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經過數十年的統治，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濠州農民朱元璋崛
《諭中原檄》被記載於官方文獻《明實錄》中，同時也被《皇明詔令》、《皇明詔制》、《皇明文衡》等所收錄。但不見於作者宋濂的文集中。且由於其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國”、“胡虜無百年之運”等文字，亦隻字未載入清朝所修的《明史》中。
檄文內容
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作品注釋
賞析評價
吳晗
歷史學家吳晗對該檄文有如下評析：“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彆強調夷夏的分別，特彆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要‘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了，這兩句響亮動聽的口號，比之紅軍初起時所提出的恢復趙宋政權，已從狹隘的恢復一個已被遺忘的皇家，進而為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地獲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打動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復興道統，亦即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文中指出‘禮義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綱是紀，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來維持統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套在這一個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國，開頭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中期以後，這模子被破壞了，弄得亂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重建舊模子，恢復這個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初起時所宣傳的彌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進而為更切實的具體的文化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廣泛地獲得那苦於社會動盪的小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罵元朝，說他破壞傳統文化，說他政治貪污腐化，營私毒虐，是個壞政府，上天已經厭棄他了。
罵元朝將軍，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來是漢人，名王保保，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以蒙古名，是抬舉他算蒙古人的意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軍。罵擴廓用外族名字，以夷變夏，跋扈要君。罵李思齊說他製造內亂，不忠於國。這兩批有實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華夏之主。那末，誰應該來治理中國呢？下一段指出當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這一身份，以後極為元璋所喜愛，有時也稍變花樣，說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無論對內對外的詔令文告，有理無理都要插進這一句，成為賣弄成就的口頭禪了。
妖人當然是指韓林兒。此地插進這一稱呼，等於禿子罵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訴北方人民，我在罵妖人，可見我決非妖人，我說‘妖人已滅’，更可見我決非妖人。你們也許有怕紅軍的，我並非妖人，你們不必害怕。這說法表白他正面是講禮義的，不同於元朝，也不同於紅軍，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銷了過去十七年來他是紅軍頭目這一事實。
臨了，說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掮出逐虜雪恥的使命。
最後，為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聲明只要他們知禮義，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是中國公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看待。
前一年討張士誠的檄文，只是消極地踢開紅軍，空洞地罵元政府。到這時候，才鮮明地具體地積極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和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勝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轉變。
這一宣傳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為已經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了。北方的農民也明白了，吳軍之來，是為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官吏們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死命作戰了，因為檄文說只要願為臣民，就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皇帝和貴族，全被宣感測動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過槍尖來殺韃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已經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統一全國。”
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評價該檄文說：“於（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然其於元之統治，既曰天授，嗣稱天厭，僅論其命，未伸吾義。又曰：當降生聖人，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為天降以安中國之聖人矣。然又曰：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仍自隱約謙讓，不欲明白以天降之聖自居。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當時無正義嚴辭可陳，實由群士仕明，鮮能深明夷夏之大義，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敵我之勢，至此猶若不能確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來異民族統治積威之餘，士大夫內心怯弱而後有此現象，固不得責備於景濂（宋濂）一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