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解釋
金印金印，goldenseal
2.借指官職。
3.宋代稱犯人臉上刺的字。
4.指公文﹑證件上的金泥印章。
詞意探源
（1）指用黃金鑄造的官印。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
（2）指犯人臉上刺的字。
《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著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金質印璽
金印舊時帝王或高級官員金質的印璽。《史記·孝武本紀》：“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欒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宋蘇轍《觀捕魚》詩：“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清黃遵憲《琉求歌》：“尚有丹書珠殿掛，空將金印紫泥封。”
官職
唐杜甫《陪李王蘇李四使君登惠義寺》詩：“誰能解金印，瀟灑自安禪。”宋樂雷發《烏烏歌》：“好殺賊奴取金印，何用區區章句為？”
刺字
宋代稱犯人臉上刺的字。《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著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水滸傳》第八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換做打金印。”
金泥印章
指公文、證件上的金泥印章。明唐順之《條陳海防經略事疏》：“臣又據總兵官盧鏜手本……與日本金印勘合。”許地山《三博士》：“她們一同看著（博士文憑）上面的文字和金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漢委奴國王”金印
倭奴國王印，即日本福岡市東區志賀島出土的金印。1784年（天明4年）發現，福岡藩主黑田家收藏。為邊長2.3厘米的正方形，印身高2.2厘米，重108.7克。上有蛇鈕，加印身計高2.3厘米。分三行刻有五個篆文“漢委奴國王”。一般讀作“漢倭奴國王”。通常認為這顆金印就是《後漢書·東夷傳》記載的東漢光武帝時公元57年倭之奴國王朝貢時接受的那顆印章。還有私印說和偽造說，但缺乏說服力。現為日本國寶，存於福岡市美術館。
滇國金印
長期以來，代表著雲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國，在中外歷史學家的眼中，始終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寥寥幾百字的記載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歷史文字記載了。因此，揭開古滇國之謎，成了史學界，特別是雲南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金印商人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著五六件青銅兵器想賣給博物館。當時省博物館的孫太初先生認真地看了這幾件兵器後，發現它們的形制和文飾都不同於中原地區已經出土的古代青銅兵器，對青銅器頗有研究的孫太初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幾件青銅兵器的背後，可能孕育著雲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於是在請示領導同意後，他毫不猶豫地將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銅兵器全部買了下來，但不知是古董商不願說，還是確實不知道這些青銅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購地，孫太初始終沒有問出青銅兵器的出處，這事成了孫太初心裡急需解開的一個結。一個偶然的機會，孫太初與省文史館的方樹梅先生談及此事時，又獲知了一個與青銅兵器相關的重要線索。方樹梅稱在他的家鄉晉寧縣的小梁王山，抗日戰爭初期曾經出土過大量的青銅器，但他也只是聽過傳聞，從未親眼見過實物。這件事情更加讓孫太初牽掛了。
翌年10月，在孫先生的建議下，省博物館抽派熊瑛、蔡佑芬兩人到晉寧縣作一次實地調查，調查的結果證明方樹梅先生所說確有其事，但出土的地點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遠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還從石寨村農民手中又徵集到幾件青銅兵器及一件磨製的非常精緻的古代石犁，將其與館藏的青銅兵器一比較，果然在造形和紋飾上都有很多共同點。另據村中的老人說，這座小山也是村裡的風水寶地，村里人去世後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來石寨山的村民們在山上挖墓坑時，經常都會挖到各種青銅器，然而他們不懂，大都當成廢銅賣到昆明去了，聽說曾經被駐昆的法國人買去了不少呢。鑒於這些重要的調查線索，省博物館決定馬上報請上級批准進行一次清理髮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狀況，徹底揭開青銅兵器之謎。
現身
誰也不曾料到，就是這么一座亂石遍地、雜草叢生、其貌不揚的小山丘，竟然埋藏著一個兩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東南角的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棗核形，南北兩頭尖、中間寬，西面岩石陡峭，東面較為平坦，最高處至地平面僅30多米，長約500米，最寬處約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為石寨山村，屬晉寧縣的牛戀鄉。
訊息傳出以後，石寨山附近的城鄉居民奔走相告，一連幾天，整個工地周圍的山上全是聞訊趕來的人群，有時多達數千人，就連附近幾個縣的農民都不斷地涌到考古工地，他們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寶物。
印證
後來經細查，這枚出土於6號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體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紐，蛇背有鱗紋，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邊長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90克。紐和印身是分別鑄成後焊接起來的。文乃鑿成，筆劃兩邊的鑿痕猶可辨識，篆書，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據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傳》中的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嘗羌降於漢，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這一文獻的記載，同出土的繁浩奢華的各種隨葬品一起印證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寢地。
在考古學上，像這樣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相一致的案例並不多見，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顯出它的與眾不同和極高的考古價值。西漢時期，中央王朝為了統治邊疆地區，往往採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稱臣納供，不對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賜印、委派官爵等統治方式，來行使漢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和管理。西漢時，漢武帝曾在現在的晉寧設立益州郡。從現已掌握的考古發掘的情況看，文獻記載的漢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賀島上出土的“漢倭奴國王”金印、1955年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漢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紐金印和1981年在江蘇省揚州附近的邗江縣營泉鎮北二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此璽龜紐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型和印紐形制等方面與前兩枚金印十分相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證了漢代中央王朝對這些地區的統治，也印證了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史記》中記載的真實可信。正是由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極大興趣，如貴州省組織的對“夜郎王印”的尋找。人們也都期待著能夠早一天將這枚同樣記載於司馬遷“史記”中的“夜郎王”的金印發掘出土。
50多年過去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石寨山先後又進行了5次科學的考古發掘，一共發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類文物數以萬件。伴隨著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及科學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國神秘的面紗被揭開，石寨山已經成為雲南考古事業的輝煌歷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南晉寧石寨山考古發掘還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100項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在雲南的青銅時代，以滇池地區為中心，存在著一個古老而神秘的王國——滇國，在滇池之濱，滇人的社會、文化到了相當發達的程度。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戰國時，楚頃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楚國派將領莊踽率軍進入滇池地區，“濟湘沅以南征”，到達滇池地區後，莊踽以“兵威定屬楚”。正當他欲返回楚國時，秦軍攻克了楚屬巫，黔中之地，阻斷了莊踽的歸路。至此，莊踽及其部屬“變服從俗，以長之”，當了滇王。莊踽帶來的楚人和當地的土著民族，在滇池之濱的千里沃野上共同創造和發展了燦爛輝煌的古滇國文明。
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近40年時間裡，考古人雖在晉寧石寨山共進行了5次正式的考古發掘，一共清理了86座滇國古墓，出土珍貴文物5000餘件（套），揭開了厚厚的歷史塵封，古滇王國被淹沒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露出了冰山一角。石寨山出土的數千件美輪美奐的古滇國文物，映射了古滇國發達的青銅文化，極具代表性的有滇國金印：石寨山6號墓出土。蛇鈕，蛇背上有鱗片紋，蛇頭向右上方。邊長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篆書：“滇王之印”。據漢代璽印製度，諸侯王印無蛇鈕之制，傳世的四夷王侯（即外在臣王）及邑長之類亦罕見作蛇鈕者，說明西漢時滇王身份特殊，和一般外臣王及內臣侯王均有區別。滇王金印的發現對確定石寨山墓地的性質、年代以及墓主的身份等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證據，其歷史和科學價值之高，是任何一件滇國文物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
貯貝器：貯貝器是滇國特有的青銅器，具有濃郁的地方特點和民族風格。石寨山青銅文化之所以名聞遐邇，與出土許多精美的貯貝器有很大關係。石寨山共出土各種貯貝器32件，較典型的如鎏金騎士貯貝器，此器高50厘米，蓋徑26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腰部微束，平底，底部有獸爪形三矮足，兩側有對稱的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登狀，張口欲噬。器蓋中央立一柱，柱上有一長方形平台，一佩劍鎏金騎馬者立於其上。
銅鼓：銅鼓是滇國各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種打擊樂器，是滇國青銅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之一，類似中原地區商周青銅文化中的鐘鼎重器。石寨山型銅鼓以晉寧石寨山出土最早、最多而得名。
銅扣飾：滇國銅扣飾有圓形、長方形和不規則形三種形狀，有的正面鑲嵌瑪瑙、玉石及孔雀石等，有的為浮雕人物或動物圖像。背面均有一矩形扣，扣飾之名即由此而來。滇國的扣飾基本為青銅製品，也有少量銅鑄鎏金，總的扣飾數量在出土文物中所占比例較小，說明多限於滇國上層社會。在圓形和長方形扣飾上多飾以動物紋或動物圖像，還有鬥牛、舞樂、房屋、祭禮等內容，造型極其生動逼真。不規則形扣飾無固定形狀，主要是根據器物表面的人物或動物的不同動態要求製作的，因此多呈不規則形。為了使扣飾的人物和動物不致鬆散影響整個構圖的美觀，特在扣飾的下端加鑄橫臥的一蛇或二蛇，以增強其整體感。滇國墓地出土不規則形的扣飾較多，而且多數是動物紋圖案，如“虎豹噬牛”、“二虎鬥牛”、“三狼噬羊”、“虎噬野豬”、“三水鳥”、“三頭牛”、“立豹”、“虎頭”、“螺螄”等。
自莊踽以後至西漢中葉是滇國的繁榮鼎盛時期，從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農業、畜牧業、狩獵業、漁業、建築業、冶金業、紡織、制陶、珠寶玉石器加工業等社會生產各方面的技術水平均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例如建築，石寨山出土的滇國乾欄式房屋銅鑄模型，其底架及上層建築均較完整，由於鑄工精細，不僅整座房屋的全貌甚至連細部結構都看得非常清楚，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滇國建築創造了條件。冶金，當時滇國生產的青銅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種青銅文化媲美，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
滇國文明在滇池區域內經歷了大約300–500年的歷程，滇池之濱的千里沃野孕育和發展了中華文明中的這支青銅文明奇葩。由於不可知的原因或現在的考古手段所不能探究的因素，古滇國留給我們太多諸如滇國古城之謎。但是，隨著石寨山文物的發現，使世人對石寨山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古滇國的千古歷史之謎也將隨著其它古滇文化遺物的不斷發掘、湧現而真相大白。
隨之出土的文物幾乎代表了滇國時代青銅文化的精品，有貯貝器、銅編鐘、帶金鞘的劍、黃金珠、瑪瑙、玉、車馬飾和造型奇異的銅扣飾。它們價值連城，代表著一個淹沒了的雲南古史上第一個地方政權——古滇王國的真實存在。
美輪美奐的青銅文化，是這個古老王國的背景，它們極其精美，工藝水平極高，其風格與造型與中原文化絕無相同之處，是一個在獨立的地域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毫不遜色的文明。
公元前一世紀前後，這個孤立的王國終於走到了終點。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兵臨滇國，滇王舉國投降，並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金印，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金印，埋藏兩千年後，被考古學家們發掘於石寨山的泥土之中，古滇國的歷史文化逐步凸現在世人面前……
置身於滇文化的發祥地，面對如此厚重的古滇國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你的心靈，必將受到深深的震撼與陶冶。
告別晉城，轉眼之間，來到了滇池東岸的牛戀鄉，這個地方之所以叫牛戀鄉，這其中有一個美麗而感人的傳說：這個村子以前有人把自己養的牛賣到了海口，牛因惦念主人，又游水從滇池中回來。村中風景如畫，古人詩曰：“南湖北望四山峰，一發青痕在碧空；風約湖心平又凸，青山吐涮白雲中。”值得一提的是，牛戀鄉產金線魚，這種魚的形狀很像白魚，金色細鱗，大的不過七八寸，夏秋之際甚多，平時喜歡躲在石洞裡面，下雨時由於洞中悶熱才出來。徐霞客在遊記中記載說：“金線魚出滇池金線洞，金色鱗細，長不盈尺，味極鮮美，實為魚中珍品。”清代昆陽知州劉安科，曾有一首五律介紹道：“金光飛一線，流入洞中天；遍梁游鱗活，都呈麗色鮮。何勞工筆畫，不費繡針穿；大造真奇巧，滇池異族傳。
相關故事
太平天國：王爺金印木頭造 官員金冠用紙糊
金印《賊情彙纂》里說太平軍官服里有金冠、金盔，但都是用竹篾扎、綢緞或紙糊成的，英國翻譯富禮賜也說，雖然太平天國的王爵都有“金冠”，但真正用金子做的他只見到李秀成一頂，“金印”當也可作如是觀，當物資較豐富、天王心情較好時，被封的官員可能獲得銀印、甚至真的金印（如劉裕鳩），更多的時候能弄個木頭的就不錯了——昭王黃文英癸開十三年（1863年）七月三十日就封王，卻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才領到一枚木頭官印。
李秀成在被俘後曾感慨“我天王封無數之將”，的確，太平天國的官爵泛濫，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而這些成千上萬的王爵、高官，不管有沒有實權、兵權和地盤，一人一枚屬於自己的官印是不可少的。
純金王印
按照太平天國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純金製成的，侯爵、國宗的印用銀，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銀（一說國宗以下用銀包木），以下則都是木印；後期雖然沒有明確制度，但所有詔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說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發為忠二殿下，詔書中稱賜給“金牌、金頸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於王爵一點，如果李容發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們，照理都應該是金印才是。
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後期才有的，照理不該套用前期侯爵的體制，但1858年勝保曾經奏報，投降的捻首張龍向他呈繳的是一枚象紐銀印，張龍的爵位是鍾天福，一些研究者據此認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義爵、安爵，應該用的是銀印。
太平天國僅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數不勝數，如果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銀印，那么清方的繳獲、民間的目擊，應當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才是。
但事實卻正好相反。
剔除不屬於這一級別的天王金璽，除了早期《賊情彙纂》記載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質地，並有“金銀印均極薄”的描述外，明確提到金印、銀印的如鳳毛麟角，金印居然一處也沒有，銀印也不過兩處：前面提到的張龍，以及1864年9月20日戰死在浙江開化七都村頭的享王劉裕鳩，左宗棠奏報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純銀官印。
這個比例未免太小，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本應成千上萬的金印、銀印，究竟跑到哪兒去了？
盛巽昌先生認為，這些消失的金印、銀印，是因為清方將領的貪婪，在繳獲後貪污藏私，變成金條、銀元寶之類流通貨了。
極薄官印
但這種說法似乎經不起推敲：太平天國的高級將領隨身都攜帶金鐲、金條脫等貴重金器，以作為緊急時的軍需經費，相比較而言，“極薄”的官印實在沒有多少分量（洪秀全的金璽另當別論）；繳獲官印意味著抓住“叛匪”的一條大魚，清朝對軍功獎賞優厚，上繳一枚金印、銀印所能獲得的物質、職務和榮譽回報，絕對會遠勝過官印那可憐的一點點金銀價值，這筆賬，整天盤算著升官發財的清兵、清將，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銀印呢？
最明確記載王印是金質的，是《賊情彙纂》，但該書同時也指出，他們看到的太平天國官印，許多並沒有本應擁有的、刻有不同等級的印紐，甚至連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紐也沒有。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後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沒有印紐，而只有一個裝把的小孔。《賊情彙纂》說，刻有龍紐、象紐的官印都有人見過，卻並沒有說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銀的，相反，卻稱國宗提督軍務的印章只是在木頭外面包了一層銀皮。前期高官數量很少，王爵不過7人，侯爵不到20位，國宗、丞相數量也極有限（國宗連閒散的算上也最多幾十個，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換人也可以沿用舊印），尚且滿足不了制度所規定的金印、銀印數量，後期、尤其最後期物資匱乏，而獲得高級職稱的官員人數反倒多得驚人，哪兒來這么多真金白銀呢？
由此可推斷，所謂“金印”不過是制度規定。太平天國等級森嚴，不同等級有特定的稱呼，而“金”正是對應從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種“用品”的專稱，這些“用品”不但包括實實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虛擬的事物，甚至人。如《天父聖旨卷三》提到東王楊秀清的鑼叫“金鑼”（其實是銅的），《太平禮制》前後兩個版本都規定，洪秀全和諸王的女兒叫“金”（如天長金、翼三金等，她們當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職稱謂》中提到向王爵請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諭”，賞賜東西要謝“金恩”，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這個是級別所規定的，劉裕鳩的銀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國官方看來，都是“金印”。
漢光武帝授金印之謎
金印古代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嚴肅特點的史書的記載，而且有充滿著遐想的動人的傳說，還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說服力的實物。在日本距離中國大陸較近的九州地區，曾經在發掘的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後）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國大陸傳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銅鏡、銅劍、銅茅等。而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歷史上漢光武帝授於倭王的那塊彌足珍貴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餘年之後於日本九州的志賀島奇蹟般地重見了天日。這一重大發現，無疑是反映中日兩國古代交往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中國史書關於漢光武帝授金印的記載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南朝人范曄撰《後漢書》，其《倭傳》有關倭國列島情況的記載，幾乎全部抄自《三國志》 。不過，在談到兩國之間交往時，則有不少增補內容，其中關於漢光武帝賜倭人印綬的記載，便是《三國志》所沒有的。《後漢書·倭傳》中說：“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東漢光武帝在位的最後一年。《後漢書·倭傳》明確記載了這一年光武帝接見倭國使者，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由於在《後漢書》之前問世的《三國志》未載此事，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是最早系統記載日本列島情況的史書，加上也沒有旁的記載可資佐證，此事的可信度，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質疑。
日本福岡縣誌賀島漢金印的發現
1784年陰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說起金印的發現，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正在為防備來年可能出現的旱災而修築一條水渠。在搬動一塊大石頭時，他無意間發現了大石底下一塊與泥巴相裹著的金屬。他並不認識此物，便讓家裡人和近鄰辨識，一個名叫才藏的米鋪主人告訴他這是一方金印，不過這個人也沒有認識到此印章的價值。後來訊息傳到地方官那裡，金印便逐級上交到了管轄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賞給了農民甚兵衛五枚白銀，又將此印送給藩中一個很有學問的名叫龜井南溟的儒者鑑定。龜井南溟經過仔細鑑定後告訴黑田藩主，這方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便是中國《後漢書》里記載的漢光武帝所賜印章。黑田藩主知道這方金印的價值後，便將它作為傳家之寶珍藏起來。據近代變法人士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他當時做駐日本公使時，“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印是“蛇鈕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現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志賀島漢金印的真實性問題
那么，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果真是《後漢書》中記載的、被人們傳說已久的漢光武帝所賜日本委奴國王的印章嗎？龜井南溟的鑑定究竟是否可靠？經過中日雙方的學者的長期考證和一些新的考古發現，證實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漢制的，它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確定。
志賀島漢金印後來經過實測，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見方，高約2.2厘米，蛇鈕高1.3厘米，陰文篆書。根據漢制，賜予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這塊金印每邊長為2.3厘米，正好符合東漢建初銅尺的一寸，可以說在尺寸上是符合漢制的。
不過，漢代的印章是等級分明的，一般從質地來講，天子是玉印，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銀印，蠻夷則為銅印；從印鈕來講，諸侯王為駝鈕，列侯為龜鈕，將軍為虎鈕，蠻夷則為虺鈕。從這兩方面看，學者認為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並不完全與漢制符合，所以當初龜井南溟鑑定此印時，也說與漢制有一些出入。不過，龜井南溟認為蛇鈕倒是可以解釋得通，因為蠻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類，蛇鈕應該同於虺鈕。這個問題隨著1956年中國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的東漢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確的解釋。在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這個發現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東漢所賜蠻夷的印章，並不完全依照漢制；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製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
金印與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從金印發現後，中日兩國學者對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那么，為何一枚金印會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如此的重視？它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首先，日本九州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史籍記事的嚴謹，一條看似不經意的記載，卻決不是憑空而來，它一定是有所依據的。
其次，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金印，說明早在公元57年時，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漢朝奉貢朝賀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說明漢皇朝對於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也就是對於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兩國友好往來的標誌和證據。古代中日之間的往來，最早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先秦時期，更有一些中國難民經過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列島，也有少數直接從海上到達日本，關於這些被日本稱作“渡來人”的中國流民，在中日兩國特別是日本的早期史書和其他書籍中都有很多的記載。相對而言，在公元前後日本彌生時代中日相互間的往來可能更加頻繁一些，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同時史籍中的記載也可為佐證。就在《後漢書·倭傳》記載光武帝賜金印之事後，又接著記載了漢安帝時日本倭國遣使的情況：“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永初元年，即107年，這與上次委奴國遣使相距剛好50年。這裡所獻“生口”，一般認為是奴隸，也有學者認為是派來學習的，近似於後來的遣隋使、遣唐使。不過無論哪種說法，從“百六十人”這個數字可見，這次的遣使規模確實是很大的。將此兩件事結合起來看，說明日本彌生時代，也就是中國漢朝時，日本遣使往來不但比較頻繁，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由於比起書籍記載，實物更具有直觀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金印無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來的最好的見證。
最後，隨著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斷的民間往來，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賀，先進的中國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古代日本，這對於古代日本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離中國最近的九州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無疑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亞運金印
亞運金印廣州2010年亞運會是繼北京2008年奧運會後的又一次體育盛會，亞運金系列產品是經過亞組委授權而開發的貴金屬產品。近日上市的“亞運金印”是2010年亞運會的首款金印，被定位為第16屆亞運會貴金屬中高端的特許商品，具有很高的紀念意義和收藏價值。
據介紹，該產品採用999純金打造，印身造型選用出土於廣州南越王墓我國目前考古發現中最大的一枚漢代金印“文帝行璽”，印鈕作一龍蜷曲狀，龍首尾及兩足分置四角上，似騰飛疾走。造型優美古樸、栩栩如生。印身鐫刻“第16屆亞運會”、“廣州2010”的英文字樣，印文為第16屆亞運會會徽圖案。客戶可在深圳中行各大網點購買。
細數印章篆刻相關知識
| 印章一種雕刻和書法融合的藝術，是和中國書法、繪畫密不可分的藝術樣式。由於印章獨具特色，所以在古玩鑑賞領域古玩市場中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 |||
| 龜紐 印泥 朱文 篆刻 玉璽 西泠印社 印紐 印章 花押印 六面印 繆篆 摹印 泥封 泉紐 雙入側刀法 套印 邊款 閒章 肖形印 形肖印 印鼻 撥蠟 蟲鳥印 單入側刀法 浮雕印 半印 篆印 | 漢印 白文 補刀法 鶴印 虎紐 虎印 螭紐 環紐 回文印 九疊篆 連珠印 留刀法 遲刀法 六璽 龍紐 鹿印 馬紐 埋刀法 蜜璽 蜜印 蜜章 沖刀法 鼻紐 穿帶印 牛耕印 噴印 | 平刀法 錢紐 橋紐 秦印 輕刀法 刺刀法 澀刀法 蛇紐 磋印 雙入正刀法 台紐 太平天國木璽 壇紐 挫刀法 提梁紐 鐵筆 亭紐 圖案印 圖像印 橐駝紐 瓦紐 舞刀法 西漢印綬 辟邪紐 單入正刀法 象形印 | 電刻 反刀法 羊紐 陽文 陰文 飛刀法 印床 印規 封泥 鳳紐 伏刀法 元戳 鑿印 正入正刀法 朱記 半通 鑄印 覆斗紐 古鉩 琢印 子母印 廣陵王金璽 金印 開面 圖章 元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