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訓詁學
正文
中國語言文字學中一門傳統的解釋語詞和研究語義的學科。“訓”是說明解釋的意思，“詁”本義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說古語講。“訓詁”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語言解釋不易為人所懂的古字古義，目的在於疏通古書的文義，講明字義。後來就作為解釋詞語音義的泛稱。“訓詁 ” 一詞在班固《漢書》里多寫為“訓故”。“故”就是古語。如《劉歆傳》說：“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又《揚雄傳》說:“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訓故"與"訓詁"同義。章句是分章析句,解釋一章一句的意思,訓詁是專指講明文字的音義，兩者不相同。訓詁學就是解釋語詞和研究語義的學問。舊日只看作是“國小”的一個部門，現在正逐漸發展為一門有科學體系的漢語語義學。
語言里的詞因時代有變遷，而有古今之異，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別。因此，後代的人讀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語釋古語;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稱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語釋方言。語言總是在發展的，語詞在使用中意義也常常會有改變。一個詞由一個意義引申發展出別的意義，就成為一個多義詞。多義詞在使用時場合不同，意義就不一樣。為免去誤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釋。這些就是訓詁所由起。久而久之，就有集中講解字義詞義的書，這種書就稱為訓詁書。語言的各個方面都是有系統的。語音的聲韻有系統，辭彙的構詞有系統，詞的音與義和詞與詞的音與義之間的關係也是有條理可尋的。因此由一字一詞的解釋進而有意識地從事聯貫的、有系統的語義研究工作，創造出科學的理論，對漢語發展歷史的理解，對解釋古書，對編纂字典、詞典，對語文教育都會有重要的貢獻。
訓詁學的內容和任務 訓詁學既然是研究詞義的學問,其研究的對象主體即是古代的書面上的語言材料,而現代方言的口語資料也在參考之列。要研究古代的書面語，應當具備文字、辭彙、語法以及語音史的基本學識，掌握語言文字一般的發展規律，才能從事整理研究前代的訓詁資料，總結前人研究詞義的理論和方法，並進一步開創新的途徑，作深入廣泛的研究。
前代解釋語詞的資料極為豐富，研究工作者應當按照時代的先後,按照不同的性質,分別層次加以整理。前代的訓詁學家解釋語詞時所套用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訓詁學上有所謂形訓、義訓、聲訓。形訓是就字形本身的結構說明所表現的詞義的。義訓是用現代人所理解的詞語解釋字在書面上使用的含義。採用一個同義或義近的詞或一句話作解釋。聲訓也稱音訓，是從詞的讀音上著眼，使用音義相通的詞來說明詞義，或有意識地從音上探求詞義的來源。三者之中，義訓用的最為廣泛，不過如何加義訓也是隨詞而異的。要研究前代的訓詁，對古代的訓詁書、字書、音義書以及韻書中怎樣解釋單詞，怎樣解釋固定的詞組和聯綿詞，怎樣就文意說明詞的通用和假藉以及字音改變而意義不同之類的問題，都需要從事分門別類整理，求出通則，評定是非，從中吸取符合語言實際的有用的經驗。
進而言之，凡是一門學術必然有理論、有方法。前代許多研究訓詁的專家在解釋詞義的實踐中曾提出很多重要的見解。如詞與詞之間音義相比的關係，通語與方言同實異名的關係，諧聲字聲符與字義的關係，本義與引申義和假借義的關係等等。在理論上就有所謂右文說，字義起於字音說，音同義近說，一聲之轉說，古假借必同部說。同時還提出探求詞義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如形、音、義三者互求，因聲以求義，比例文辭以相證，“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戴震《轉語二十章序》）等等。這些都是從研究《詩》、《書》古訓而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的緣由。今日在總結繼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語言研究工作者就要根據現代語言學的原理，研究詞義的引申和由舊詞派生新詞的規律以及正確解釋詞義的方法；還要研究辨別同義詞的法則，詞義與語法的關係以及修辭對詞義的影響等問題，從而建立起科學的漢語語義學。
訓詁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 漢語歷史久遠，有文字的記載已經有4000多年，而語言卻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有變化。春秋戰國以前，一個字大都是一個詞。春秋戰國以後,構詞法有了發展，雙音詞逐漸多起來,字在增加,字義也有引申和變遷。想要了解古書中的詞義不能不有解釋。因此在先秦書里就有不少解說字義的材料。其中有據字形說義的, 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說: “夫文，止戈為武”;宣公十五年說:“故文,反正為乏”;昭公元年說：“於文，皿蟲為蠱”。有從字音推求字義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與“養”，“校”與“教”，“序”與“射”都音韻相近。在《易經》里,如《說卦》說：“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都從音立訓，也屬同一類。又有用同義字來作講解的,如《易經·雜卦》說:“恆,久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這些都是字的常用義。有些字所代表的概念比較難懂,或別有專指,就採用語句加以說明。如《易經·繫辭下》說: “幾者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者也。"《說卦》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說：“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一一分別說明,力求明確,免有疑惑。在戰國時代,“名家”是一時的顯學,辨析名實，尤為精密。如《墨子·經上》說:"平,同高也",“中,同長也”,“圜，一中同長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盈,莫不有也”,“夢,臥而以為然也”。這些可以說近似科學的定義了。
周代自平王東遷雒邑以後,王室的勢力日趨衰弱,諸侯爭霸，戰爭頻繁，人民轉徙不安，語言也隨之有了很大的變化。北方黃河流域有了區域共同語,凡是古語或方言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當時通行的語言即所謂“雅言”來解釋。《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釋齊景公時命太師作樂，詩云“畜君何尤”一句說:“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書經·大禹謨》“洚水警余”句說：“洚水者，洪水也。”又《左傳》宣公四年說:“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這些又是以通語解釋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說可以充分理解訓詁之興在春秋戰國時代。
訓詁所以在春秋戰國時代興起,約有4種原因：①語言有發展，古今語有不同和方言有不同；②書面語用詞與當時口語用詞有不同；③社會不斷發展,名物繁多,一詞多義的現象比較普遍；④對用詞表達思想的作用的理解和認識有了提高，邏輯思維日趨嚴密。因為有了以上幾種原因，所以訓詁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很好的開端。
兩漢的訓詁書與經傳的注釋 漢代是訓詁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由於秦末社會的動盪,語言起了很大變化,先秦古籍多憑口耳傳受,用隸書寫出,世稱為"今文經"。而從漢武帝以後前代的“古文經”出現日多，其中多古字古義,不盡為人所識,因此就有訓詁學家為之注釋。但在西漢時期, 今文經盛行時, 注釋五經的人已經很多。以《詩經》而論,就有齊、魯、韓三家,文字頗有不同。其他各經也有章句訓釋之類。漢代的訓詁學就是依靠經學而發展起來的,而且漢代已有專門解釋詞語的訓詁書。主要的訓詁書有《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4種。這4種書各有特點，是中國訓詁學的基石。
《爾雅》是由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一部訓詁書，無作者主名，從內容看應當是戰國至秦漢之間經學家和國小家迭相增益而成的。舊說是周公所作，或說是孔子門人所作，都不足信。《漢書·藝文志》著錄為3卷,20篇，今存19篇。書中《釋詁》、《釋言》、《釋訓》3篇是解釋名物以外的語詞,其餘16篇是解釋各種事物名稱的,如親屬、宮室、器物、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類。書中所釋的詞語主要是出自經傳古籍。“爾”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爾雅”就是言辭近於雅正的意思。書中有的以漢代的今語釋古語，有的以雅言釋方言，有的以俗語釋雅言。《釋詁》、《釋言》、《釋訓》3篇主要是類聚一般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語用一個通用詞作解釋，如《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其他各篇主要是類聚同類事物的名稱分別解釋。有古今稱名不同的,有異名同實的,有同名異實的、用單詞不能解釋的，就用一句兩句話作解釋。品物多方，訓解的方法也有不同。這是漢代早期一部訓詁的總匯，成為後代解詞釋義的重要根據。漢代的訓詁學也就由此開始發展起來（見《爾雅》）。
《爾雅》之後，西漢末揚雄作《方言》，東漢和帝時許慎作《說文解字》，東漢末劉熙作《釋名》，都是極為重要的著作。
《方言》的全稱是《適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中有絕代語釋和別國方言。《 隋書·經籍志 》題為《方言》。揚雄,蜀郡成都人。漢成帝時到長安為郎,他由從四方來到長安的孝廉、衛卒的口裡調查殊方異語,條列排比，整理成書。原書為15卷，今存13篇。這是專門解釋方言語詞的一部著作，所解釋的語詞有的是古代的方言，有的是當時不同區域的方言，把意義相近的列為一條，用當時通用的同義詞作解釋，並分別說明不同語詞所通行的地區。這不僅是一部重要的訓詁書，而且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方言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很高的價值（見《方言》）。
繼《爾雅》、《方言》之後出現的《說文解字》為東漢和帝時許慎所作，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按照字形偏旁分部編排的字典,雖是一部字書,也是一部訓詁書。許慎是賈逵（公元30～101）的學生，精通五經,既通今文經，也通古文經。他在《說文解字》里利用不同方式解說字義。有根據字形的構造說明造字的本義的:如“理”， 治玉也；“忘”，不識也;“須”,面毛也;“突”，犬從穴中暫出也;“炙”,炮肉也。有根據古訓以說明常用的詞義的：如“慈”,愛也;“勁”,彊也;“ 辟”,法也。其中有許多是字的古義:如“沫”,灑面也;“ 浴”, 灑身也;“澡”,灑手也;“洗”，灑足也；“ 頌 ”,貌也（同容）;“翁”，頸毛也;“奭”，盛也；“愛”，行貌；“”，丹砂所化為水銀也（即“汞”）。書中也有從聲音上來作解釋的：如“詩 ” ,志也；“尾”,微也；“馬”，怒也，武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也。還有從字的聲旁說詞義的：如“斐”，分別文也；“貧”, 財分少也。又有根據方言為訓的：如“夥”，齊謂多為夥；“眮”，吳楚謂瞋目顧視曰眮。《說文》解釋一個字從形音義三方面著想，立意精深，對後代的字書、訓詁書影響極大（見《說文解字》）。
《釋名》又是另外一種訓詁書，作者劉熙專從詞的聲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來，用同音或聲韻相近的語詞作解釋。這種方法訓詁學上稱之為“聲訓”，或稱之為“音訓”。聲訓本起於戰國末，西漢時今文經家多從聲音上解說字義，劉熙是要從語言出發來研究事物命名所以之故，跟今文經家不同。他是有意識地要把語音和語義联系起來，就音以求義。例如《釋名·釋天》說：“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雖然不免有主觀唯心成分。但是從聲音上推求各種事物名稱的取義，類似尋求語源，對訓詁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見《釋名》）。
漢代的訓詁書還有《小爾雅》、《通俗文》。總起來說，各種解釋詞義的方法在漢代已經具備。最著名的訓詁學家大部分都是古文經家。東漢時期古文經盛行,如賈逵、馬融（公元79～166）、服虔、鄭玄都先後註解經傳。鄭玄,兼通今古文經,所注最多。他能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以發疑正讀，成為“漢學”的正宗，與許慎並稱為“許鄭”。
魏晉南北朝訓詁義疏之學 在魏晉時期，張揖和郭璞是最著名的訓詁學家。張揖是三國時魏明帝太和年間的博士，他搜羅漢代以前古書的詞語和相傳的古訓纂集為《廣雅》一書，體例完全依照《爾雅》，而補充《爾雅》所不備,所以名為《廣雅》。張揖又作《古今字詁》和《難字》，見於《隋書·經籍志》，今已失傳。郭璞是東晉河東人，為弘農太守著作郎，博學多識，精通訓詁，所作古書注釋最重要的有《爾雅注》和《方言注》。《爾雅》在漢代已有好幾家注本，郭璞別為新注，超越前人所作，他既能以今語釋古語，又能以方言釋雅言，詮釋品物的形貌，以及其功用等尤為明晰(見《爾雅》)。他所作的《方言注》能貫通古今，以晉代方言解釋古代方言，並且聯繫語音，提出音有通轉，為訓詁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人民播遷流轉，語言起了很大變化，古書詞義艱深，不易理解，於是注釋古書的風氣日盛。魏晉時期，不僅《易》、《書》、《詩》、《左傳》、《穀梁》、《論語》等儒家經典有注，其他古書如《史記》、《漢書》、《老子》、《莊子》以及辭賦之類也有人注釋，訓詁之學得以不致廢墜。其中精義頗多,不無可取。自宋齊以後,兼釋經注的“義疏”體出現，如梁代國子助教皇侃著有《禮記義疏》、《論語義疏》。義疏的興起可能是受了佛教經典有“講疏”的影響。
魏晉以後除經傳有注釋外,字書和辭書都多起來。字書和辭書之增多與語言辭彙的範圍擴大，文字的增多和一詞多義有直接的關係。晉代有任城呂忱作《字林》7卷，仿照《說文解字》而有所增益。宋代何承天有《纂文》3卷,北魏陽承慶有《字統》21卷。梁代阮孝緒有《文字集略》6卷,顧野王有《玉篇》30卷。現在所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廣益會玉篇》。顧野王原書只有5卷殘卷。其他各書清人都有輯佚本。
隋唐時期的訓詁學 隋唐時期承接魏晉南北朝注釋古書的風氣纂著更多。隋代陸善經有《昭明文選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選注》。孔穎達(574～648)奉詔作《五經正義》，包括《毛詩》、《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左氏傳》。同時又有賈公彥作《周禮註疏》，徐彥作《春秋公羊傳註疏》，楊士勛作《春秋穀梁傳註疏》。這些書都是參照前代已有的注釋而有所抉擇。李善書除解釋文詞字義外,並註明字音和字的通借,對文句的出典尤為注意，成為一種注釋的體式。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不僅解釋經文，而且解釋注文，對語言中的虛詞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說，這是以前古書注釋中少見的。
在經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書籍也有注釋。如楊倞有《荀子注》，成玄英有《南華真經義疏》，司馬貞有《史記索隱》,張守節有《史記正義》,顏師古有《漢書注》，章懷太子李賢有《後漢書注》，這都代表了一時的風氣。雖然是隨文釋義，但是也匯集了許多前代的訓詁資料。
隋唐時期，韻書盛行，可是字書也不少。如隋代諸葛穎的《桂苑珠叢》100卷，唐武則天的《字海》100卷，唐玄宗的《開元文字音義》30卷，卷帙都極繁富，應有可觀。可惜久已亡佚無存。但就前代書中所引到的材料來看，解詞釋義已改變舊觀,由籠統而趨向於清晰,同時也由只記書面常訓進一步注出當時口語使用的意義。這確是一種新的改變。就解詞的範圍而論，既有專門解釋雙音詞的書（如《兼名苑》），又有專門解釋日常套用的口語詞的書。現在還能見到的有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寶碎金》和《俗務要名林》，都是極珍貴的材料。
唐代在字書、韻書以外還有一類音義書。音義書一類始自魏晉，主要為經部書注音。到陸德明纂集前代各家所作書音（經書外,包括老子、莊子、孝經、論語、爾雅）為《經典釋文》30卷,注音之外,有時涉及字義。到北齊時曾有沙門為佛典作音義。後至唐代高宗時釋玄應作《大唐眾經音義》(通稱《一切經音義》(玄應))，唐憲宗時釋慧琳又根據玄應書擴充,作《一切經音義》(慧琳)。這兩部書都仿照《經典釋文》的體例,就原本經文摘字為訓，所采古代訓詁資料極多，而且有所辨析，在傳統國小書中獨為一類，對研究前代訓詁極為有益，所以隨著藏經一直流傳下來。清代學者從中輯錄出許多訓詁材料。
宋元明時代的字義研究 宋代承接五代時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風氣,學者對大量出土的鐘鼎彝器廣事搜羅,擴大了眼界，學術思想也因之大為解放。在經學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說,而別創新義,如歐陽修的《詩本義》，王質的《詩總聞》都是如此。在解說文字方面則出現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說》。王安石《字說》把形聲字都說成是會意字，“六書”缺而為五，如謂“與邑交”為“郊”，“同田”為“富”，“訟者言冤於公”之類，完全出於主觀臆斷，雖行於一時，終不免為人所棄置不顧。
但同時有另一學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說”，認為形聲字的聲符不僅表音，而且表義。凡諧聲聲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意義。如“戔”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都以戔為義。漢字的形聲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義，聲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稱聲旁為右文。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傳。他所創聲旁有義的學說對後代的訓詁學家提出因聲求義的方法有很大的啟發。
宋代研究《爾雅》的有邢昺(932～1012)、鄭樵兩家。邢昺有《爾雅疏》,補郭璞注所未詳;鄭樵有《爾雅注》，引舊書以證郭；都各有發明。在南宋期間,朱熹(1130～1200)是重視訓詁的人，他著有《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楚辭集注》等書。既採用前代舊注的優點，而又參酌新解；解經說字能運用到鐘鼎彝器的銘文,見於《詩·大雅》、《行葦》、《既醉》、《江漢》諸篇，這是以前所少見的。
在宋代以前，學者對古今音異是比較模糊的。到南宋時期才開始注意到古韻問題。吳棫作《韻補》，從古代的韻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韻與《廣韻》的異同，項安世的《項氏家說》也提出“詩韻”與後代音不同。鄭庠又作《古音辨》，討論《詩經》分韻的大類。這是清代學者研究古韻的先導。對研究詞義有一定的幫助。
元代在字學上承接南宋時期的“六書”之學，並不注意研究訓詁，所以在訓詁方面除有兩三種經傳注釋外，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明代學術不振，受宋代性理之學的影響，游談無根。訓詁書籍有萬曆時朱謀所作的《駢雅》，類聚古書中義近的雙音詞,按《爾雅》體例分類,每條予以解釋，所以稱為《駢雅》。這是一部屬於雅學的書。在萬曆以後研究古學的風氣日盛，如江寧焦竑(1541～1620)、成都楊慎(1488～1559)、桐城方以智(1579～1671)等人都有著述闡發字義。方以智的《通雅》，根據古代的語言材料說明音義相通之理，兼論方言俗語，創見極多，對清代的學者有不少啟示。
清代訓詁學理論的建立 清代學者受晚明焦竑、楊慎等人提倡古學的影響,極力推崇漢代的經學和國小,重考據,求實證,不尚空談性理之學。到乾嘉時代“漢學”大為昌盛，為經書、子書作註解的人很多。要解釋經傳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韻、訓詁，因此語言文字之學盛極一時。《說文》、《爾雅》成為人所必讀之書。研究《說文》、《爾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數十種，或刊正文字，或發明古訓，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釋名》、《小爾雅》、《廣雅》等書也有人為之疏通證明。訓詁之學有了極大的成就。著名的訓詁學家指不勝數。
清代訓詁學的發展跟古音學的成就有密切的關係。自清初顧炎武作《音學五書》，根據《易經》、《詩經》等書的韻字開始把古韻分之為十部起,經過江永(1681～1762)、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1752～1786)、江有誥等人的研究，逐漸加詳，發展為二十二部，同時戴震又提出韻類通轉的學說。在聲母方面，錢大昕又提出聲轉的說法,而且發明輕唇音古讀重唇音,舌頭音、正齒音古歸舌頭。這些都成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討字義的根據。
在理論方面，清代學者在訓詁學方面最大的貢獻是溝通語言與文字的關係，提出研究文字和字義必須理解聲音，不理解聲音就無以解決從文字形體上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有時會陷於迷惘而不知所措。因為語言是用聲音來表達意義的，文字只是記錄語音的符號，所以必須了解文字的聲音,從聲音去探求意義。戴震說:“訓詁音聲相為表里。”（《六書音均表序》）這是很重要的見解。後來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自序》里說：“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段玉裁為王念孫《廣雅疏證》作序，也說：“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這些話十分精闢,成為清代學者研究訓詁的準繩，從而建立了許多推考字義的理論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識貫串起來，使訓詁學在中國語言學科中成為有系統、有理論、有嚴謹方法的一門學問。
清人研究訓詁的目的，從實用的意義來說，首先是要解釋經傳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書。他們套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從聲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古書之所以難讀，一是由於有古字古義，二是由於文字上有假借。古字古義當考之《爾雅》、《說文》和其他前代書中的詁訓，文字上的假借當求其本字。王念孫說：“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王引之《經義述聞序》）那么，假借與本字的關係首先是音同或音近。段玉裁指出：“假借必取諸同部。”（《六書音均表》“古假借必同部說”）所謂“同部”就是屬於古韻的同一部。因此，憑藉古韻的知識，按照文字上的同音或音近的關係，再參之以文義來推求本字，就可以解決許多古書中難解的文句和古人所加的訓詁上的問題。這是清人研究訓詁方面的一大發現。
②確定字的本義,根據本義以說明引申義。清人認識到音有古今之異,同時也認識到詞義有古義,有今義；有本義,有引申義。如“曾”作為虛詞用,古義同於“乃”，後世用為“曾經”的意思。“僅”唐以前作“約近於"的意思用，後世用為“但”的意思。這就是古義與今義之分。又如“薈”,《說文》解為“草多貌”，引申為凡物薈萃之義（《說文》段注）。“過”，《說文》訓“度也”，引申為有過之過（段注）。這就是本義與引申義的關係。漢語辭彙中一詞多義是常見的現象。段玉裁說：“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假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治經。”（《經韻樓集》卷一“濟盈不濡軌”條）他以歷史發展的眼光說明詞義的發展，對辨析字義極為重要。
③比證文句以考定詞義。採用古書中相同的文句互相比證以考定詞義，宋代人已經這樣做了。在清代尤其重視這種方法。段玉裁注《說文》，劉台拱作《論語駢枝》，都能從實證出發解釋古訓。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尤其善於利用古書的資料，解決從來沒有人解決的問題。例如解《詩經》“終風且暴”,為“既風且暴”;解“邦之司直” 為“主正人過” （《經義述聞》卷五），都是顛撲不破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勝義環生，尤為人所稱道。王引之作《經傳釋詞》，專門解釋古書的虛詞,綜合各種古書中的用例參互比證,而得其確解，對研究古代文獻有極大的幫助。他的書已經聯繫到語法的範疇了。後來又有人作了補充。
④因聲以求義。研究字義從聲音上來考察，在清代以前雖然也有人注意到，如南唐徐鍇的《說文解字系傳》，宋代王子韶的《字解》，元代戴侗的《六書故》，明代方以智的《通雅》等，但都不曾進行全面有系統的研究，也沒有能總結出具體的規律來。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古音的知識，清人有了先秦古音的知識，在前人成說的啟發下進一步提出因聲求義的原理，把形、音、義統一起來，因形以知音，由音以求義，為訓詁的研究開闢了新的科學的途徑。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首先提出“聲與義同原，故諧聲之偏旁多與字義相近”（示部“禛”字注），進一步又說 “凡同聲多同義” （言部“”字注）。如從“農”聲的字有厚重義，如濃、、膿，從“辰”聲的字多有動義，如振、震、唇。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同從一個聲符的字不一定只有一義，而不同聲符音同或音近的也可以有同義的關係。段氏指出有這類現象，這就比前人的右文說有了新的認識。王念孫作《 廣雅疏證》，就古音以求古義，而又把古書中有關的聲近義通的字都聯繫起來解釋，“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著重從語言的角度說明其間的音義相通和聲音相轉的關係。這種作法接近於詞族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王念孫又作《釋大》一篇，從聲母方面觀察聲母相同而意義也相近的現象，又是一種新的嘗試。與王氏同時的程瑤田作《果蠃轉語記》，指出凡物的形狀、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往往用聲母相同的詞來稱謂，但字形不必相同。這又把聲近義近的道理闡發無遺了。清代的訓詁學到王氏父子已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研究的範圍不僅是單音詞，也注意到雙音詞；不僅研究實詞，還研究虛詞，初步進入了語法的範疇，對古書的解釋提出許多新的見解，貢獻極大。
清人對於訓詁的研究所套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幾種。他們除了注釋古書和疏證古代訓詁著作以外，還研究一些古代的鐘鼎彝器款識，探討一些文字的古義。並且做一些古代訓詁音義的輯佚工作。如黃奭的《漢學堂叢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 任大椿的《國小鉤沉》，顧震福的《國小鉤沉續編》等都是一些資料書。另外,清人還編纂了不少訓詁書，如吳玉搢(1698～1773)的《別雅》,史夢蘭(1813～1898)的《疊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書。阮元還主編了一部《經籍纂詁》，把古書中所見的每字的訓釋都編錄在一起，檢一字,而眾義俱在,是一部訓詁資料的總匯，極為有用的工具書。在歷代書籍當中還有很多方言的記載資料,也有人蒐集編錄,如杭世駿（1696～1773）有《續方言》2卷，程際盛又有《續方言補正》1卷。程先甲又有《廣續方言》。其他方言、俗語也有人集錄。如錢大昕有《恆言錄》,胡文英有《吳下方言考》，毛奇齡(1623～1716)有《越語肯綮錄》,翟灝（1736～1788）有《通俗編》等等，為研究古今方言俗語提供了方便。
清代人研究訓詁的成績是大的，但也不無缺點。主要的缺點有兩方面 ： 一是在段玉裁以後有些學者墨守《說文》，以為《說文》的字都是本字，《說文》的訓解都是本義，一詞一語都要到《說文》去尋本字，執礙而難通。不知《說文》9353字中有古字，也有漢代後起的增益偏旁的字，具有前後不同的產生層次，不能作為平面的看待；其訓解以通用義為多，也並非都是本字本義，甲骨文、金文的佐證很多。二是講解訓詁，聲轉無方，凡言“語轉”、“一聲之轉”之類未必合於先秦古音，濫用通轉之說，所言多誤，如錢繹《方言箋疏》之類，足為先戒。
近代以來訓詁學的發展 20世紀之初到現代研究訓詁的學者繼承清代學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國的一些早期的語言學的知識，開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①字原和語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說文》中的 510個獨體字和半獨體字作為“初文”和“準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來的音義相關的語詞。凡音義皆近，叫作孳乳,音近義通,叫作變易。目的在求“語源”，求語詞之間的親屬關係。但可惜沒有脫離文字形體的束縛，所求不是“語源”，結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繹法，而不是歸納法；在聲音的通轉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圖》為根據，有些也失之勉強。
其後，沈兼士作《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主張以形聲字為出發點，用歸納的方法研究形聲字同一聲符所表現的基本意義。但同一個聲符所表現的意義不一定就是一個,也當有所區別。形聲字的聲符,凡音義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構成一個詞族，由此再聯繫音韻，借重古音的知識（包括聲母韻母），以求其語根。以實際證據為主，不以主觀想像為斷，其結果必較可信。這種理論無疑問是正確的。就研究的方法來說，把語言文字作為一個有系統的整體來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創新的精神,大為學者所重視。他後來所主編的《廣韻聲系》就是為從事這項研究工作的張本。
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義同和義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類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尋求語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義詞，或意義相關的詞。在原始的時候本來是一個詞，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後來語音分化為兩個以上的讀音，才產生細微的意義差別。但是同義詞不都是同源字，要以聲音是否相近為定。王力在這方面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根據古代的訓詁資料，探微索隱，編成《同源字典》一書，以韻部為綱，聲紐為目，條理秩如，是研究漢語詞義學的一部新著。
③虛詞的研究。近代因為語法學的興起，虛詞的研究有了新的發展。最明顯的改變是研究虛詞的人對虛詞的詞類和用法都有比較清晰的說明。楊樹達曾根據《馬氏文通》作《高等國文法》，後來就以《高等國文法》為基礎， 參照王引之 《經傳釋詞》，作《詞詮》一書。專門解說虛詞。其後裴學海又作《古書虛字集釋》，集錄前人所說，並加以補正，與《詞詮》相得益彰。呂叔湘有《文言虛字》一書，簡明賅要，是學習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參考書。
④根據出土的古銅器銘文考訂古書的訓釋。先秦的古書都以篆書古文書寫，到漢代經過傳寫，後來又轉寫為隸書，文字偽變已多，漢代以來的解釋往往有誤。現代可以藉助商周銅器銘文解決一些前代義訓中的癥結問題。王國維首先以銅器銘文解釋《詩》、《書》中的常用詞語(《觀堂集林》卷二《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別開生面 。後來一些古文字學家繼踵而起 ，創穫更多。在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於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孫，所以他所著的書都重實證,不為鑿空之論,如《尚書新證》、《詩經新證》、《楚辭新證》等書駁正前人誤解的地方極多，為利用古文字資料刊正古書創立出一種新的門徑。
⑤研究的範圍擴展到唐宋以後語詞的考釋。清代學者對一些通常在書面上見到的口語詞已經有所集錄，大都是隨筆札記，略明出處，而解釋不多。近代以來，羅振玉雖有《俗說》一書，稍補前人著述所不備，但仍屬札記性質，還不能說是訓詁的研究。惟到張相作《詩詞曲語辭彙釋》 一書才開始作唐以後詩詞曲語詞的研究。詩詞曲中很多習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語詞在字書和詞書中都沒有解釋，張相一一舉例，比證詳考，作出解釋，是一種新的成就。同類的著作還有陸澹安的《小說詞語彙釋》、《戲曲詞語彙釋》和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都有很精到的解釋，為閱讀唐以後的文學作品提供參考。
訓詁研究的展望 中國傳統的訓詁學肇始於先秦春秋戰國時代。訓詁之所以興，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變化。古的語詞，後人不懂，就要有解釋，方言有歧異，或語詞在表義的內涵上賦予了新義，也需要有解釋，所以就產生訓詁。
從訓詁學發展的歷史來看，訓詁學的興盛，兩漢是一個高峰，清代是一個高峰。兩漢學者的訓詁著作和經傳的注釋為訓詁學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兩漢訓詁學的興盛跟語言變化的加劇和古文經的傳布有極大的關係。清代的訓詁學有理論,有方法,發展為一門語言學科，跟經學、史學的考證和古音學等的成就有密切的關係。近代以來，學者受語言學、語法學的影響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範圍上都有了新的建樹，改變了舊日墨守古訓，拘牽文字形體，和重古略今的風習，開創了新的途徑。
研究訓詁對解釋古書，了解古代的科學文化和考證語言發展的歷史以及校勘古書、編寫字典辭書都有重大的作用。今後的訓詁學從理論上和實用上都會向建立有科學體系的漢語語義學的方向發展。理論的開拓將給辭彙學和詞典學提供科學的根據。具體的工作，首先是總結前人的成果，吸取前人研究的經驗和外國語義研究方面的理論，聯繫古今，旁及方言，分別層序，研究詞義發展的各種現象，並尋出一般的規律，給語文教學和編纂詞典以幫助。還有根據古今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從音與義的關聯上從事詞與詞之間的關係的研究，進一步發展為全面的詞族的研究，這項工作的完成將為漢語發展史增添新的重要內容。
參考書目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韻樓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郝懿行：《爾雅義疏》，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
王念孫：《廣雅疏證》，家刻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
王引之：《經義述聞》，家刻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
黃侃：《訓詁述略》,載《制言》雜誌, 1935，第7期。
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1980。
洪誠：《訓詁學》，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