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img/1/bc1/nBnauM3X4ETN1IzM1YDO0EjNyQTM0gjNyMDNwADMwAzMwIzL2gzLxM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鄧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生平概況
鄧華人物履歷
紅軍時期
鄧華，1910年4月28日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鄧華7歲時在本村私塾啟蒙。接著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級國小讀了一年。1922年秋，他到郴縣縣城新華學校讀高小。新華學校是美國教會辦的，校長和主要教師是美國人。鄧華來到這裡，感到非常新鮮。他勤奮學習，每次期終考試，都成績優良。學校當局對中國學生非常傲慢兇狠，他們看不順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腳踢，至於愛國遊行活動，更是絕對不許參加。對於這種思想禁錮，對於洋教師任意凌辱中國學生的行為，鄧華非常反感。一日，他找來袁世凱賣國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訂立的《二十一條》，逐條閱讀，不覺怒火中燒。他認識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為腐敗無能的賣國政府同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從此，在他的心頭埋下了痛恨帝國主義和反動賣國政府的種子。
1925年秋，鄧華乘船到省會長沙，考上了岳雲中學。這時的長沙，革命民眾運動興起。鄧華積極投身於革命民眾運動，思想覺悟大為提高。他在一篇題為《論青年人生觀》的作文中寫道：嗟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青年人當捨身報效祖國，挽救國家危亡，解放億萬生靈塗炭！
1925年10月16日，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黃靜源在安源被害，遺體運抵長沙，靈柩停放在教育會坪。鄧華參加了10月26日舉行的萬人追悼大會。
1926年，農民運動在湖南興起，北伐軍入湘後，“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鄧華的故鄉郴縣和與郴縣緊鄰的桂陽縣，農民運動也是風起雲湧。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後加入共產黨，二姐夫何仰之還是永寧區黨的負責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幫助，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革命書籍，思想上產生了飛躍。用鄧華自己的話說，“開始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要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資本家，建立蘇維埃，實行社會主義。”
1927年春，鄧華從岳雲中學轉入南華學校，以國中二年級肄業程度，跳級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個名叫易蘊的同學，湘潭易家灣人，共產黨員，在自修室與鄧華座位相聯，接觸談心比較多，相互間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鄧華向他透露想參加共產黨的意願。因那時國共關係已開始緊張，易蘊便問：“入黨你怕不怕？”鄧華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這一年的3月，經由易蘊、查夷平介紹，鄧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4月，中共組織決定鄧華到國民黨湖南省黨校學習。這所名義上為國民黨的黨校，實際上由共產黨人所掌握，秘書長為謝覺哉，教務主任是李達。5月21日，軍閥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經黨組織同意，鄧華與兩個郴縣籍黨員一道，離開省黨校，返回郴縣。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由粵北轉戰至湘南，而後在湘南中共組織的配合下，發動湘南起義，先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三、第四、第七3個師和兩個獨立團，並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農民主政府。鄧華聞訊，連夜趕到離家10公里路的桂陽縣城，可是革命軍已先期退出；他又追到郴縣保和圩，終於趕上了工農革命軍第七師，先在該師第二團工作，3月，被調至師政治部，任組織幹事。不久，湘粵兩省的軍隊約6個師進攻湘南起義部隊。朱德、陳毅率領部隊撤離湘南，向井岡山轉移，於4月在寧岡礱市與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師。5月4日，在礱市召開慶祝兩軍會師大會，宣布成立工農革命軍（6月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原第七師被編為第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三團，鄧華任宣傳隊中隊長，不久，被調到該團二營六連任黨代表。
第三十三團沒有參加兩軍會師大會，而是奉命去打遂川。這是鄧華第一次參加戰鬥。作為連黨代表，他除了進行一般的政治動員外，軍事知識並不知曉，只是憑著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現在戰場上。幸好連長方正明是賀龍舊部，他指點著眼前山川地物，教鄧華如何隱蔽自身，如何向敵人進攻。在血與火的戰場上，鄧華上了一堂生動的軍事課。5月底，因給養困難、槍不足和部分農軍的要求，紅四軍軍委決定：由湘南農軍編成的第三十團和第三十三團返回湘南開展游擊戰爭，要求第三十三團前往桂東山區活動。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機煽動幹部戰士回家，部隊秩序一時很亂。此時，鄧華的表弟、在第三十三團任連長的首培之，邀鄧華一起回家鄉去，說到家鄉打游擊，民眾條件好，情況熟悉。鄧華回答說：“不能回家鄉去，農民同志有家鄉觀念，回去就會散掉。”他毅然決定：不隨大隊人馬回家鄉，而是重返井岡山。首培之回到郴縣後即被敵人殘酷殺害。
鄧華和第三十三團中不願回家鄉的同志重上井岡山後，受到毛澤東的歡迎。紅四軍軍委將他們中的軍事幹部編入第二十八團，政治幹部編入第三十一團，鄧華被分配在第三十一團一營，任營委幹事。不久，鄧華參加了著名的龍源口戰鬥，他隨擔任前衛的一營由古城出發，在七溪嶺涼亭前面與敵軍遭遇。由於地形狹窄，兵力不易展開，就在路旁的兩個山包上與敵軍對峙。待迂迴敵後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兩個團打響，敵軍動搖之際，鄧華和第三十一團一營全體指戰員在營長陳毅安的指揮下，迅即勇猛衝殺，將敵軍打垮，與主力一道乘勝追擊，占領了永新城。8月底，鄧華隨第三十團一營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是役紅軍憑藉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頑強作戰，打退敵軍兩個團的多次進攻，斃傷敵軍近百人，紅軍僅傷亡3人。9月，鄧華被調到第三十一團黨委，任組織幹事。
1929年1月14日，鄧華隨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出擊，於2月10日參加了大柏地戰鬥。此役殲敵軍近兩個團，扭轉了下山以來連戰失利的被動局面。3月13、14兩日，紅四軍在福建長汀殲郭鳳鳴旅2000餘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物資。攻占長汀後部隊進行整編，第三十一團編為紅四軍第三縱隊，鄧華先後任縱隊黨委組織幹事、軍士隊黨代表、縱隊政治部組織科長等職，隨部隊繼續在閩西活動，參加了三占龍巖、攻占上杭等戰鬥。12月下旬，鄧華參加了在上杭古田舉行的古田會議。
1930年6月，成立紅十二軍，鄧華先後任紅十二軍教導隊政治委員、第一縱隊三支隊政治委員。8月，鄧華率部隊參加圍攻長沙戰鬥；撤圍長沙後，隨紅一方面軍回師贛西南，於10月4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紅十二軍擴編，成立第三十六師，鄧華被任命為師政治委員。
1930年11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圍剿”。12月24日，鄧華率部參加紅一方面軍在小布舉行的軍民殲敵誓師大會。12月29日，總部發覺國民黨軍前線總指揮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師部及兩個旅進至龍岡，並繼續向東進犯，遂於是日晚8時下達攻擊張輝瓚部命令。戰鬥打響，第三十六師會同友鄰部隊一舉突入敵陣，鄧華與師長一道，指揮所部與張輝瓚衛隊營激戰，幾番勇猛衝殺，全殲了這個由能上刺刀的駁殼槍裝備的衛隊營，有力地促進了全殲張輝瓚部的勝利。緊接著，1931年1月2日，第三十六師受命作為正面攻擊力量，追殲譚道源部第五十師。鄧華等指揮所部勇猛進攻，與友鄰部隊協同，殲滅譚道源部兩個團。
1931年5月，第三十六師參加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後，7月間又參加第三次反“圍剿”作戰。8月7日和11日，第三十六師跳到國民黨軍背後，與兄弟部隊一道，在蓮塘、良村、黃陂連打三仗，殲國民黨軍萬餘。此時，各路國民黨軍共約20萬人，向紅軍集結地君埠追來。在包圍圈越來越緊縮的情況下，方面軍總部於8月13日命令紅十二軍向東北方向佯動，把國民黨軍牽走；而主力則向興國方向突圍，再次跳到國民黨軍背後去隱蔽休整，以逸待勞，伺機破敵。
在這次向東北方向佯動牽著國民黨軍鼻子走的戰鬥中，第三十六師在軍長羅炳輝等率領下，有聲有色地執行總部交給的戰略使命。鄧華和師長各騎一匹從張輝瓚那裡繳來的高頭大馬，或率先，或殿後，指揮部隊虛張聲勢，故意揚旗鳴號，拉大行軍隊伍距離；沒有紅旗的同志，掛起各色包袱皮當旗幟，高高舉起。夜間行軍，有意點起無數火把。行軍路過岔口或是宿營住房，則把紅一方面軍所有番號有意標出來。果然，國民黨軍認定紅軍主力“北竄”，急調各路人馬跟蹤而來。就這樣，第三十六師等部牽著國民黨軍鼻子，在贛南地區崇山峻岭中盤鏇打圈子，待到8月底，國民黨軍發覺上當時，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憊不堪了。以逸待勞的紅軍主力抓住國民黨軍全線退卻的有利戰機，勇猛追擊，又殲滅國民黨軍兩萬餘人，勝利打破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第三十六師奉命在閩西做民眾工作。1932年7月至1933年1月，鄧華先後率部參加粵北水口戰役，樂安、宜黃戰役，建（寧）、黎（川）、泰（寧）戰役和金資戰役。打破敵第四次“圍剿”後，6月，紅一方面軍在騰田整編，取消軍的建制，由軍團直轄師。紅十二軍第三十六師編入紅一軍團一師，鄧華任第一師第三團政治委員。不久，他率部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1934年1月，鄧華改任第二團政委；8月至10月，在工農紅軍大學高級指揮科學習。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10月下旬至12月初，在中央紅軍突破敵四道封鎖線時，鄧華率領第一師二團，執行向敵軍進攻、阻擊、追擊等任務，掩護主力西進。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後，鄧華率第一師第二團參加了四渡赤水等戰鬥，爬雪山，過草地，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
紅軍勝利結束長征後，鄧華先後任紅一軍團第二師政治部主任、第一師政治委員和第二師政治委員，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西征作戰以及山城堡戰役。西安事變後，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準備支援東北軍、西北軍作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紅軍轉入整訓，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進行準備。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9月，在平型關前線，鄧華作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政訓處主任（同年10月八路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鄧華改任該團政治委員），深入連隊進行戰鬥動員，會同團長楊得志指揮所部，參加該師迎戰猖狂一時的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的戰鬥。平型關之戰共殲日軍1000多人，取得了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鄧華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獨立團、獨立師和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帶領部隊抗擊日軍，打擊和爭取偽軍，參加開創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
1938年2月，晉察冀軍區根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示，組建了以鄧華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鄧華支隊，準備挺進冀東，開闢新的根據地；第一步先行開闢平西地區，以取得前進基地。3月，鄧華支隊向平西進軍，打擊日偽軍，消滅地主土匪武裝，連克礬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門頭溝等據點，一度收復昌平、涿縣、淶水、良鄉等縣城，並將北平至門頭溝鐵路及平綏鐵路下花園至昌平段破壞，解放了平西十餘萬人口的地區，建立了昌（平）宛（平）、房（山）淶（水）涿（縣）、宣（化）懷（來）3個聯合縣的抗日民主政府，組織了1500多人的抗日自衛隊。5月，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組織的宋時輪支隊，奉命來到平西與鄧華支隊會合，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宋時輪為司令員，鄧華為政治委員。下轄第十一、第十二支隊，共5000餘人，準備執行挺進冀東的任務。6月8日，宋時輪、鄧華率第四縱隊分兩路向冀東開進。鄧華率第十一支隊沿途作戰，連破永寧、四海等日偽據點。接著在沙峪與增援四海之日軍遭遇。日軍200餘人，武器裝備較好，戰鬥力很強，在其傷亡達30多人時，仍然頑抗。鄧華指揮第十一支隊兩個大隊，從上午11時戰至午後4時，日軍除7人逃跑外，其餘悉數被殲。6月17日，第十一支隊所屬第三十三大隊猛撲靈霧山區的興隆縣城，與日軍、偽軍300餘人及反動民團等徹夜激戰，占領縣城大部。
在第四縱隊勝利進軍的配合和推動下，中共冀熱邊特委於7月上旬發動和領導了冀東人民抗日武裝大起義。起義武裝組成冀東抗日聯軍，一度發展到10萬人。
鄧華等第四縱隊首長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於8月率部攻克遷安縣城，同時開進遵化、豐潤縣境，在遵化鐵廠鎮與抗日聯軍主力會合。至此，四縱和抗聯部隊已經攻克六座縣城，控制了冀東廣大村鎮，一度截斷了北寧鐵路，中斷日軍運輸半月之久，使日軍陷入困境。8月下旬，冀察熱寧軍區成立，宋時輪、鄧華分別擔任軍區正副司令員。8月22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發來賀電說：“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萬分高興慶祝抗日聯軍反日漢奸起義的勝利及與八路軍縱隊的會合”，並指示其“創造冀熱邊新的根據地，長期堅持抗戰”。在“敵人很嚴重的進攻”面前，第四縱隊黨委會決定主力西撤平西，並決定將起義的冀東抗日聯軍5萬人帶到平西整訓，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個大部隊再打回冀東，並將這一安排向上級請示。10月8日上級來電說：“只有到萬不得已時，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轉移。”在由鄧華主持的、有抗日聯軍部隊負責人參加的九間房會議上，大家認為當時已經到了萬不得已之時，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蘇梅等三個支隊堅持冀東遊擊戰爭，主力部隊和起義部隊約5萬人向平西轉移。部隊在西撤途中由於日偽軍圍追堵截，加之起義部隊組建不久，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細，遭受較大損失。
10月底，鄧華帶部隊回到平西後，即著手恢復和開闢平西根據地的工作。
1939年2月，根據黨中央指示，以第四縱隊為基礎，成立冀熱察挺進軍，蕭克任司令員，由蕭克、馬輝之、伍晉南、宋時輪、鄧華五人組成冀熱察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平西、平北和冀東抗日游擊戰爭。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鞏固了平西，開闢了平北，堅持了冀東根據地。
1939年秋，鄧華奉調到晉察冀軍區，籌備建立第五軍分區，並於1940年3月，被任命為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到任後，帶領部隊一面開展政治整軍，開闢根據地；一面進行生產，以減輕人民負擔。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鄧華率部參加百團大戰，被任命為淶靈戰役左翼隊司令兼政治委員，指揮第一、第二、第六、第二十六團和察綏支隊，向渾源、靈丘、廣靈地區之日軍出擊。戰前，他指揮所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根據軍區布置的戰役計畫，部署所部對各據點之敵情、地形偵察得十分詳盡，日軍駐地以及警戒配備如工事、外壕、鐵絲網、堡壘等，都繪成了圖。部隊出動前後，嚴密封鎖訊息，保守軍事秘密；同時增設有線電話，便於聯絡指揮。如攻占北口、南坡頭、槍風嶺等處的戰鬥，準備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及至戰鬥打響，日軍還蒙在鼓裡。10月8日夜，鄧華親臨戰場指揮強攻南坡頭據點，一舉殲滅日軍70餘名，百團大戰期間，他指揮所部共進行大小戰鬥9次，殲日偽軍500餘人。
第五軍分區轄淶源、靈丘、廣靈、蔚縣、繁峙、應縣、陽原等8縣，這一帶總稱雁北，是有名的貧瘠地區，加上日軍頻繁“掃蕩”掠奪，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樹葉、樹皮，都被采來當主食。在部隊供應發生嚴重困難時，鄧華指示所部，嚴格執行軍區“不得在村莊附近採摘楊樹葉、榆樹葉”的訓令，率領部隊強襲日偽據點，去“虎口奪糧”；就是再困難，寧肯餓肚子，也不與民爭食。這期間，鄧華和戰士們同甘苦，共患難，他堅守一條原則，越是艱苦困難時，越是要和幹部戰士打成一片，越是要關心幹部戰士。
隨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鞏固，日軍深感八路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進攻的重點放在敵後根據地。從1941年起，晉察冀根據地進入極其困難的階段，根據地面積相對縮小。
1941年8月，因第五軍分區被撤銷，鄧華被調到第四軍分區主持工作。他一到第四軍分區，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掃蕩”鬥爭。
日軍對晉察冀根據地的大“掃蕩”，兵力達7萬之眾，採取“鐵壁合圍”、“梳篦式清剿”等戰術。進犯第四軍分區之日軍1.5萬餘人，分六路出動，首先尋找八路軍主力決戰。鄧華和分區首長一道，帶領分區主力部隊巧妙轉移，與日軍捉迷藏，跳圈子，擺脫日軍合擊，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同時廣泛開展游擊戰，或在日軍合擊的必經之路上伏擊和阻擊，突然開火，速戰速決；或實行麻雀戰，迷惑騷擾日軍。如9月19日，在獲悉日軍500餘人從漫山、駱駝岸出發，向六畝園前進時，分區主力一部於古樹台附近設伏，另一部則不斷對其側擊、尾擊，殲其一部；待日軍主力進入伏擊圈後，即以猛烈的火力展開射擊，斃傷日軍150餘名。又如分區部隊僅一個連在南北強安地方，牽制日軍3000多人，麻雀戰從上午10時直打到下午5時，日軍暈頭轉向，被打死者達120餘人。與此同時，還發動廣大民兵對日軍進行麻雀戰。這樣，就使日軍處在根據地軍民合力包圍和內外線夾擊之中，終於迫使其退出根據地，抗日軍民取得了反“掃蕩”鬥爭的勝利。
1941年底，鄧華被任命為第四軍分區司令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加緊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封鎖”和“蠶食”，妄圖把華北變成它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第四軍分區便成為日軍掠奪的重點之一。日軍在分區周圍大量增築據點、堡壘，大修封鎖溝、封鎖牆，建立“無人區”；同時經常派出部隊前來奔襲、進擊。根據地進一步縮小。鄧華根據1942年1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高幹會議精神，一方面領導部隊進行整訓，建立和加強地方武裝；另一方面指導分區軍民積極打擊前來奔襲、進擊的日軍，使其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1月至8月，第四軍分區部隊共與日軍戰鬥230餘次，殲其1300餘人。
9月軍區高幹會議後，鄧華領導第四軍分區軍民，堅決貫徹軍區提出的“到敵後之敵後”的對日鬥爭方針，即組織武工隊和小部隊到根據地周圍日軍統治下的地區活動，建立小塊游擊根據地，把日軍從面的占領壓回到據點去。從此，第四軍分區反“蠶食”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0月14日，到敵占區活動的部隊，一舉攻入靈壽縣城，斃傷日偽軍60餘名，俘217名，繳獲許多槍彈藥等物資，連日本新首相東條英機頒發的金質獎章也繳來了。從9月至12月，第四軍分區軍民共殲日偽軍812名，摧毀堡壘11個，恢復和開闢村莊144個。
進入1943年，儘管日軍仍對根據地進行所謂“躍進蠶食”、“轉輾掃蕩”和“毀滅掃蕩”，但由於根據地軍民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並且不斷創造新的鬥爭方法，還是挫敗了日軍的瘋狂進攻。年初，針對日軍對分區所屬行唐地區的“蠶食”，鄧華指揮主力部隊趁其立足未穩時發起攻擊。2月1日至10日10天中，在攻克西口頭、三打劉庫池、夜襲東寺、強攻譚莊等戰鬥中，共斃傷日偽軍782名。在封鎖溝外活動的部隊，甚至還襲擊了平漢鐵路上的長壽鎮。在9月至12月，即日軍進行所謂“毀滅掃蕩”期間，第四軍分區軍民共與日偽軍作戰432次，殲其2400餘人。
鄧華十分重視部隊文化宣傳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傳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長於寫作，重要的電報、總結、報告，通常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他經常和戰士們一起打球，排球、籃球、康樂球，樣樣都行。第四軍分區劇社在晉察冀邊區頗有影響，除上演《白毛女》、《血淚仇》等現代劇目外，還演出傳統京劇。
1944年2月，鄧華調任機動旅政治委員。這個旅是由晉察冀軍區抽調6個團組成的，奉中央軍委之命於4月開抵陝甘寧邊區。後改稱教導第二旅，鄧華仍為旅政治委員。
同年11月，鄧華調到中共中央黨校一部三支隊學習，直到1945年8月。其間4月至6月，他參加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離開烽火連天的戰場，他得到了系統地學習理論和回顧自己戰鬥歷程的機會。鄧華後來總結說：在延安一年多，“對於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點方面是有收穫的”。
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1月8日，鄧華就任東北保全副司令兼瀋陽市衛戍司令。
根據黨中央關於“中長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的指示，11月25日，鄧華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隊撤出瀋陽，向遼西轉移。11月27日，鄧華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委員。12月，遼西軍區（後稱遼吉軍區）成立，鄧華任軍區司令員。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領軍區部隊，會同地方黨政組織，發動民眾，肅清土匪，創造鞏固的根據地；同時，整訓部隊，鼓舞戰鬥意志，進行各項戰鬥準備。
1946年2月，國民黨軍隊違背停止軍事衝突協定，以優勢兵力，開始向東北民主聯軍（以後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大規模進攻。鄧華指揮所部參加秀水河子戰鬥、解放四平戰鬥和四平保衛戰後，轉戰於遼吉廣大地區，進行反蠶食作戰，拔據點，殲頑匪，積小勝為大勝，為東北戰場戰略反攻創造條件。
1947年4月，由保全第一、第二旅、西滿獨立師等部組建成遼吉縱隊，鄧華任司令員，轄第一、第二、第三師。
經過東北民主聯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四平已成為孤懸於中長路的孤立據點。民主聯軍總部決定奪取四平，作為在東北轉入戰略反攻的一個重要戰役。
鄧華奉命指揮遼吉縱隊，於6月上旬協同第一縱隊進攻四平。遼吉縱到達四平地區後，從偵察部隊的情報中得知，四平守軍第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已得到補充，第五十四師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全部隊，共約3萬餘人。鄧華根據敵情，判定以兩個縱隊攻取四平，兵力對比優勢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三個縱隊，拿下四平較有把握。他即擬好電報，準備向總部提出建議。當時縱隊司令部有同志說：“上級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調，還不調來嗎？”鄧華卻認為，當時東北有6個縱隊，增調一個縱隊不成問題。最後他將電報稿改為：最好增加1個縱隊，否則增加兩個師也可以。以後實際上只增加一個師，而且這個師只能擔任戰役預備隊，不能擔負獨立攻擊一個方向的任務。實踐證明，兩個縱隊加一個師，打四平這樣堅固設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對該市西城（以鐵路為界）從西南、西北兩個方向攻擊，無力在東城增加一個攻擊方向；奪取西城後，國民黨軍退到東城死守，這時兩個縱隊已打得很疲勞，加上戰鬥減員和存在著鐵路開闊區的不利地形等情況，再攻東城，就顯得兵力不夠了。為了奪取東城，這才把第六縱隊的兩個師調來，形成“加油戰術”。後來由於攻擊四平的時間過長，國民黨軍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遼吉縱隊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縱隊攻城，力量就更不夠了，結果不得不放棄奪取四平的計畫。
儘管上級沒有接受他的正確意見，他還是堅決指揮所部，浴血奮戰12晝夜，取得殲國民黨軍4800多人的巨大戰果。遼吉縱隊曾配合兄弟部隊攻下第七十一軍軍部大樓，第六縱隊第十七師還活捉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的胞弟、特務團團長陳明信。
1947年8月，東北民主聯軍進行整編，將遼吉縱隊改編為第七縱隊，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陶鑄。原所轄的獨立第一、第二、第三師，依次改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師。
在民主聯軍撤圍四平後，國民黨軍南北援兵與守軍會合，得以在四平繼續掙扎了8個多月，直到1948年3月，第七縱隊再次參加四平戰鬥，以3個縱隊的絕對優勢兵力，攻擊蔣軍一個多師，僅一天一夜，即一舉解放四平。
在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後，第七縱隊經過短期休整，於9月底向遼西地區挺進，擔負破壞北寧鐵路，並阻國民黨新六軍北返任務。當時國民黨軍在遼西地區有暫編第一七七師、暫編第五十七師、新編第二十二師，以及暫編第五十一師和第一八四師等部，分別駐守在法庫、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並截擊新六軍北返，就要越過法庫、彰武。是置法庫、彰武之國民黨軍於不顧，繞道去執行破路和截擊任務，還是掃除前進路上的障礙，消滅法庫、彰武之國民黨軍呢？鄧華想採取後一作戰方案，但如果法庫、彰武不能順利拿下，就會耽誤阻擊新六軍任務，犯一個不執行命令的大錯誤。當時就有人持異議，說：“上級並沒有命令我們打法庫、彰武呀！”鄧華經過認真偵察，並仔細分析後，果斷、堅定地命令：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寧路執行破路任務，以縱隊主力去殲滅法庫、彰武之國民黨軍。其所部第二十一師遠距離奔襲，一晝夜強行軍90公里，於10月1日拂曉前包圍法庫時，守軍毫無察覺。第二十一師迅猛發起攻擊，全殲守軍暫編第一七七師。此時，國民黨軍對人民解放軍秋季攻勢還未摸清，第七縱隊亦未發現新六軍北返跡象。鄧華鏇又抓住有利戰機，出敵不意，攻其無備，指揮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連戰皆捷。17天時間，接連拿下5城，殲國民黨軍3個師。第七縱隊這次機動靈活執行命令，既打了沒有命令的勝仗，又完成了破擊任務，連受總部通令嘉獎。鄧華事後總結這次戰役時，幽默地稱之為“順手牽羊”。
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鄧華因病在哈爾濱治療、休養，病癒後重返七縱，指揮部隊在四平一帶進行新式整軍及軍事大練兵運動。
1948年9月至11月，東北野戰軍進行了著名的遼瀋戰役。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為遼瀋戰役制定的作戰方針是：以主力南下北寧線，攻占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然後予以各個殲滅。9月12日，鄧華奉命率領第七縱隊南下北寧線，執行包圍錦州任務。
怎樣攻打錦州？如同1947年夏季攻打四平時一樣，有一個集中兵力問題。最初的部署是：以2個縱隊阻擊錦西、葫蘆島方向援軍，5個縱隊阻擊瀋陽方向援軍，1個縱隊圍困長春之敵，4個縱隊攻取錦州。12個縱隊中，用於直接攻取錦州的僅有4個縱隊，主要兵力用於打援。北寧線上的錦州，是聯繫東北和華北的戰略要點，守軍8個師10萬餘人，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指揮。當時鄧華只是一個戰役方向（指揮城南方向兩個縱隊）的指揮員，但他縱觀戰役全局，認為攻取錦州是戰役第一階段的重點，也是能否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並在稍後予以各個殲滅的關鍵，因此，應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個縱隊，在國民黨援軍未趕到之前攻占錦州。奪取錦州，殲滅了錦州的國民黨軍，打援就好辦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於打援，阻援較有把握，而攻錦兵力不夠，攻錦時間就要延長；拿不下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蔣軍會師錦州。鄧華把這個意見作為正式建議，向東北野戰軍總部提出。電報發出後，林彪沒有答覆，但不久調來了兩個縱隊，即部署5個縱隊攻錦，1個縱隊位於高橋地區作為戰略預備隊，外加1個炮兵縱隊和1個坦克營，這樣攻錦就有把握了。10月14日對錦州發起總攻，經31小時激戰，全殲守軍范漢傑以下10萬餘人。當時鄧華等人認為，增調兩個縱隊攻錦，是林彪聽取了下面的意見，後來才得知，是中央軍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兵力，是中央軍委糾正了林彪的錯誤部署。
攻占錦州後，10月20日至28日，鄧華率第七縱隊急行軍北上，參加在黑山、大虎山地區圍殲廖耀湘兵團之戰。此役七縱殲廖兵團1萬餘人，生俘國民黨軍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等高級將領多人。10月29日至11月2日，攻克瀋陽、營口，東北全境解放。
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後，東北人民解放軍分數路隱蔽入關，準備會同華北人民解放軍舉行平津戰役。
11月25日，鄧華率第七縱隊從遼陽一帶出發，於12月17日到達北塘一帶集結，並於月底奉命同另兩個縱隊一道去奪取塘沽。三個縱隊都歸七縱首長統一指揮，任務是殲滅塘沽守軍，封鎖平津國民黨軍從海上逃跑的去路。但七縱在現地勘察和試探性進攻後，認為攻擊塘沽於我不利，因為國民黨軍兵艦擺在海外，可以發揮艦艇炮火火力，部隊不能沿海岸包圍敵軍，而塘沽的南面和西北面，不是河溝很多，就是草地鹽田，廣闊平坦，不易通過，強攻不僅會造成重大傷亡，而且不能全殲敵軍，只會迫使敵軍從海上逃跑；如果轉而拿下天津，同樣能封鎖北平之敵軍的海外逃路。鄧華與協同作戰的兄弟縱隊首長共同研究，並再次察看地形後，認定攻擊塘沽得不償失，準備向平津前線總指揮部提出轉而奪取天津的建議。鄧華知道，攻克塘沽是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關於平津戰役的重要戰略部署，如同中央軍委電報指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全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第二天，平津“前總”派出參謀長劉亞樓等人前來實地勘察，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於是，由鄧華和劉亞樓共同向中央軍委和“前總”報告，提出不打塘沽，轉而攻取天津的建議。中央軍委和平津“前總”接受了這個意見，立即改變部署。毛澤東給平津“前總”發電說：“放棄攻擊兩沽（按：指塘沽、大沽）計畫，集中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
1949年1月14日，鄧華指揮兩個縱隊由東向西突破天津守軍防禦工事，與兄弟部隊一道，經29小時激戰，全殲天津守軍13萬餘人，解放了天津。接著便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整個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了國民黨軍隊52萬餘人。
1949年4月，鄧華任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司令員，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八3個軍。
5月至6月，第十五兵團所部在平津地區整訓3個多月後，由鄧華率領南下，行程1200餘公里，到達長江北岸。7月，鄧華率十五兵團並配屬兩廣縱隊渡過長江，配合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沿湘贛邊境攻擊前進。接著，與第四兵團和第十二兵團共同進行了湘贛戰役。10月1日至29日，又與第四兵團、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共同進行了廣東戰役。10月14日，第十五兵團先頭部隊攻入廣州市區，解放了廣州市。廣東戰役殲國民黨軍6.萬餘人。11月9日，鄧華兼任廣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1949年12月，根據中央軍委和四野的指示，由鄧華統一指揮四十軍和四十三軍等部，準備渡海解放海南島。
1950年春節期間，鄧華在武漢第四野戰軍總部開會結束返回廣州途中，趁路過郴縣之便，請假回到故鄉郴縣陂副鄧家探望。回到故鄉，父母親早已去世，大革命時期，他們同情支持過革命，又讓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參加革命，就因為這些，父親三次被反動派逮捕入獄。大年初二，鄧華來到父母親墓前，默哀憑弔。在故鄉逗留6日後，於2月22日重返前線。
解放海南
海南島與大陸隔著瓊州海峽，守軍為海南島防衛司令薛岳（號伯陵）所屬5個軍連同地方武裝約10萬餘人，附有大小艦艇50多艘，飛機30多架，組成所謂陸海空立體防禦的“伯陵防線”，憑藉海峽天險，妄圖負隅頑抗。面對茫茫大海，解放軍參戰部隊一無渡海作戰經驗，而且戰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識水性；二無機械化渡海工具；三無空軍、海軍支援。渡海作戰與陸地作戰不同，陸地作戰搞不好，可以整頓部隊重來，渡海作戰搞不好，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鄧華強調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島任務，同時，必須慎重從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穩紮穩打；必須實事求是，因時因地制宜採取得力措施，克服國民黨軍飛機軍艦和茫茫大海的阻攔，與堅持海南鬥爭的瓊崖縱隊緊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隊順利登入，勝利完成作戰任務。在葉劍英的領導下，經過反覆研究，兵團於2月初確定渡海作戰方針為：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主力強渡相結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軍艦作戰，能不能把大軍渡過海峽，這是當時許多人疑慮的問題。在海上練兵時，第四十三軍一個副排長帶領7個戰士，乘小帆船與國民黨軍艦遭遇，他們在五六十米距離上一齊向軍艦開火，打得軍艦狼狽逃竄。第四十軍一一九師在潿洲島登入時，用炮船（用十輪卡車的發動機改裝的機帆船，裝有戰防炮等火炮）勇敢地上前與軍艦炮戰，擊傷其“海碩”艦，國民黨軍亦倉皇逃竄。鄧華在給各參戰部隊的電報指示中指出，事實證明，“只要我們能勇敢逼近敵艦，敵人是不敢戀戰的”，“必須教育全體指戰員，堅決向敵艦展開鬥爭，只有勇敢地向敵艦進擊，才能將敵艦威風打下去，才能縮小敵艦活動範圍，爭取我在海上的行動自由。”1950年3月9日電報，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當時，鄧華有一句為人普遍傳頌的名言：“遇上敵艦，要橫下一條心：打！木船即使被打壞，抱著木頭我們也要游到海南島登入”。及至前後兩批四次營、團規模偷渡成功，並與瓊崖縱隊勝利會師，更大大堅定了廣大指戰員用木船戰勝軍艦、勝利跨越天險的勇氣和信心。
趁著颱風季節到來之前，“穀雨”前後還有東風可資利用的時機，4月16日，潮汐平流，下午為東風，正是南渡海峽較好的氣象。當日19時30分，兵團一聲令下，兩個軍渡海第一梯隊共8個團，分乘帆船318隻，機帆船32隻，於雷州半島起航，途中突破海空封鎖，於17日2～6時，先後強行登上海南島，與前來接應的前兩批偷渡登入部隊和瓊崖縱隊勝利會師。
渡海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部隊大舉登入後，國民黨軍防衛司令薛岳猶作垂死掙扎，調兵遣將，組織5萬餘兵力，在空軍支援下，妄圖趁解放軍立足未穩之際，在美亭地區加以圍殲。此時，鄧華迅速組織了美亭決戰；嚴令兩面作戰處於不利情況下的第四十三軍忍受一切困難，堅守陣地，緊緊吸住敵人；同時，命令向澄邁挺進的第四十軍，克服疲勞，連續作戰，沿澄瓊公路向在美亭的第四十三軍出援。第四十軍主力於21日17時進至美亭東西兩側，與第四十三軍形成對國民黨軍合圍態勢。22日兩軍協同，在美亭東北側的白蓮地區擊破第六十二軍和第三十二軍二五二師等部的抵抗，殲其一部，同時全殲美亭突圍之部隊。至此，海南島守軍全線崩潰。解放軍乘勝追擊，於5月1日宣告全島解放。整個戰役殲海南島守軍3.3萬餘人，擊毀飛機2架，擊傷軍艦5艘，擊沉軍艦1艘。
1950年6月6日，鄧華率第十五兵團指揮部由海南島回到廣州。
入朝參戰
鄧華在朝鮮當年在伏案辦公7月1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並決定以第十三兵團為主，組建東北邊防軍，該兵團以鄧華任司令員，賴傳珠任政治委員，洪學智、韓先楚任副司令員，下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軍，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師等部。
7月27日，鄧華率領兵團部北上東北執行邊防任務，將兵團部設在丹東（當時稱安東）。
丹東同朝鮮僅有一江之隔。鄧華在這裡密切注視朝鮮戰場局勢發展，研究對陣雙方戰略態勢，並且聯繫解放軍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經驗，認真探求一旦與美軍作戰應採取的戰術。8月13日，他在邊防軍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實行大膽勇敢的滲透戰術，選擇敵人的弱點，從敵人的翼側或側後插至敵人的心臟，首先將敵後方聯絡切斷，而後分割和包圍敵人，一一殲滅之。一般的敵人防禦正面布置是較嚴密的，尤其美國軍隊火力組織較好，從正面攻擊，不容易奏效。而美軍最怕的是聯絡切斷，被人包圍。他還指出，部隊必須“充分發揚近戰”，“發揚夜戰”。這一戰術意見，在志願軍入朝後，在運動戰期間的作戰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是行之有效的。
當時，朝鮮人民軍正將美國侵略軍和李承晚軍打到洛東江邊，解放了朝鮮國土90％以上。但在洛東江前線，戰事處於膠著狀態。鄧華與兵團副司令員洪學智、參謀長解方等人反覆研究後，提出對韓戰形勢發展的估計，由鄧華執筆，聯名向第四野戰軍報告。這份在8月31日發出的報告，從兩方面論證了美軍將在朝鮮側後登入。報告分析朝鮮地形時說：“因為半島狹長，又為山地，故優勢兵力的容納是有限度的。同時我為內線作戰，在戰役上雖是主動的，進攻的，但因三面環海，敵又有海空優勢，敵很有可能選擇我之弱點，從我側後登入，以收外線作戰之利。”接著，報告從戰略高度分析戰場態勢，指出：“美帝正努力堅守大邱、釜山地區，並以局部反擊來鞏固灘頭陣地，爭取時間等待援兵到來再行反攻；另一方面，北韓人民軍各個擊破和殲滅敵人的機會已經過去。”“估計敵人將來反攻的意圖，可能一為以一部兵力在北韓沿海側後幾處登入，作擾亂牽制，其主力則於現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鐵道公路逐步推進。一為以小部兵力於南地與人民軍周鏇，抓住人民軍，其主力則在側後（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入，前後夾擊，如此人民軍的處境會很困難的。”這一判斷與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中央軍委和東北軍區的判斷是一致的。面對這種形勢，中共中央及時作了部署，先是增調1個軍，編入東北邊防軍序列；接著又抽調2個兵團，集結津浦、隴海鐵路沿線地區，準備應付緊急局面。東北邊防軍各部隊在中央軍委及鄧華司令員等領導下，積極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抓緊練兵，特別是練習山地穿插迂迴戰術和近戰、夜戰戰術，為應付緊急局面而緊張地進行思想上、戰術上和物資上諸項準備工作。
9月15日，美軍第十軍7萬餘人在“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指揮下，在朝鮮人民軍側後漢城地區的仁川實施登入，隨即占領漢城，切斷了人民軍洛東江前線的供應，人民軍大部被割斷在漢城以南。
“聯合國軍”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於10月初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向中朝邊境鴨綠江和圖們江進犯，並不斷以美國空軍飛機轟炸、掃射中國東北邊境城鎮鄉村。10月8日，中共中央、毛澤東決定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並先後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政治委員、黨委書記；鄧華為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東北邊防軍全體指戰員宣誓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赴朝鮮參戰。
志願軍入朝後，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鄧華協助彭德懷指揮志願軍6個軍，於10月25日開始，進行第一次戰役，經12晝夜激戰，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1.5萬餘人，把他們從鴨綠江邊趕到了清川江以南，初步穩定了朝鮮的戰局。
遭到第一次戰役打擊後，驕橫跋扈的麥克阿瑟錯誤地判斷中國不過是“象徵性的出兵”，不過是“中國在外交棋盤上採取的又一個小小的步驟”，仍然指揮所部分兵冒進，叫囂要在聖誕節（12月25日）以前結束韓戰。
在第一次戰役後的志願軍黨委會上，在總結第一次戰役作戰經驗後研究下一步戰役計畫時，鄧華根據當時敵我態勢，特別是麥克阿瑟狂妄囂張的心理特點，提出志願軍在第二次戰役中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彭德懷和黨委其他成員都表示贊成。11月13日，在彭德懷主持的志願軍黨委擴大會議上，鄧華根據志願軍黨委討論的意見，部署了第二次戰役，具體的作戰方針為：“內線作戰，誘敵深入，各個擊破和殲滅敵人。”為實現這一戰役企圖，西線集中主力6個軍，另以1個兵團擔負東線作戰任務。
美方真的中計了。他們認為：“中國部隊經過第一次血戰已脫離接觸，而且似乎重新鑽到地下銷聲匿跡了；看不到營火，雪地上沒有足跡，公路上也沒有補給品在運送。”麥克阿瑟甚至斷言：“中國人現在沒有參戰”，戰爭“在兩星期之內就會結束”。於是，他指揮美李軍和其他僕從軍於11月24日發起所謂“聖誕節回國攻勢”，西線美方“第八集團軍在前36小時中，在幾乎未遇到抵抗的情況下前進了12英里。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後不久，災難降臨了”。原來，志願軍在彭德懷、鄧華等指揮下，於11月25日夜發起了第二次戰役。東線志願軍接著於27日發起強大攻勢。西線和東線志願軍在朝鮮人民軍協同下，經一個月激戰，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3.6萬餘人，其中美軍2.4萬餘人，收復包括平壤、元山在內的廣大地區，解放了“三八線”以南的瓮津半島和延安半島。美軍兵敗如山倒，第八集團司令官沃克中將在倉皇撤退時翻車斃命。美軍被迫轉為防禦。美國紐約報紙評論說：“麥克阿瑟將軍直接走進了陷阱里去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陸軍史上一個最大的失敗。”美國合眾社1950年12月5日轉播《紐約先驅論壇報》評論電。這次戰役的偉大勝利，扭轉了戰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基礎。
第二次戰役後，中朝人民軍隊於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進行了第三次戰役，一舉突破“三八線”，1月4日解放漢城，並一直打到北緯37度線，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1.9萬餘人。
1951年1月初，鄧華深入總結志願軍入朝以來的作戰經驗，寫出《對美帝作戰的初步經驗》一文，並於1月8日在志願軍高幹會議上作了報告。這篇對作戰有重要指導作用的文章，高度概括了美軍和南韓軍的長處和短處，精闢闡述了志願軍在運動戰中的作戰指導方針、戰術原則、部隊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等方面的經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鄧華在這篇文章中總結了志願軍在第一、二、三次進攻戰役中擔負局部防禦作戰部隊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志願軍運動防禦作戰，起了很重要的指導作用。
接著，鄧華協助彭德懷指揮了第四次戰役。這次戰役中，“聯合國軍”和南韓軍集中全力反撲，中朝人民軍隊採取“西頂東放”方針：西面在漢江兩岸頂住向漢城的進攻，東面把“聯合國軍”和南韓軍有計畫地放到橫城地區，造成該地區的“聯合國軍”和南韓軍突出，兩翼暴露。鄧華於2月初率前線指揮所前往東線指揮作戰。2月11日，美軍第二師第九團和南韓第八師等部，得意忘形地竄到橫城西北60餘里的上下榆溝一線，鄧華當即抓住有利戰機，於當夜指揮部隊採取兩鉗滲入、嚴密包圍的戰術，一舉截斷其後路，“聯合國軍”和南韓軍全線立即陷入混亂狀態，在24小時內，1.29萬餘名“聯合國軍”和南韓軍被分割聚殲在橫城南北、廣田裡東西，方圓數十里的山地里。志願軍打了一個漂亮的反擊戰。但緊接著，當志願軍反突擊向縱深發展發生困難，砥平里戰鬥受阻時，遵照彭德懷的部署，適時轉為運動防禦。此時，鄧華在《對美帝作戰的初步經驗》一文中提出的在防禦作戰時兵力配置前輕後重，火力配置前重後輕的戰術原則，對於勝利進行運動防禦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次戰役歷時87天，共殲滅“聯合國軍”和南韓軍7.8萬餘人，超過了前三次戰役的總和。“聯合國軍”和南韓軍平均每天付出900人的傷亡代價，才能前進1.3公里。
第五次戰役規模更大，雙方投入的總兵力多達百萬。志願軍在彭德懷、鄧華等人指揮下，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經過戰役第一、第二階段的進攻作戰和轉移階段的打敵反撲，從4月22日開始至6月10日結束，歷時50天，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8.2萬餘人，是五個戰役中殲敵最多的一次。這次戰役結束後第二天，6月12日，美國前駐華軍隊總司令魏特邁，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說：“韓戰是一個‘無底洞’，看不到聯合國有勝利的希望。”。
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在開城與朝中方面進行停戰談判，鄧華作為朝中代表團代表出席停戰談判會議。
第五次戰役後，志願軍原準備發起第六次戰役，舉行更大規模的運動戰。鄧華於1951年7月上旬在《論韓戰之持久性》一文中說，敵我裝備懸殊（敵為高度現代化軍隊，有制空權、制海權，火力強，機動性大），我方供應運輸困難，地勢於我不利，以及缺乏敵後配合，在這種情況下，“要以達成大殲滅戰，一次戰役殲滅敵人多少個建制師，迅速結束韓戰，是不可能的。”隨後，他於8月26日在開城向彭德懷和中央軍委報告說：“當前敵人已有強大縱深的堅固設防，而又是現代的立體防禦，是不可小視的。如我以現有力量和裝備進行攻擊，其結果有三：一為攻破了敵陣，部分殲滅了敵人；二為攻破了敵陣，趕走了敵人；三為未攻破敵陣，而被迫撤離戰鬥。不管哪一結果，傷亡和消耗均會很大，尤其後者，對我是很不利的。”鄧華在報告中作了上述分析後建議說：“相反的，如敵離開他的陣地，大舉向我進攻，我以現有力量裝備是可以將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殲滅的，代價也不會很大。”。
1951年6月第五次戰役結束，就是韓戰中運動戰階段的結束，而後進入長達兩年對峙的陣地戰階段。
在1951年夏秋季，果然如同鄧華所預計的，“聯合國軍”離開其堅固設防的縱深陣地，大舉進攻。中朝人民軍隊依託野戰工事英勇抗擊，大量予以殺傷，粉碎了夏秋季兩個攻勢。在整個夏秋季防禦作戰中，中朝人民軍隊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15.7萬餘人。
在討論停戰軍事分界線問題時，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線”作為軍事分界線，而美方卻說它有海空軍優勢，要求朝中方面後退數十公里，也就是退1.2萬平方公里地區，說這是對“海空軍優勢（的）補償”。這一荒謬意見遭到駁斥後，美方便叫囂“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在這種情況下，鄧華一方面向彭德懷建議，為促成停戰談判的實現，必須進一步殲滅敵人；另一方面，為解決劃分軍事分界線問題尋求辦法。他在作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之後，於8月18日在開城向毛澤東和彭德懷提出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意見。鄧華建議說：“現地停戰我亦不吃虧，因臨津江以西‘三八線’以南面積雖較小，但人口財富俱較多，戰略上敵陣地離元山近，登入易，但我陣地離漢城更近，亦易撫敵側背。”。“聯合國軍”和南韓軍夏秋季攻勢遭受嚴重失敗後，當朝中方面於11月7日提出以雙方實際接觸線作為軍事分界線方案時，美方不得不予以接受。這個建議的提出，為打破談判僵局作出了貢獻。
鄧華在8月18日向毛澤東和彭德懷拍發的電報中，還同時建議：“在軍事上我應有所準備，縱目前不進行戰役反擊，也應儘可能作戰術的反擊，收復些地方，推前接觸線，更好的了解敵人陣地及其堅固程度。”毛澤東贊同鄧華的建議，於8月21日給彭德懷的指示中說：“我認為這個意見值得認真考慮，請你計畫一下，9月份能否進行此種戰術反擊。”。
於是，志願軍於9月6日對美軍陣地舉行局部攻擊。其一是攻打他們誇耀為“鐵三角地區”的主要高峰——平康東南的西方山和斗流峰。志願軍攻克了這兩個高峰及其附近高地，連同打援共殲美軍440名。其二是攻擊鐵原西南的338.1高地美軍一個連，殲其120餘人。從此便開始了我方在陣地戰時期的戰術性反擊。
9月中旬，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鄧華仍回志願軍司令部工作。
1952年4月底，彭德懷因病回國就醫，5月中旬出院後被留在北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6月，鄧華被任命為志願軍代理司令員和代理政治委員。
9月10日，鄧華和副司令員楊得志、副政治委員甘泗淇等指揮志願軍進行了全線性反擊作戰。這次全線性反擊分為兩個階段：9月18日至10月5日為第一階段，在志願軍首長統一計畫下，一線各軍根據準備情況，不等齊地陸續發起進攻；第二階段從10月6日至31日，在鄧華等統一指揮下，一線各軍同時發起進攻。在兩個階段作戰中，對“聯合國軍”和南韓軍60個連排支撐點和個別營防禦陣地的進攻作戰77次，打擊“聯合國軍”和南韓軍排以上兵力反撲的作戰480餘次，共殲其軍2.7萬餘人。
10月14日，“聯合國軍”為了破壞志願軍正在進行的戰術反擊作戰，改善其在金化地區的防禦態勢，對金化以北上甘嶺地區志願軍兩個加強連的陣地，發起了極其猛烈的“金化攻勢”。為粉碎“聯合國軍”的“金化攻勢”，志願軍進行了著名的上甘嶺戰役。
“聯合國軍”和南韓軍先後投入3個多師共6萬餘人，集中火炮300餘門，坦克近200輛，飛機3000餘架次，集中對志願軍不足4平方公里陣地傾瀉炮彈190餘萬發，最多的一天30萬發；投炸彈5000枚，最多的一天500枚，把陣地山頭削低了兩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厚的粉末。為了抗擊“聯合國軍”和南韓軍的進攻，志願軍也先後投入4萬多人的兵力，並儘量發揮炮兵作用，平均日消耗炮彈119噸。在鄧華等志願軍首長指揮下，志願軍防守部隊堅持“堅守陣地，寸土必爭，大量殺傷消耗敵人”的作戰方針，依託以坑道為骨幹的堅固陣地，與美軍進行空前激烈的戰鬥。志願軍防守部隊轉入坑道後，頑強堅守，並在火力反擊和二梯隊兵力反擊支援下，裡應外合，不僅守住了陣地，而且殲滅“聯合國軍”和南韓軍達2.5萬餘人。這次戰役持續了43天，創造了志願軍依託堅固陣地進行堅守防禦戰役的光輝範例。
1952年12月，鄧華兼任西海岸指揮部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美方在上甘嶺的失敗，使得它在正面戰場突破志願軍防線的希望破滅了，除了使用核武器和在中朝人民軍隊側後大規模登入外，是別無他法了。懾於世界人民的壓力，要作出使用核子彈的決定是十分困難的。而且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動用核武器持懷疑態度”，因為中朝人民軍隊“處於掘壕深藏的狀態”。美國合眾國際社1984年6月7日訊息，報導美國一批絕密檔案中的記錄。美方便企圖在中朝人民軍隊側後大規模登入。從戰略全局出發，為使志願軍立於不敗之地，進行反登入作戰準備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鄧華在認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在諾曼第登入和美軍在仁川登入等戰役中登入與反登入作戰的經驗教訓後，聯繫朝鮮戰場志願軍側後東西海岸自然條件，作戰雙方人力、兵力、物力等方面情況，提出了反登入作戰指導方針和戰術原則。志願軍執行這些方針和原則，在朝鮮軍民協同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登入戰備工作。在幾個月時間內，進一步修築了東西海岸防禦工事，新建了兩條鐵路和八條公路，加強運輸，儲備彈糧，等等。至1953年4月，志願軍完成的準備工作，已經達到可以抗擊美十個師左右兵力的側後登入進攻。
1953年5月中旬，中朝人民軍隊發起夏季反擊戰役，經兩次進攻作戰，至6月中旬，殲“聯合國軍”和南韓軍4.5萬多人，促使停戰談判有了進展。6月中旬，停戰談判各項協定均已達成。但就在這時，南韓李承晚集團公然以“就地釋放”為名，無理扣留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2.7萬餘人，並狂妄叫囂“北進”“單獨乾”，企圖破壞停戰的實現。鄧華等志願軍首長認為有必要給它一點教訓，以促成停戰最後實現。同時，在金城前線李承晚集團防線正有一突出部，伸進志願軍防線。鄧華說，為了不給朝鮮人民留下隱患，也需要“把戰線拉直，給朝鮮人民多占點地盤”。
彭德懷於6月19日離開北京，赴朝參加停戰協定簽字。20日晨抵達丹東，得悉美方縱容李承晚集團於18日藉口“就地釋放”扣留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瘋狂叫囂“單獨乾”時，立即冒著美機轟炸的危險，白天驅車趕到平壤，同鄧華等通了電話，他們不謀而合地主張再打一仗，並於當晚就此向毛澤東請示。21日，毛澤東答覆：再打一仗，“極為必要”。
金城戰役於7月13日夜打響了！鄧華在1951年8月向毛澤東、彭德懷拍發的電報中所期待的“戰役反擊”，終於到來了。戰役發起時，1100餘門大炮，28分鐘內的火力急襲，即發射了炮彈1900餘噸。志願軍強大突擊集團在1小時內，就突破李承晚集團4個師的21公里前沿陣地，至次日黃昏，經21小時，最遠處突入其陣地縱深9.5公里，隨即乘勝追擊，迅猛穿插，活捉其“首都”師副師長；接著又擊退美李軍6個師的排以上規模的反撲1000餘次，至7月27日停戰時止，金城戰役殲美李軍5.3萬餘人，向南推進160餘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戰線，迫使美方於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籤了字。
軍事分界線的劃分是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準的。從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劃出，到1953年6月17日再次校正時，朝中方面向南推進了140平方公里；金城戰役後7月24日第三次校定時，朝中方面又向南推進了192.6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劃分界線向南推進了332.6平方公里。
朝鮮停戰的實現，宣告歷時3年的韓戰結束。美國陸軍上將克拉克在停戰協定簽字後哀嘆說：“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籤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
壯心不已
鄧華1959年7月，鄧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扣上了彭、黃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成員”的帽子，被錯誤地撤銷了黨內外職務並轉業地方，離開了他戰鬥多年的軍隊。
據說林彪有話：鄧華留在軍隊是個危險人物。鄧華曾兩度在林彪手下任職達十年，不能說未得到過林的器重，但鄧華常有意見與林相左，使林深感不悅。尤其是韓戰後，彭德懷聲望日高，林彪很不舒服；鄧華與彭總合得來，林也很不舒服，時機一到，便開始下手打擊。“文革”之初，鄧華又受到了殘酷批鬥，被關進“牛棚”。
1977年8月，鄧華重新回到軍隊，出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央軍委委員；1980年3月20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央軍委和黨中央提交了關於“鄧華問題”複查的結論報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了這個報告——解放軍總政治部於同年5月7日向全軍發出了《關於鄧華同志問題複查結論的通知》。就在當年5月，鄧華從廣州返回北京途經上海停留，因感冒導致肺氣腫發作又引起併發症，病情很快惡化，7月3日，鄧華在上海與世長辭。
生死情誼
鄧華與夫人紅軍時期，鄧華一直在林彪的第一軍團下效力，而彭德懷指揮的是第三軍團，不屬同一個系統；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是八路軍的副總司令，而鄧華只是八路軍115師的一個團政委，後來任分區和縱隊的司令員及政委。兩人雖屬一個系統，但因為職級相差太大，加上當時部隊高度分散，也沒有機會接觸。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在西北戰場與胡宗南捉對廝殺，而鄧華則跟隨林彪在東北戰場征戰，更沒有機會相知。
鄧華和夫人韓戰爆發後，中央決定出兵援朝，並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團滿編後出動。當時，鄧華是十五兵團司令員，中央命令將鄧華的十五兵團番號改為十三兵團去任志願軍，十三兵團司令員黃永勝改任十五兵團司令員。不久，鄧華帶上四野實力最強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軍和華北軍區的六十六軍共五個軍進入朝鮮。就這樣，彭德懷和鄧華終於有了相識的機會，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來自四野的鄧華就得到了彭德懷的高度賞識，並因為他而對軍事決策做出了幾次較大的改變。第一次改變是志願軍司令部的設定。入朝前，彭德懷原準備以他從北京帶來的小型班子為基礎組建志願軍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後，他對十三兵團司令部戰前組織準備、擬製作戰計畫和組織指揮部隊開進等工作都很滿意，認為兵團組織指揮能力不錯，就決定以十三兵團司令部為基礎組建志願軍司令部。1950年10月24日，彭德懷宣布：“我向毛主席請示了，毛主席也有這個意思，就是把你們十三兵團的領導機構，改稱為志願軍的領導機構。你們幾位，也同時改為志願軍的領導。”頓了一下，彭德懷眼望鄧華微微一笑：“我已被任命為司令，你就不當司令了，你鄧華任志願軍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員，並擔任志願軍黨委副書記。”彭德懷風趣的話語，使鄧華深受感染。自10月8日彭德懷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以來，他在彭德懷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半個來月的時間，開始慢慢改變了關於彭德懷的某些傳聞在腦子裡留下的刻板印象。這些日子來的密切接觸，彭德懷作為志願軍統帥，他的高瞻遠矚，他的當機立斷，他的虛懷若谷，使鄧華深受感動，特別覺得彭德懷的嚴肅之中有著使人溫暖的親情，嚴厲之中包含著誠摯的愛護。這一切都讓鄧華倍感親切，為自己能夠作為彭德懷的助手而高興。
第二次改變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剛剛被任命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在瀋陽市東北軍區第三招待所會議室里，主持召開了首批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鄧華仍無倦意，他心裡還牽掛著一件大事：入朝初戰，志願軍必須具備兵力上的優勢。原來決定志願軍先派兩個軍過江，兩個軍不過十多萬人；而此時，“聯合國軍”的總兵力已達到42萬人，而且越過三八線的敵方部隊已經多達13萬餘人。除地面部隊外，敵人還掌握著制空權和制海權。且不說它的裝備優勢、海空軍優勢，志願軍出動兩個軍，同它的第一線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備優勢。基於此，他找到彭德懷，建議4個軍同時入朝。“這個意見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報告。”彭德懷的回答很乾脆。10月10日一早，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次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表示同意。歷史證明，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動形成了有力的“拳頭”。10月11日，彭德懷來到兵團司令部駐地安東（今丹東）檢查出國戰備情況時，鄧華再次向彭德懷提出，即使先頭四個軍一起入朝，兵力也還是不夠，必須再調一個軍來維護後方。彭德懷認為意見很好，立馬向中央報告。中央軍委接受了彭德懷的建議，迅速增調了部隊。這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對於鄧華這段時期的表現，彭德懷事後評價說：“鄧華這個人，知識豐富，很有頭腦，考慮問題有眼光，也比較周到。”第三次是改變第六次戰役的作戰計畫。1951年8月8日，彭德懷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報告了第六次戰役的意圖和基本部署。這次戰役準備出動志願軍13個軍，人民軍4個軍團，並有志願軍炮兵、裝甲兵支援步兵作戰，還計畫志願軍空軍出動10個航空兵團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要求殲滅敵軍2個師左右，將東線之敵打回到三八線以南地區。8月17日，彭德懷簽發了發動第六次戰役的預備命令。8月20日，在開城志願軍談判代表團駐地和敵人談判的鄧華致電彭德懷，認為在敵人陣地已經鞏固“深溝高堡，固守以待”的情況下出擊，於我不利。26日，經過對敵我雙方戰場態勢的反覆思考後，鄧華再次致電彭德懷，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以說服彭德懷放棄第六次戰役。通過幾次電報往來，彭德懷並沒有責備鄧華，而是對鄧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為鄧華能在關鍵時刻講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興，並多次表示：“鄧華作戰勇敢，細心，出了好主意，是個好幫手。”最後，第六次戰役事實上被取消。
期間，有一次沒有聽從鄧華的建議，彭德懷一直引以為憾。1951年4月6日，在朝鮮金化上甘嶺志願軍總部，志願軍第五次黨委擴大會議正在舉行，會議研究部署新的戰役，即第五次戰役。會場上的氣氛活躍，但似乎沒有感染到鄧華，他處在一種複雜的心態中：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必須貫徹，第五次戰役必須打響，可是這次戰役怎樣打，他還有許多保留。面對會場上沸騰激昂的勁頭，鄧華感到不踏實，於是不顧大家的勁頭，潑起了“冷水”：“打的方式是兩種，一是開始即大規模猛插，一是各兵團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後再向敵縱深穿插，最好是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可是，他還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強調：“開始口子不要張得太大，不要企圖一起圍上打，必須實行分割猛插一塊塊吃。”可惜的是，最後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的構想和敵人可能登入的情報，沒有採用鄧華提出的小穿插戰法，而是決定進行大規模反擊。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戰役打響，雙方相持到5月21日，歷時一個月。此次戰役中朝方面投入15個軍，連續奮戰50天，雖然殲敵8萬餘人，但自身作戰損失也高達8萬餘人。戰後，彭德懷自己承認說，第五次戰役是他一生中四次軍事錯誤之一。為此，他還感嘆：“不聽鄧華言，吃虧在眼前。”
相知——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從未罵過鄧華，鄧華則千方百計保護彭德懷的安全。當鄧華準備讓賢的時候，彭德懷選擇了堅持彭德懷對鄧華軍事才華的欣賞不自覺地演變為對鄧華的關心和照顧，鄧華也始終敬重這位為新中國的建立出生入死的開國元勛。
進入朝鮮戰場後，每次在最危險的時刻，彭德懷第一句話總是大聲地問身邊人：“鄧副司令員怎樣了？”彭德懷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脾氣特別大，一不順心就罵出來了，志願軍司令部中許多高級將領，包括副司令洪學智、韓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懷罵過，但是鄧華是個例外。
據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後來與鄧華的夫人李玉芝說：“老彭的脾氣很大，好罵人，可是就是不罵鄧華。”李玉芝聽後笑著說：“這就好啊！我還擔心鄧華那個倔脾氣呢！萬一要和彭老總吵起嘴來，那叫糟糕呢！”
鄧華對彭德懷也特別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中處處以彭德懷為中心，替他分憂解難。為了搞好團結，鄧華讓彭德懷帶來的人員到志願軍司令部各處擔任正職，而讓兵團原正職擔任副職，有效地保證了志願軍司令部的團結。入朝作戰不久，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的鄧華即接受了一個重要任務：代表黨委負責彭德懷的安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敵機異常猖獗，志願軍領導機關更是敵機千方百計想要襲擊的目標。彭德懷曾經兩次在著彈前一兩分鐘被工作人員拉開，才幸免於難。雖然志願軍黨委曾開會討論過防空的問題，要求領導機關所有人員在警報發出後都要進入防空洞，可是彭德懷卻不在乎，敵機臨空時他照常工作。鄧華、洪學智等急得沒辦法，只好向中央報告。中央回電指示，彭德懷的安全由黨委集體負責。鄧華身為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彭德懷）深感肩上的擔子沉重。他了解彭德懷的脾氣，弄不好他犟起來就更難辦了。鄧華找到洪學智、韓先楚（志願軍副司令員）等黨委成員一起想辦法，終於研究出一條“妙計”來。原來彭德懷別無嗜好，只在休息時間喜歡下象棋，有時愛和洪學智殺兩盤。洪學智身高力大，平時又愛和彭德懷說兩句笑話。大家一致同意將這一“艱巨的而又光榮的任務”交給洪學智。於是，防空警報一響，洪學智即上前將彭德懷一把拉住，嘴裡說著“走，戰一盤”，然後拉起就走，其他人跟著一擁而上，硬把彭德懷擁進防空洞。此時的彭德懷便也無可奈何，只有聽憑大家擺布。
彭德懷與鄧華的惺惺相惜在鄧華讓賢的事件上體現得更加明顯。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作戰期間的一天，鄧華在飯桌上停住筷子，瞄了彭德懷一眼說：“總部領導的位子，是不是重新排一下。”“怎么喲，想到這裡來了。”彭德懷頗感唐突，“你這個人呀，我早就知道，你膽大心細，能打仗。毛主席、軍委選你來朝鮮是對的。來朝鮮後，我們一塊共事，我看你幹得挺好的嘛。”說完，繼續夾菜扒飯，仿佛沒有商談的餘地似的。
“陳賡同志要來，我看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員，就由他擔任好了。我自己則任第三副司令員兼第十三兵團司令，主要抓第十三兵團，第二副司令則由第九兵團司令宋時輪擔任。”鄧華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並把位子排出來了。
對於鄧華提出的排位子問題，彭德懷也確實斟酌了一番。鄧華的主動讓賢讓彭德懷頗為感動。但是他考慮鄧華自入朝以來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願軍的情況，改變座次不利於開展工作。而且根據在志司幾個月共事的觀察，彭德懷發現鄧華是一個能夠拍板、敢於拍板的人，辦事情抓得起、放得下，是一位肯動腦子、善於思考的難得的將領。因此，彭德懷回絕了鄧華的請求，說：“這不用你考慮，是組織上的事。”
儘管彭德懷不同意，鄧華還是於1951年5月15日以他個人的名義，向中央軍委總幹部部並毛澤東主席發了電報，把他向彭德懷說過的志願軍司令部副司令位子安排意見說了，建議軍委採納。
聽說鄧華向中央軍委再次提出主動讓賢的事後，5月27日，彭德懷親自執筆擬稿，向毛澤東主席發電，要求鄧華留任第一副司令員，電文寫道：“惟便於聯繫各野戰軍，志司似應增加陳賡為第二副司令員，宋時輪為第三副司令員。”這就是說，鄧華第一副司令員的位子不變。三天后，6月1日，中央軍委復電，同意彭德懷建議，鄧華位子不變。
1952年4月，彭德懷因病回國治療，病癒後即留在國內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他的推薦下，鄧華於6月11日就任志願軍代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全面主持志願軍工作。1954年9月5日，彭德懷辭去在志願軍中的職務，鄧華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相守——不管是在得意時還是在失意處，他們都緊緊守護住了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凝結而成的生死情誼，高唱了一曲人間頌歌。
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束，彭德懷與鄧華在朝鮮戰場上親密合作獲得的巨大榮耀把他們的事業帶上了巔峰。
回國後，彭德懷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鄧華先後被任命為東北軍區黨委書記、東北軍區代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員、黨的八大中央委員，職務上超過了許多老資格的上將。
回國後，他們還保持了很好的聯繫和密切的往來。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鄧華為副總參謀長，分工主管作戰方面事宜。任命前，彭德懷專門徵求過鄧華的意見。任命後，彭德懷多次要求鄧華赴京就職，還親自為他一家尋找住房，但他一直未赴任。最後，彭德懷同意鄧華以副總參謀長身份兼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之職，鎮守東北。
1955年11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抗登入戰役演習在遼東半島進行。
彭德懷親率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元帥懷著極大的興致前往觀看，他們或屏息觀之，或頻頻頜首，對演習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當時，台灣方面在觀察完這場演習後評論說，鄧華是“彭德懷正規化建軍路線的主要執行人”。1958年11月中旬，鄧華與瀋陽軍區參謀長曾思玉等人來到北京，準備去東南海防前線參觀學習。彭德懷聽說鄧華要到東南沿海參觀，便安排鄧華代替他到前線去看看。鄧華為人很謹慎，說：“那不合適吧?”彭德懷說：“什麼不合適，你以副總參謀長身份去吧。”彭德懷專門安排鄧華坐他的伊爾18專機，到福州軍區和廣州軍區代他巡視軍事訓練和國防工事，直到12月底鄧華才結束這次視察，返回北京向彭德懷報告情況。
如果說此前交往都是錦上添花的事情，看不出人與人之間的真實品格的話，那么1959年的廬山會議及其以後的非常歲月，則是一個試金石，檢驗出了兩顆偉大的心靈。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兩次重要會議的總稱。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全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因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客觀情況的信件的彭德懷。身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接到參加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通知，便乘飛機匆匆飛往廬山。從8月3日起，全會分成三個大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與張一組)四人。鄧華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懷的那個組，因為鄧華是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時的副司令員，按當時的邏輯就是“捆在一根繩上的螞蚱”。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對於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問題的揭發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懷申辯。鄧華心裡很不是滋味，從內心講，他是贊同彭德懷的觀點的，因為“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早已讓他憂心忡忡，他本來都已醞釀好準備在分組會上講一講這個方面的問題。但是一邊倒的形勢，讓鄧華不得不避重就輕地說了幾句違心的話，但很快就招致一陣指責，說他的發言是“假批判，真保護”。
8月1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揭批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議上，鄧華和洪學智、萬毅、鍾偉等人被錯誤地劃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被迫交代“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火上澆油：“老實交代你跟彭德懷的黑關係。”“彭德懷愛罵人，許多人都罵到，就是沒罵過你，這是為什麼?”“你長期跟林總，卻是格格不入，為何一到朝鮮就跟彭一拍即合?”鄧華聽後輕蔑地說：“他罵你是因為你打皮絆，玩女人。我沒有男女作風錯誤，當然沒有挨罵。”台下哄堂大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林彪匯報時給鄧華和彭德懷的關係定了調：“鄧是彭的人。但是，鄧與彭是有區別的。”會後，撤銷了鄧華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退出軍界，並於1960年6月發配到四川省擔任分管農業機械工作的副省長，從而開始了長達16年的副省長生涯。
被“打倒”後的彭德懷除了對自己的問題不斷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行申訴外，還時刻關注自己在朝鮮戰場上的老搭檔鄧華的情況，特別是鄧華因替自己仗義執言受到牽連，這讓彭德懷感覺非常過意不去；聽說他遠去成都之後，彭德懷傷感不已，以為兩人此生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1965年10月，毛澤東找到在吳家花園“隱居”賦閒六年之久的彭德懷談話，讓他擔任“三線”建設委員會的副主任。11月28日，在前往成都的列車上，彭德懷的心情特別激動，一是自己新的生活即將開始，另一則是也許能見到分別六年而杳無音信的老戰友鄧華了。
一天，彭德懷到省委總府街招待所理髮，認識了曾參加過志願軍的理髮員賈月泉，從他那裡得知鄧華住在童子街29號，距自己住的地方步行20分鐘、坐汽車5分鐘的路程後，心情特別激動。彭德懷立刻叫人買來一張成都地圖，戴上老花眼鏡，在上面尋找鄧華家所在的童子街的位置。很快，彭德懷便找到了童子街29號。他取下老花鏡，興奮地對身邊的警衛參謀景希珍說：“天一黑，我們就立刻行動！”
誰知天剛黑下來，天空卻下起了濛濛細雨。景希珍見天氣有些寒冷，路面又滑，擔心彭德懷的身體，就問：“彭總，還去不去？”彭德懷如同戰場上指揮戰鬥一樣，將手一揮：“走，定了的事，就是下刀子也不能改！”為了防止路人認出彭德懷，牽連這兩個被錯誤罷了官的功臣，景希珍只好讓彭德懷戴上大口罩，經過大約半個小時後，冒雨來到白天早已偵察好的鄧華家的那個小院子裡。
彭德懷站在細雨中，抬頭朝那座小樓看去，只見蒙蒙雨幕中，小樓里的電燈亮了，一個身影在屋子裡走動著。彭德懷興奮地說：“就是他，就是他，鄧華，那背影一看就是鄧華！”彭德懷這位硬漢子，這位在血與火面前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鐵骨男兒，一下子熱淚盈眶。可是，當他向前走了幾步之後，不覺又停了下來。景希珍不解地問：“彭總，怎么不進去呀？”彭德懷此時此刻是多么想敲響老戰友的房門，走上前去緊緊地握住老戰友的手啊！然而，他卻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用牙齒咬住寬厚的嘴唇。在細雨濛濛的這個夜晚，廬山會議的情景也許又浮現在眼前，前幾天報紙上連篇累牘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又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他是一個胸懷坦蕩的人，是一個錚錚的硬漢子，他寧願自己粉身碎骨，寧願被無情的烈火燒成灰燼，也決不會再去連累鄧華。彭德懷輕聲地說：“不了，我們不進去了。”說到這裡，一串淚珠從彭德懷眼眶裡涌了出來，與臉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彭德懷久久地佇立在雨幕中，看著小樓的燈光下那個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語地說：“好了，好了，看看這個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這一老一少，在鄧華家的窗戶下，在漫天的雨幕中，站立了許久，直到鄧華關燈休息了，還久久不捨離開。直到彭德懷離開成都，鄧華都不知道，自己思念已久、咫尺天涯的老首長曾經到過他家的窗戶底下，對著他的背影淚流滿面。
儘管鄧華不知道彭德懷來看過他，但是他卻為彭德懷被抓走感到憤怒。1966年12月28日傍晚，鄧華的秘書和司機神色慌張地走了進來，告訴說彭德懷被北京來的紅衛兵劫走了，現扣押在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手中。鄧華聽了心情特別難過，憤怒地說：“真是無法無天了！堂堂的元帥、政治局委員就是這樣被抓走，豈有此理！”
自此之後，兩人一個在北京經受著非人的折磨，並於1974年含冤而逝；一個在成都如履薄冰，時時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批鬥，再也沒聽到對方的任何一點訊息。但是，他們心裡都惦記著對方，彭德懷臨終前還留下遺言讓家人把鄧華送給他的金質煙盒物歸原主。鄧華重新回到部隊工作後，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為彭德懷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小組發言中，明確表示1959年整彭搞錯了。
1978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彭德懷追悼大會上，鄧華也像當年彭德懷站在他家的窗戶底下一樣，淚流滿面，久久不願離去，只是彭德懷也像當年鄧華一樣一無所知了。
鄧華彌留之際，唯一留在他床頭的東西，便是彭德懷重新送還給他的金質煙盒。
四野名將錄
《一將難求——四野名將錄》是著名軍事文學作家張正隆繼《槍桿子1949》之後推出的又一軍事雄文。書名取自元曲“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他再次深度抒寫四野戰史，首次聚焦四野名將——梁興初、李天佑、丁盛、鍾偉、胡奇才、韓先楚、劉震、鄧華、賀晉年、黃永勝、劉亞樓、解方、蘇靜、吳克華、李作鵬、徐國夫等人的軍事生涯。戰爭親歷者的口述史，首次公開發表來自於四野名將後人的百餘幅珍貴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