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商幫

廣東商幫

中國商幫崛起於明清,時此曾引發了一場“商業革命”,相繼崛起了十大商幫。包括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陝西、福建、廣東、江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游(浙江中部)、山東商幫。

基本信息

廣東商幫 內涵豐富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

(圖)清朝皇帝——道光清朝皇帝——道光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著這么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

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商人發跡於東南亞香港、潮汕地區。二次大戰期間,廣東商人雖然曾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70年代後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粵商地理 群像素描

廣東古稱番禺,位於南海之濱,自秦漢以來就是我國南方的重要商都。 舊派粵商的精明實效同樣延續到新一代粵商的身上,他們沉默隨和、嗅覺敏銳。

順德

史載,順德這個只有500年歷史的嶺南水鄉,曾囊括廣東大半文武狀元。這個河汊縱橫的水鄉,曾冒出300多位進士和眾多名震華夏的學者文人。當下,順德經濟形態正加快由工業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

代表企業家

美的集團董事局主席何享健:擁抱世界500強,於何享健而言,是對其近四十年商業經驗和生存智慧的刷新。何享健的覺悟為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中國的傳統製造業找到了一條升級之路。作為廣東省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美的集團今年將有望實現銷售收入750億元,何享健,低調而堅定地膨脹著進軍世界500強的強烈企圖。

格蘭仕集團董事長梁慶德

(圖)格蘭仕格蘭仕

微波爐製造的全球霸主,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艱巨與挑戰。“中國製造”蒙受信任危機,“中國製造”的符號性企業格蘭仕再次重新審視自身,品嘗“中國製造”的成長煩惱。

碧桂園創始人楊國強:中國首富楊惠妍之父,在全國範圍內握有儲備土地5400萬平方米,名符其實的全國“地主”。低調行事,極少露面。

佛山

宋代佛山陶業興盛,被譽為南國陶城,“佛陶”至今仍是國內名品。明清之際,佛山空前繁榮,商賈雲集,市肆繁華。

代表企業家

佛山照明董事長鍾信才穩健、保守、摳門。最經典的話是“收錢不要我批,花錢哪怕是一分錢都要我簽”。上市十餘年,寧願賬面長期保持近十億元的資金,也不會“資本運作”、多元化發展。自詡“能做燈泡行業的狀元已經很了不起”。

廣州

“番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廣州古稱楚庭,早在西漢年間已是南方最重要的商業城市,自明清起,素有“走廣”一說。

代表企業家

合生創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曾幾何時向來傲氣沖天的王石也說,合生創展才是中國房地產界的航母。這緣於掌門人對人才的尊重。朱孟依三顧茅廬四處挖人才,早在業內傳為佳話。

立白集團總裁陳凱鏇:文化不高,不善言辭。但靈敏的市場嗅覺,讓立白遊走於國內外洗衣產品的夾攻之下,不滿足經驗決策,不滿足家族式管理,比拼的恰是耐力與眼光。

東莞

唐肅宗年間已有東莞之稱,處於穗港經濟走廊中間,是穗港水陸交通的必經之地。

代表企業家

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剛卸任的中國首富,原籍東北,借道東莞,常年遊走於粵港之間,自我評價“運氣好,占了天時地利人和”。憑藉3萬元起步,胡潤認定她是富有的白手起家者。

珠海

珠海,舊稱香埠,古往今來,湧現出眾多聞名中外的英才。比如中華民國第一位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譽為“中國第一企業家”的唐廷樞,不勝枚舉。

(圖)格力電器格力電器

代表企業家

格力電器董事長朱江洪:專業主義必勝,苦心孤詣將空調產業做到極致,領跑行業。

粵商與嶺南重商文化

要發財, 忙起來的粵商

廣東人天生勤勞,能吃苦。廣東人以金錢為人生第一要義,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金錢,四下奔忙,可以說不遺餘力。

廣東人很有錢,很多外地人對廣東人很眼紅,其實,有錢的廣東人賺錢來得正道,來得辛苦,來得自然。廣東人的財富並不是天上掉的,絕大多數廣東人是在自己的勤奮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現在很多的廣東大商人是從小商小販起家的。

在廣東,人人都忙忙碌碌,為生計而忙碌,為掙錢而忙碌。為了錢,廣東人可以放棄一切,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吃苦。以廣東人最有代表性的廣州人而言,廣州人是中國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廣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車、機車之多令人難以置信。一天24 小時馬路上似乎永遠是車輪滾滾。夜幕降臨之時,司機們奔波勞累一天掙足了自己的錢後,洗車擦車人又開始表現出不怕髒、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廣東人的特徵,更是廣東商人們的突出品質。廣東商人忙,整日東奔西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們恨不得把一分鐘當成兩分鐘用,從每分鐘裡擠出幾張“四人頭”。

“要發財,忙起來。”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彆強。他們東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鐘都變成效益。他們雖然比一般人累了些,但是把每一分鐘都變成金錢也活得踏實。由於對時間特別看重,因此,他們辦事節奏快、效率高,許多商機往往被他們搶先一步占領。廣東人做生意,手腳很快,“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這是人們對廣東商人經商風格的評價,也是廣東商人生產、經營的秘訣之一。

因此,要和廣東人做生意,慢慢騰騰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錯過時機,誤了生意;二是與廣東人合不了拍,“步調不一難以得到勝利”;三是因為你的動作慢了,思維慢了,讓廣東人占先手,搶先機,你總是得跟在廣東人後面跑,吃虧是難免的。

勇於開拓, 喜歡標新立異

廣東人富有開拓創新精神。在歷史上,近代凡是與西學有關的事和物,

(圖)孫中山孫中山

大都是由廣東人最先嘗試。在轟轟烈烈的近代史上,廣東被稱為“思想家”的搖籃,其中康梁變法曾震動中華。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話的來形容廣東人和東北人:廣東人是文膽大,東北人是武大膽。

由於人文的傳統,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廣東商人更是足跡遍天下,廣東成為我國著名的僑鄉。至今,廣東的海外商人形成了巨大勢力。在廣東人的性格中,只有“先”了才有意義,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廣東人喜歡“頭啖湯”。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是與勇於開拓、敢冒風險、善於變通、踏實肯乾的習性聯繫在一起的,這使他們易於適應各種環境,一旦遇著機遇,就迅速發達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人處處身體力行敢為天下先,這已成為廣東人的核心品質之一。

(圖)孫中山紀念館孫中山紀念館

廣東商人發財的精義在於“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膽,別人不敢幹的事我敢幹;“先”是先行一步,爭取第一。因此,和敢為天下先的廣東人做生意,應當注意儘量與他們開展富有新意的合作。

廣東人喜歡標新立異,喜歡做新的生意。因為新才沒有競爭,沒有對手,才可賺取壟斷利潤。因此,他們一旦看準,敢冒風險,有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勢。

嶺南重商文化

20 世紀80 年代爆發於廣東的“全民皆商”壯舉使全國為之驚愕,人們評價廣東人有“天生的重商意識”。80 年代後珠三角率先崛起,成為中國目前城市最稠密、最繁榮的城市群。20 年間,廣東從一個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落後省份,一躍而成全國第一經濟大省。

人們將此歸因於重商意識。於是許多軼聞趣話流傳開來。比如,沒有廣東人不敢賺的錢;廣東人發現商機眼睛比誰都亮;尤其是潮汕人人皆商,則傳得更神。廣東女人愛生意也成為有力佐證。有人總結,北京姑娘“泡吧”忙,四川姑娘“寫真”忙,上海姑娘“上網”忙,而廣東姑娘“炒股”忙。有人對廣州三家交易大廳進行調查,結果女股民竟占78.6%。於是有這樣的描寫:成千張粉臉朝著一個方向,飄紅和飛綠不時引發一陣尖叫和嘆息。開個商鋪是廣東人最習慣的方式,算是小菜一碟。廣東因此私營個體經濟最為發達。在改革開放初期,這對飽受賤商傳統浸潤的內地人來說,是很難跨越的一道檻。

自古粵商就與浙商、鄂商、豫商、徽商齊名,今則京滬粵商縱橫於天下。尤其是海外經商,現代以前幾乎粵人一統天下,

(圖)商

許多人海外“往蕃”而成“蕃客”,這也是廣東特有的。說廣東人是“商人的後代”,可能絕對了些,但很傳神。當然,這與負面的評價聯繫著,商人有見利薄義甚至忘義的時候,也含重利而輕別離的寡情。有人說海派文化有“”、“”兩級,上海人是“經濟人+文化人”,而嶺南文化似乎只有“商”這一級,廣東人往往是赤裸裸的商人,其形象很膚淺。

然而,將廣東的成功歸功於一種意識不夠準確;將重商僅僅看作意識也缺乏文化學的考量。重商還是一種文化,是在嶺南這一地域文化中無處不在的精神特質。廣東人敢於衝破一個個傳統禁區,“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後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重商精神。

重商作為文化精神而非簡單的意識,還在於它滲透於粵人生活方式的各個領域,構成濃重的文化氛圍,是廣東最早形成市民社會的動因,而不只是與商人相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們注重實務、實利和世俗生活,講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傳統理念

滿街皆商的“西關商廊”展現出嶺南最有代表性的市井風情畫。它從明代開始就是集衣、食、用、玩、購物交易為一體的老商業街,在這裡你可以看到,“行街”、購物和生意是廣東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感受到講求平等,等價交換的價值觀念滲透在市民生活及嶺南社會的各個層面。

(圖)廣東商幫廣東商幫

商業和消費文化強力催生了廣東經濟奇蹟,一度使上海黯然失色,嶺南商業文化和平民文化以當代中國強勢的地域文化大舉北上,與“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互相補充與砥礪,構成三足鼎立之勢,可見它是很有力量的。但它以大眾通俗文化,攜港澳之勢而大行其道未必長久,商業和世俗文化固有媚俗的一面,淺薄有時是難免的,所以始終沒能成為中華文化中的主導文化類型。

重商文化不僅滲透於市民生活中,還深刻地影響著整個社會結構。平民意識平等觀念和市民社會最早在廣東形成,近代商業文明使廣東最先成為西方文化的登入點,由此引發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影響了整箇中國近代史,並在20 世紀初成革命的發源地和中心,產生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偉大變革和文化巨人。現代的二度輝煌中,政策之功不可沒,臨海且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華僑眾多的人緣優勢也不可忽視,但最基礎的還是整體的文化氛圍。

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嶺南文化特質中起主導作用的兩個內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礎,它們共同造就了嶺南物質文化的多元性、實用性心態和觀念文化中的開放性、冒險性、求變的動態心理和兼容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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