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特別減刑制度一是將原判較重的刑種減為較輕的刑種。如把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但有期徒刑不能減為拘役或者管制；
二是將原判較長的刑期減為較短的刑期，即將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刑期縮短。減刑不是改判。改判是對錯判的糾正，即原判決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依照二審、覆核或者審判監督程式將原判決撤消，經重新審理所作出的判決。減刑則是在原判決正確的前提下，綜合考慮犯罪人在刑罰執行期間的具體表現，按照減刑的條件和程式將原判刑罰適當減輕。
減刑也不是減輕處罰。減輕處罰是在判決宣告前，對具有減輕情節的犯罪人，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刑罰的量刑方法。其與判決已經確定、在刑罰執行中的減刑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國刑法中確立和貫徹減刑制度是有重大意義的。這個制度體現了中國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中國，一切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為都要受到刑罰的制裁。但是，犯罪人經過服刑改造，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的，都可以得到減刑的寬大處理。這對於鞏固改造成果，進一步加速犯罪分子的改造，實現刑罰目的有積極的作用。
適用條件
根據刑法第78條的規定，減刑分為可以減刑、應當減刑兩種。可以減刑與應當減刑的對象條件和限度條件相同，只是實質條件有所區別。對於犯罪分子適用減刑，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對象條件
減刑只適用於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是被判處上述四種刑罰之一的犯罪分子，無論其犯罪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是重罪還是輕罪，是危害國家安全罪還是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具備了法定的減刑條件都可以減刑。
（二）實質條件
減刑的實質條件，因減刑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區別。
“可以”減刑的實質條件，是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和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一般地說，犯罪分子在服刑中的悔改表現和立功表現是統一的。但也有些犯罪分子有悔改表現而無立功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而無突出的悔改表現。刑法規定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都是減刑的條件。犯罪分子只要具備了其中之一，就可以減刑。當然，如果既有悔改表現又有立功表現，則可以在法定的減刑限度內給予更大幅度的減刑。
執行
特別減刑制度按照依法治國和當代文明社會法治的基本原理，監獄執法行為必須公開、公正、公平。但是，在國家司法體制上，我國目前尚沒有專門的減刑、假釋委員會或非監禁執行局，對罪犯的減刑、假釋，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監獄對罪犯的減刑、假釋，行使的是“建議權”。即“由監獄提出減刑（假釋）建議，報中級或中級以上人民法院審核裁定”。這一做法，在監獄的具體司法實踐中，有一個通俗的提法叫做“搞減刑（假釋）材料”或“做材料”。監獄把一批“材料”做好後，一般提前一個月報給中級或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至於報哪些材料，94年監獄法沒有任何規定，完全由監獄操作，這是監獄法存在的一個重要缺陷，本文不展開論述。在目前體制下，人民法院對監獄上報的減刑、假釋材料一般都是“幾十個罪犯一批，一批一批辦”，而且多是“照批不誤”。人民法院對犯罪嫌疑人開庭審理、定罪量刑還是對監獄在押罪犯的減刑、假釋案件裁定，開庭時“一批一批地批發”都是不合法理的。這種“批發市場式的”辦案，用什麼程式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怎么保證法律的公允？是否有法律依據？（本文不展開論述）目前，人民法院受理減刑、假釋案件主要是“看材料”、“審核材料”、“對材料作出裁定”。罪犯能否獲得減刑、假釋，主要取決於“材料搞的好不好”。人民法院不會也從來不深入罪犯的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核實減刑、假釋材料的真偽。這樣，監獄提出的“減刑、假釋建議”對罪犯獲得減刑、假釋就十分重要，在目前的具體司法實踐中，客觀上已經具有“決定作用”。因此，在目前體制不變的前提下，實施獄務公開，在監獄減刑、假釋會議上推行監督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特別減刑制度（二）近年，一些監獄實施的監督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未採用公示通知的方式。
公示是在公眾感官能夠普遍感知的場所，用較醒目的方式（如張貼行政機關的決定或通知等），向公眾明示並附以一定作為邀請的一種告知方式。作出公示的主體是行政機關，公示面對的相對方是公眾，公示地點必須是一處或幾處能為一定範圍最廣泛的公眾所感知，在電腦網路上公示是小範圍的，有作弊之嫌。實質上，公示是行政機關對公眾發出的一種要約，是行政機關向公眾發出的要求公眾參與某一行政行為的意思表示。行政機關作出公告明示後，相對方參與與否，一般完全出於自願。由自己決定是否參與，相對方有自由裁量權，體現自願、平等、和誠實信用的參與原則。但是，目前監督制度的到場人員卻完全由監獄指定，“想來的人來不了，不想來的人接到通知必須來”。雙方並非處於平等地位，參加監督的人員並非是他自己主動的選擇，並非都是出於自願的本意。監獄一般是通過書信或電話，在監獄減刑、假釋會議前，通知有關人員參加。以通知罪犯家屬為例，監獄採用的制式書信是：某某罪犯家屬：“為了提高監獄執法的透明度，實施獄務公開，保障公正執法，某某監獄決定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監獄某某會議室召開罪犯減刑、假釋會議，特邀請您列席監督，請準時出席。某某監獄年月日”。這一做法，罪犯家屬參加監督是被動的，是非自願的。所採用的通知方式不是公開公示的，主體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監獄從最初的通知方式上，就已經違反公平、自願、平等這一基本的法治原則。
2、監獄指定的人員往往出於特殊的考慮，監督人員的主要作用是“僅僅是聽聽讀材料而已”。
目前，參加監獄減刑、假釋會議監督的人員一般有：執法監督員、社會志願者、罪犯家屬、個別罪犯等。這些參加監督的人員中，執法監督員一般是監獄聘請的離、退休幹部，其中有的是原在監獄工作，離、退休後每月由監獄發退休金和其他“共享費”併到監獄報銷醫療費的人。社會志願者一般人數不多，況且他們一般不懂法律、不知到減刑、假釋會議內容的真偽。罪犯家屬一般經過監獄精心的選擇，有的是減刑、假釋會議將要討論的對象的家屬，有的是年內列入監獄減刑、假釋計畫將要減刑、假釋的罪犯家屬。這類罪犯家屬對監獄一般都抱有感激之情。列席的個別罪犯，一般都是“將要減刑、假釋或靠攏政府、表現穩定、能寫感謝政府隊長的思想匯報”的那類對象。以上這些人員一般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說起話來都比較中聽”，除監獄離、退休幹部擔任的執法監督員和個別罪犯，其他人對監獄內部規定的減刑、假釋條件等，根本不懂。此外，監獄目前的監督制度，一般不邀請人大代表，不邀請法官，不要請法學院的教師，不邀請有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不邀請“表現不好”或“年內沒有減刑、假釋希望的罪犯”或這類罪犯的家屬。監獄的精心考慮和監督人員的選擇，其目的很明確：“保持良好的會議秩序”“都是講好話或是表示感謝的那些人”。但是，從另一方面卻給減刑、假釋會議的監督制度定下了“一言堂、唱頌歌”的基調。客觀上，目前監督人員列席監督，其主要表現是“僅僅限於聽”，被動地“聽”，根本不能充分發揮監督作用。
3、監督制度由監獄按會議程式主持，無監督人員的權利保障程式。
行政程式法（三）監督人員的權利主要有：知情權，詢問權，聽證權、調查權、質證權，會見當事人權，發表意見權，表決權，監督權，要求迴避權、參與合議權，有了解並被告知有關自己的權益的行政行為權利，到會獲得座位權，要求行政主體表明身份權、了解會議程式權、了解減刑、假釋條件權，了解會議討論對象的改造表現權，減刑、假釋材料的質疑權、異議權。相對方有了解內容、要求說明理由、知道維權救濟途徑權，建議權。
保障減刑、假釋會議上監督人員的權利，有必要組織減刑、假釋會議各方代表委員會，實行委員會領導下的主席負責制。這個委員會是減刑、假釋會議的臨時權力機構，一般每年選舉一次，討論減刑、假釋案件時召集，會議結束自行解散，日常辦事聯絡機構是委員會秘書處，設在監獄刑罰執行科。委員會行使權力實行合議制，減刑、假釋人選須委員會集體投票表決，表決時少數服從多數，負責減刑、假釋會議的組織、合議和作出決策。
監督代表委員會最初組建時，由監獄執法監督員牽頭，與監獄代表和駐監檢察官各1人，組成3人籌備小組。這個小組負責組建減刑、假釋會議各方代表委員會，負責制定委員會章程，負責向公眾發出第一次減刑、假釋會議通知，負責對有參加會議表示的監督人員的預先登記，在總報名人員中隨機抽取確定到場的監督人員並發出通知，負責協調商定組成監督代表委員會的差額選舉人選提名，負責召集、組織第一次監督代表委員會議，負責第一次監督代表委員會組成人員的無記名差額選舉的組織，負責選舉委員會主席，負責向委員會主席移交權力。
減刑、假釋會議監督代表委員會的組成人數應在7至11人，人數應當為單數，設主席1人，秘書長1人，公正委員若干人。以下人員是當然的監督委員會委員：監獄代表1人，監獄執法監督員1人，駐監檢察院檢察官1人，負有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或社會志願者1人，人大代表1人，法院法官或法學院教師1人。另外，須等監督人員都到場後，當場選舉其他監督人員代表3至5人，人數須多於當然委員人數。需要注意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不能當選。
刑法術語(二）
|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範含義的闡明。為什麼必須對刑法作出解釋，主要基於兩點理由：其一是刑法規範具有抽象、原則的特點，為準確理解其含義，便於正確適用，則需要作出解釋；其二是刑法規範具有穩定性的特點，而現實生活具有多變性，為了在規範內容允許下使司法活動適應變化了的客觀情況，需要對某些條文賦予新的含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