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四庫全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一說為1773年），開始編纂，從全國徵集3800多文人學士，歷時十年（一說歷時九年），用工整的正楷抄書七部，連同底本，共八部，建閣深藏。雖為數千人抄寫，但字型風格端莊規範，如出一人。
編書起因
中華古國，歷史悠久，數千年以來，積累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對典籍的清理和編目，就顯得極為重要，且歷代相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宋大型類書的彙編，至明初《永樂大典》的輯成，可謂登峰造極。但因唐宋以來諸類書受體例所限，常有“內容割裂，首尾不具”的弱點，難以保存古籍之舊觀，將歷代典籍重新進行整理、總結和彙編，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水年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即“儒藏說”，受到社會的廣泛回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向乾隆皇帝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乾隆皇帝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而一，名曰《四庫全書》。
底本來源
1.內府藏書；
2.清廷官修書；
3.從各地徵集的圖書；
編纂過程
乾隆《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徵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徵收準則以闡明性學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為優先，族譜、尺牘、屏障、壽言、唱酬詩文等等則不在考慮之列。據統計，光是徵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獻書最多的鮑士恭、范懋柱、汪啟叔、馬裕四家賜以內府所印《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當時乾隆還規定，凡從坊肆來的，應該付給一定的費用；若是家藏圖書，則裝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則抄本存留。這些書篩選後按“著錄書”及“存目書”分別收入，其中“存目書”不錄全書，只摘部分內容，而“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後，還要與原本反覆校勘。最後收錄的圖書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於識別，採用分色裝幀，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顔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採用代表中央的黃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型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一些書有詆毀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並最終刪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刪除，但是依然存在宮中，沒有銷毀，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一步完善《四庫全書》。
全書內容
《四庫全書》經部
《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大學》、《中庸》 、《孟子》、《論語》、《孝經》、《爾雅》、《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
史部
《國語》、《史記》、《漢書》、《晉書》、《宋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南齊書》、《北齊書》、《舊唐書》、《新唐書》、《列女傳》、《越絕書》、《水經注》、《島夷志略》、《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吳越春秋》、《風俗通義》、《華陽國志》、《建康實錄》、《貞觀政要》、《資治通鑑》、《天工開物》、《東周列國志》
子部
儒家：《荀子》、《說苑》、《帝范》、《政訓》、《潛書》、《新序》、《鹽鐵論》、《潛夫論》、《近思錄》、《郁離子》、《傳習錄》、《呻吟語》、《孔子家語》、《溫公家范》、《袁氏世范》
兵家：《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孫臏兵法》、《六韜》、《三略》、《握奇經》、《素書》、《將苑》、《李衛公問對》、《虎鈐經》、《守城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何博士備論》
法家：《管子》、《商君書》、《韓非子》
農家《齊民要術》、《農桑輯要》
醫家：《黃帝內經》 、《神農本草經》、《黃帝八十一難經》、 《洗冤集錄》
數理天文：《周髀算經》
集部
《楚辭》、《詩品》、《曲品》、《南戲》、《花間集》、《柳永詞》、《晏殊詞》《東坡詞》、《秦觀詞》、《放翁詞》、《姜夔詞》
裝裱
《四庫全書》的著作者，包括了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以及外國人等。為了美觀與便於識別，採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庫全書總目》黃色（因為是全書綱領，用代表中央的黃色）。四部顏色的確定，是依照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封裝方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內裝書籍36304冊。將書籍用木夾板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於查閱。
收藏版本
文津閣《四庫全書》文宗閣版
文宗閣位於鎮江金山寺。文匯閣一名御書樓，位於揚州天寧寺西園大觀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奏請在行宮內仿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乾隆四十四年（1779）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匯閣。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閣中尚多空餘書閣，後各收貯《四庫全書》。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文宗閣本《四庫全書》遭英軍破壞。太平天國勢力發展到江浙時，鎮江、揚州被太平軍攻克，文宗閣、文匯閣及其所貯《四庫全書》一同化為灰燼。
文瀾版本
杭州聖因寺行宮原有《古今圖書集成》藏書堂一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後改建文瀾閣，次年年底完工。鹹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第二次攻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量散佚。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殘餘，得到8140冊，僅及原書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軍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從民間收購。光緒六年（1880）在舊閣原址上重建文瀾閣。丁氏兄弟將書送還，並陸續抄補。民國後，歸浙江省圖書館庋藏。1914年、1923年，兩次組織人力就丁氏兄弟鈔補未全者予以補鈔。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始漸復其原。抗戰時曾運至青木關，勝利後運回浙江，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版
在熱河行宮（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修建文津閣，次年修建完畢。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庫全書》入藏。1913年，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由國民政府運歸北京，藏於文華殿古物陳列所。1915年，撥交新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每冊卷首有“文津閣寶”，末頁有“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小篆朱文方璽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於嘉慶初年，後再補入，故裡面僅有“嘉慶御覽之寶”一方。全書與通行印本《四庫全書目錄》微有不同，蓋以抄寫較晚，有修訂改易之處。文源閣版
在圓明園內。園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為“柳浪聞鶯”。文源閣的匾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額都是乾隆皇帝御書。文源閣前為玲瓏峰，上面刊有乾隆御製《文源閣詩》閣東的亭內有石碑，上刊御製《文源閣記》。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畢入藏。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入侵，大肆焚掠圓明園，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化為灰燼。今天，文源閣遺址已不可尋。刻《文源閣記》石碑尚存世間。
文溯閣版
在遼寧瀋陽故宮內。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送藏文溯閣。民國時期，文溯閣《四庫全書》輾轉流徙，幾經危殆。1914年運京，存於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擬辦圖書館，呈請北京國民政府當局索回此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謂“國立圖書館”的名義代為封存。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戰備需要，中央下令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從瀋陽調出，運至甘肅存放至今。
文瀾閣《四庫全書》文淵閣版
位於紫禁城內的主敬殿後（主敬殿為文華殿後殿），建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閣內。民國時期，由故宮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熱河，北平地區形勢十分危急。故宮博物院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連同所藏其他歷代文物裝箱南遷，運至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又輾轉數千里運抵蜀中。抗戰勝利之後復運抵南京。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運往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成功原因
《四庫全書》之所以編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修書期間，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時，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干擾。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併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第五，破格錄用人材。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書籍對比
《永樂大典》兩帝編書都有顯示自己對文化的重視、藉以籠絡士人、炫耀文治的目的，區別在於：永樂皇帝編《永樂大典》是為了方便自己檢索，成書之後作為皇家藏書藏於深宮，一般是密不示人的。
乾隆皇帝編《四庫全書》後抄了7部，“北四閣”的4部藏在皇宮和皇家園林中，大臣、翰林經批准可以前去查閱；“南三閣”則準許一般士子赴館閱錄；還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傳布士林。
乾隆編《四庫全書》時毀、禁書，一方面是因為清朝作為少數民族統治中國，比明朝多了民族問題這個敏感點；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部書不是僅僅編給自己看的。
季羨林先生評價《四庫全書》：“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四庫全書》一個很重要的積極意義就是打破了私人藏書、密不示人的局限，使當時的讀書人也能從這個文化大工程中受益。
當然，由於清朝把對其統治不利的書排除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魯迅語）的後果。
《四庫全書》收書和毀書數量：
先說收書：《四庫全書》有不同版本，收書數量略有不同，第一份告成時收書3461種，79309卷，後來的文津閣本收書3503種、79337卷。
再說毀書：編《四庫全書》毀、禁書數量不同專家給出不同數字，大致毀、禁、改書也達到3000餘種。
於是不少人產生這樣一個誤解：乾隆把天下書收集來，一半毀了、一半收入《四庫全書》。
事實上，當時清廷徵集到的書總共12237種，除了被收錄和被毀禁外，那些編纂者認為價值不大的書，僅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這類著作共有6793種、93551卷，比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多出將近一倍。另外，收錄的書和毀掉的書除了數量外還有個質量的問題......
被毀的主要是對清朝統治不利的書，這類書多半出自明末清初，因為距離編書時間近所以數量龐大，但就價值來說未必都是精品，本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就會有很大一部分被淘汰。而收入《四庫全書》的書是按3取1的比例挑出來的優秀作品。當然被毀的不僅僅是明末清初的作品，被毀的書中也有不少的確是很有價值的精品。我不否認乾隆編《四庫全書》過程中有錯誤。
功利地說，除了上面說的質量的差別，如果不編《四庫全書》，那些被清朝毀禁的好書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會有一部分失去；但那些被《四庫全書》收錄的書，因為有了《四庫全書》就完好地保存下來了。況且，乾隆毀、禁的書，很多實際上也沒禁住。所以就客觀結果來看，我認為《四庫全書》是功大於過的。
當然，一本好書的價值不好量化，所以因為保留了更多好書，就說是功大於過可能不太科學。
主要影響
《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歷代大量文獻。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後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但是﹐《四庫全書》畢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產物﹐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徵集圖書﹐貫徹“寓禁於徵”的政策﹐對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別採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四庫全書》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順服於大清統治的漢人如湯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視，而黃宗羲、呂留良、顧炎武等一些與湯斌同時代卻有骨氣的文人著作則受到打擊和禁毀。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於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及戲曲和通俗小說如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
歷史上對乾隆修《四庫全書》有不同評價，有人認為修書對保存及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有貢獻；也有人指乾隆以修書為名，禁錮思想為實。本問題幫助大家從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庫全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讓大家嘗試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問題。
《四庫全書》保存中國歷代不少接近失傳的典籍，並校正典籍中的訛誤脫漏。但修書期間同時抽毀及禁制一些書籍。乾隆一朝致力編修《四庫全書》，但也大興文字獄，戕害讀書人。
歷史價值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最大的古代叢書，世界出版史上的巨製。全書收錄了先秦到清乾隆大部的重要古籍（部分被列為禁書），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學術領域，對中國歷代的典籍，進行了成功的整理和總結，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典籍和豐富的文獻資料，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史料價值、文獻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成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為國家正統、民族根基的象徵和無價的傳國之寶，被稱為“人類歷史宏偉的文化工程，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1．規模亘古未有。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2．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餘種，其中380餘種收入《全書》，120餘種列為《存目》。
3.對圖書分類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乾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制度。
4．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功過是非
《四庫全書》編纂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於徵”之深意；在編纂過程中，又有對內容濫加抽毀，肆意改竄和刪削，充滿專制斧鉞之淫威，“於佛、道兩家典籍，意存軒輊，摒除殆盡”，造成全書的重大缺陷，已“非盡古籍舊貌”，並使宋元以來大量的珍貴典籍毀於一旦。尤其是與之相伴而生的禁書逆流，以及“冤濫酷烈”的文字獄，造成數以萬部的大量典籍橫遭禁毀，不僅對當時社會產生了巨大危害，使中國古代文化蒙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所以，有人評價《四庫全書》為“功過參半”。但就《四庫全書》編纂本身而言，大多數學者仍評價其“功大於過”。
書籍命運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杭州文瀾閣藏書樓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於光緒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復後的文瀾閣。文瀾閣本在民國以後又有一次大規模修補，目前大部分內容已經恢復。因此《四庫全書》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台灣，現藏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文溯閣本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現藏蘭州甘肅省圖書館。近些年，對於文溯閣本是否要歸還瀋陽，甘肅、遼寧兩省一直未能達成一致。避暑山莊文津閣本於1950年代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下令調撥到北京市中國國家圖書館，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書保存的版本。而殘缺的文瀾閣本則藏於杭州浙江省圖書館。
1966年10月，當時正處於中蘇關係緊張時刻，為保護《四庫全書》安全，林彪要求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瀋陽運至蘭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方面也修建藏書樓，加強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其最終歸屬，仍處爭議中。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別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書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內聯網版和網上版。2009年起，台灣商務印書館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按照典藏之文淵閣本原書原寸，以仿古樣式影印出版，即內文、開本、紙質、布面、裝幀方式等，皆與原版相同。
複製版
複製《四庫全書》採用了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方式。技術人員首先通過電腦對《四庫全書》原書的原始數據照片進行處理、精修，以達到原樣效果，再用專門研製的適用於手工宣紙印刷的數碼彩色印表機印製書頁。在裝訂車間，工人們則完全按照古籍線裝書手工裝訂的傳統工藝流程進行操作。從數碼拍攝、數據修正、試製、正式生產到完工，前後歷時十餘年。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揚州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揚州國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承制的首套原大、原色、原樣《四庫全書》（文津閣本）2014年4月18日起在江蘇揚州天寧寺萬佛樓展出。此次複製的《四庫全書》（文津閣本），每套共3.6萬餘冊，按出版計畫將限量印製、發行36套，目前已完成兩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