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要件
客體要件
重婚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一夫一妻制是婚姻法規定的原則，重婚行為破壞了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必須予以刑事處罰。
客觀要件
重婚罪重婚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必須具有重婚的行為。即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結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就構成重婚罪。
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這種夫妻關係未經法律程式解除尚在存續的，即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關係已經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關係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謂又與他人結婚，包括騙取合法手續登記結婚的和雖未經婚姻登記手續但以夫妻關係共同生活的事實婚姻。所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是指本人雖無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而故意與之結婚的（包括登記結婚或者事實婚）。此種行為是有意破壞他人婚姻的行為。
主體要件
重婚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關係存續期間又與他人成立婚姻關係；二是沒有配偶的人，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
主觀要件
重婚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與他人結婚。如果沒有配偶一方確實不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或以夫妻關係共同生活的，無配偶一方不構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則構成重婚罪。重婚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喜新厭舊；有的是出於貪圖享樂；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等等。但動機不影響重婚罪的成立。
犯罪類型
重婚罪1．與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又登記結婚而重婚，也即兩個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有重婚者欺騙婚姻登記機關而領取結婚證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記機關工作人員互相串通作弊領取結婚證的；
2．與原配偶登記結婚，與他人沒有登記確以夫妻關係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為先法律婚後事實婚型；
3．沒有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已登記結婚或以夫妻關係同居而重婚
案件類型
重婚罪屬於“不告不理”，即除非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訴訟，一般情況法院不會主動受理。
法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婚在中國《婚姻法》第十條中被規定為“婚姻關係無效”列。而婚姻關係無效的法律後果，儘管現今世界各國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但都離不開對重婚者追究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這兩種懲罰方式：
刑事責任
重婚罪犯重婚罪的，判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基於重婚嚴重侵犯了無過錯方的人身權利，妨害與破壞了婚姻家庭安全，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因而許多國家的刑法都確定重婚是一種應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中國現行刑法明確規定重婚為一種應受刑事制裁的侵犯人身權利罪，中國《婚姻法》與現行刑法相適應，在第45條中明確規定：“對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法律要對重婚者的刑事懲罰到位也決非易事，這突出表現在對事實上的重婚的刑事懲罰難以落到實處，對納妾性質的重婚者的懲罰顯得蒼白無力。1999年廣州市兩級法院受理判決的重婚案只有10宗左右，這與社會中出現的大量變相重婚的嚴重情況極不相稱，致使大部分事實上的重婚不受刑法追究。
民事責任
基於事實上的重婚、變相納妾、第三者插足等行為，是對夫妻忠實義務的違反，它嚴重侵犯無過錯方的同居權、貞操保持權等一系列配偶權利。由此決定法律不但應當對重婚者予以刑事懲罰，而且還應當由重婚者對無過錯方承擔懲罰性的賠償責任。刑事懲罰重婚者是手段，保護無過錯方的婚姻家庭權益才是目的。為此，婚姻法律制度應當設定對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制度，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因重婚罪造成無過錯方損害的，應當得到賠償。中國《婚姻法》第46條第1項規定：“因重婚的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由此體現了對無過錯方損害的經濟補償。這對無過錯方具有補償性，對重婚者則具有懲罰性。
在離婚訴訟中，如果確實是因重婚引起婚姻關係破裂而導致離婚的，“重婚人”與“相婚人”對無過錯方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近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婚姻家庭權益，都規定了只要具備包括重婚、通姦、遺棄等妨礙婚姻存在的離婚法定事由的，過錯方都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對此，中國《婚姻法》合理借鑑了外國婚姻家庭立法的有益經驗，明確規定因重婚或婚外同居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是中國婚姻法律制度中第一次設定的損害賠償制度，標誌著中國婚姻家庭領域的民事責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司法解釋
1、從重婚者的主觀特徵來看，其重婚行為是直接故意。這種直接故意表現為：明知自己已有的婚姻關係未解除而又與他人結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
2、重婚罪侵犯的客體是的一夫一妻制度，而受害人的“合法婚姻關係”僅是重婚罪侵犯的對象。第一種觀點直接混淆了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區別。
3、重婚罪的客觀方面，就是重婚者違反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婚姻制度而實施的婚姻重疊行為。即在同一時間內，重婚者存在兩個婚姻關係，前一婚姻關係是否合法，並不影響重婚罪的構成。
4、在司法實踐中，前婚不合法，後婚“合法”，正是新形勢下重婚者為規避法律制裁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是重婚罪新的表現形式。
區別方式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居住。俗稱為姘居。
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修正後的婚姻法為保障一夫一妻制原則而新增加的禁止性規定。在適用這一禁止性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1、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與重婚的區別。重婚系是以夫妻關係的名義共同生活，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則不是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
2、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與那些應由道德規範調整的通姦、婚外戀等行為相區別。通姦是指雙方或一方有配偶的男女，秘密、自願發生兩性關係的行為。婚外戀則泛指已婚者與配偶之外的人發生戀情。通姦、婚外戀都屬於有悖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一般由道德規範調整。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則屬於婚姻法禁止的違法行為，行為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3、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民事法律後果。婚姻法不但在總則中明令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而且還在其他章節的相關條文中規定了這一違法行為的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三）實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重婚是破壞國家婚姻制度的犯罪行為。刑法第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司法實踐中，同時還可以處以重婚者向無過錯方予以損害賠償。
事實婚姻有可能會構成重婚罪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是對重婚罪的界定，據此，重婚罪有兩種情況，是本人無配偶而與他人結婚；名副其實的重婚，對本人來說並不構成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就成為重婚罪的共犯。
當然，相婚者在不知對方有配偶的情況下與之結婚並不構成重婚。堅持對包括雙重事實婚姻在內的各類事實婚姻均應治罪的認識，現階段還有其實情考慮：其一，事實婚姻在廣大農村還是較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邊遠山區，事實婚姻占有很高的比例。事實重婚是敗壞社會風尚的最嚴重的污染之一，如果法律對事實重婚不予打擊，無疑是對毒化社會風氣的行徑的容忍與放縱。其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中一些思想意識不健康的人便飽暖思淫慾。有的棄家別子，另尋他歡，包二奶現象大增，如不以重婚論，會更加嚴重地衝擊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係。其三，從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考慮，離婚、重婚使婦女、兒童無家可歸，更不利於對兒童的教育。
對前後都為法律婚的重婚行為認定重婚罪並無異議，那么，事實婚能否構成重婚罪呢？事實重婚罪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先婚是事實婚，後婚為法律婚的重婚；二是前婚是法律婚，後婚為事實婚的情形；三是先後兩個都為事實婚的情況。
關於法律不保護事實婚姻，應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精神看，至少，對待事實婚姻，仍是有條件地予以承認，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一條，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同居關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請求解除的同居關係，屬於《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並依法予以解除。在現階段，還不能絕對說事實婚姻法律一概不予保護。
因此，對事實重婚，法律也必須予以制裁。綜上所述，事實婚姻可以構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14日《關於〈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後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覆》明確指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後，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這足以說明，司法解釋肯定了事實婚姻仍可構成重婚。
界限認定
重婚罪與非罪的界限
重婚是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的產物，是剝削階級腐化享樂思想在婚姻關係上的表現。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重婚是不允許的。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觀念很嚴重。所謂“大款”養“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在處理重婚案件時，罪與非罪的界限往往難以區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區分重婚罪與非罪的界限。
重婚罪1、要區分重婚罪與有配偶的婦女被拐賣而重婚的界限。拐騙、販賣婦女的犯罪相當嚴重。有的婦女已經結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騙、販賣後被迫與他人結婚，在這種情況下，被拐賣的婦女在客觀上儘管有重婚行為，但其主觀上並無重婚的故意，與他人重婚是違背其意願的、是他人欺騙或強迫的結果。
2、要區分重婚罪與臨時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雙方未經結婚而臨時在一起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不構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關於如何認定重婚行為問題的批覆》中指出：“如兩人雖然同居，但明顯只是臨時姘居關係，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後即結束姘居關係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
3、從情節是否嚴重來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實踐中，重婚行為的情節和危害有輕重大小之分。根據第十三條的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為，並不一定就構成重婚罪。只有情節較為嚴重，危害較大的重婚行為，才構成犯罪。根據立法精神和實踐經驗，下面兩種重婚行為不構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實踐中，由於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響，夫妻間虐待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婦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後，在外地又與他人結婚，由於這種重婚行為的動機是為了擺脫虐待，社會危害性明顯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論處。
（2）因遭受災害外逃而與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災害在原籍無法生活而外流謀生的。一方知道對方還健在，有的甚至是雙方一同外流謀生，但迫於生計，而不得不在原夫妻關係存在的情況下又與他人結婚。這種重婚行為儘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會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論處。
事實婚姻出現在“重婚”行為中時，重婚罪的認定。
事實婚姻出現在“重婚”行為中時有以下幾種情況：
1、前一個婚姻是登記婚姻，後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
2、前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後一個婚姻是登記婚姻；
3、前一個婚姻是事實婚姻，後一個“婚姻”是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
第一種情形構成重婚罪，理論界、實踐界爭議不大，問題在於後兩種情形（以下均稱上述兩種情形）下，重婚者與相婚者是否構成重婚罪？理論界、實踐界爭議較大。歸根到底問題還是在於《刑法》第258條中的“配偶”是否包括因事實婚姻而形成的夫妻雙方。有學者認為，上述兩種情形也構成重婚罪，依據是， 就主體而言，當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是重婚的主體要件。配偶是指《刑法》第258條中的“配偶”應當包括因事實婚姻而形成的夫妻雙方。
處罰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5條規定，對重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的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社會意義
重婚罪，是以侵害健全的性風俗的行為為內容的犯罪。刑法規定重婚罪，是想保護社會的健全的性道德感情，也一併包含著想通過維護今日的社會道德規範之一環的一夫一妻制來保護家庭生活。
在最近的立法例中，多把重婚罪和其他犯罪作為針對家庭的犯罪來對待。在各國立法例中，有不少把近親相奸及其他反自然的猥褻行為也作為風俗犯來處罰，但是在日本刑法中沒有該種規定。關於性風俗的保護，刑法應作何種程度的干涉，是立法政策上的困難問題，必須考慮各個社會中的具體情況來慎重決定。但是，應該極力節制用刑法抑制這些行為，在日本的刑法中，對反自然的性行為尚無必要特別予以刑法的抑制。
重要案例
案例一
2013年5月，38歲未婚福建籍男子陳某聽朋友建議，經境外一家婚姻中介介紹，認識了比自己小16歲的陳氏雪絨，前後花費約4萬多元。陳某將該名女子帶回福建建甌並領取結婚證。
2013年11月，陳氏雪絨以家人生病想回家看看為由，經陳某同意回到越南。但她回越南後，又以婆婆對她不好為由，一直不肯回到陳某身邊。無奈的陳某隻能通過電話和微信與她聊天。
2014年初，陳某通過微信看到陳氏雪絨的一張照片，上面出現“遂昌”地名。心存疑慮的陳某撥通妻子電話，並從其口中得知其確實在遂昌。
陳某立即驅車來到浙江麗水遂昌縣，在3月找到陳氏雪絨並得知其在未和自己離婚的情況下於2013年11月與遂昌男子張某領取結婚證，並已懷孕。
於是，人財兩空的陳某報警。陳氏雪絨歸案後供述了自己重婚的犯罪事實。檢察機關審查後認為，陳氏雪絨在中國有配偶且尚未辦理離婚手續的情況下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應當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陳氏雪絨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半。
案例二
2019年2月15日最高檢訊息，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賴小民涉嫌受賄、貪污、重婚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立案調查，調查終結後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指定管轄，交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稱，賴小民在與妻子合法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她人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活，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貪污罪、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刑法術語(二）
| 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範含義的闡明。為什麼必須對刑法作出解釋，主要基於兩點理由：其一是刑法規範具有抽象、原則的特點，為準確理解其含義，便於正確適用，則需要作出解釋；其二是刑法規範具有穩定性的特點，而現實生活具有多變性，為了在規範內容允許下使司法活動適應變化了的客觀情況，需要對某些條文賦予新的含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