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丁丙題記、印記《李衛公問對》是一部記錄唐朝名將李靖的軍事思想的兵書。《武經七書》之一。
題解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或簡稱《唐李問對》、《問對》，以唐太宗李世民和衛國公李靖關於軍事問題的問答形式編成，舊題李靖所撰。由於新舊唐書都沒有此書的記載，所以許多人懷疑此書是偽作。北宋陳師道、何薳認為是宋人阮逸偽托，後世辨偽學者多所信從，元朝馬端臨則認為是宋神宗熙寧年間王震等人所校正，當代有的學者又認為是唐末無名氏所作。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是熟悉唐太宗、李靖的思想的人根據他們的言論所編寫的，系唐太宗李世民與衛國公李靖多次談兵的言論輯錄。涉及的內容較為廣泛，包括軍制、陣法、訓練、邊防諸問題，但主要討論作戰指揮。
內容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內容豐富，多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代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
該書體裁是傳統的問答式，全書共有98次問答。這種體裁結構雖鬆散，但論及之處頗為廣泛，並常旁徵博引，對前人軍事思想大膽地評說揚棄。雖是問對，卻是有問無對，蓋唐太宗本是一位嫻於騎射、富有疆場戰鬥經驗的馬上君主，而李靖又是滿腹韜略的軍事家，他們之間的問對，往往能相互引發，啟迪軍事思維。譬如李靖對用兵“奇正”的獨到見解，則是與唐太宗思維碰撞之中產生的。可見，問對論兵模式本身具有優點，同時也是古代文人對戎事筆錄的一個傳統。
該書的另一特點，是詳舉戰例研究戰爭的方法，將抽象的軍事理論具體化，如該書引用西晉馬隆討伐涼州樹機能使用八陣圖、偏箱車的戰例，得出“正兵古人所重”的結論；或先舉理論，再依戰例闡明，如李靖對分合作戰原則的闡述。該書開史論結合研究軍事之先河，影響後世兵書一般都以詳舉戰例為特點。
該書十分重視部隊的管理教育與軍事訓練。強調將帥要深曉兵法，“教得其道，則士為樂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提出分三個階段訓練軍士，即由單兵到多兵，由分練到合練，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訓練方法，還要根據部隊的不同特點，區別對待。此外，該書對古代陣法布列、軍事制度、兵學源流及教閱與實踐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也進行了探討，對李靖所創的“六花陣”（亦稱七軍陣）有精闢的論述。指出：“六花陣”乃是以中軍居中、六軍居外的一種圓陣。在陣體結構上，如同諸葛亮的八陣法一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各陣各營之間相互銜接。在戰場使用時，便於集中步兵形成整體和指揮騎兵實施機動，“伺隙搗虛”。它從理論和實踐上考辯八陣，認為八陣是古代的一種陣法，由五陣推演而成。其隊形又可根據戰場地形分布列為方、圓、曲、直、銳五種基本形態。這種考辨也是很有價值的。
思想
衛國公李靖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
一、“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
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么突出。
二、奇正思想。
“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自從《老子》提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後，《孫子兵法》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的觀點，其他各兵家都對奇、正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釋。《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在：
一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它指出奇正原是指正兵變為奇兵，即古代五軍陣（東、南、西、北、中五軍）中位於“陣地”的正兵，向位於“閒地”實施機動變為奇兵。這也就是五陣變為八陣，所謂“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指出了奇正是兵力的靈活使用和戰法的隨機應變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
二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對《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李衛公問對》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奇正的運用，將帥必須根據敵情和地形，“臨時制變”，慧心獨用，只要運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勝，用奇兵也能勝。它說：“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這就對《孫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不再局限於“以奇勝”了。
三是提出了“奇正相變”的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孫武已經論述到了奇、正之間的相互轉化，《李衛公問對》進一步說明了這一問題。它認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兩個方面，“奇正素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那將是十分錯誤的，這是不懂得“奇正相變，循環無窮”的道理。所以，作為將領，“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斗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僅有奇或僅有正，都有偏頗，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加以變化，才是完美的。書中以霍邑之戰等為例證，對奇正的變化作了具體的說明。
四是把示形與奇正聯繫起來。所謂“示形”，就是將真實的目的、意圖、行為藏而不露，讓敵人看到的是假象，以達到欺騙敵人的目的。這一思想最早也是孫子提出來的。《李衛公問對》則把示形與奇正聯繫起來，認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敵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說：“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通過示形，把奇兵變為正兵，把正兵變為奇兵，“變化莫測”，使敵人不知虛實，無法了解真實情況。
五是把奇正與虛實、示形、分合等結合起來闡述，探求它們之間的關係。“避實擊虛”是《孫子兵法》的一個重要思想。《李衛公問對》也極其重視虛實問題，它說：“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它把虛實同奇正聯繫起來，說：“奇正者，所以致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同“示形”聯繫，製造假象，蔭蔽奇正之變；兵力分散時以集中為奇，兵力集中時以分散為奇。這樣便可達到“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的目的，爭取作戰的主動。它還把奇正與分合聯繫起來，認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過分分散，也不可絕對集中，而應“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由上可知，奇正問題雖非李靖首先提出來，但他確實是有發展的。
三、攻守一法，因情而動的思想。
《李衛公問對》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攻守“同歸於勝”。它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於乎勝而已矣。”這就是說，相對於防禦而言，進攻是防禦的轉機。防禦對於進攻來說，是一種手段或策略。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勝利，殊途同歸，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它認為，在戰爭中，敵我雙方往往是一方處於守勢，另一方處於攻勢，反之亦然。它說：“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兩種相互分割的作戰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這就是說，在作戰中，如果進攻時不知防守，防守時不知進攻，這樣，不僅會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兩個方面，而且也會把它們看成具有兩種不同的目的。這就違背了“同歸於勝”的原則。二是對《孫子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釋。
曹操在給《孫子兵法》作注時，把“守則不足，攻則有餘”這一思想解釋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這主要是從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來說明攻和守的。《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守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李靖強調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而是認為攻守與“敵未可勝”和“敵可勝”的關係。也就是說，當“敵未可勝”時，即使我力量有餘，也不應盲目進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敵可勝”，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進攻而不應防守。這就把攻守策略的實施取決於己方力量轉變為取決於是否有機可乘或成敗的機率。同時，《李衛公問對》強調要因情變化，將帥要根據戰場上的情況，使敵“變主為客”，使己“變客為主”。反對“攻不知守，守不知攻”的片面指導，認為“攻是守之機”（進攻是防禦的轉機），“守是攻之策”（防禦是準備進攻的籌策），兩者都是為了爭取作戰的勝利。當然，攻守中還要注意“心戰”，進攻時，不僅要“攻其城，擊其陣”，還要攻敵之心，瓦解士氣；守時，不僅要“完其壁，堅其陣”，還要保持旺盛的士氣。
評價
該書繼承並發展了春秋戰國以來的軍事思想，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軍事理論，備受歷代的重視，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收入到《武經七書》中，作為武學科舉的必讀教材。南宋戴少望《將鑒論斷》稱其：“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
該書另一重要貢獻在於：對《孫子兵法》戰略戰術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和闡述，例如奇正、攻守、虛實、主客，著重探討了爭取作戰主動權的問題。並對陣法布列、古代軍制、兵學源流等一系列問題也進行了探討。
版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叢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體例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一萬餘字，共98個問答。
上卷——主要論述奇正關係
中卷——主要論述各種陣式的演練和實戰
下卷——主要論述指揮作戰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