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簡歷
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名堅士,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沈尹默之弟。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教育學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1905年19歲時與兄沈尹默自費東渡日本求學,入東京物理學校。時章太炎先生居東瀛,沈兼士拜其門下,並加入同盟會。歸國之後,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今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學創辦研究所國學門,任主任。曾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稱,為中國新詩倡導者一。 沈兼士創立漢語“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學說,是清末檔案整理的開拓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並寫作新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抗戰期間,曾任《魯迅全集》編委,參與組織抗日團體“炎社”。在訓詁、文字、音韻、檔案學等領域獨有所識,建樹頗豐。著有《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等。
1947年逝世,享年六十歲。
由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學術論文集》,收入有關文字學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訓詁、書籍序跋、歷史檔案整理等三方面內容。
愛國名士
沈兼士於1947年8月2日因腦溢血病逝於北平,葬於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會上,金息侯先生親筆撰寫的輓聯是:
三月紀談心,君真兼士,我豈別士;八年從抗戰,地下輔仁,天上成仁。
這如實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濟世愛國的一生。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他帶領學生及同仁將久積凌亂的故宮清代檔案整理出來,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稱讚:“有功史學,夫豈淺鮮。”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外流。國寶免遭劫難,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沈兼士同魯迅、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站在一起,發表了七人簽名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正義鬥爭。1926年,他隨魯迅先生同赴廈門大學國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1929年,他進輔仁大學,任文學院院長。這一年5月,魯迅從上海北返探親,重見了當年的老友,曾不無感慨地寫信給許廣平說:“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魯迅信任。
抗戰開始後,沈兼士滯留北京,仍在輔仁大學執教,與同人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後又改為“華北文教協會”)進行抗日鬥爭。這些人的抗日行為,最終為敵憲所聞,偵騎四出,並被列入黑名單中進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沈兼士於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潛出北平,輾轉到了重慶,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任名譽教授,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他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教育機關。其後復任教輔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戰中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志士的正氣與大節,可圈可點。
他的學生,後任台灣輔仁大學教授的李維曾這樣評價他:“自古風流蘊藉,最擅佳名,惟世間究有幾人如是,殊難言之,雖然,先生固真名士。”
學術貢獻
語言文字學
沈兼士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一生致力於語言文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語根字族”之學。
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總結了過去的右文學說、聲訓理論、音轉學說以及王念孫的“因聲求義”理論,揚棄了舊說的失誤,吸收了國外語言文字學的某些方面,為研究漢語辭彙、字族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可惜這套學說和研究成果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後代學者對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時時援引,但是進行系統總結和評價的卻很少。沈先生的理論博大精深,眾多細部之所以然,需要後輩學人反覆地體味,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先生曾經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的委員,“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在建立漢語字族學方面,著有《廣韻聲系》(輔仁大學,1945年)一書,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的經驗與成果的基礎上,將語義與語音結合起來研究,以文字為標音符號,從敘述諧聲字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揭示漢語語根與派生詞的親族關係,即建立漢語的字族學。他認為這是建設漢語語言學的必要條件。 《廣韻聲系》是其從漢字讀音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3年)一文則是其從漢字形體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認為右文說的作用在訓詁學上可比較字義,把握語言的變化,而不致拘於漢字的形體;還可探尋語根。他研究右文說,把漢字作為音符,以此將形、音、義联系起來研究並探討其間的關係,突破了《說文解字》因形取義的陳法。這是對古代語言研究的一大貢獻,可啟發後人注意對漢語語根之源的探討,為漢語語源學的建立打下了基礎。為了進一步研究音符,他還著有《聲訓論》(《辛巳文錄續集》,1941年)一文,認為義類相通,聲類相同是聲訓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聲訓義類,可證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確立漢語的字族。《廣韻異讀字研究序》(《益世報·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對中國文字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一字數音”的現象和古代有無四聲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漢語自古就有聲調,聲調變動是漢語單音節詞最容易發生的必然現象,古代字音的聲調本來就是“流動不居”的。他對語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有二傾向:一為意符字之研究,一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問題有三:曰文字畫,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義未嘗固定,曰意通換讀;音符之問題亦有三:曰右文說之推闡,曰聲訓,曰一字異讀辨。二者要皆為建設漢語字族學之張本。”(《聲訓論》)。此外,他還著有一些研究具體某個漢字的字族的論文及《段硯齋雜文》(1947年)一書。
文獻檔案學
沈兼士曾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著名的文獻檔案學家。整理清代遺留歷史檔案,為學術界開風氣之先。
辛亥革命後,清廷內閣大庫檔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學者痛心疾首。他整理了內閣大庫乘余檔案。他認為,檔案於一代政治、學術關係極大,整理檔案之目的在於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擋案分類不同於圖書分類,主張檔案分類按機構、團體分類、在主持文獻館工作期間,檔案分類是按機構分類的。後又取北京大學所藏漢文黃冊1900餘冊,重加分類列目。彙編有《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蔡元培為該目作序,稱他的整理工作“為閱覽便利,有助於史學”。
書法
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語言學外,他的書法也頗好,雖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勁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風格。當年魯迅編《北平箋譜》,曾請他題簽,可見他書法的功夫。
哲學史
在中國哲學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馮友蘭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學生,他在《三松堂學術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學界對於中國古史之看法》的演講,其中談到沈兼士時說;“沈兼士先生和胡適先生是表現兩種不同的研究史學的態度。沈先生認為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創的時期比胡先生認為的早,所以沈先生對於秦以前的哲學以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認為中國哲學是應該自‘先秦時期’開始。”
詩歌創作
沈兼士的舊體詩、新詩都寫得很好,但現在能見到的卻很少了。
文字起源學爭議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字學,提出了文字既起源於語言又起源於繪畫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說,並且提出了文字畫的概念,沈兼士的觀點在建國前後引起爭論,唐蘭、梁東漢等人對沈兼士文字畫理論進行了批評,唐蘭的《中國文字學》1949年3月出版時,沈兼士已經辭世,我們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對唐蘭批評的回答。但是建國後文字學界還是客觀地評論了沈唐關於文字起源的論爭。經過論爭沈兼士的觀點受到普遍認可。從文字型系的角度來說,文字畫的階段是存在的,文字畫可以說是漢字的源頭。中國文字學在批評與反批評的論爭中發展,文字源於圖畫的觀點現已為大多數文字學者所接受。
生平軼事
擷取沈先生幾個生平片段,讓我們對他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一、沈講課時,總是閉著眼講,同陳寅恪先生講法一樣。到下課時,才睜開眼睛,走出教室。他是一位愛國的老專家,痛恨特務、偵探進入學校監視學生和教師。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討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說:“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說:“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註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隨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二、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於是他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沈兼士先生對民族文化真可謂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三、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還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四、沈兼士家境並不寬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書以補貼租金。學生們記得視書如命的老先生賣書時那副可憐樣兒。一個下午,老先生在藏書的小屋找書出售,他一邊念書名,家人一邊在外記下出售清單。有時候,一個書名說出來,過了會兒,又捨不得,再說勾掉。結果,最後一看,捨得賣的書,值不了幾個錢,又只好把勾掉的書名再一個個寫上。當時,許多教書先生都有自用包車,而這位沈兼士教授,卻往往只是挾一個顏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課。課餘,深居簡出。偶爾,他也光臨東安市場的五芳齋吃頓小吃,然後匆匆離去。
五、1914年,沈兼士同魯迅先生相識,並過從甚密,書信往還,經常聚首, 《魯迅日記》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魯迅逝世之後,沈兼士全力支持參與出版魯迅全集,接濟魯迅遺孀朱安,朱安為魯迅付出了一生,最後幾年依然在執行魯迅遺囑上不折不扣。魯迅遺囑第一條就是: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魯迅死後,朱安生活困頓的訊息傳到社會上,面對各界捐款,她嚴格按魯迅遺囑,除了魯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贈款外,她對朝鮮劇人藝術協會理事長徐廷弼及《民強報》記者等人的捐贈,均予以謝絕;對北平《世界日報》欲為她發起募捐,她也說:“不便接受,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來的一筆款子,是國幣五萬元。這筆錢,本來是上海的許先生托沈先生帶的,但沈先生當時並沒有拿那筆錢,只說到北平一定給魯迅夫人送一點款子去;結果,錢是送到了,然而並不是許先生托帶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幾位老朋友湊起來送的。”
編著出版
書目
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舉要 [普通古籍]/沈兼士編
文字形義學 [普通古籍]/沈兼士編 民國間
編輯廣韻聲系之工作報告 [普通古籍]/沈兼士等輯 民國32年 1943
陳援庵先生六十壽序 [普通古籍]/沈兼士撰 余嘉錫書 民國28年1939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1985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石鼓文研究三事質疑 沈兼士(1886—1947)著[不詳] 輔仁大學輔仁學志社1944
段硯齋雜文沈兼士(1886~1947)著 北平 編者自刊1947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平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3]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2004重印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平 輔仁大學 1945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2004重印
沈兼士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主要論文
文字學之革新研究
研究文字學的幾個方法
造字原則發展之程敘說
廣詔聲系敘及凡例
一封討論歌謠的信
關於考訂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書
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
今後研究方言之新趨勢
文字學書目提要敘錄
附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學要
從古器款式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書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了原始意羲之試探
輿丁聲樹論釋名字這羲字之羲類書
初期意符字之特點性
三沈紀念館
三沈紀念館位於漢陰縣縣城以西古城牆邊,旨在紀念新中國文化巨匠、新文化運動先驅、北大著名教授、中國文學大師沈尹默、沈士遠、沈兼士三兄弟,沈氏三賢青少年時代曾生活於漢陰,2004年修葺完善,陳列“三沈”事跡及作品供後人瞻仰、紀念。 1912年秋沈兼士到北京,受聘於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正趨全盛,名流雲集,社會有集其姓氏而並稱之美談,時有“五馬”、“四陳”、“三沈”、“二周”之稱,“三沈”即沈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三人,他們同在北大任教,同為北大評議會成員,當時在北大被稱為“沈氏三兄弟”。
詩作欣賞
《長安客舍之夜》
亂里笙歌雜楚辛,酒顏紅頰白頭新。
遙知燈火闌珊處,更有份離念遠人。
《入蜀雜詩》
盡室羈窮域,孤征念老身。
千山勞物役,一紙慰情親。
戰地誅求急,胡天雨雪頻。
轉蓬聊忍性,生意待來春。
《九日用少陵韻》
去年病臥長安客,今日淹留蜀水濱。
取次中秋到重九,生憎雨久盼清新。
且澆壘塊高樓酒,苦憶情親絕塞人。
引領官軍收薊北,放歌燕市盪胡塵。
《甲申客渝和友人招赴汪山看梅之作》
裙屐風流花照檐,客中高會想精嚴。
影疏香暗堪滋味,不啻蓴羹著豉鹽。
羈懷都不關山水,孤負名園數點花。
燒罷藥爐了無事,紙窗斜日聽昏鴉。
《虞美人·香山除夜》
兒時除夜貪迎歲,歡笑何曾睡。中年除夜感飄篷,風雪征程南北復西東。
而今病臥西山下,兩度逢除夜。粥余藥罷百無宜,靜對寒梅數點且忘機。
《小孩和小鴿》
幾陣秋風,把避暑的大人先生們都吹下山了。
旅館裡屋檐下被客人們嚇走的一群小鴿子,慢慢的尋回了舊巢,咕咕的叫著。
後山坡幾個鄉下人,擔了收穫的高梁,在夕陽影里,唱著山歌往家裡走。
那一群小鴿子在白場上踱來踱去,拾那遺剩下狼藉著的高梁粒兒吃。吃完了走到山溪邊去喝水。
阿觀在旁邊站著看得出了神。鴿子們卻不怕他,時時別轉頭看一看,依然伸著脖子一口一口的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