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明太祖 朱元璋贛商在歷史上被稱為“江右商幫”。據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錄雜說》上記載“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儘管在江右商幫中，既沒有出現像徽商那樣坐擁巨資，堪與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賈，也沒有形成像晉商那樣經營著壟斷行業，也不能如浙商那樣成為中國近代資本的源頭，但江右商幫以其人數之眾、操業之廣、滲透力之強為世人矚目，對當時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說法；在雲貴川“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
遍天下
明永樂景德鎮青花瓷釉 宋末元初，景德鎮瓷業迅猛發展，青花瓷燒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國瓷業輸出獨占鰲頭。而進賢毛筆、煙花，廣昌白蓮，南豐蜜橘，臨川西瓜，鉛山造紙，宜黃夏布等特產均馳名海內外，並為江右商幫帶來巨額利潤。
江西人走州過府，隨收隨賣，操業很廣。撫州人艾英南不無自豪地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吉安人彭華也說：“（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江右商幫的一個分支撫州商幫，其經營的產品有糧食、陶瓷、布匹、菸草、藍靛、藥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撫州布商陳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僱傭了中間人，協助將資金預先貸給金溪、崇仁、樂安以及吉安等地種麻、織布的農民手中，而後再收購他們的布匹產品。陳泰以預付定金的方式壟斷貨源，這種經營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識。而撫州木材資源十分豐富，商人們就將木材分別從贛江，撫河順水而下，然後出湖口，入長江，運銷到南京、揚州、常州及武漢等地。清代中期以後，樂安縣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舉衰落之後，仍然延續昔日的繁榮，靠的正是該村擁有數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團和源源不斷的商業利潤的滋養。
江西會館很多，遍布全國。湖廣是江西人徙居的一個重要地區，因距離不遠，來往方便，故“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所以在湖廣的江右商很多。雲、貴、川也是江右商的匯集區，他們既經商於城市，也商販於鄉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轄區，代官府“征輸里役”。還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數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為當地民族的酋長或首領。除兩湖、兩廣、西南邊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躍，當地市場上的許多貨物都來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居住在北京的經商、趕考和謀官的江西人很多。當時北京有41所會館，其中江西會館就達14所之多，位居第一。全國各地開中藥鋪的商人，十有八九來自江西樟樹，故有“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江右商的活動既是明清經濟史的重要內容，也對明清時期的江西社會經濟和全國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江右商內部也因地域關係分了不少商幫，清代的景德鎮有“十八省碼頭”之稱，商幫雲集，其中較有勢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臨江商人、吉安商人、饒州商人、撫州商人、豐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鎮“富商巨賈，共仰八幫”，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幫，即撫州商幫、南昌商幫和建昌商幫。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經營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樣，於是便有了臨清藥幫、河口紙幫、吉安布幫、景德鎮瓷幫等。
湖廣雲貴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廣”，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廣地區大規模流動，時間從元末明初延續到整個明代和清前期。
“江西填湖廣”的原因有多種，其中江西人口眾多、耕地不足而湖廣面積遼闊、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強制與提倡、江西地區的賦繁役重則是直接原因。
在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挾技藝以經營四方”的手工業者和“負販遍天下”的商人，他們來往於江西與湖廣地區，或者是長居外地，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商人集團。
除了移民，還有很多並未脫籍的江西人選擇外出經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閩（福建）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廣鄰近江西，“趾相錯，踵相接”，湖廣是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動區域。武昌、漢口、漢陽“五方雜處，商賈輻輳，俱以貿易為業”，故江西商人到武漢猶如跨門過庭。鹽、當、米、木材、藥材、花布，在漢口稱六大行業，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經營。尤其是漢口的藥材業，江西臨清商人幾乎壟斷了這個行業。湖南的長沙、衡陽、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漁業為生，而江湖漁利，亦為江西商人所壟斷。明代興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門縣)皂角市，居住著大約三千人口，本地人僅為十分之一，均從事耕作，十分之七來自江西，絕大部分是商賈之家。地處湘黔邊境的洪江，鄂西的鄖陽、鍾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荊蜀，行行三十年。鈴卒遞羽檄，販夫駢擔肩”，反映的正是這種境況。明清時期湖廣流傳著“無江西人不成市場”的民諺。
與“江西填湖廣”幾乎同時，明清時期還有“湖廣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廣地區停下了腳步並永久性留在了那裡，有的則一路向前繼續向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進發。首選地便是四川，當時主要是沿長江、嘉陵江流向川東地區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慶、敘州、龍泉驛、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躍著很多的江西商人。臨川人李拱極，往返於雲南、四川等地，以致成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數年未歸，他的兒子循著他的經商路線，走湖廣，趨西安，越秦嶺，最後在四川雙流縣父子相遇，喜極而泣。
明憲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攜帶絹布、火藥等商品湧入四川少數民族地區交易銅鐵、聚眾開礦，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時，在西南少數民族區推行“改土歸流”，大批土司被強行遷入江西。原因是他們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輩經商至少數民族居住地，入鄉隨俗，服飾、語言及其他生活習慣均與當地居民無異，又因有文化、有財產，於是通過各種辦法牟取土司的職位，成為了少數民族的首領。
明代後期番薯傳進中國，在中國廣大的丘陵地帶栽種，獲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數省山區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進之前，這一帶是很難解決吃飯問題的，番薯引種成功後，西南地區可以充分開發了，因此這裡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人來開荒生存。
明代萬曆年間任雲瀾滄兵備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視，幾乎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撫州人居多。他在《廣志繹》上說：“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人居什之五六。”又說：“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而這些“江右商賈”，又多屬“撫州客”即撫州商人。
據《皇明條法事類纂》上稱，明代成化年間，僅雲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縣、浙江龍游縣軍民商人三五萬人；臨安府也有許多江西商人。雲南金沙江一帶的蠻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遷徙集居地。
1958年，雲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區蒐集到了彝族民間史詩《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蠶絲的來源，說是江西人發現的：“江西挑擔人，來到桑樹下，看見了蠶屎，找到了蠶種。”同書第三部《婚事和蠻歌》里還說道：“江西貨郎哥，挑擔到你家，你家小姑娘，愛針又愛線......”江西商人遍布雲南各地。
在貴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跡於道，同賈於市。《黔南職方紀略》說到貴陽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龍場和雙流泉，是清代興起的水銀生產基地，據貴州地方史資料說，這裡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廣人。貴州的貴陽、鎮遠、松濤原等地，都有許多江西商人在那裡經商。
明朝萬曆時期的江西人宋應星，寫了一本中國古代科技巨著《天工開物》，是一部總結我國明末以前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成就的百科全書，分別敘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嗜、冶鑄、舟車、錘鍛、燔石、殺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產和製造過程，之所以宋應星對眾多礦產資源和技術如此熟悉，是因為宋應星曾遊歷過包括西南諸省的眾多地方，親身考察了江西老鄉在該地的開掘和生產過程。
滲透閩粵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樣活躍於福建、兩廣地區。福建、廣東本地也有商幫，不過他們的貿易重點是在海上，而省內的山區地帶，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動其間。明代學者王世懋發現，福建建陽、邵武、長汀等地的居民口音與江西口音相似，一經詢問，原來與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動及入籍有關。以盛產武夷茶著稱的建寧府為例，茶農茶商幾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總有數十萬江西人來到這裡，“筐盈于山，擔接於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經商；精於制墨的商人傅雲心，也將墨品運往福建一帶銷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後裔及藥商富豪為躲避清兵的洗劫，紛紛隱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藥業同仁踏上了“扎紅頭繩出去，纏絲線歸”（指明清少年用紅頭繩扎頭髮，老者褲子筒均扎絲線，喻少小離家學徒，老大錦衣還鄉），“走福建吃藥飯”的謀生道路，代代相傳，在閩入籍者不計其數，建昌會館遍布福建。
廣東的主要城市廣州、佛山，江西商賈亦“人數殷繁”。廣東潮州、惠州等地棉紡業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從饒州、南昌等地運來。吉安布商有在廣州、佛山等地設立“粵莊”。臨川有個叫戴珩的商人，有親戚借了他6000兩銀子去廣東做生意，數年不返，戴珩親自去廣東索債，將討回的銀子全部買了書，僱船而運回來。船到贛州章江水關時，稅官以為是貨船，登船徵稅，結果一看，全是書畫。戴珩實際上是位老謀深算的書商，以索回的資金全部購書，可以逃避關稅。連州、高州等地則有很多關於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錢的記載。江西的典當商在廣東一帶也很活躍，他們“坐放錢債，利上坐利，收債米谷，賤買貴賣。”而且手法高明，常在當地農民稻穀揚花時節去施放利債，讓農民用新谷作為質押。等到收貨時，稻穀還未入倉，商人早已趕來，如數運走。江西商人還有很多因在廣東、江西兩地販鹽而大發其財：廣東歷來是有名的產鹽區，唐代以前，由於大庾嶺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鹽。但淮鹽產區遠離江西，尤其離江西南部較遠，而且又是溯江而上，運量受到限制，價錢奇高。加上遙遠的運途中日曬雨淋，鹽丁舞弊，摻雜夾沙，以至江西的食鹽既貴且差，民眾苦於淡食。大庾嶺道拓寬後，大余、贛縣、南康等地江西商人便翻越梅嶺到食鹽廣東境內去販運，唐代以前江西專食淮鹽的格局打破。
稍遠一點的廣西桂林、柳州、潯州、太平、鎮安等地，來自江西的鹽商、茶商、木材商、藥材商也活動頻繁。尤其是梧州，地處左、右江會合要津，百貨往來，帆檣林立，其繁榮程度在清前期幾乎與漢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這裡所開設的商號林立。隆興二年（1164），廣西賀州知府秦某上奏說：“贛、吉、全、道、賀州及靜江府居民，常往來南州等處，興販物貨，其間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貨賣者”。這位知州了解的情況，不僅是贛、吉商人在廣西經商，甚至還把生意做出國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廣西轉運判官陳孔碩奏道：“二廣州郡收販牛稅，其來久矣。近因漕臣有請，始蠲罷之。然贛、吉之民，每遇農畢，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初亦將些土布前去博買”。長期存在的這種賣布買牛貿易，不僅滿足了兩廣民眾的需求，對贛州、吉安地區的紡織業、耕種業的發展都有利。
縱橫長三角
東北方向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經贛江、過九江東下，或經玉山抵浙江，頻繁往來於江浙皖，主要做販賣生意，即將江西出產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紙張、木材、菸葉、桐油、茶油、靛青等運往江浙皖，而將三省盛產的食鹽和絲、棉織品銷往江西。當時江蘇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廣的糧食供應，江西商人“歲歲載米依期而至”，賣米給南京人，又從南京人手中買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許多城市和市鎮都缺糧食，江西商人活躍於金華、杭州、寧波、紹興、衢州、湖州、嚴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從事鹽業經營，一般都是較富裕商人，他們販鹽由廣信府的貴溪運往饒州府各縣。
江蘇揚州為江淮百貨的集散地，商賈摩肩接踵，據萬曆《揚州府志》記載，在揚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陝商、晉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廣記》所說，江西盛產木材，而揚州到處海濱，木材短缺，將江西良材運至揚州，可獲數倍之利。實際上，除了木材之外，從江西沿著長江運往揚州的貨物，還有浮梁的茶葉、河口的竹編、南豐的蜜橘、廣昌的白蓮、南安的板鴨、都昌的銀魚、安福的火腿、餘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鎮的瓷器、泰和武山的烏骨雞等等。到明清時期，兩地間的通商更加頻繁，而且以食鹽為大宗，鹽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國時人在《叢菊淚》寫到一個在兩淮做鹽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魚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著票鹽的所謂山陽朋友。”清末揚州八大鹽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別是周扶九、蕭雲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蘇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開店設鋪或輾轉販運。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說，江西進賢人張權在蘇州開木器店，張應俞《杜騙新書》開篇也說“江西有陳姓名慶者，常販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賣”，雖屬小說家言，卻反映出江西在蘇州、南京等地從事工商業者很多。白居易《鹽商婦》詩中也講到揚州某小家女，因嫁給了江西的大鹽商，此後“不事田農與蠶織”，“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過著奢侈的生活。《松窗夢語》第二卷說道，安徽廬陽“尤多藥物，江右、江南商賈鹹集聚焉”。唐德宗時，安徽九華山化城寺維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產藥材的山區，成為江西清江藥商的重要採購點。浙江山區多產苧麻、藍靛和竹紙，江西商人經常深入山區去採購。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幽燕關陝、八閩兩廣、荊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萬初、清江潘雲谷攜墨售於京師。貴溪倪文寶、鄱陽童某也以制毛筆為業，所制之筆也都遠銷至京城。
到了明代，張瀚《松窗夢語》說：“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浙（江）、（南）直次之，閩粵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紙商、布商、書商、藥材商為多。江西書商中，以撫州人居多。北京故宮、圓明園、頤和園等中華古建築的設計建造者為江西雷氏家族。
據統計，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會館最晚在永樂時就已經出現。乾隆《浮梁縣誌》上說：“（本縣）京師會館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陽門外東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樂間邑人吏員金宗遜鼎建，曰‘浮梁會館’。”其他還有如始建於嘉靖中期的南城會館、廣豐會館等。這些會館，有相當數量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資共建。清光緒時，北京有會館387所，江西為51所，占12%，比重雖少於明朝，但仍為各省之最。
江西人敢闖敢拼、闖天下揚帆出海勇闖全球編輯
江西人敢闖敢拼、闖天下揚帆出海勇闖全球，江西有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等諸多產品出口，是江右商幫出海經商的有利條件，江西廬陵歐陽修後裔歐陽雲台多年在日經商成為豪富，明末天啟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長崎建興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圓禪師為住持首創江浙蘇三江會館，擴大到東京、大阪、橫濱、函館以至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國內許多城鎮。印尼已早有奉許真君的中國廟，江西人從中國大陸購進許真君銅像放入三寶壟大覺寺內。在東南亞客家幫在馬來西亞採礦種地，其中就有個著名上市藥行余仁生號，其業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滿清統治出國，該藥號繼承人余東雄、羅仲霍毅然參加了黃花崗起義壯烈犧牲。江西饒州人程復在琉球國輔佐中山察度，程復後裔程泰祚、程順則繼承祖業，輔佐尚氏王朝。程順則多次推廣儒學，開發航運，使琉球成為北上日本，東通閩粵、東南亞的海上貿易中心。江西豐城人筱塘裁縫楊永清帶領豐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業者隨荷船萬福斯號渡海到印尼、馬亞西亞、新加坡從事各種手工業，種植橡膠、金雞納霜，在馬來西亞建三江會館，在新加坡建萬壽宮，菲律賓碧瑤建有萬壽宮。
縱橫中華
李渡碼頭貨船曾沿堤排開數公里
撫州商幫為江右商幫的一個分支，進賢縣李渡、文港等鄉鎮原來屬於撫州地區，同時也都是緊臨撫河的地區。
李渡當年船運的貨物碼頭，停靠的貨船沿河堤排去有數公里長，各色貨物上上下下。從晚清到抗戰時期，李渡的商貿達到最高峰。那時李渡人開了俊記、慎孚等數家錢莊，有幾家的銀票還可在上海、漢口等地通用。貨幣流量達到了平均每天20多萬銀洋。
清末江西萍鄉人文廷式創辦康泰福煤號，買機器開採安源煤礦，兼營煉焦運輸。後與漢陽鋼鐵廠、大冶鐵礦合組成漢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陳三立與江西萍鄉人李有棻創辦江西鐵路公司，倡修南潯鐵路，民國元年銜江西都督李烈鈞之命以南潯鐵路公司名譽總監之名與彭程萬借款五百萬日元，使南潯鐵路得以開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張泌亭與江右商幫巨富周扶九共同創辦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興紗廠。江西靖安人陳筱梅任江西省財政部長，商務總會會長，在萬壽宮開設江西勸業場。民國元年又隨李純到天津創業，在天津、上海、武漢、揚州擁有多家錢莊鹽號，成為江右商幫巨子之一，出任南潯鐵路總董。江西撫州南豐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擁有多處錢莊油行、布行、民國時期回鄉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園，投資官商合辦的江西銀行。江西撫州臨川籍湯子敬為近代中國西南首富，江西南昌人黃文植為近代中國工商巨子。但這些從開礦、辦工廠、到修鐵路、創辦銀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幫巨子為中華和江西近代工商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開拓首富
江右商周扶九—勤奮拼搏、勇於開拓成中國首富
周扶九(1831--1920)名鵑鵬，字澤鵬，號凌雲，江西吉安廬陵縣（吉安縣）高塘鄉人,近代中國揚州最大鹽商、近代中國金融家、上海灘地皮大王、上海灘黃金巨子、近代中國實業家，其資產達5000萬兩白銀，富可敵國，是中華民國初期的中國首富，周扶九的商業版圖終生不斷擴大。
周扶九16歲前往同鄉在湖南湘潭開的周永孚筆墨店當學徒，後在揚州開辦裕通和鹽號，後又兼開錢號遍及江南、江淮各城市,其錢莊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上海各城市。周扶九舉家遷往上海時已年過花甲，但他仍然在生意場上拼搏，地產、黃金生意之外，他還與張騫合資創辦了當時中國最大的南通紗廠，1917年，周扶九和劉梯青邀請張謇弟兄建立草堰場大豐鹽墾股份有限公司。周扶九與張勛合作創辦了江西首家“九江華豐紗廠”，後改為“久興紗廠”。到了暮年，他還雄心勃勃，與中華民國初的江西省省長陶家瑤合股投資興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潯鐵路，在漢口水電公司進行投資。
朱仙舫
江西撫州臨川人朱仙舫：中華近代紡織工業開拓者
朱仙舫（1887—1968），江西撫州臨川人。早年創辦紡織技術養成所，編著中國第一部紡織科技書《理論實用紡織學》，開辦江西第一家九江久興紗廠，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廠，接辦漢口第一紗廠、重慶紡織廠，創辦滬東、滬西業餘紡織學校，發起組織中國紡織學會並當選理事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紡織工業部計畫司司長。
王茲華—東渡台灣創業成全球拆船大王編輯
江右商巨子：江西撫州臨川籍江右商王茲華—東渡台灣創業成全球拆船大王
王茲華（1925-2008），江西省撫州臨川縣秋溪鄉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軍校第十八期，國民黨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國民黨中央黨務顧問。台灣啟順華鋼鐵公司創辦人，被台灣實業界稱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灣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業家。
王茲華自1937年始，先後就讀於南昌一中、成都中央軍校。1947年出任國民黨駐滬海軍中校科長。1949年赴台。1951年棄戎從商，在台灣高雄創辦“啟順華鋼鐵公司”，專門從事沉船打撈，船舶解體等煉鋼生意，並在美國和香港辦有分公司，成為當時台灣十大富豪之一。
王茲華熱心贊助海峽兩岸的社會公益事業，在台灣曾為中山大學、足球協會、殘聯協會、防癌協會捐贈台幣達億元，為在台老兵捐助探親旅費數百萬元台幣。
王茲華生前十分熱心家鄉教育事業，曾多次利用探親之便，先後捐資家鄉秋溪中學、秋溪國小興辦教學樓，設立教育獎學金380多萬元人民幣。
經營產品
江右商幫大多以販賣本地土特產為起點，所謂“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以其中的主體撫州商人為例，其經營的產品主要有糧食、陶瓷、布匹、菸草、藍靛、藥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撫州布商陳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僱傭了中間人，協助將資金預先貸給金溪、崇仁、樂安以及吉安等地種麻、織布的農民手中，而後再收購他們的布匹產品。陳泰以預付定金的方式壟斷貨源，這種經營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識。而撫州木材資源十分豐富，商人們就將木材分別從贛江，撫河順水而下，然後出湖口，入長江，運銷到南京、揚州、常州及武漢等地。清代中期以後，樂安縣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舉衰落之後，仍然延續昔日的繁榮，靠的正是該村擁有數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團和源源不斷的商業利潤的滋養。
但在江右商幫中，並未能產生出資本實力雄厚、影響極大的商業領袖級的代表性人物。其原因是當時商業活動的主體是離開土地的流民，他們在遷徙過程中迫於生計而從事買賣，大多“小富即安，不思發展”，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大部分贛商的主業化經營並不明顯，他們挾小本，收微貨，走州過府，隨收隨賣，操業甚廣。
贛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業野心的贛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積累後，卻大多會不約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萬壽宮，這成為江右商幫的特有傳統。
江西會館舊址萬壽宮，就是“江西會館”，也叫“江西廟”、“江西同鄉會館”、“豫章會館”。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無論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抱團還是獨行，大抵忘不了贛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許真君，建起萬壽宮以供奉之。
古時江西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幫自然會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敬仰那些為民除害、清正廉潔的英雄，而生性聰穎、治病救人、為官清廉的許真君，便受到百姓的愛戴。當時有民謠稱“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指許真君)活人，病無能為”。許真君死後，江西人民為了紀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許仙祠”，即南昌西山萬壽宮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頂禮膜拜。
萬壽宮成為江右商幫的標誌和廣告，也是其財富與實力的象徵。萬壽宮既是旅居外鄉的江西人開展親善友好、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商人、官員、文人們議事與暫住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1000多所萬壽宮分布在全國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個，而在北京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從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緒年間的51所，占北京387所會館的13％。
小本經營的命運
江右商幫在明朝前期獨領風騷，在明朝中後期及清朝前期與晉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勢。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贛商在活躍了500年之後，最終走向衰落。
謝肇制在比較徽商與贛商時遺“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寥寥數語便道破了江右商幫的基本特徵。由於贛商大多出身貧寒，以借貸經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業利潤首先是償還借貸資金，然後便是進行再投資。而其商業利潤大部分用於社會性投資，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極少，這就決定了撫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強。
由於受“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的傳統思想影響，江右商幫往往在競爭中喪失市場。即便如撫州的李宜民那樣的大鹽商，也認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財”理論，不利於資本的積累，從而影響了他們的資本投向。
近代以來，交通格局也發生了巨變。隨著京漢、粵漢、津浦等鐵路的修通，水運變陸地，南北交通改走兩湖、冀豫，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而在觀念的更新上，江西不僅落後於沿海，也落後於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廣、蘇皖等地。這是江右商幫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馬關條約後，遼東、山東、雲南、廣東等地相繼被納^外國資本勢力範圍，國內民族資本開始生長，漸成氣候。江西既沒有吸收外國資本的條件，又沒有較大的民族企業，贛商長時期的個體、小本經營已經不能適應全國經濟模式的轉變，最終沒能擺脫被淘汰的命運。
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
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點評：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興衰
贛商，史稱“江右商幫”。據魏僖所著的《日錄雜說》上記載：“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習稱江右商幫。江西商人活動的地域和範圍很廣，可說是遍布全國各地，其財力和能量，僅次於晉商和徽商，居全國第三位。
興起
1、興起的時代
紅巾軍起義和朱元璋勢力的發展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紅巾起義，中原大地陷入了曠日持久的戰亂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定都南京，第一個設省的地區就是江西。隨著明朝對全國的統一，明軍不斷進兵兩湖、兩廣、雲貴，都以江西為基地。明軍北伐中原，進軍西南，戰爭連綿不斷。相對而言，東南地區則戰事緩和，生活較為太平。明朝統一中國的軍力雖從南京出發，而軍需給養卻多依賴於江西供給。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此出現了贛商。
2、興起的背景
（1）長期戰爭的影響。元末明初的長期戰亂，使江西人一方面廣徵糧草，滿足軍隊的不斷需求，貿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隨著軍隊的推進，江西人又將本地的商品（主要是農副產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銷到中原大地和華南、西南各省。同時，隨著明軍推進，江西也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向外擴張。浩浩蕩蕩的江右商幫便在這個時期逐漸地形成並迅速流向全國各地，占領了廣闊的市場，贛商的隊伍和經商範圍也隨之不斷地擴大，漸成氣候。
（ 2）禁海政策的作用。明朝建立後，為防倭寇的侵擾，實行了長時期的禁海政策。國內貿易，甚至對外貿易，都依靠水上通道。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這一通道就成了全國貿易的黃金水道。這條通道，長達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內就有1000餘公里。這使得江西在國內、國際貿易中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為江西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發展
1、發展之概況
我國明清時代主要有十大商幫：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寧波商幫、山東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贛商（江右商幫）興起於元末明初，並迅速進入鼎盛時期。突出的表現就是江西會館很多，遍布全國。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北京成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中心，居住在北京的經商、趕考和謀官的江西人很多。當時北京有41所會館，其中江西會館就達14所之多，位居第一。湖廣是江西人徙居的一個重要地區，因距離不遠，來往方便，故“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所以在湖廣的贛商很多，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說。雲、貴、川也是贛商的匯集區，他們既經商於城市，也小商小販於農村，甚至深入土管轄區，代官府“征輸里役”。還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數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為當地民族的酋長或首領。除兩湖、兩廣、西南邊陲外，贛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躍，當地市場上的許多貨物都來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全國各地開中藥鋪的商人，十有八九來自江西樟樹，故有“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法。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贛商的活動既是明清經濟史的重要內容，也對明清時期的江西社會經濟和全國經濟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他們衝擊著封建閉塞的舊貌，給落後的農村和封閉的山寨帶來了新的生機。
2、發展之原因
贛商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稱雄，並躋身於明清十大商幫，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1）水運發達，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為了開拓南疆，派軍隊修建了江西與廣東相連的大庾嶺驛道，開通了“南野之界”，使糧餉物資順贛江南運，抵贛州入章水達大庾嶺下，經驛道翻嶺陸運，再沿湞水進北江而達番禺（今廣州）。贛江以北，經鄱陽湖，與長江相連，使江西物資銷往長江下游兩岸各大城市。隋唐兩宋以來，江西木材外銷是商業貿易中的一個大項目。明成祖擴建北京，於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樸到江西採購木材，就是通過贛江經吳城過鄱陽湖進入長江由運河北上的。不僅建設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設計、主持建設北京主要宮廷建築的“樣式雷”（雷發達）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為江西商人外出經商和運輸貨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也是贛商發展的地域優勢。所以“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優於建、袁，以多利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邃，實商賈入粵之要區。”
（2）吃苦耐勞，艱苦創業。贛商多系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自幼養成了吃苦耐勞的品格。在從商的過程中，他們吃苦耐勞，艱苦創業，勤儉持家，蔚然成風。東鄉商人，“牽車者遍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豐城商人，“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苦比鄰”；臨川商人“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不歸者”。許多贛商由於親身體驗到從商的艱難和經營的勞苦，往往能夠疏遠紛華聲色，粗食布衣，潔身自好。玉山商人吳士發兄弟八人，商賈農藝各執一業，家道殷富，就“不趨遊蕩，凡聲色犬馬樗蒲之戲，從不入其內”。清江商人楊福圓，經商多年後，“良田，夏屋渠渠，而藏獲之備，指使者甚眾”，其妻張氏卻仍是“裙布荊釵，操作猶昔”。
（3）物產豐富，技藝精湛。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美譽。江西物產豐富，有瓷器、茶葉、紙張、夏布、大米、藥材、木竹、菸草、藍靛、煤炭、鎢砂等等，不僅豐富了商業興隆的物質基礎，也增加了經商的渠道和門路。翦伯贊在《中國通史綱要》中指出：“明代中葉，棉紡織業的松江，絲織業的蘇杭，漿染業的蕪湖，制瓷業的景德鎮和造紙業的鉛山，為江南五大手工業區”全國五大手工業區，江西就有兩個，可見手工業之發達。據明《鉛書食貨》記載，鉛山縣僅石塘鎮一地，每年產紙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購作為奏本紙。當時鉛山生產的紙有連史、毛邊、關山、京川、貢川、大表、表心、荊川、書策、白綿等十多種。鉛山的紙其實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贛商中不乏技藝精湛者，他們不僅以技謀生，而且為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建昌（今永修）工匠雷發達及其後人，擅長建築設計製造，自康熙年間至北京任工部樣式房掌案（號稱樣式雷）以後的200餘年間，清廷主要建築，如故宮三大殿、圓明園、頤和園等皇家宮殿、苑圃和清東、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設計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上了一筆。
（4）科舉盛行，官宦支撐。明清兩朝，科舉盛行。江西人歷來尊師重教，崇尚學習，每年中舉者絡繹不絕，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鉅夫、吳澄、虞集；明朝有黃文澄、楊士奇、楊溥、解縉、胡廣、費宏、夏言、嚴嵩、譚綸、況鍾、周沈、徐貞明、歐陽德、鄒守益、羅欽順；清朝有朱軾、裘日修、甘如來、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說法，政治影響很大。這些官宦故鄉情深，非常注重對家鄉的關心和獎掖，他們不僅在京城和各地保護了贛商的地位與權益，還提供了不少的市場信息和商業機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經商做工的積極性。
（5）講究“賈德”，注重誠信。贛商誠實守信，講究職業道德。他們不賣假貨、劣貨，不抬高物價、欺行霸市，而且還遵守儒家的道德規範，提出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並由此形成了“以誠待客，以義制利”，“和氣生財，公平守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為“江右商幫”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註明了“陳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楊俊之，“貿易吳越閩粵諸地二十餘年，雖童叟不欺，遇急難不異捐貲排解。”不僅如此，有的家族還將商業道德作為家規、族規的重要內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員予以遵守。
標誌性建築
流布四方的贛商，只要具備了一定的財力，不約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萬壽宮。萬壽宮，就是“江西會館”，也叫“江西廟”，“江西同鄉館”，“豫章會館”。
萬壽宮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贛商，只要有實力，都會樹起這一贛人獨有的“廣告”標誌。無論是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抱團還是獨行，都忘不了贛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許真君，虔誠供奉。
自明初以來，在京都以及各省省會幾乎都建有萬壽宮，在全國城鄉可說是星羅棋布。天津的萬壽宮，建在鬧市區，其規模與南昌的萬壽宮不相軒輊。漢口的萬壽宮，是一個布局嚴謹、錯落有致的龐大建築群，其色彩之富麗，雕刻之精細，為南昌萬壽宮所不及，屬武漢鎮翹楚性建築。雲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緬邊境，萬壽宮比比皆是。就連贛閩交界，峰嵐如攢的邊遠山城長汀縣裡也有一座萬壽宮，抗日戰爭期間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門大學的臨時校舍。萬壽宮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個，北京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從明初的14所，到清光緒年間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會館的13%。
萬壽宮是贛商的標誌，贛商的廣告，也是贛商財富與實力的象徵。萬壽宮既為旅外鄉人開展親善友好，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們議事與暫住的地方。壯觀、雄偉的萬壽宮建築顯示了贛商曾經的輝煌。
衰落
歷史告訴我們：贛商在明朝前期獨領風騷，在明朝中後期及清朝前期與晉商、微商成三足鼎立之勢。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國內政治、經濟大格局的變化，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贛商在活躍了500年之後，最後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長期戰亂的影響。清朝末年至民國期間，江西經歷了兩次長時期的戰火蹂躪。連綿不斷的戰火，使贛商賴以生存的主要商品茶葉、紙張、木材等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景德鎮的瓷業也一度陷於停產。與此同時，商業資本在戰爭中也遭到毀滅性的掠奪和打擊。在清軍圍剿太平軍的戰爭中，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以江西、安徽作為扼制、反擊太平軍的基地，更以江西作為軍費的籌集地。五年之間在江西徵得白銀840萬兩，占湘軍全部軍費的一半以上。這個數字對於素稱富有的兩淮鹽商也難以承受，更何況以小本經營為特色，謀取小額利潤的江西商人。由於商業資本的急劇萎縮，贛商的貿易江河日下，贛商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慘澹經營”來形容絕不為過。
2、交通格局的變化。近代以來，京漢、粵漢、津浦等鐵路的修通，水運變陸地，南北交通改走兩湖、冀豫，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因遠離交通線，物資流通艱難，過境貿易相當稀少。這一交通格局的變化，不僅使贛商的貿易量劇減，也使外部滲入的新思潮、新風尚繞過了江西。而這新思潮、新風尚在擴散過程中不斷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後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觀念的更新上，不僅落後於沿海，也落後於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廣、蘇皖等地。這是贛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西四大名鎮之一的河口鎮（今鉛山）和饒州（今鄱陽）是江西主要的河運碼頭，市井繁華，貿易興旺。尤其是饒州，是景德鎮瓷器、浮梁茶葉和贛東北木竹的集散地。據《鄱陽縣誌》記載：清乾隆年間，城內“商賈湊聚，百貨所集”，有“十里長街，煙火萬家”，“千帆安泊，百貨歸墟”之說，年輸出的鮮乾魚、銀魚、白蓮等水產品約萬餘擔。隨著鐵路和公路的開通，饒州港口日漸蕭條，河面上常常漁船多於貨船，而河口也漸漸變成了一個死碼頭。
3、經濟模式的改變。馬關條約後，遼東、山東、雲南、廣東等地相繼被納入外國資本勢力範圍，國內民族資本開始生長，漸成氣候。但江西既沒有吸收外國資本的條件，又沒有較大的民族企業，贛商逐漸成縮小之勢。20世紀初，九江、南昌先後出現了一些近代企業，但無論從速度還是從規模上看，不僅落後於東南沿海各省，也落後於湖北、湖南、安徽等內地鄰省。贛商長時期以個體、小本經營為主要方式，使得本來分散的資本難以集中，更形成不了規模經營的氣候。近代全國經濟模式的改變，對以個體和小本經營為主的贛商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4、傳統觀念的束縛。贛商幾百年來雖然形成了人數多、行業廣、講信譽、能吃苦、善籌算、滲透力強等優勢，但存在著以商脫貧、資本分散、小本經營、難成規模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權力與商業資本關係密切的中國社會，贛商藉助於“朝仕半江西”的優勢，才得以壯大和發展。到清朝末年，朝廷為官者贛人日漸稀少，缺乏以特權為依託的贛商難以與晉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
觀念上的束縛，更成為江西商業資本積累和贛商發展的重大障礙。明清以來活躍於各地的贛商，其商業利潤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當地擴大經營，形成規模，而是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事務中。如修譜建祠、購買田地、資助科舉、興辦學堂、賑濟族眾以及捐納功名、光宗耀祖等。這些做法雖然對當地公益事業發展和人才培養起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才輩出，文化興盛，與此不無關係。但從贛商的發展觀來看，這些做法嚴重地阻礙了江西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從而向資本主義發展，贛商一直沒有在江西本土上營造出一個個像廣州、漢口、南京、上海、杭州、蘇州那樣的大都市或消費中心，因而無法刺激消費水平的提高，也無法吸引外來的消費者而積累資金。同時，在江西本土上也沒有形成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市鎮網路，更沒有產生有影響的百年老店、大型民族企業和優秀的領軍人物。整個商業活動始終停留在以商補農、以商脫貧的低層次上，始終沒有達到資本化，規模化和產業化的水平。
人們的期望
贛商在長期的商貿實踐中，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創造了不少的財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他們那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合共贏的協作精神，以義制利的儒商精神、潛心學藝的鑽研精神、童叟無欺的和諧精神、勇於排難的戰爭精神、穩紮穩打的務實精神、胸懷大志的進取精神。這都是江西賢才愛國之心、愛鄉之情的綜合反映，不僅飲譽鄉里，而且傳頌海內，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在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們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其中也包含著創業的積極因素。比如瓷都、藥都的地名，記載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業文明，明清時期著名的“江右商幫”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創業精神和顯著業績。一個地區企業家的數量多少，素質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地區的創業水平和經濟競爭力。贛商中缺少領軍人物，缺少優秀的代表人物，這也是贛商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如何形成新的贛商群體，如何造就新的一批贛商領軍人物，這是時代的呼喚，形勢的要求。應該說，現在的江西人和過去的江西人沒有太大的變化，當年贛商所有的特點，現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備。現代的江西商人，有著比先輩們更開放的思想、更先進的理念、更開闊的眼界、更豐富的知識，更卓越的膽識、更無畏的氣概，而先輩們的勤勞和節儉、誠信和務實將成為溶入現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優秀基因。
外在特徵
這些從江西出去闖的人和商人，為了能在當地生存，他們必須團結，共同抵禦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攜貨遠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這裡所說的“客幫”，是指明清時期地域性商人的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在江右商幫中，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壟斷性行業，二是同一行業的同鄉或同族小團體，三是因同鄉或同業關係結伴而為的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下面僅就江右商的情況展開討論。
1.群聚經營和居住。明清時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經營和居住在某一個城鎮的一條街道，或相互緊靠的十字路上。根據他們實力的大小而定，沒有固定的形式。
2.江右商人經營瓷器、茶葉、紙張、布匹、藥材、刊刻圖書、木材、糧食和鹽等各種貨物。
3.相互通婚或結拜兄弟，團結互助。結為兒女親家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的外祖父就是一個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經商，生有八個兒女，大部分與江右商人結親，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兒，整個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間，只要年齡相近，又會結成異姓兄弟。
4.有著一個共同活動的場所———萬壽宮。萬壽宮一般建築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於江右商在明清時期的經濟實力很強，所以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全國各地萬壽宮遺址的規模都比較大，都建築在舊時熱鬧繁華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鎮萬壽宮為例進行分析。在景德鎮的萬壽宮，又名南昌會館、“洪都書院”。始建於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進賢、豐城、奉新、靖安、安義、武寧八縣在景德鎮旅居的同鄉共同籌集資金建築的。占地面積（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戲台場地）約2300平方米。
“會館的正面牆是氣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築體，樑柱、牆框、楣、檻、階，以石頭砌成。石質構件上的浮雕鏤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氣勢雄渾的龍鳳、獅虎，園林景色、樓台亭閣點綴其間，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頂中嵌有豎刻“萬壽宮”藍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門正中的門楣上方有石匾一塊，上刻“洪都書院”四字，匾額之上有四根圓形柱，以菊花圖案裝飾，分別鐫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額之下是大門，左右各有一拱形廂門。門為木質，門框、門楣、門檻以及門前的台階均為石質，構造複雜，工藝精湛。
登階跨入大門，頂上是背靠門牆的古戲台，台面向東，以16根大圓木分四行排列為柱，橫樑、護欄遍飾各式精雕戲文圖案。台頂天花板上裝飾著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畫，頂中有一較大的圓形斗拱，呈螺鏇形上升，能起到聚聲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塊開闊的露天場地，地面以石板鋪就，是觀眾看戲的地方。穿過場地，是會館的主體建築群，融宮殿廟宇於一體，由大殿、夫人殿、觀音殿、祖先堂、花園及議事廳組合而成。
大殿造型極為壯觀，雕樑畫棟，斗拱飛檐，翹角懸鈴，風吹懸鈴，叮噹有聲。檐前殿脊配黃綠相間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隻祭紅葫蘆瓶，瓶中插入古萬形金屬鎮頂壓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門和左、右廂庭能容廣眾，可以大擺酒宴或設座觀戲。”
真君殿是會館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許真君偶像。殿宇富麗堂皇，雕樑畫棟。神龕紅漆鎏金，“許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許真君的配偶荷葉夫人。殿中裝飾陳設，因主次有別，稍遜於真君殿。
觀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古時是婦女求子祈福之處。
祖先堂，是安放各縣旅景同鄉（家境富裕、具有聲望）的先人亡靈牌位的場所，它位於後殿之右側，堂內設有多層牌位，月之朔望日，由齋公燃香點燭祭祀。
花園一分為二，中間的矮牆隔成南北二園。園內種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園之北，有一棟坐北朝南的二層三開的廳屋，是書院用以上課教書之地。
議事廳，是會首開會和接待來客的辦公場所。位於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後門進出。進門左邊是廚房，供聚會操辦酒宴，議事廳的陳設古樸典雅。中堂懸掛條幅書畫，長形擱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廳中有長形議事桌，座椅與之配套，兩廂擺放古色古香的太師椅，茶几介於其間，便於接待來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資建造的萬壽宮，既保留了江西萬壽宮建築風格，又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民俗習慣和建築優點相融合，當然還得根據當地江右商人的經濟實力來確定建築規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鎮建得大。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各地萬壽宮遺蹟，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說的外在的特徵以外，還有其內在的共同遵行的準則。
共同行為準則
江右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動準則，有一些初看起來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點，但是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又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在江右商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下面我們把這些江右商明顯的特徵概括出來。
1.講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許遜，對於淨明道的忠孝觀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經商過程之中，又受到萬壽宮的道德原則約束，因此，言行上比較講究忠孝。江右商人黃某，長期在湘西洪江一個桐油號家裡做經理，油號老闆去逝了，其兒子接任，由於沒有經驗，在某一件事情上與黃某發生分歧，少老闆竟動手打了黃某一個耳光，黃某就不去上班了。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傳開，大家批評少老闆沒有尊重長者，是不孝的行為。不少油號紛紛來請黃某去他們的油號工作，黃某不肯去，當然也沒有把這個油號的商業秘密講出去、把客戶帶出去。最後年輕的老闆登門賠禮道歉，再次請他去上班。黃某認為：“少老闆不對，但要對得起老東家，所以，我不會做對不起東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為我畢竟是他的長輩，他不認錯，我就不理事。可見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倫理做事和做人的。
2.講究信用。講究信用應該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條，但是古代也有不講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號、大商號比較講信用，偶爾也會出現小商號、新商號有欺詐行為。江右商比較講信用，如有不講信用商號，經調查屬實的話，商幫會採取辦法，小則責其改正，大則孤立和懲罰它。對於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來一直是講信用的典範，因為江西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地區，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遠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講信用，則難以立腳。利馬竇在他的《雜記》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講信用的情況。江右商人對外商不欺詐，對於當地人，就更不敢也不會欺詐了。“臨川張世遠、張世達兄弟交替往漢口販賣紙業，一次，張世達從漢口賣紙歸來，和世遠一算紙價，發現貨主多給了100兩銀子，因為是老主顧，所以世達沒有點錢。兄弟倆商量後認為：‘此非分之財，畢還之。’下一趟本該張世遠去漢口，但為這事，仍由世達去。張世達將貨主多給的100兩銀子全部買了紙，攜往漢口，找到貨主鍾良佐說明原委，‘良佐感服’。”
3.講究和氣生財。“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寶攢。”以下從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數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氣生財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啟，在湖廣一帶經商，有一批價值白銀千兩的貨物存放在寶應一家商行，被行戶盜賣。“客伴慫恿控官，不聽，垂囊而歸。”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商場上的和氣局面，以便今後繼續開展商貿活動，當然吃一塹長一智，胡哲啟以後再也不會犯類似的錯誤。新城鄧兆齡，在外經商，托鄉紳某人在家鄉添置田產，結果受騙，空費了1000兩銀子。有人勸他提出訴訟，他卻說：“訟即累某紳名也。”於是置而不問。有鹽商欠塗肇新等白銀萬餘兩，眾人邀肇新一起去告發，塗肇新卻居中調停。餘干縣的胡鍾，有鄉人向其借貸而無法償還，將自己的房契抵債，而遷往他鄉，胡鍾知道後非常不忍，連忙派人追回，將房契歸還原主，將借據燒掉。金谿縣的劉光昌在外長期經商，小有積蓄，晚年回家仍做典當生意。許多鄉民用衣被典貸糧食，這年因歉收，無法贖回，天氣漸寒，光昌將這些鄉民召來，讓他們將衣被全部取回，所貸糧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劉光昌說：“天氣凜冽，族鄰號寒，吾忍厚綿獨擁乎？”又將所有的債券合數千兩盡行燒毀。臨川李春華在貴州經商幾十年，晚年返回家鄉，行前，召當地負欠者，將萬餘兩銀子的債券全部燒掉。
4.把握市場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萬壽宮這個聯絡紐帶，掌握市場信息。江西人一把雨傘闖天下，充分利用老鄉關係了解市場，在這個方面江右商人做得很好。看準了市場，他們就不斤斤計較，動輒投入巨資，獲得的利潤十分可觀。會昌商人歐陽振鑾眼光犀利，很有氣魄。對市場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於胸中”，購物出貨，下手快而且準確，“不數年積累之厚甲於一邑”。下面還有一個小例子，說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場。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虧折，僅剩200錢，欲尋短見。遇到一位同鄉，同鄉勸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場，就是200錢也可以東山再起。於是二人買了一批小孩玩具，同鄉勸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場賣，見大人就賣便宜一點，見抱著孩子的人就可以賣貴一點，商人依計而行，果然獲利而歸，打算第二天如法炮製。同鄉制止說：“此子所以折虧也。昨當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已漲矣。吾齊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5.講究白手起家，從小業做起。“細伢子不要懶，大了可以做老闆”。“只有病死人，沒有累死人”。這些口頭語至今仍在南昌地區流傳，江右商大多數是白手起家。
6.講究團結互助。在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中，商販們各有自己的資金、貨物，在經營上是完全獨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虧損或發生意外，則眾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載，高安人梁懋竹與二友同舟押運貨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盜持刀登舟，索取財物，梁懋竹將自己的錢財全給了他們。水盜又逼二友交錢，梁懋竹騙他們說，這是自己的兩個兄弟，水盜這才離去。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發現梁與二友是同舟的個體商販，當災難來臨時，他們相互包涵，儘量減少損失。江右商這種團結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商人中也是常見的。在合資貿易的商人小團體中，其特點是合資商人共同經營，雙方或數方相互承擔經濟上和道義上的責任。按照資金的多少分擔相應的權利和責任，這與我們今天的股份公司很類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資的商號非常重視倫理責任，如有合資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則會自願承擔無限的責任。南昌黃慶仁棧藥店，是一個老字號合資店，一方老闆去世後，其幼兒無法經營，整個藥店由另一方經營，直至該幼兒長大成人，店務又共同經營，此事一直在南昌傳為佳話。在壟斷性行業中，其特點是：“一個或幾個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的地域性商人集團壟斷某一地區一定行業的商品市場或原料市場，在這裡，萬壽宮倫理原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樹中藥行業有店號數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義生行等，還在外地設有分號。清後期，樟樹在外地的藥號大體按區域分為“西北號”和“廣浙號”，西北號專營川、陝、冀、豫等地所產的藥材，廣浙號專營兩廣、閩浙等沿海省份藥材。這種分工，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為避免樟樹藥商的內部爭奪而瓜分藥材原料市場，與外地藥商進行競爭，帶有一定的壟斷性。
7.講究回報家族、家鄉。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荒、辦學助讀、建橋修路以及捐糧助餉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發展時期，家族作為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建祠修譜、置族產族田成為每戶家族成員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戶所必須承擔的義務。而且，這種義務承擔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標誌性建築
明清時期的官私纂述，多將江西稱為江右，為什麼要把江西成為江右呢？魏禧在《日知雜說》中講得比較清楚，他是如是說的：“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那么江西商人，則被稱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了。
可是有一些江右商人長期在外，甚至是幾代人都在外省生活、工作，他們之中有的人從沒有回過江西，也不會講江西話了，然而當地人還是把這些長期在外的江西商人和他們的子孫稱為江右商人，這是為什麼呢？我們認為這個歷史的、民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現象值得探討。
一、江右商的形成
兩宋時期，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西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其人口之眾，物產之富，均後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 ，全國戶口數為2026萬戶4532 萬口，其中江西地區為201萬戶446 萬口，約占十分之一，人口居各路之首（其次是兩浙路，為432萬口）。《宋史·地理志》對江西的物產作了概述：“（自）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茶、冶鑄、金帛、粳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曆元至明，江西的這一經濟優勢仍繼續保持著。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冊戶、口數分別占全國的20.2% 和23.3%，居各省之首。
江西在兩宋時期，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出產豐富的同時，人口也得到了急劇的膨脹。每到一個朝代的後期，社會矛盾尖銳，如土地兼併，賦稅繁重，土客械鬥，饑民哄搶等。在還沒有到不得已起義的時候，農民們還是要想辦法活下去，於是就產生了大量的農民向人少地多的地方遷徙的現象。明代嘉靖時期曾在江西任過職的海瑞說，江西的流民以吉安、撫州、南昌、廣信（上饒）為多，其中到贛南的僅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游食他省。如果到贛南，當地里甲得強迫他們入籍，分擔賦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卻沒有這些麻煩。所以江西流民大量流向湖廣、西南等地區，這一帶相對於江西來說人少地多。
江西在古代是一個南北交通要道，物產又非常豐富，因此江西人見多識廣，經濟思想比一般省份的人要活躍得多。海瑞認為：“江（西）、浙（江）、閩（福建）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大量的江西商民外出謀生，哪兒便於生存，就在哪兒紮根、繁衍。
明代後期以來，江右商主要的發展方向在西南數省。這可以從萬壽宮遺址的多少和地方史資料、家譜資料等方面看出來。如果要分析其原因，當然有很多，本文在此不討論這個問題，僅說明幾個主要的原因：
（1）明代後期番薯經西方人之手傳進中國，在中國廣大的丘陵地帶栽種，獲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數省山區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進之前，這一帶是很難解決吃飯問題的，番薯引種成功後，西南地區可以充分開發了，因此這裡吸引了量的流民來開荒生存。
（2）有人就有商，由於有不少江西流民存在，江右商來這一帶經營，其江西產品比較容易進入這一帶。
（3）由於是新開發的地區，江右商占據了地理上近的便利，捷足先登，先入為主，因此免去與強勁的晉商、徽商等激烈競爭的艱難，因此，江右商在西南數省發展迅速。撫州人艾英南不無自豪地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吉安人彭華也說：“（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可見江右商已經在很遠的地方經營了。
二、江右商人外在特徵
這些從江西出去的流民和商人，為了能在當地生存，他們必須團結，共同抵禦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攜貨遠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顧炎武認為：“ 微商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已身地也。近江右（商人） 出外，亦多效之”。這裡所說的“客幫”，是指明清時期地域性商人的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在江右商幫中，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壟斷性行業，二是同一行業的同鄉或同族小團體，三是因同鄉或同業關係結伴而為的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為了敘述的方便，下面僅就江右商的情況展開討論。
1. 群聚經營和居住。明清時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經營和居住在某一個城鎮的一條街道，或相互緊靠的十字路上。根據他們實力的大小而定，沒有固定的形式。
2. 經營著傳統商品。景德鎮瓷器、茶葉、紙張、布匹、藥材、刊刻圖書、木材、糧食和調味品豆豉等雜貨，是江右商人經營的傳統商品。
3.相互通婚或結拜兄弟，團結互助。結為兒女親家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的外祖父就是一個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經商，生有八個兒女，大部分與江右商人結親，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兒，整個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間，只要年齡相近，又會結成異姓兄弟。
4.有著一個共同活動的場所———萬壽宮。萬壽宮一般建築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於江右商在明清時期的經濟實力較強，所以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各地萬壽宮遺址的規模都比較大，都建築在舊時熱鬧繁華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鎮萬壽宮為例進行分析。在景德鎮的萬壽宮，又名南昌會館、“洪都書院”。始建於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進賢、豐城、奉新、靖安、安義、武寧八縣在景德鎮旅居的同鄉共同籌集資金建築的。占地面積（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戲台場地）約2300平方米。
“會館的正面牆是氣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築體，樑柱、牆框、楣、檻、階，以石頭砌成。石質構件上的浮雕鏤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氣勢雄渾的龍鳳、獅虎，園林景色、樓台亭閣點綴其間，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頂中嵌有豎刻“萬壽宮”藍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門正中的門楣上方有石匾一塊，上刻“洪都書院”四字，匾額之上有四根圓形柱，以菊花圖案裝飾，分別鐫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額之下是大門，左右各有一拱形廂門。門為木質，門框、門楣、門檻以及門前的台階均為石質，構造複雜，工藝精湛。
登階跨入大門，頂上是背靠門牆的古戲台，台面向東，以16 根大圓木分四行排列為柱，橫樑、護欄遍飾各式精雕戲文圖案。台頂天花板上裝飾著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畫，頂中有一較大的圓形斗拱，呈螺鏇形上升，能起到聚聲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塊開闊的露天場地，地面以石板鋪就，是觀眾看戲的地方。穿過場地，是會館的主體建築群，融宮殿廟宇於一體，由大殿、夫人殿、觀音殿、祖先堂、花園及議事廳組合而成。
大殿造型極為壯觀，雕樑畫棟，斗拱飛檐，翹角懸鈴，風吹懸鈴，叮噹有聲。檐前殿脊配黃綠相間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隻祭紅葫蘆瓶，瓶中插入古萬形金屬鎮頂壓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門和左、右廂庭能容廣眾，可以大擺酒宴或設座觀戲。”
真君殿是會館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許真君偶像。殿宇富麗堂皇，雕樑畫棟。神龕紅漆鎏金，“許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許真君的配偶荷葉夫人。殿中裝飾陳設，因主次有別，稍遜於真君殿。
觀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舊時是婦女求子祈福之處。
祖先堂，是安放各縣旅景同鄉（家境富裕、具有聲望）的先人亡靈牌位的場所，它位於後殿之右側，堂內設有多層牌位，月之朔望日，由齋公燃香點燭祭祀。
花園一分為二，中間的矮牆隔成南北二園。園內種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園之北，有一棟坐北朝南的二層三開的廳屋，是書院用以上課教書之地。
議事廳，是會首開會和接待來客的辦公場所。位於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後門進出。進門左邊是廚房，供聚會操辦酒宴，議事廳的陳設古樸典雅。中堂懸掛條幅書畫，長形擱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廳中有長形議事桌，座椅與之配套，兩廂擺放古色古香的太師椅，茶几介於其間，便於接待來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資建造的萬壽宮，既保留了江西萬壽宮建築風格，又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民俗習慣和建築優點相融合，當然還得根據當地江右商人的經濟實力來確定建築規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鎮建得大。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各地萬壽宮遺蹟，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說的外在的特徵以外，還有其內在的共同遵行的準則。
三、萬壽宮的管理及功能
萬壽宮不僅是江右商人在外地的標誌性建築，還具有其自身運作規律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功能。同治《義寧州志》稱：“萬壽宮，在崇鄉大石口西港街。因嘉慶戊午剿平匪教，仗神默佑，事聞於郡，給銀建廟。”從這裡可以看到，萬壽宮被地方官府賦予某種維護社會秩序的宗教權利。
在新城的萬壽宮也被官府賦予維護經濟秩序的權利：“萬壽宮，一在四十八都西成橋。乾隆五十九年，監生楊先同鄧、楊、薛、朱、包、郭等姓捐建。嘉慶二十三年，復於殿隅添建文昌閣。向有射利之徒，以故貼冒充，私索買賣糧食行稅。先等較準公斗，用鐵索鎖於殿外柱上，令買賣糧食均於此處印用，不得妄取分毫。經同安司呈詳，請縣憲徐頒示勒碑存案，其弊乃息。”這個例子說明地方官府對萬壽宮在商業活動中影響力的承認。因此，有必要對江右商經營的萬壽宮內部管理情況以及它的功能進行分析。
1. 萬壽宮管理人員構成。江右商的萬壽宮是一個集多種功能的場所，與廟宇萬壽宮有著根本的不同。江右商萬壽宮內的管理人員構成，主持一人，稱為總會首，下設首士（也有把會首稱為理事長、監事長的，把首士稱為理事和監事的）。會館的組織管理方式：景德鎮會館雖然都是屬於自由的民間組織，但也都要到官府報請立案，以便得到保護，職責是掌握會產、祭祀、處理調解同鄉同業之間的糾紛，會首一般由在當地有勢力的江右商人擔任。有的會館在會首之下，又按行業、按姓氏設有首士，大的萬壽宮設20多個首士，這20 多首士中，每6姓為一屆，每年輪流掌管理宮產、會務及其他事務。還有的萬壽宮既有會首制，又成立同鄉會並選舉理事長、理事和監事。有的萬壽宮則按行業設有董事、董事會。一般萬壽宮的理監事會、會首會、董事會都設有例會。而有關會首的人選，每年祀神祭祖活動，與外縣外省的糾紛、財產的結算等則要經過會首（或理監事、董事）開會決議。會首之外，設一名管帳先生，一名收租者，還有一個看門的齋公，兼燒水、打雜。萬壽宮收租息集中在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兩季三節進行。萬壽宮常留有人員當班，並有茶水供應，但要按規定一人先交一點茶水費，香菸、瓜子自帶。有的萬壽宮還有食堂，每天中午供一頓飯，會首及當班人可以用膳。
2. 萬壽宮的功能具體來說，主要有：
（1）議事場所。調解、裁決紛爭。萬壽宮平時的事務主要是調解糾紛，幾乎每天都有兩三起，多則五六起。其主要功能有：排解商業糾紛，調解內部矛盾，旅景同鄉之間，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商業活動都會請會首到場作證，以避免不必要的商業糾紛。另外同鄉之間不可避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糾紛，如家庭姻親、財產繼承、鄰里不和、口角鬥毆等，矛盾激化時，便會求助會館首士做“和事佬”，即所謂“接茶”評理，是非得以分清，糾紛得以平息。排解商業糾紛，調解內部矛盾。同鄉之間，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商業活動都要請萬壽宮管事到場作證，以避免商業矛盾激化。
（2）舉辦公益慈善事業場所。聯絡鄉親，團結和幫助來往本城鎮的同鄉，並為他們解決一些臨時性的困難。如對同鄉的失業者、流浪者或給以落腳之地，或資助返鄉路費，或幫助介紹職業，使其不至於流離失所，露宿街頭。舊時不少地方的萬壽宮舉辦私塾和學校，為旅居當地的江右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這些事業的興辦為提高當地的文化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有的萬壽宮還設義渡、育嬰堂、養病所、修橋鋪路、施捨棺材等各種公益慈善事業。
（3）朝拜、祭祀場所。江右商的公祭活動主要在萬壽宮內舉行。江右商人宗教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朝拜”真君活動，萬壽宮定期舉行“朝拜”（也稱祭神）活動，“朝拜”活動儘管因地區差別有所不同，有的是由當地最大的萬壽宮統一舉辦，也有各行業、各姓氏分別舉辦，但在時間上是一致的，是在農曆八月初一至十五。“朝拜”活動是每個萬壽宮在一年中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活動。“朝拜”真君期間，各地江右商人都會以萬壽宮為舞台，捐款集資，迎請戲班子來萬壽宮進行匯演，農曆八月正式秋高氣爽的季節，農民們的農活也告一段落了，在最為熱鬧的商業街演出農民們喜愛觀看的戲劇，而且是免費的，當地的老百姓紛紛前來觀看。年年如此，已經形成了江右商人所在地萬壽宮的一大特色。周作人在他的《破腳骨》一文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我們因此不曾被人撞過，有一兩次還沾他們的光。有一回我已經不在家，我的兄弟（其時他只十四五歲） 同母親往南街看戲；那時還沒有什麼戲館，只在廟台上演戲敬神，近地的人在兩旁搭蓋看台，租給人家使用，我們也便租了兩個坐位，後來台主不知為何忽下逐客令，大約要租給闊人了，坐客一時大窘，
恰巧我們所認識的一個小破腳骨正在那裡看戲，於是便去把他找來。他對台主說道，“你這台不租了嗎？那么由我出租了。”台主除收回成命之外，還對他賠了許多小心，這才完事。在他這強橫的詭辯裡邊，實在很含有不少的詼諧與愛嬌。二十世紀以來不曾再見到他，聽說他後來眼瞎了，過了幾年隨即去世，請你永遠地休息罷。”
可見看這樣的戲是不要花錢的。魯迅也在《社戲》中描繪了少年時代在紹興觀看不花錢的露天戲的情況。可是請戲班子演戲是要費錢的，江右商人年年請眾多戲班子在萬壽宮匯演，有時長達一個月之久，他們為什麼要如此破費呢？其實這是江右商人的一種經商策略傳統，把“朝拜”活動與經商活動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創造一種商業人氣，使商品銷售量擴大。這種策略應該說是成功的，如果這種活動虧損的話，就不會長期的年復一年的舉行，可以說江右商舉辦的萬壽宮戲劇匯演就是今天我們舉行的商業廟會的前身。
除舉行“朝拜”活動外，還有另外一些祭神祭祖活動也在萬壽宮內進行，如清明節的燒紙義祭，中元節（習稱七月半）的“打醮度孤”，冬至和過年的祭祖等。萬壽宮定期舉行同鄉認可的祭祀活動。活動的時間和唱戲等安排都由萬壽宮的會首和當地江右商董事們共同商量決定，活動地點一般都在萬壽宮進行。如每年正月二十八真君誕辰日、每年按期祀奉許真君之外，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生日、六月十九日觀音菩薩成道日、八月初一至十五的“朝拜”真君儀式，九月十九日觀音菩薩出家日等時間都有活動安排。
（4）商業中介所。景德鎮是以瓷業為中心城市。江右商在對溝通內外經濟、活躍物質交流、繁榮景德鎮瓷業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萬壽宮是景瓷與外界經濟聯繫的一條紐帶。
走南闖北的江右商人不管來到哪兒，都會去萬壽宮落腳，尋求幫助，交流信息。南昌商人到景德鎮，一般都會借住在萬壽宮內，否則將得不到旅居景德鎮的南昌商人幫助，還可能遭到同鄉的排擠。精明的商人不會為節省一點住宿費用而失去許多商業信息和可能得到的方便，對於商人來說信息就是金錢，為了獲得準確的信息，南昌商人一般是在萬壽宮中介人的幫助下下完成選購瓷器的。
（5）集資場所。筆者外祖父的哥哥常年在湖南洪江油號做經理，對洪江江右商的活動非常清楚。據他說在江右商內部的集資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
其一，“搖會”的形式集資。這種形式一般要在萬壽宮內進行，需會首和半數以上的首士在場作證，還需發起人是江右商之中誠實可靠的商人，否則就不會有人願意參加搖會，那么“搖會”集資就會流產。大致經過如下：發起人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難，而且是暫時的困難，還必須是有償還能力的人。然後發起人事先需徵得幾個大戶人家的支持，把需要籌集錢款的總數確定下來，然後通過相互影響和聯繫，大致把人員講好，約好時間大家帶好錢款，在萬壽宮議事堂集中。發起人事先得準備瓜子、糕點和零食供與會人員食用。當人員到齊後，由萬壽宮的會首，即負責人宣布搖會集資的緣由，每一份的數額及總額，參加人員以及集資時間等問題，最後宣布發起人優先獲得第一會，其餘參加人員通過搖色子，按照點數大小，獲得第二會、第三會等依次排下來。搖會集資是沒有利息的，排在後面的人，作的貢獻較大，但也沒有牢騷可發。一般不會出現賴帳的情況，否則，這個人將成為眾矢之的，或更為嚴重的是在與這個城鎮有聯繫的江右商人中失去信用，站不住腳。
其二，入股的形式集資。二十世紀90年代，筆者訪問了一個江西豐城籍，家住貴陽，姓鄒的江右商人。據老人介紹，他兒時家貧，跟隨本家叔叔出來做生意，在抗戰時期從江西販運瓷器布匹等土特產到貴州來賣，又從貴州販藥材去江西樟樹賣，一往一返，都不跑空。只要不嫖不賭就可以發財，如果晚幾年解放，他就發財了。問他為什麼這么肯定？他介紹說：我第一年作為學徒，吃住穿全歸老闆包，年終結算給十塊大洋；由於我年輕能幹，第二年老闆就給我二十元大洋工資，加上我把第一年的十塊大洋入股分紅所得到的四元錢，共得到了二十四塊銀元；第三年，我已經可以獲得一個師傅的待遇了，年收入在一百大洋左右，再加上分紅的錢，從第三年開始，我每年能得到一百多塊大洋。有的人不能克制自己，不是嫖就是賭，每年存不住錢，哪兒有紅利分，有時還要預支薪水。從鄒姓老人的口裡，我們知道這個商幫是採取內部入股形式集資的江右商幫，以入股多的人為幫主，這種形式是江右商人集資的主要形式。另外，也有其它的形式，如，東家出資，由夥計經營的；幾個東家共同投資，由一個、二個東家經營的商鋪等多種形式。
四、江右商人共同遵行的準則
江右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動準則，有一些初看起來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點，但是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又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似乎在江右商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下面我們嘗試把這些明顯的特色概括出來，供人們參考。
1. 講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許遜，對於淨明道的忠孝觀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經商過程之中，又受到萬壽宮的道德原則約束，因此，言行上比較講究忠孝。江右商人黃某，長期在湘西洪江一個桐油號家裡做經理，油號老闆去逝了，其兒子接任，由於沒有經驗，在某一件事情上與黃某發生分歧，少老闆竟動手打了黃某一個耳光，黃某就不去上班了。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傳開，大家批評少老闆沒有尊重長者，是不孝的行為。不少油號紛紛來請黃某去他們的油號工作，黃某死不肯去，當然也沒有把這個油號的商業秘密講出去、把客戶帶出去。最後年輕的老闆登門賠禮道歉，再次請他去上班。黃某認為：“少老闆不對，但要對得起老東家，所以，我不會做對不起東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為我畢竟是他的長輩，他不認錯，我就不理事。可見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倫理做事和做人的。
2.講究信用。講究信用應該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條，但是古代也有不講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號、大商號比較講信用，偶爾也會出現小商號、新商號有欺詐行為。江右商比較講信用，如有不講信用商號，經調查屬實的話，商幫會採取辦法，小則責其改正，大則孤立和懲罰它。對於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來一
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直是講信用的典範，因為江西是一個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江右商也是一個有影響的商幫，再說，江右商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遠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講信用，則難以立腳。利馬竇在他的《雜記》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講信用的情況。江右商人對外商不欺詐，對於當地人，就更不敢也不會欺詐了。“臨川張世遠、張世達兄弟交替往漢口販賣紙業，一次，張世達從漢口賣紙歸來，和世遠一算紙價，發現貨主多給了100兩銀子，因為是老主顧，所以世達沒有點錢。兄弟倆商量後認為：‘此非分之財，畢還之。’下一趟本該張世遠去漢口，但為這事，仍由世達去。張世達將貨主多給的100兩銀子全部買了紙，攜往漢口，找到貨主鍾良佐說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講究和氣生財。花錢消災，是南昌人至今的一條名言。只要不是大了不得的事情，南昌人都願意花一點錢私下調解，維護平和的局面。“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寶攢。”以下從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數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氣生財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啟，在湖廣一帶經商，有一批價值白銀千兩的貨物存放在寶應一家商行，被行戶盜賣。“客伴慫恿控官，不聽，垂囊而歸。”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商場上的和氣局面，以便今後繼續開展商貿活動，當然吃一塹長一智，胡哲啟以後再也不會犯類似的錯誤。新城鄧兆齡，在外經商，托鄉紳某人在家鄉添置田產，結果受騙，空費了1000兩銀子。有人勸他提出訴訟，他卻說：“訟即累某紳名也。”於是置而不問。有鹽商欠塗肇新等白銀萬餘兩，眾人邀肇新一起去告發，塗肇新卻居中調停。他是寧願自己破財，也不訴訟官府，以求息事寧人。餘干縣的胡鍾，有鄉人向其借貸而無法償還，將自己的房契抵債，而遷往他鄉，胡鍾知道後非常不忍，連忙派人追回，將房契歸還原主，將借據燒掉。金谿縣的劉光昌在外長期經商，小有積蓄，晚年回家仍做典當生意。許多鄉民用衣被典貸糧食，這年因歉收，無法贖回，天氣漸寒，光昌將這些鄉民召來，讓他們將衣被全部取回，所貸糧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劉光昌說：“天氣凜冽，族鄰號寒，吾忍厚綿獨擁乎？”又將所有的債券合數千兩盡行燒毀。臨川李春華在貴州經商幾十年，晚年返回家鄉，行前，召當地負欠者，將萬餘兩銀子的債券全部燒掉。
江右商人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受到輿論的好評和消費者的青睞。但他們心裡知道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儒商形象，才能夠長期經營下去。金溪的博金良說得好，這樣做的目的是“無為後人留爭端也”。
由於江右商人在經商過程中長期注重“賈德”，因此積累了一些“賈道”，也出現了一些頗具聲譽者，如金溪傅謙，長年在重慶經商，“久充客總，蓋八省商侶所推擇者，剖決是非曲直”。又如南豐趙希安，在雲南經商幾十年，“索以信義為滇客重，市事資裁決，卒不得歸”。又如東鄉陳登瀛，經商漢口，以信義著稱，許多雲貴、兩廣商人的貨物都請他轉運代銷，聚集在漢口專門鋪售雲南貨物的撫州商人不下百人，也都推崇陳登瀛。
4.把握市場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萬壽宮這個聯絡紐帶，掌握市場信息。俗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一把破傘走天下，江右子弟是一家。”充分利用老鄉關係了解市場，在這個方面江右商人做得比較好。看準了市場，他們就不斤斤計較，動輒投入巨資，獲得的利潤十分可觀。會昌商人歐陽振鑾眼光犀利，很有氣魄。對市場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於胸中”，購物出貨，下手快而且準確，“不數年積累之厚甲於一邑”。下面還有一個小例子，說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場。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虧折，僅剩200 錢，欲尋短見。遇到一位同鄉，同鄉勸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場，就是200錢也可以東山再起。於是二人買了一批小孩玩具，同鄉勸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場賣，見大人就賣便宜一點，見抱著孩子的人就可以賣貴一點，商人依計而行，果然獲利而歸，打算第二天如法炮製。同鄉制止說：“此子所以折虧也。昨當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已漲矣。吾齊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5. 講究白手起家，從小做起。“細伢子不要懶，大了可以做老闆”。“只有病死人，沒有累死人”。這些口頭語至今仍在南昌地區流傳。在江右商人中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棄農經商、棄儒經商者，他們攜一點土產，小本經營，負販往來，以求養家活口。一個家庭，則又往往是以農為本，以商補農。於是，男子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子弟務農，則成為江右商人的基本情況。崇仁黃二嚴，其父外出經商30餘年，二嚴操持家政，上事母，下教弟，後又遠涉雲南，將因經營虧欠而羈留在那裡的父親接回。廣昌毛普聖，未出母腹，其父就外出經商，20 年音信全無。普聖“娶妻以養母，而身出訪父”。這是父出經商兒子持家者。金溪李應科，父親外出經商，客死於漢口，這時李應科剛成年，三個兄弟都在幼年，應科獨力將他們撫育成人並籌集資金，讓他們出外經營，屢次虧損，廢料將授課所得報酬資助，又負擔養活全家十多口的責任，使兄弟無內顧之憂。樂安陳道魯，兄長外出，道魯則力圖養母。這是兄(弟) 經商，弟(兄) 持家者。還有的家庭是父子、兄弟分頭外出，獨自經營；各不相干。吉水周西岫客死於南京，其子則因久居四川，不知西岫的死訊。南豐嚴安服賈吳楚，其弟卻卒於廣西。南昌劉善萃服賈漢口，其兄則羈旅滇南。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商人的經營方式決定於商品的種類、資金的多寡及經營規模的大小。因此，江西商人最常見、最大量的經營方式是個體經營。其中只有少數人把生意做大、做強。
6. 講究團結互助。在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中，商販們各有自己的資金、貨物，在經營上是完全獨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虧損或發生意外，則眾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載，高安人梁懋竹與二友同舟押運貨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盜持刀登舟，索取財物，梁懋竹將自己的錢財全給了他們。水盜又逼二友交錢，梁懋竹騙他們說，這是自己的兩個兄弟，水盜這才離去。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發現梁與二友是同舟的個體商販，當災難來臨時，他們相互包涵，儘量減少損失。這種團結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個體戶商人中也是常見的。在合資貿易的商人小團體中，其特點是合資商人共同經營，雙方或數方相互承擔經濟上和道義上的責任。按照資金的多少分擔相應的權利和責任，這與我們今天的股份公司很類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資的商號非常重視倫理責任，如有合資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則會自願承擔無限的責任。南昌黃慶仁棧藥店，是一個老字號合資店，一方老闆去世後，其幼兒無法經營，整個藥店由另一方經營，直至該幼兒長大成人，店務又共同經營，此事一直在南昌傳為佳話。在壟斷性行業中，其特點是：“一個或幾個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的地域性商人集團壟斷某一地區一定行業的商品市場或原料市場，在這裡，萬壽宮倫理原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樹中藥行業有店號數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義生行等，還在外地設有分號。清後期，樟樹在外地的藥號大體按區域分為“西北號”和“廣浙號”，西北號專營川、陝、冀、豫等地所產的藥材，廣浙號專營兩廣、閩浙等沿海省份藥材。這種分工，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為避免樟樹藥商的內部爭奪而瓜分藥材原料市場，與外地藥商進行競爭，帶有一定的壟斷性。
7. 講究回報家族、家鄉。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荒、辦學助讀、建橋修路以及捐糧助餉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發展時期，家族作為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建祠修譜、置族產族田成為每戶家族成員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戶所必須承擔的義務。而且，這種義務承擔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統計，江西全省由同一族姓合建的總祠達8994處。建祠的同時是修譜，以清江縣水永泰龔氏為例，自明嘉靖至民國二十五年的440 年間，修家譜15 次，平均二十幾年修一次。因此，江西商人在這方面的投資就帶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承擔在家族中的義務；另一方面是加強在家族中地位。金溪的王嵩一，“服賈漢口，所得贏餘，皆用於創設宗祠”；東鄉的饒嗣陸在家鄉獨立建族祠；新城的鄧兆罄，在族人設義倉時，他捐租四五十畝，又命兒子獨修祖廟，自曾祖以下各捐祭田數十畝；金溪的傅宣惠，“贍祭產，修族譜，各費千金。”總之，建祠修譜是江右商回報家族的一種重要方式。據宜豐縣土改材料統計，該縣族田數量為11530.9 畝，占全縣田地面積的44.8%，於此可以推測明清時期族田的大致情況。從撫州、南昌、建昌、饒州等府的一些家譜來看，如果沒有在外商人投資，建祠修譜、增置族產的資金來源就相當成問題，反之，如果一個家族經商致富者多，那么，修譜就更加頻繁，祠堂也建得氣派，族產也雄厚。在興辦義塾資助科舉方面江右商人也是捨得花錢的。江西自兩宋至明清，科甲鼎盛，為世人矚目。明代大學士陳循說：“江西及浙江、福建等處，自昔四民之中，其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頗多，江西諸府而臣吉安府又獨盛。” 不少江右商人是因家境所迫不得已而棄儒經商的，他們把讀書入仕的希望寄托在子弟或其他家族成員身上，因此在興辦義塾、資助科舉上不遺餘力。江西商人在這方面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江西科舉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所以江西在明清兩個朝代讀書人多，科舉發達。在幫助家鄉修橋補路、救災賑荒等方面，江右商人也有不俗的表現。商業經營的坎坷和前景的不測，使不少江右商人有落葉歸根，給自己留下一條後路，回家養老之念。
淺析
明清300餘年，十大商幫稱雄，逐鹿於我國商界。有的輝煌，隨著歷史的變遷，轉換角色，融入近代經濟甚至現代經濟，仍然在我國經濟中發揮作用；有的沒落，只留在歷史的過程中。江右商幫有過輝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學士朱軾也說“前朝惟吾鄉會館最多。”但是，江右商幫沒落了，隨著清代社會的發展，在鴉片戰爭以後，活躍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幫沒能向近代經濟轉變和發展，最終沒落了。
一、江右商幫的興起
“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稱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時代，“以地域為中心，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會館、公所為他們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逐漸形成既‘親密’又鬆散的自發性商人群體。”這就是中國明清商業史上的“江右商幫”。
隨著歷史的發展，全國經濟重心南移，江西在兩宋以後，由於得天獨厚，人傑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曆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優勢。在明朝，江西人口僅次於浙江，居全國十三個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於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稅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卻居全國第一。
明代初期，由於反明的殘餘勢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沒活動，影響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寧，明太祖採取了嚴厲的海禁政策，頒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規定，全面禁絕民間私人海上貿易。這就嚴重地阻礙了海上貿易的發展，影響了全國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葉，由於海商經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實行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殺沿海商民。惡性循環，以至生寇。膽大的海商在經濟利益驅使，生存威脅的雙重壓力下，鋌而走險，建立護商武裝，給海上貿易帶來負面影響。海上貿易的停滯和萎縮，促進了“內陸”貿易的發展。
江西得天獨厚，占有天時地利：擁有便利的贛江水系；可利用當時最具有運力的長江水運；往南，跨過贛粵邊界大山，通過隘口，可將貨物運至廣東，散於南中國；往北，跨過湖廣，輻射中原；往東，沿長江而下，江浙盡收眼底；往西，朔長江而上，雲、貴、川市場廣闊……這一物流通道在當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傑地靈，精明的江西人是不會失去這一千載難逢的商機，運用所具有的經濟實力，憑藉豐富的物產，利用當時較為發達的運輸系統，小本經營，迅速發展起來。
從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萬曆六年（公元1391—1578），從全國戶口統計來看，全國人口基本穩定，變化不大。但江西卻在這一時期減少了22萬戶，人口224萬口，戶均人口由5.17口減至4.36口。如果考慮人類的自然繁養生殖等因素，我們有理由估計：在這一時期，有過百萬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歷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實可證，明代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較為有利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得益於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當時能夠發展起來，才有了“無江西人不成市場”之說。商貿範圍迅速擴大，物流速度加快，這對江右商幫的興起和發展可謂功不可沒。
由此而興起的江右商幫，人數眾多，舉世矚目，小本經營，操業甚廣，活動範圍廣泛，滲透力極強。以至於當時在全國具有較大的影響。明代在北京的江西會館多達14所，占全國在北京會館數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當時活躍於全國的各大商幫中（例如龍游幫），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蹤跡，到後來他們融入了當地商幫。
江右商幫的興起，為江西的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西當時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至於後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真是百業興旺。
二、江右商幫的沒落
鴉片戰爭以後，江右商幫在活躍了年500後，逐漸沒落。其沒落的主要表現為：
1.江右商幫群體萎縮。在明代，江西會館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會館數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緒年間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現存會館碑刻資料者共有23個，內中竟無一江西會館。這一史實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江右商幫群體的萎縮。
2.有大批江右商人棄商返農。小本經營的江右商人在經商數年後，稍有積累即顧及老年父母，棄商返農。玉山的王長發、廣豐的呂以時等就是實際事例。
3.改變投資方向，商業資本萎縮。據江西師範大學的方誌遠教授對新城、金溪、臨川、豐城東鄉、崇仁等六縣的江右商人的統計，在項109投資中，商業資本改變投資方向的情況十分嚴重：其中，生活性投資占21.1%；社會性投資占77.1%；產業性投資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會性投資主要是用於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災，辦學助讀，建橋修路及捐糧助餉等。改變投資方向的結果是，部分商業資本退出了貿易領域，商業資本萎縮。
4.兩極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幫的獨立經營地位受到衝擊。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發生在鹽商中，臨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經營更是官府對貿易經營的滲透。國家權力與商業資本的結合，使這部分江右商人逐漸失去了經營的獨立性。
5.江右商人的經營觀念抱殘守缺，存在亦農亦商的季節性商人。江右商幫的經營觀念仍然是“以商補農，以末養本”。在長達500餘年的過程中，江右商人的這種觀念雖然有所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深刻、徹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見好就收，把資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輝“資稍裕，遂絕意遠賈”，有贏利就寄回家。
存在一批亦農亦商的季節性商人，他們只是利用農閒時節經商，農本商末經營觀念嚴重，只把經商作為一種補充。
6.經營區域日漸縮小。江右商幫在鼎盛時期，經營區域遍及全國各地。不論是就近的湖廣、福建，還是雲、貴、川，就是極邊如遼東、新疆都有江右商幫的活動，“無江西人不成市場”。在鴉片戰爭以後，江右商人的大規模出省經營的活動幾乎不再見於史料。
7.江右商人的聲譽下降。絕大多數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譽，待人以誠，講究職業道德。臨川的張世達一次發現貨主多付100兩銀子，認為 “此非份之財，畢還之。”並專為此事前往湖北的漢口事主處。此類事例確實很多。但是，個別江右商人不講究商業道德，例如，新城的塗肇新晚年回故土，於是將資本交給“伙某”，沒想到血本無歸。以至於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經歷王歷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盜作偽，匪所不為。”李賢記載：江右商人“善於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錢債，利上加利，收債米谷，賤買賤賣”，牟取暴利。明憲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區進行商業活動。個別無德江右商人的行為，敗壞了江右商幫的聲譽，給江右商人的經營帶來較大的困難。
總之，經歷500餘年，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下，江右商幫沒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但江右商幫對江西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全國的經濟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江右商幫沒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幫的沒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進步，市場競爭加劇，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幫內部的因素：
1、全國經濟格局變化，江西經濟地位轉弱。隨著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調整，昔日的物流“黃金通道”已不復存在，沿海地區和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經濟區域逐漸加快經濟發展，各省的經濟實力紛紛超過江西。江西的經濟地位轉弱。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沿海地區經濟更是加速發展，超過江西者益眾。江西由於歷史原因，仍然沿著封建經濟的軌道緩慢爬行。從而，江右商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動搖，其結果，江右商幫輝煌不再。斗轉星移，江右商幫的結構更逐漸趨於鬆散，到後來，在全國性的經濟貿易中竟難尋其蹤。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當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幫的實力。江右商幫興起於江西的流民運動，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鄉音未改，鄉情深重”；隨著時間的推移，江右商幫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們接受當地的傳統文化，被當地同化，逐漸與江右商幫失去聯繫，甚至為數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後裔與江西經濟斷絕聯繫，成為當地居民，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由於地緣關係，他們中絕大部分商人加入了當地商幫。這直接壯大了其他商幫的實力，削弱了江右商幫的競爭力。
3、江右商人的經營觀念未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轉變。江右商幫應時而興起和發展，但其的經營觀念仍然沒有完全跳出“以商補農，以末養本”的思維方式。當時，江西和全國一樣仍然處於小農經濟的包圍之中，農民以小本經營方式，暫時脫離農事，而從事貿易活動的。由此可見，人數眾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農本商末的觀念的深遠影響，把經商作為農業的一種補充。在鄉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員和讀書人，認為他們可以光宗耀祖；而輕視商賈。商賈成巨富，回到鄉里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災，辦學助讀，建橋修路及捐糧助賑，才能勉強獲得鄉梓間的尊重。就是國史、正史言及商人，貶多於褒。在1989年編纂的《黎川縣誌》中，人物篇收集了歷代名人：有個人傳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歷代的官員和有功名的讀書人，沒有一個商賈。其實，新城今黎川歷史上是出現過一批有成就的商賈，個別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鄧兆磬。在這種傳統文化氛圍中，江右商人的經營觀念是難有較大的改變。陳舊的經營觀念廣泛地存在於江右商人之中，嚴重地阻礙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經濟的轉變。
4、不遵守市場規則，違背誠信原則，受到懲罰。江右商人不象晉幫商人，供奉財神和關羽以義團結同鄉商人，講究“賈德”，積累“賈道”。雖然絕大多數江右商人注意信譽，但少數江右商人不道德經營，視市場規則如兒戲，更談不上公平交易，童叟無欺。這種行為給江右商幫帶來的災難是毀滅性的。市傳“南人多詐”，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徑受到譴責，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後來，有的商人為避免傷害，乾脆拒絕與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進入某些地方進行交易的舉措，對江右商人的經營活動加以限制。江右商幫因少數不法商人違背市場規律的行為而受到集體懲罰，江右商幫的市場空間受到壓抑。
商5、江右商人的經營資本未能擴大和轉化。“江右多貧者”，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下賈眾多的特點，本來個體經營資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過程中，由於家大要分，家產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產後，小資本被分成更小，逐漸失去了作為商業資本的資格。江右商幫又是江西流民運動的產物。小本經營，原始資本沒有得到充分的積累。在江右商幫輝煌之時，江右商人賺取了一定的利潤，“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但是，江右商人並沒有把賺取的利潤返投入到貿易中來，用於擴大經營資本。江右商人的投資方向多為生活性投資、社會性投資，而產業性投資極少；據統計，其中，生活性投資占兩成，社會性投資占近八成，產業性投資僅占不足2%。
資本被分拆，投資方向錯位，資本積累也就極為有限。有許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資金，江右商幫多處“失血”嚴重，經營資本必然減少。更談不上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了。缺乏大資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慶年間，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曾與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將資產百萬以上的列為第一等，全國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見百萬富翁。
6、經營方式和經營行業固守不變。江右商人人數眾多，“以小買賣而致大開張”。在500餘年中，絕大多數的江右商人採取的經營方式是個體經營。“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務農。”是大多數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這種結構從封建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看，在封建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當時還是可以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江右商人的經營方式仍然停滯於個體小本經營，“南人多詐”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資本無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難做。長期以往，惡性循環，小本經營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來，甚至虧損出現在市場中江右商人逐漸失去競爭力。
江右商人的經營行業多為地產品。500年來江右商人還是從事原有商品品種的經營。傳統的經營行業已經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經營，只能靠薄利多銷，賺取微薄的利潤來維持。
7、市場競爭加劇。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隨著外國列強的侵入，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劇。江西居於中國腹地，封閉性較強，對新事物接受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寧波商幫那樣，接受新觀念，轉變投資理念，積極開拓市場參與競爭。江右商人還是沿用原有的經營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觀念，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場競爭中屢屢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盤剝。無論是明王朝，還是清王朝，官場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賈組成的江右商幫雖然人數眾多，但很鬆散，很容易被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對象。貪官污吏用各種手段對江右商人進行壓抑和盤剝：利用“官辦”，先後有鹽業茶業、瓷業、糧業，甚至有時是布業被官辦；利用招商貿易，官家參與，甚至有的官員參與“乾股”以實現官控；發布行業或區域性禁令，不準江右商人經營，先後有部分採礦業、藥材業被禁；至於說利用苛捐雜稅，搞敲詐勒索更是數不勝數；同時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讓他們用錢捐官；……凡經濟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軟的……各種各樣的手段盡用於盤剝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幫既鬆散，又無足夠的力量與官府周鏇。缺乏“紅頂商人”，無聞名全國的大賈的江右商幫，在官府的多方壓抑和盤剝下，發展空間極為有限。在外省經營的江右商人見之寒心，權衡以後，有一些乾脆斷絕了與江右商幫的聯繫，加入到當地商幫。強壓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幫分崩離析，走向沒落也就成為必然。
9、地方對商人的抽血。江西處於中國的腹地，在當時，小農經濟發育的比較好。江西有成千上萬的家族祠堂。在鄉間，由於當時的經濟實力，小公益事業官府是沒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維護，小公益事業的興建都需要投入，錢只有兩個來源：一是向各家各戶攤派；一是要有錢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鄉里的雙重壓力下，只好拿出錢來，進行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災，辦學助讀，建橋修路及捐糧助賑等項目的社會性投資。這種投資竟占總投資的77.1%，無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結果，江右商人的商業資本日益萎縮，無法將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汪洋式的小經營資本，轉變成能適應近代經濟的集約式大資本。
10、生活性投資分解了商業資本。江右商人多為生計所迫，他們經商是以家庭成員無條件支持和犧牲為前提的，在事業小有成就，略有贏利，首先不是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用以滿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數江右商人貪圖享受，不把積累起來的資本投向產業，而把大量的資金用於奢侈浪費之中，生活性投資的比例較大。生活性投資實際分解了商業資本。小本經營的江右商人無法將商業資本象滾雪球那樣，擴大經營資本，只能維繫原有的經營規模。資本未能擴大，並轉化，在近代經濟的衝擊下，江右商幫根本無法參與競爭。
四、結束語
江右商幫應時而興起，人數眾多，操業甚廣，小本經營，活動地區廣泛，滲透力極強，競爭力較弱。在長達500年的歷史過程中，未能尊重市場規律，追隨社會的進步，跟上歷史的前進步伐，在多方的壓抑和競爭下，江右商幫沒落了，留下了許多經驗和教訓給後人。
贛商欲現
創業江西—首屆中國十大傑出贛商500年前，江西不僅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也和蘇、徽、寧及浙江一道，是整箇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當時，江西每年外輸糧食達500萬石、茶葉500萬斤、夏布230萬匹、售紙50萬兩，均居全國之首。連素稱富饒的江蘇一帶，都有“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之說。
“作客（外出經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這是出生於富庶之地浙江且見多識廣的王士性的感慨；“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這是張瀚《松窗夢語·百工記》對江西極盛的記載；“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這是沈從文所描繪的江西草根商人……隨著烽火的四起、交通的變遷、觀念的落後，使得江右商人漸漸失去了曾經的商業領地，也使得江西被邊緣化，從而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發展機遇。在新世紀後，我們迎來了又一輪機遇。在機遇降臨的如今，在提倡“人人創業”的今天，需要呼喚我們曾經擁有的商業文化，需要“新贛商”品牌的樹立。本期都市新觀察請來省社科院院長傅修延、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方誌遠、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朱怡嵐共同探討贛人商業精神的回歸之途。
正因為有了萬壽宮，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輝煌有了凝固的實體記錄。
江右子孫應勇於亮“贛商”之劍
我們之所以重新回顧500年前贛商的輝煌歷史，是為了更客觀地摸清江西商業文化脈絡。當浙商成為當今商人的標本時，我們也需要一種商業文明和商業精神的回歸，並以此為坐標，勾勒出新時代贛商的鮮活形象，探尋商業發展的新途徑，打造出贛商的品牌。從而讓“用友”的掌舵者王文京能不再遙望家鄉感嘆，“步步高”的當家人段永平和巴菲特喝咖啡時能自豪地講述家鄉的“清明上河圖”，能讓更多在贛的、出贛的、來贛的團結在一起，亮出“贛商”之劍。
江右強盛因賈德
江右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活動準則。
江右商人講求“賈德”，以誠信為本。曾發生過這些故事：新城人吳大棟，父母死時生意上欠別人債務，十幾年後他回家還債，債主已經去世，其家屬拿不出借據，甚至從未聽說此事，吳大棟卻堅持償還；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註明了“陳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楊俊之，“貿易吳越閩粵諸地二十餘年，雖童叟不欺，遇急難不異捐貲排解.。”
“細伢子不要懶，大了可以做老闆”，這是一句至今流傳在贛鄱的口頭語。江右商人勤勉，不畏艱苦，從大漠孤煙直的塞外邊陲到煙柳畫橋的江南古鎮，從茶馬古道上的鈴聲陣陣到出海航船邊的波濤聲聲。東鄉商人，“牽車者遍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豐城商人，“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臨川商人，“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不歸者”。因此，撫州人艾英南不無自豪地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
對此，省社科院院長傅修延認為，往日的贛商有自己的優秀文化，江西商人生意曾經做到我國的西藏以及緬甸、孟加拉，也都知道“無贛不成商”、“沒有江西人不成碼頭”的說法。這樣的故事今天還在發生，這些都是我們江西商業文化中非常優秀的東西。
江右衰落於觀念
江右商幫在歷盡輝煌之後，於百年前走向落沒。
傅修延認為，江西的傳統文化里有不利於商業發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因循守舊”，這是與“求新思變”背道而馳的東西。他將贛人性格的不足歸納為三點：盆地心態（封閉、保守、孤立、窩裡鬥）、邊緣感覺（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對待一切）、自戀情節（自滿自足、陶醉落後）。
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方誌遠提出，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移民的作用，江右商人都是小本起家，最小的資本只有50文錢。贛商幾百年來雖然形成了人數多、行業廣、講信譽、能吃苦、善籌算及滲透力強等優勢，但存在著以商脫貧、資本分散、小本經營、難成規模等先天不足。相比徽商以壟斷鹽業發家，相比晉商以壟斷邊貿業發達，江右商人最大的產業是礦業，比如銅礦。但是政府對礦業是限制的，怕大量的銅會衝擊貨幣市場，這是限制江右商幫做大做強的一個原因。此外，江右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債經商的，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因濃厚的傳統觀念和小農意識而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安於現狀。因此，江右商幫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在政治權力與商業資本關係密切的中國社會，贛商藉助於“朝士半江西”的優勢，得以壯大和發展。到清朝末年，朝廷為官者贛人日漸稀少，缺乏以特權為依託的贛商難以與晉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但是，也正因為是小本經營、人數眾多、發掘本地土特產，所以對當地經濟發展、社會開發特別是西南地區開發起到重大作用，這是別的商幫所不具備的。
雖然江右商幫不復存在，但在改革開放之初，江西人也及時把握消費的新趨向，生產出了國內第一輛機車；在全國第二個生產出速食麵、洗衣機和羽絨服；電視機和電冰櫃也算“起”得早。曾經，錢江摩托的人員來洪都機車廠觀摩，長虹的老總來到贛新電視機廠取經，春蘭的老總前往灣里製冷設備廠學習。但是今天，當錢江摩托、長虹電視、春蘭空調在中國各自行業已是領軍企業之時，它們的“老師”又在何方呢？
贛商內涵要擴延
我們在反思的同時，要總結出的是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怎樣的贛商精神，從而打造贛商品牌，讓衰敗的江西商業史不再重演。
傅修延提出，贛商在過去，是指生於斯長於斯的商人。在今天，我們這個“贛商”的內涵要擴延，要與時俱進。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在贛的、出贛的、來贛的，統統都是我們心目當中的贛商，這有一個新稱謂：新贛商。只有注入求新思變的新贛商理念，才能突破封閉保守的觀念束縛；只有建立開放性的天下贛商理念，才能和現在這個日益扁平的“地球村”相適應；只有弘揚富有包容性的中國贛商理念，才能光大贛文化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傳統。我們弘揚優秀的贛商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重商、敬商、愛商、興商、榮商、護商的氛圍。根據新贛商、中國贛商、天下贛商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精神：天下贛商，敢為人先，乘風破浪，一往無前。
“促進會”是江右商幫文化的傳承
福賜江天，燒炷香再去；財源西嶺，祈富貴當來。這是位於貴州黔南自治州貴定縣新西村萬壽宮牌樓的楹聯，聯文採用聯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著這座萬壽宮的淵源。萬壽宮也稱江西會館，明清時期，在京城及各省省會都建有萬壽宮。據呂作燮先生統計，明代各省在北京的會館共有41所，江西人興建的萬壽宮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緒年間，北京有會館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為各省之首。由於江右商幫強大的滲透力，萬壽宮甚至修到了東南亞各國。至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仍有萬壽宮留存。至於國內的城鄉，萬壽宮更是星羅棋布。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於數百年後在江西本土生根發芽，隱隱間似乎兩者有著某種命定的關聯，仿若萬壽宮要重借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這個載體，煥發出更為強大的力量。
促進會將是贛商成功的跳板
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是以省社聯為業務主管單位，由江西日報社和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這使得促進會先天具有優勢，既能得到媒體的鼓與呼，又有強大的智囊團作後盾。促進會有《贛商》雜誌、贛商國際俱樂部、贛商創業基金、中國贛商網站、贛商論壇等日常組織。贛商國際俱樂部可為在贛經營者、贛籍人士搭建一個信息互動、決策參考、招商引資、法律諮詢、新聞援助的平台，每年舉辦一次贛商大會，六至十次國際贛商論壇。還將聘請各界專家、政府官員、成功企業家在全國各地為不同的企業舉辦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報告會、專題講座、經驗交流等活動。贛商創業基金則是通過贛商國際俱樂部企業家資源，為江西省創業起步階層、優質創業項目提供經濟支持、無息資金援助、風險投資、經驗交流等形式援助。此外，基金會長期目標將借鑑發達地區經驗，在國家提倡發展地區金融行業的同時吸引民間資本促進組建成立贛商區域銀行。鑒於江西省目前沒有一個專業的綜合性商業網站的現狀，依託江西省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為主體，搭建一個最大的綜合性財經網路平台。同時，開設贛商論壇，憑藉省社科院、江西財大的智囊團，為江西省的經濟建設、各級政府決策、企業及企業家發展提供經營管理援助，為各級政府部門、企業家提供繼續教育、專業課題研究等專項支持。
這個意圖讓贛商獲取成功跳板的組織機構，不由讓人聯想到數百年前的萬壽宮，曾經那裡活躍著江西商人的身影，也正因為有了萬壽宮，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輝煌有了凝固的實體記錄。
促進會與萬壽宮的大同和大不同
方誌遠告訴江南都市報，萬壽宮的來歷與江西移民相關，江西有三大移民，一是官宦移民，二是軍事移民，三是自發性移民。為了使大家有一個聚會的場所，才有了會館，最開始的會館都是以各自地區命名，如“臨江會館”、“吉安會館”。隨著發展的完備，開始建立組織機構，處理和協調江西人與當地官員的關係、與當地居民的關係，以及江西移民自身的關係，並開始有了商會章程和規範，發揮著聯繫鄉誼、調解糾紛、商業中介和融資場所四大功能。
萬壽宮同時也是一個同鄉商業糾紛的調解和裁判所。萬壽宮一般設有總會首一人，下設首士若干。總會首一般由當地同鄉公推的德高望重之人擔任，首士則由當地有聲望的江西商人輪流擔任。但凡同鄉之間有什麼商業糾紛，一般都由萬壽宮的管事調解裁決。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重大商業活動時，都會請會首到場作證，以避免不必要的商業糾紛。
走南闖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個地方，一定會先找到當地的萬壽宮落腳，尋求幫助，交流信息。對於商人來說，信息往往就是金錢。除了信息中介外，萬壽宮往往還具有職業中介、商業擔保等功能。初到異鄉闖蕩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萬壽宮幫忙介紹，在當地還沒有聲望的江西商人要在當地做生意，也可以找萬壽宮幫忙擔保。
萬壽宮還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資場所。在當地有筆大生意但手頭資金不夠，可以找萬壽宮幫忙，在同鄉間發起“搖會”、“抬會”集資，待生意做成之後按原先議定的利率歸還。有好項目但是一個人吃不下來，也可以通過萬壽宮尋找有實力的同鄉共同集資入股，共擔風險，共享利潤。
方誌遠認為，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與萬壽宮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兩者都是為了推動江西的發展，可以為更廣泛意義上的贛商提供交流的平台、資源的整合、信息的溝通等等一系列幫助。不同之處在於當時的萬壽宮是由若干個或很多個為生計所迫、來到異域他鄉謀生的江西人為生存發展而組成的組織。隨著官員、商人的加入，有了固定的模式，慢慢地形成聯絡感情、協調關係的機構，有了組織機制，有了民主、章程、公產。
其時，各地的萬壽宮就是江西本地“祠堂”在移居地的演化，因而深受江西本地祠堂的影響。而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是新時期帶有主動性的凝聚商界、政界、各界力量，共同挖掘江西贛商文化，推動江西崛起的組織。因此，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一個是為生存，一個是為發展，這就帶有了時代特徵。同時，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更具國際性，因此我們要認同它、關注它、融入它，共同為江西發展作出貢獻。
要更出色就要能自我否定
閩商、浙商、晉商、徽商、蘇商、粵商……當這些叱吒在中國乃至全球經濟戰場上各路華商精英浴血揮師、建立一個個商業帝國之時，江右商幫似乎“銷聲匿跡”——儘管，它曾經也是我國赫赫有名“十大商幫”之一。在閩商、浙商、晉商、徽商、蘇商、粵商群雄並起時代，江西商人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殺出一條血路，成了新贛商無法迴避的問題。這時，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孕育而生，江西人勇於亮出“新贛商”這一寶劍。
“江西商人一旦學會自我否定，一定比其他省市的商人更加出色。”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執行會長朱怡嵐對做大贛商充滿信心。
“在洪城大市場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由於一家買羽絨衣的商家生意好，其他幾家店聯手悄悄把這家店的下水道堵了。”談起這件事，朱怡嵐在好氣好笑的同時，更深深地感到悲哀。不去思索自己如何發展得更好，而是設法不讓別人比自己發展得好，這是商人慾做大做強的大忌。“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的一個作用，就是要開拓大家的心胸與視野，不要互相拆台，而應互相搭台，從而給大家提供一個更高的平台。畢竟站在四樓看不到八樓的風景。”朱怡嵐告訴江南都市報，在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成立伊始，便從加拿大傳來喜訊，加拿大的蒙特婁市將由國際合作組織率市長代表團來贛洽談合作。屆時，南昌將充分利用蒙特婁在軟體、動漫等產業的優勢，以此推動江西經濟在新興產業上的發展，為贛商提供更大的發展平台。
朱怡嵐表示，整合各種資源為贛商提供更好的成長壯大的平台，是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的重要宗旨之一。今日之贛商，只要抓住歷史給現代商幫的特殊機遇，找準自己的定位，不做同質化競爭，塑造現代意義的興盛商幫，一定能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除了為江西商人整合資源外，江西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另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過贛商論壇等方式，讓新贛商的理念、思想在碰撞中升華，讓新贛商在成長中少走彎路。江西商人被外界評價為多商業智慧，少商業精神；文化有餘，商道不足；競爭意識不強、“做大”意識缺失、危機意識單薄、冒險意識不足……
朱怡嵐指出，江西商業存在概念不清、理念不透、觀念不新的問題。這就決定了相當一部分新贛商，在實踐的過程中縮手縮腳，拼搏冒險意識不足，從而錯過大好機會。“對接長珠閩”靠的不僅是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資源，而且包括創新的發展思路、先進的管理理念、高尚的精神境界；“融入全球化”依靠的是優秀的人才隊伍、深厚的人文底蘊、立足全球的廣闊胸襟和視野、敏銳的洞察力和高效的領導力。
江西商人只要學會“自我否定”，改變陳腐觀念，必定能成為大贛商。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等人就是很好的代表。朱怡嵐說，這些年來，江西最大，最深刻的變化就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精神狀況的變化。提出“新贛商”概念，開展贛商論壇，成立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就是要凝聚江西商人的力量，喚醒古老的江右商幫，共同打造新贛商航母。
新贛商可以是大儒商
說起古代的徽商，人們會想起胡雪岩；晉商人們會想起喬致庸。但，古代的江右商幫卻沒有這樣的代表人物。於是，就有人給江西商人套上了“小富即安”、“不聚財”、“出不了大商人”這樣的帽子。但如果你固執地認為這些曾經在最鼎盛時與晉、徽共占前三席的江右子孫們“不作為”時，那么就大錯特錯了。雖然，古代的江右商幫沒有富甲天下的商人代表，但看看今天的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那些所謂“江西出不了大商人”的觀點，馬上不攻自破。
“江西可以出大儒商。”身為江西人的榮譽酒店集團董事長鬍連榮更是豪邁地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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