學生全面學習，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擇一書肄習”，如果能力可及，也可以多習幾門。而書院教學和課試卻是以經詁考據和文學為主，梅啟照說:“粵東有學海堂，西湖有詁經精舍……其程試之法，以經訓為先，而詩歌駢儷之文同時並課。說明文學教學在學海堂處於比較重要的地位。
試就學海堂的課藝文集，考察文學在書院中的教學地位，故就《學海堂文集》中所收文章的體裁進行分析，列成下表。表格中將經詁考據類文章歸為一類，史論文（其行文注重文彩）、詩、詞、銘、賦、頌、贊歸為文學一類。統計數字中，詩、詞每首皆算作一篇。
| 作品集 | 卷數 | 總篇數 | 經籍訓詁類 | 文學作品 |
| 占總量百分比 | ||||
| 學海堂初集 | 16 | 375 | 34 9% | 341 |
| 學海堂二集 | 22 | 502 | 44 9% | 458 |
| 學海堂三集 | 24 | 644 | 84 13% | 560 |
| 學海堂四集 | 28 | 641 | 10316% | 538 |
由上表可知，學海堂文集中文學作品數量遠遠超過了經籍訓詁之文。學海堂雖崇尚經詁樸學的教學，其實文學活動處於主要地位。其課試題目亦說明此點。學海堂同治七年(1868)冬季課題：
1．禮記鄭讀考:鄭注禮記間有改字，然皆有所承，如《檀弓·子顯》引盧氏雲:古者名字相，“顯”當作“韅”，注其慎也。雲慎當為引，禮家讀然是其證也。其它會通聲音文字之原而審定之者，最為精核，試評考而疏證之。
2．公羊傳注引漢律考:何邵公解《公羊傳》，多引漢律以證其說，又有不明言律而通其意者，如桓十三年傳注云：自敗當坐。文二年傳注云：漏言當坐之類，試證以今律詳考而發明之。
3．《宋史·孫爽傳》書後:孫宣公在北宋稱為大儒，而《宋元學案》不載，宜讀其傳而論之。
4．擬重修粵秀山文瀾閣碑記(駢體)。
5．梅田賦(古體)：蘿岡洞以種梅為業，花時村原彌望，阡陌盡縞，署曰梅田，蓋賦之。
6．嶺外遊仙詩七首，擬郭景純《遊仙》即次原韻。
7．火輪船行(七古)。
8．行庵雜詠八首(七律)：癭瓢，赤藤滇杖，笠，屐，塵尾，銅缾，英石研山，盆魚。
總共8大題，經解1題，考證文1題，史論文1題，而其餘5題是詩賦駢文。文學課題仍占了大多數。可見文學是學海堂主要教學內容之一，和經詁考據學並重，甚至還要勝過經詁考據學。
文學教學特色
1．文學教學上的崇古、樸學傾向
在中國歷史上，經學和文學之間的界線常常是不明朗的，學海堂的經詁考據學和文學也是彼此相依的。學海堂對詩詞文賦的教學，推崇古體。總督盧坤札諭學海堂應行事宜中說：“期為有用之文賦，或擬古賦，或出新題，俱用漢魏六朝唐人諸體詩題，不用試帖，以場屋之文士子無不肄業也。均應遵照舊章，以勸古學”。崇古、尚古的文學教學要求，使學海堂的文學教學有明顯的樸學傾向。阮元認為:“漢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阮元承認文學地位、重視文學的同時，強調文學和經詁樸學彼此間相依相存的關係，認為從事文學創作必須有深厚的樸學學養。阮元的這一文學觀影響著學海堂的文學教學。梅啟照說:“粵東有學海堂，西湖有詁經精舍……其程試之法，以經訓為先，而詩歌駢儷之文同時並課，蓋韻語天籟，鼻祖犧經，偶對妍詞，發源帝典，名為詞章，無非經術也。”強調的仍然是文學不可離開經詁考據學而獨立存在。
學海堂詩的教學，多用古體，且涉獵經史。如《學海堂三集》卷19收集的詩題是練習漢樂府詩，且以史書中的史事為題，如：讀《漢書》擬西涯樂府二十首：刎頸交，羹頡侯，城下釣，季布諾，千金裝，羅雀行，罵座謠，故將軍，鄧氏錢，臣朔飢，撲滿嘆，負薪謳，沐猴舞，長門賦，五侯鯖，教兒諂，同姓卿，拜床下，董賢來，投閣哀。另外還有：擬《南史》樂府二十首：葛燈籠，金蓮華，夜投籖，柰何帝，夜量沙，無負公，風流相，孔公醉，石頭城，鐘山隱，東堂射，蒼頭公，開西邸，賦競病，封侯相，竹如意，桃花米，談風月，通天台，五柳樹。另外還有擬北史樂府二十六首。寫作這些詩題，必須熟諳樂府詩的寫作，還要求對歷史史實瞭然於胸。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詩題的寫作，除了提高學生的文學水平外，也有利於學生史學水平的提高。
賦，是學海堂每次考課必試的文學體裁。賦的寫作，講求藻飾和用典，廣義上分，屬於駢文的一種，與樸學的博學相應。學海堂的賦作多擬寫前人的作品，這是書院教學中常用的比較簡潔有效的教學方法，既可以打基礎，又可以對前人的作品和創作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所擬多為兩漢魏晉時期的名家賦作。《學海堂二集》有：擬張融《海賦》；擬庾子山《春賦》；擬楊盈川《臥讀書架賦》；等。《學海堂三集》有：擬陸士龍《歲暮賦》；擬張文獻公《荔枝賦》；擬傅元《鷹賦》；擬孔融《薦禰衡表》；擬江文通《閩中草木頌》，頌粵中草木；等。《學海堂四集》有：擬荀子賦；擬魏邯鄲子叔《投壺賦》；廣潘黃門《秋興賦》；擬鮑明遠《園葵賦》；擬江總持《南越木槿賦》；廣盧師道《納涼賦》；擬杜少陵《雕賦》；擬呂衡州《由鹿賦》；擬呂衡州《凌煙閣勛臣頌》；等。賦的寫作，終究是枕經就史，貫以文字、音韻、訓詁，必須有深厚的樸學基本功才能駕馭自如。學海堂在文學教學上重視賦的寫作，是為了使學生打下更堅實的樸學基礎。
文的寫作中，“論”是常練習的題材，常用來論述史事和學術。如：《學海堂四集》卷16有：《兩漢學術論》、《秦楚之際諸國形勢論》、《漢制使天下誦孝經綸》、《漢通烏孫斷匈奴右臂論》、《李廣程不識優劣論》、《漢張騫使西域論》、《東漢風俗論》、《荀彧劉穆之論》、《陸遜陸抗論》、《陶淵明大賢篤志論》、《張燕公變府兵為彍騎得失論》、《南宋中興四將論》、《古今治盜各有得失論》。這些史論文的寫作，學生必須博通古今，熟諳經史，還要匠心獨運，有自己的觀點和感受。
2．學海堂注重駢文理論的探討
乾嘉時期駢文中興是樸學興盛的產物，駢文寫作要求藻飾和用典，與樸學的博學相應。桐城派古文宗宋學，駢散之爭是樸學家和桐城派古文家在文學領域內爭取正統地位的鬥爭，是漢、宋學術之爭在文學領域內的反映。阮元是駢體文的倡導者，在《揅經室集》中，阮元以《文言說》一文為核心，輔以《文韻說》、《與友人論古文書》、《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學海堂文筆策問》等篇，提出了重要的文學理論“文筆論”：認為用韻比偶者始可稱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而且文的標準還必須符合“沉思翰藻”[13]這個條件。將孔子用韻比偶的《文言》奉為歷代文章之祖，認為唐宋八家古文及奉八家為圭臬的桐城派古文是偽古文，不可自居正統地位。阮元力圖為駢文爭得正統地位，事實上是為漢學在文學領域爭得正宗地位。阮元的文學主張對學海堂的文學教學影響很大。他的“文筆論”也滲透於學海堂的文學教學活動中。阮元《揅經室三集》卷5有《學海堂文筆策問》一文，是阮元之子阮福就學海堂的策問題目所作擬答。阮福在文末說:“家大人開學海堂於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此文筆策問的題目是:“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雲‘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為文？何者為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可見在考核時，阮元對學生如何理解“文筆”的概念是絲毫不含糊的。
阮元身為學海堂的主講，其“文筆”的駢文思想應該是滲透到學海堂學生的頭腦中了。在《學海堂集》(初集)中，收有南海生員劉天惠、梁國珍、番禺生員侯康、三水廩生梁光釗四人所作的《文筆考》各一篇，可見在學海堂的課試中，除策問外，還有《文筆考》考題。四位學生所作的關於文、筆的考證文章，目的是為了“廣其說而詳考焉”。主題思想緊緊圍繞阮元的駢文理論，為“文、筆”正名，維護“文”的正宗地位，反證唐、宋以來“文、筆”不分的謬誤所在。佐證資料更為豐富，資料來源由阮元父子的經、史、《文選》擴展到詩、詞、子、集等，大多是阮元、阮福論證中所未發見。充分體現了以樸學教學為宗旨的書院，學生梳理文獻、重資料、重證據的踏實謹嚴的考證功夫。
阮元“文筆論”促使學海堂的師生將研究目光投注到能夠佐證“文、筆”的古文獻中，如《易經》，“四書”以及蕭統的《文選》。特別是《文選》，學海堂將之列為教材之一。學海堂師生對它們都有專門研究考證。如：《易·繫辭》中的文、言、筆的問題，《文選》選文及選文標準、四書源流的研究。《學海堂集》收有學長曾釗《繫辭說》，學生黃子高《文選注考》，以及林伯桐、張杓、熊景星、曾釗、鄭灝若、羅日章、黃位清、謝念功、劉瀛、張廷臣十人合注的《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注》，鄭灝若、梁傑、楊懋建、周以清、侯康《四書文源流考》各一篇，就阮元的“文筆論”作出積極回應。這些使阮元的“文筆論”更加成熟豐富。
從上可以看出，學海堂的“文、筆”思想是從書院建立就不斷滲透、強調的。阮元的《學海堂集序》就是用駢文寫成的，序中提出了書院的教學目的：“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詁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他還說:“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卷。”他將《學海堂集》的文章，簡略地分成“文”和“筆”兩種體裁而已。樊封《新建粵秀山學海堂題名記》云：學海堂“惟士則專導以古，每有課，課必及經，而旁及文筆，躬自甲乙。”[15]可見在學海堂“文、筆”概念分得很清晰。光緒丙戌年(光緒十二年，1886)，學海堂建成62年後，《學海堂四集》刻成，收有林國賡《擬劉孝綽梁昭明太子集序》，盧乃潼《擬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鄭權《重刊陽湖李氏〈駢體文鈔〉跋》三篇文章，阮元的“文筆論”思想仍對學海堂有很大影響。
學海堂重視駢文理論的探討和研究，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也很重視駢文寫作，每次考課都有駢文的寫作，如上述學海堂同治七年(1868)冬季課題中，第4道題要求用駢文寫；第5道題是古賦，仍屬駢文。阮元是孫梅的弟子。孫梅對駢文很有研究，所作《四六叢話》是關於駢文批評的著作，阮元用駢文為其書寫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阮元自己的駢文寫作技藝高超，《揅經室四集》和《揅經室續集四集》中共收有54篇駢文。學海堂的學長中很多人長於駢文寫作，張維屏著有《聽松廬駢體文》，譚瑩著有《續國朝駢體正宗》1卷，梁廷枬著有《散體文駢體文》。另外，楊榮緒、許其光、黎維樅、黃紹昌等，都工於駢體文的寫作。學海堂編刻了大量的書籍，其中有陳均編的《廣駢體文鈔》17卷。
3．營造文學創作的氛圍，注重雅集
學海堂的文學教學活動並不僅僅限於死板的課堂、枯燥的書本中，而是精心營造幽雅的文學創作環境。學海堂背山臨水，遠離塵囂，是讀書治學、為文作賦的絕佳場所。阮元對學海堂院址選擇及院內建設可謂煞費苦心。學海堂地址選擇三易其地，“初擬於前明南園舊址，略覺湫隘；又擬於城西文瀾書院，以地少風景；最後擬於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視久之，遂定於粵秀山”。粵秀山“山半石岩，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阮元稱之:“六藝於此，發其秀輝；百寶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麗，區儒林之古境也”。
學海堂更提倡雅集，《學海堂志》中專有一節載其事，認為:“君子之學，息焉游焉。從於舞雩，未忘講習”[19]提倡勞逸結合、輕鬆愉快的學習方式。志中說:“築堂以來，歲有小集，講禮於斯，會友於斯，來日無涯，宜詳時序，志雅集”。這些雅集，都是師生共同參加的。師生們在埋首經史國小古書之餘，可以盡興地陶冶於輕鬆愉快的文學氛圍中，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交流。據林伯桐用駢文介紹，阮元壽辰為雅集之始：
每年春孟同人團拜於堂，仰止師承，如親提命，因定於正月二十日期會，儀征公壽日也。四方之賓，一國之望，淵源漸被，介祉偕來，堂中翹楚，少長鹹集。日景方長，衣冠氣盛，春光明麗，四坐同歡，開歲雅遊，斯為首路。
其後雅集有上巳花朝、中秋坐月、九月賞菊、冬至觀梅等。學海堂的雅集浸潤著濃厚的文學氛圍，是師生們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交流的絕佳活動。
學海堂在培養人才和學術發展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自從阮元建立學海堂，廣東學子“見聞日擴，而其文亦漸近純熟，嶺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為風氣所囿者，學海堂之力也”；“粵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啟之”。學海堂學生文集有30多種，有著述問世的學生，今可查者達300餘人，幾千種書。學海堂將學生課藝文編輯成冊，有《學海堂集》4集，共90卷，所收詩文2000多篇。這些文集不僅僅是學生課藝之佳作，也是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學海堂的文學教學和樸學教學一樣，取得了獨特的成就。
阮元
阮元他畢生仕宦特達，但撰述編纂工作未嘗稍輟。他學問淵博，在經學、方誌、金石學及詩詞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尤以音韻訓詁之學為長。著書180餘種，編著有《皇清經解》《經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時，阮元標領文壇數十年，海內尊之為學界泰斗。早歲編集金石書畫目錄，為《石渠隨筆》、《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任浙江學政時邀臧庸兄弟、何元錫、陳鱣等學者編《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於嘉慶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詩人作品為《兩浙輶軒錄》四十卷。又翌年立詁經精舍，刊《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喪父守制期間，刊《十三經校勘記》，又蒐羅《四庫全書》未收書，編為《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目錄進呈御覽。數年後，撰成《疇人傳》五十九卷，為中國歷代天文歷算家之專門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經註疏》；創立學海堂期間，刊《學海堂叢刻》。阮氏亦重視修志，所修志書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揚州圖經》等。其中《揚州圖經》以圖為經，可稱創例。阮元的文集，為《揅經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均是書學史上的重要著述。
中國書院大全
| “書院”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獨特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五代時，由於戰爭的影響，官學衰廢，士子苦無就學之所，於是自動擇地讀書。一些學者在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下，也利用此時機，選擇景色優美、清雅靜謐的山林名勝之地，作為“群居講學之所”，出現了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