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的道家兵書。最早明確收錄此書的是《隋書·經籍志》，題為“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呂望。但是自宋代以來，就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從此書的內容，文風及出土文物資料等分析，可大致斷定《六韜》是戰國末期某人托姜望之名而撰。全書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有關戰爭和各方面問題，幾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戰略論和戰術論。
《六韜》 詳解
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
歷史意義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韜》通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2]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版本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與三略
人們通常把六韜與三略一起看作一個整體，其實他們並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韜的成書時間有幾種學說，但大致都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公認《六韜》一書帶有鮮明的齊文化特色，而齊威王在位時間（前357—前320年）同周顯王的在位時間基本吻合，當時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中，聚集著一大批學者，他們當中很多人具備編寫兵書的知識和才能。因此，筆者認為《六韜》作成於戰國中晚期的齊國，其述作者是齊威王、齊宣王在位時的稷下大夫們。
三略的成書時間大致為秦末漢初。由於《三略》的文義、用詞、句法都不古奧，與殷末周初時期成書的文章文體大不一樣，這就見出其成書年代就更晚一些，但決不會晚於秦朝末年，因為在《後漢書》中就有提到《黃石公三略》這本書的記載，這些都可以說是第一種說法的佐證。對於第三種說法不可信的證據是東漢初年光武帝詔書裡面就大段引用過《黃石公記》，除個別字與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餘全同。
所以說張良所接受的書很可能不是《六韜》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黃石公三略》。
內容
《六韜》分為《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所以叫做《六韜》。由於該書是以周文王、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所以相傳為姜太公呂望所著。經歷代學者考證，都認為無論就書中內容及文字結構而論，都不是殷周之際的作品，而是後人所依託。
六韜 《 漢書 ，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周史六韜》六篇。”下註：“惠襄之間，或曰周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唐人顏師古注，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字同也。”但有人認為：《六韜》書中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的內容，與儒家“格格不入”，從而否定顏師古注。我們認為：《六韜》中固然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但它們集中表現於《文伐》一篇中，其他各篇則不多見。相反，其反覆陳述的主要觀點倒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這些思想都導源於 《尚書》 ，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歸仁焉”等儒家思想，並沒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地方。而且《六韜》一書在兵書中比較起來，談政治較多，以治國為治兵之本，所以《漢書·藝文志》把它歸入儒家，也是不足為怪的。漢書·藝文志》中把兵書列入其它各家的，並不少見，兵書《司馬法》不是列入“禮部”，《尉繚子》不是列入雜家了嗎？《六韜》和其它兵書一樣，是軍事學，它是以戰爭為研究對象的。它不可能囿於一種學派，其中摻雜一些法家、道家等觀點也是很自然的，說它是“雜家”也許可以，但不足以此來否定顏師古之說。況且，《莊子·徐無鬼》：“縱之則以金版六弢”，注中引司馬崔說，“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招：文、武、虎、豹、龍、犬也。這裡 《周書》 是否《周史》，《秘讖》指什麼書都不明確，相反，“本又作六韜……”卻很明確，其意思與顏師古注完全相同。
《六韜》的成書年代，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惠襄之間(公元前676-前619年)，或曰顯王時(公元前368-前321年)，或曰孔子間焉(公元前551-前479年)”。這三種說法，我們認為周顯王時較為接近。因為《六韜》中《均兵》、《武騎士》都談到了 騎兵 的使用問題，而據史籍所載，騎兵作為一個兵種大量出現於戰場，是在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前299年)胡服騎射之後，周顯王和趙武靈王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人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六韜》，其內容雖然不全，但已有《文韜》、《武韜》、《龍韜》等。(見《文物》1974年第二期羅福頤著 《臨沂漢簡概述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六韜》的成書年代，上限不早於周顯王時，下限不晚於秦末漢初。
《六韜》一書雖非姜太公所著，但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後漢書，何進傳》有：“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壓四方。”《 三國志 ·蜀志·先主傳·注》引先主遺詔：“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 《商君書》 益人意志。聞巫相為寫《申》、《轅》、《管子》、《六韜》一通已畢。”說明劉備、諸葛亮都十分重視《六韜》。宋元豐年間把《六韜》列入《武經七書》，定為武學必讀之書，頗受重視。書中一些一般軍事規律，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尤其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更有重要的價值。
體例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
1.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
2.武韜——講用兵的韜略
3.龍韜——論軍事組織
4.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
5.豹韜——論戰術
6.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思想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制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制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制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極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卷
《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卷一
《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
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卷二
《武韜》內分《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制勝。
卷三
《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征》、《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
《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五
《豹韜》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六
《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歷史版本
《六韜》雖題為呂望所作， 實際上當成書於戰國中後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呂尚的某些軍事思想。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六韜》的版本源流比較複雜，各本內容互有異同。從現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個系統：
（1）竹簡本，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土的《六韜》殘簡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大公》殘簡，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來，有文物出版社鉛印本。
（2）唐寫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韜》殘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殘存半個字），20個篇目。原件藏法國巴黎全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縮微膠捲。這是現存最早的紙寫本《六韜》。
（3）《群書治要》本，是唐魏微給唐太宗編的摘要本，只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的內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韜。以上三個系統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此些不見於今本的俠篇或俠文。
（4）《武經七書》本，初刻於北宋元豐二年（1080年），現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是現存最早的刊本，國內有其影印本即《續古逸叢書》本。明清以來眾多的總書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屬於這個系統的版本。
《六韜》的篇目，最早在《漢志》著錄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刪定的“武經”本《六韜》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現在所能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內容，既有與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題，如漢簡中的《藻啟》、《治國之道第六》、《以禮義為國第十》、《國有八禁第二十》，唐寫本中的《利人》、《趨舍》、《禮義》、《大失》、《動應》等。這些與今本不同的篇章內容當是60篇之外的15篇內容，或者為流傳過程中失傳，或者為宋朝廷頒定“武經”時刪掉。今本《六韜》共六卷六十篇。
軍事思想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
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么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么，“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
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
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
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
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斗，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乾。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軍事觀
《六韜》包含《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六篇，涉及戰爭觀、戰爭謀略、作戰指導和軍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軍事理論，內容極為豐富廣泛，其中能反映呂尚軍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爭取人心
在《文韜》中，多次強調收攬人心的重要性，並提出收攬人心的具體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儘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爭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韜》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說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產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志》、《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由此可見，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爭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因而採取了適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強調的爭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制的社會秩序、緩和民眾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如《文韜》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緡（釣線——引者注）微鉺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注）”，可見呂尚爭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
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第二，主張政治攻心，瓦解敵人
《六韜》第二篇《武韜》中，有《文伐》一章，所謂“文伐”即今天所說的政治攻勢，與“武伐”相對。《文伐》的內容分為十二節，主要是談如何運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敵人，達到武伐所不能達到的效果，並為武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親其所愛”、“尊之以名”，“輔其淫樂”、“養其亂臣”、“收其內，問其外”以及“賂以重寶”等等。這些內容雖然多是戰國時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與呂尚輔文王時採取的麻痹紂王，分化瓦解商統治集團的種種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說《文伐》中的思想是呂尚思想的記錄和闡發。可見呂尚已經認識到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即為了奪取戰爭勝利，不能一味靠軍事進攻，還必須善於實施政治攻勢，只有將二者緊密結合，才能順利地實現戰爭目的。當然，呂尚在這方面的思想還很膚淺，還未系統深入，只能認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呂尚已經具備的。
第三，文武並重，謀略為先
《六韜·武韜·發啟》中說：“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大智不智，大謀不謀”，意為戰爭在於以智取勝，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而要做到以智取勝。高明的人運用智慧於無形，使人不見其智，運用謀略於作戰之前，使人對其意圖不能察覺。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強、離親、散眾”，就要“因之，慎謀”，就是說要對付強敵，要使其眾叛親離，最好的辦法是表面順應敵人的意圖，實際上則秘密運用謀略。另外，在《兵道》章中還說：“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即用兵之道在於把握戰機，造成有利形勢，要造成“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的假象，以迷惑敵人。以上這些論述與呂尚在滅商之戰中不因自己勢力的迅速發展而立即發動決戰進攻，自始至終沒有忘記用智謀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當商王朝分崩離析之際，又不失時機毅然發動進攻等政治、軍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這足以說明《六韜》中重視謀略制勝的理論，實來源於呂尚的軍事思想，是呂尚謀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將領自主權觀點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影響價值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注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
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朝鮮、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歷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現有版本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
敦煌遺書殘本。
《群書治要》摘要本。
《四庫全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節選
一。《六韜·文韜·盈虛第二》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
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奏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二。《六韜·文韜·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台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台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已物。此愛民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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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可教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良嘗從容步游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節選自《史記·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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