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江右商幫】中國古代實力最強商幫，以講究賈德著稱。江右商幫是中國古代商幫最早成形的商幫，江右商幫稱雄於明清兩朝，江右商幫縱橫中華金融、鹽業、工業產品、農業產品，江右商幫稱雄中華工商業。江西商在歷史上被稱為“江右商幫”。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錄雜說》上記載“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
歷史
江右商幫最早興於北宋時期，當時江西地區人口達446萬，占全國總人口的1/10，位居全國首位。曆元至明，江西的這一經濟優勢仍繼續保持，元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人口達1400萬，江西地區在冊戶、人口數分別占全國的20.2%和23.3%。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棄農經商。江右商幫以其人數之眾、操業之廣、實力和滲透力之強稱雄中華工商業，對當時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1500多座江西會館和萬壽宮遍布全國。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在雲貴川“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
江西在兩宋以後，由於得天獨厚，人傑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曆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文化優勢。由於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稅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居全國第一。
明代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江西明代的移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以後的幾百年稱雄中華工商業。江右商幫的興起，推動全國和江西經濟的繁榮，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右商幫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至於後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百業興旺。
江右商幫的興起
唐代以後，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西成為全國經濟重要區域。尤其是五代十國割據時期，危全諷入主撫州數十年，採取了保境安民，勸課農桑，招徠商旅的政策，使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呈現出“既完且富”的繁榮景象。宋朝時期，經過進一步開發，江西已經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先進地區，其人口之眾，物產之富，江南西路在宋朝經濟居全國各路之首，強大的物資基礎為江右商幫的興起奠定堅實的基礎。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 102年)，全國在冊戶口數為2026萬餘戶、4532萬餘人，其中江西地區達201萬餘戶、446萬餘人，均占1/10，其中人口為諸路之首。曆元至明，江西的這一經濟優勢仍繼續保持，元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人口達1400萬，江西在冊戶、人口數分別占全國的20.2%和23.3%。
在明清時期，江西商人稱為江右商幫。江西商人活動的地域和範圍很廣，遍布全國各地。江西商人出現的時間很早，唐宋時期就已見於各種資料之中。
白居易《琵琶行》說江州：“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顧起元《客座贅語》則記載說，唐時南昌人謝某攜女小娥行賈歷陽(今安徽和縣)蓄資甚巨，將小娥嫁與當地段居貞，同舟貿易於江湖間。同鄉周迪亦攜妻遠賈，“往來廣陵”。南宋汪肩吾《昌江風土記》說：浮梁之民，“富則為商，巧則為工。…
…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貨之大者，摘葉為茗，伐楮為紙，坯土為器，自行就荊湖吳越間，為國家利。其餘紡織布帛，負販往來，蓋其小者耳”。北宋大文學家曾鞏之叔、南豐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鎮販運陶瓷，銷往淮北。
江右商幫的興起
(1) 江西，唐宋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在宋朝經濟居全國各路之首，強大的物資基礎為江右商幫的興起奠定堅實的基礎。
（2）元順帝時，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紅巾起義，中原大地陷入了曠日持久的戰亂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定都南京，第一個設省的地區就是江西。隨著明朝對全國的統一，明軍不斷進兵兩湖、兩廣、雲貴，都以江西為基地。明軍北伐中原，進軍西南，戰爭連綿不斷。相對而言，東南地區則戰事緩和，生活較為太平。明朝統一中國的軍力雖從南京出發，而軍需給養則多依賴於江西供給。“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隨著軍隊的推進，江西人將本地的工業產品、農業產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銷到戰事頻仍的中原大地和華南、西南諸省。與此同時，江西也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蕩蕩的江右商幫便在這個時期逐漸地形成並迅速擴張至全國各地，占領了廣闊的市場，江右商的隊伍和經商範圍不斷地擴大，稱雄華夏。
(3)明朝建立後，為防倭寇的侵擾，實行了長時期的禁海政策。國內貿易，甚至對外貿易，都依靠水上通道。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這一通道就成了全國貿易的黃金水道。這條通道，長達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內就有1000餘公里。江西和江右商在國內、國際貿易中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 江右商藉此全方位鋪開，遍布全國各地。社會上也有了“無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天下當老闆”。
（4）江西人僅從明初到明末近千萬江西人移居湖廣，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東進福建，北上皖南，南下廣東。
江右商幫遍天下
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以南，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物產豐富，有瓷器、茶葉、紙張、夏布、大米，藥材、木竹、菸草、藍靛、煤炭、鎢砂等等，為江右商幫對外輸出經營的產品。據統計：江西每年外輸糧食達500萬石、茶葉500萬斤、夏布230萬匹、售紙50萬令，均居全國之首。宋末元初，景德鎮瓷業迅猛發展，青花瓷燒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國瓷業輸出獨占鰲頭。而進賢毛筆、煙花，廣昌白蓮，南豐蜜橘，臨川西瓜，鉛山造紙，宜黃夏布等特產均馳名海內外，並為江右商幫帶來巨額利潤。
江西人走州過府，隨收隨賣，操業很廣。撫州人艾英南不無自豪地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吉安人彭華也說：“（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江右商幫的一個分支撫州商幫，其經營的產品有糧食、陶瓷、布匹、菸草、藍靛、藥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撫州布商陳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僱傭了中間人，協助將資金預先貸給金溪、崇仁、樂安以及吉安等地種麻、織布的農民手中，而後再收購他們的布匹產品。陳泰以預付定金的方式壟斷貨源，這種經營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識。而撫州木材資源十分豐富，商人們就將木材分別從贛江，撫河順水而下，然後出湖口，入長江，運銷到南京、揚州、常州及武漢等地。清代中期以後，樂安縣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舉衰落之後，仍然延續昔日的繁榮，靠的正是該村擁有數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團和源源不斷的商業利潤的滋養。
江西會館很多，遍布全國。湖廣是江西人徙居的一個重要地區，因距離不遠，來往方便，故“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所以在湖廣的江右商很多。雲、貴、川也是江右商的匯集區，他們既經商於城市，也商販於鄉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轄區，代官府“征輸里役”。還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數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為當地民族的酋長或首領。除兩湖、兩廣、西南邊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躍，當地市場上的許多貨物都來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居住在北京的經商、趕考和謀官的江西人很多。當時北京有41所會館，其中江西會館就達14所之多，位居第一。全國各地開中藥鋪的商人，十有八九來自江西樟樹，故有“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說法。江右商的活動既是明清經濟史的重要內容，也對明清時期的江西社會經濟和全國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江右商內部也因地域關係分了不少商幫 ，清代的景德鎮有“十八省碼頭”之稱，商幫雲集，其中較有勢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臨江商人、吉安商人、饒州商人、撫州商人、豐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鎮“富商巨賈，共仰八幫”，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幫，即撫州商幫、南昌商幫和建昌商幫。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經營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樣，於是便有了臨清藥幫、河口紙幫、吉安布幫、景德鎮瓷幫等。
近填湖廣，遠走雲貴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廣”，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廣地區大規模流動，時間從元末明初延續到整個明代和清前期。“江西填湖廣”的原因有多種，其中江西人口眾多、耕地不足而湖廣面積遼闊、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強制與提倡、江西地區的賦繁役重則是直接原因。
在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挾技藝以經營四方”的手工業者和“ 負販遍天下 ”的商人，他們來往於江西與湖廣地區，或者是長居外地，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商人集團。
除了移民，還有很多並未脫籍的江西人選擇外出經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閩（福建）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廣鄰近江西，“趾相錯，踵相接”，湖廣是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動區域。武昌、漢口、漢陽“五方雜處，商賈輻輳，俱以貿易為業”，故江西商人到武漢猶如跨門過庭。鹽、當、米、木材、藥材、花布，在漢口稱六大行業，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經營。尤其是漢口的藥材業，江西臨清商人幾乎壟斷了這個行業。湖南的長沙、衡陽、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漁業為生，而江湖漁利，亦為江西商人所壟斷。明代興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門縣)皂角市，居住著大約三千人口，本地人僅為十分之一，均從事耕作，十分之七來自江西，絕大部分是商賈之家。地處湘黔邊境的洪江，鄂西的鄖陽、鍾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荊蜀，行行三十年。鈴卒遞羽檄，販夫駢擔肩”，反映的正是這種境況。明清時期湖廣流傳著“無江西人不成市場”的民諺。
與“江西填湖廣”幾乎同時，明清時期還有“湖廣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廣地區停下了腳步並永久性留在了那裡，有的則一路向前繼續向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進發。首選地便是四川，當時主要是沿長江、嘉陵江流向川東地區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慶、敘州、龍泉驛、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躍著很多的江西商人。臨川人李拱極，往返於雲南、四川等地，以致成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數年未歸，他的兒子循著他的經商路線，走湖廣，趨西安，越秦嶺，最後在四川雙流縣父子相遇，喜極而泣。
明憲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攜帶絹布、火藥等商品湧入四川少數民族地區交易銅鐵、聚眾開礦，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時，在西南少數民族區推行“改土歸流”，大批土司被強行遷入江西。原因是他們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輩經商至少數民族居住地，入鄉隨俗，服飾、語言及其他生活習慣均與當地居民無異，又因有文化、有財產，於是通過各種辦法牟取土司的職位，成為了少數民族的首領。
明代後期番薯傳進中國，在中國廣大的丘陵地帶栽種，獲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數省山區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進之前，這一帶是很難解決吃飯問題的，番薯引種成功後，西南地區可以充分開發了，因此這裡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人來開荒生存。
明代萬曆年間任雲瀾滄兵備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視，幾乎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撫州人居多。他在《廣志繹》上說：“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人居什之五六。”又說：“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而這些“江右商賈”，又多屬“撫州客”即撫州商人。
據《皇明條法事類纂》上稱，明代成化年間，僅雲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縣、浙江龍游縣軍民商人三五萬人；臨安府也有許多江西商人。雲南金沙江一帶的蠻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遷徙集居地。
1958年，雲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區蒐集到了彝族民間史詩《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蠶絲的來源，說是江西人發現的：“江西挑擔人，來到桑樹下，看見了蠶屎，找到了蠶種。”同書第三部《婚事和蠻歌》里還說道：“江西貨郎哥，挑擔到你家，你家小姑娘，愛針又愛線......”江西商人遍布雲南各地。
在貴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跡於道，同賈於市。《黔南職方紀略》說到貴陽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龍場和雙流泉，是清代興起的水銀生產基地，據貴州地方史資料說，這裡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廣人。貴州的貴陽、鎮遠、松濤原等地，都有許多江西商人在那裡經商。
明朝萬曆時期的江西人宋應星，寫了一本中國古代科技巨著《天工開物》，是一部總結我國明末以前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成就的百科全書，分別敘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嗜、冶鑄、舟車、錘鍛、燔石、殺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產和製造過程，之所以他對眾多礦產資源和技術如此熟悉，是因為他曾遊歷過包括西南諸省的眾多地方，親身考察了江西老鄉在該地的開掘和生產過程。
滲透閩粵
江右商利用地理之便，同樣活躍於福建、兩廣地區。福建、廣東本地也有商幫，不過他們的貿易重點是在海上，而省內的山區地帶，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動其間。明代學者王世懋發現，福建建陽、邵武、長汀等地的居民口音與江西口音相似，一經詢問，原來與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動及入籍有關。以盛產武夷茶著稱的建寧府為例，茶農茶商幾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總有數十萬江西人來到這裡，“筐盈于山，擔接於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經商；精於制墨的商人傅雲心，也將墨品運往福建一帶銷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後裔及藥商富豪為躲避清兵的洗劫，紛紛隱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藥業同仁踏上了“扎紅頭繩出去，纏絲線歸”（指明清少年用紅頭繩扎頭髮，老者褲子筒均扎絲線，喻少小離家學徒，老大錦衣還鄉），“走福建吃藥飯”的謀生道路，代代相傳，在閩入籍者不計其數，建昌會館遍布福建。廣東的主要城市廣州、佛山，江西商賈亦“人數殷繁”。廣東潮州、惠州等地棉紡業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從饒州、南昌等地運來。吉安布商有在廣州、佛山等地設立“粵莊”。臨川有個叫戴珩的商人，有親戚借了他6000兩銀子去廣東做生意，數年不返，戴珩親自去廣東索債，將討回的銀子全部買了書，僱船而運回來。船到贛州章江水關時，稅官以為是貨船，登船徵稅，結果一看，全是書畫。戴珩實際上是位老謀深算的書商，以索回的資金全部購書，可以逃避關稅。連州、高州等地則有很多關於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錢的記載。江西的典當商在廣東一帶也很活躍，他們“坐放錢債，利上坐利，收債米谷，賤買貴賣。”而且手法高明，常在當地農民稻穀揚花時節去施放利債，讓農民用新谷作為質押。等到收貨時，稻穀還未入倉，商人早已趕來，如數運走。江西商人還有很多因在廣東、江西兩地販鹽而大發其財：廣東歷來是有名的產鹽區，唐代以前，由於大庾嶺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鹽。但淮鹽產區遠離江西，尤其離江西南部較遠，而且又是溯江而上，運量受到限制，價錢奇高。加上遙遠的運途中日曬雨淋，鹽丁舞弊，摻雜夾沙，以至江西的食鹽既貴且差，民眾苦於淡食。大庾嶺道拓寬後，大余、贛縣、南康等地江右商人便翻越梅嶺到食鹽廣東境內去販運，唐代以前江西專食淮鹽的格局打破。
稍遠一點的廣西桂林、柳州、潯州、太平、鎮安等地，來自江西的鹽商、茶商、木材商、藥材商也活動頻繁。尤其是梧州，地處左、右江會合要津，百貨往來，帆檣林立，其繁榮程度在清前期幾乎與漢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這裡所開設的商號林立。隆興二年（1164），廣西賀州知府秦某上奏說：“贛、吉、全、道、賀州及靜江府居民，常往來南州等處，興販物貨，其間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貨賣者”。這位知州了解的情況，不僅是贛、吉商人在廣西經商，甚至還把生意做出國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廣西轉運判官陳孔碩奏道：“二廣州郡收販牛稅，其來久矣。近因漕臣有請，始蠲罷之。然贛、吉之民，每遇農畢，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初亦將些土布前去博買”。長期存在的這種賣布買牛貿易，不僅滿足了兩廣民眾的需求，對贛州、吉安地區的紡織業、耕種業的發展都有利。
縱橫長三角
東北方向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經贛江、過九江東下，或經玉山抵浙江，頻繁往來於江浙皖，主要做販賣生意，即將江西出產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紙張、木材、菸葉、桐油、茶油、靛青等運往江浙皖，而將三省盛產的食鹽和絲、棉織品銷往江西。當時江蘇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廣的糧食供應，江西商人“歲歲載米依期而至”，賣米給南京人，又從南京人手中買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許多城市和市鎮都缺糧食，江西商人活躍於金華、杭州、寧波、紹興、衢州、湖州、嚴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從事鹽業經營，一般都是較富裕商人，他們販鹽由廣信府的貴溪運往饒州府各縣。江蘇揚州為江淮百貨的集散地，商賈摩肩接踵，據萬曆《揚州府志》記載，在揚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陝商、晉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廣記》所說，江西盛產木材，而揚州到處海濱，木材短缺，將江西良材運至揚州，可獲數倍之利。實際上，除了木材之外，從江西沿著長江運往揚州的貨物，還有浮梁的茶葉、河口的竹編、南豐的蜜橘、廣昌的白蓮、南安的板鴨、都昌的銀魚、安福的火腿、餘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鎮的瓷器、泰和武山的烏骨雞等等。到明清時期，兩地間的通商更加頻繁，而且以食鹽為大宗，鹽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國時人在《叢菊淚》寫到一個在兩淮做鹽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魚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著票鹽的所謂山陽朋友。”清末揚州八大鹽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別是周扶九、蕭雲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蘇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開店設鋪或輾轉販運。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說，江西進賢人張權在蘇州開木器店，張應俞《杜騙新書》開篇也說“江西有陳姓名慶者，常販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賣”，雖屬小說家言，卻反映出江西在蘇州、南京等地從事工商業者很多。白居易《鹽商婦》詩中也講到揚州某小家女，因嫁給了江西的大鹽商，此後“不事田農與蠶織”，“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過著奢侈的生活。《松窗夢語》第二卷說道，安徽廬陽“尤多藥物，江右、江南商賈鹹集聚焉”。唐德宗時，安徽九華山化城寺維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產藥材的山區，成為江西清江藥商的重要採購點。浙江山區多產苧麻、藍靛和竹紙，江西商人經常深入山區去採購。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幽燕關陝、八閩兩廣、荊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萬初、清江潘雲谷攜墨售於京師。貴溪倪文寶、鄱陽童某也以制毛筆為業，所制之筆也都遠銷至京城。到了明代，張瀚《松窗夢語》說：“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浙（江）、（南）直次之，閩粵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紙商、布商、書商、藥材商為多。江西書商中，以撫州人居多。北京故宮、圓明園、頤和園等中華古建築的設計建造者為江西雷氏家族。
據統計，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會館最晚在永樂時就已經出現。乾隆《浮梁縣誌》上說：“（本縣）京師會館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陽門外東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樂間邑人吏員金宗遜鼎建，曰‘浮梁會館’。”其他還有如始建於嘉靖中期的南城會館、廣豐會館等。這些會館，有相當數量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資共建。清光緒時，北京有會館387所，江西為51所，占12%，比重雖少於明朝，但仍為各省之最。
江西人敢闖敢拼、闖天下揚帆出海勇闖全球
江西人敢闖敢拼、闖天下揚帆出海勇闖全球，江西有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等諸多產品出口，是江右商幫出海經商的有利條件，江西廬陵歐陽修後裔歐陽雲台.多年在日經商成為豪富，明末天啟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長崎建興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圓禪師為住持首創江浙蘇三江會館，擴大到東京、大阪、橫濱、函館以至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國內許多城鎮。印尼已早有奉許真君的中國廟，江西人從中國大陸購進許真君銅像放入三寶壟大覺寺內。在東南亞.客家幫在馬來西亞採礦種地，其中就有個著名上市藥行余仁生號，其業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滿清統治出國，該藥號繼承人余東雄、羅仲霍毅然參加了黃花崗起義壯烈犧牲。江西饒州人程復在琉球國輔佐中山察度，程復後裔程泰祚、程順則繼承祖業，輔佐尚氏王朝。程順則多次推廣儒學，開發航運，使琉球成為北上日本，東通閩粵、東南亞的海上貿易中心。江西豐城人筱塘裁縫楊永清帶領豐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業者隨荷船萬福斯號渡海到印尼、馬亞西亞、新加坡從事各種手工業，種植橡膠、金雞納霜，在馬來西亞建三江會館，在新加坡建萬壽宮，菲律賓碧瑤建有萬壽宮。江右商幫縱橫中華金融業
李渡碼頭貨船曾沿堤排開數公里撫州商幫為江右商幫的一個分支，進賢縣李渡、文港等鄉鎮原來屬於撫州地區，同時也都是緊臨撫河的地區。
李渡當年船運的貨物碼頭，停靠的貨船沿河堤排去有數公里長，各色貨物上上下下。從晚清到抗戰時期，李渡的商貿達到最高峰。那時李渡人開了俊記、慎孚等數家錢莊，有幾家的銀票還可在上海、漢口等地通用。貨幣流量達到了平均每天20多萬銀洋。
清末江西萍鄉人文廷式創辦康泰福煤號，買機器開採安源煤礦，兼營煉焦運輸。後與漢陽鋼鐵廠、大冶鐵礦合組成漢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陳三立與江西萍鄉人李有棻創辦江西鐵路公司，倡修南潯鐵路，民國元年銜江西都督李烈鈞之命以南潯鐵路公司名譽總監之名與彭程萬借款五百萬日元，使南潯鐵路得以開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張泌亭與江右商幫巨富周扶九共同創辦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興紗廠。江西靖安人陳筱梅任江西省財政部長，商務總會會長，在萬壽宮開設江西勸業場。民國元年又隨李純到天津創業，在天津、上海、武漢、揚州擁有多家錢莊鹽號，成為江右商幫巨子之一，出任南潯鐵路總董。江西撫州南豐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擁有多處錢莊油行、布行、民國時期回鄉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園，投資官商合辦的江西銀行。但這些從開礦、辦工廠、到修鐵路、創辦銀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幫巨子為中華和江西近代工商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江右商黃文植— 縱橫中華金融業
黃文植 (1879—1939) 名賢彬，江西南昌縣人，近代江西商業巨子，近代中國愛國實業家和金融家。13歲時由族兄攜至湖北武穴鎮曹裕隆錢莊學徒，因勤奮經營，被提為經理。1912年，邀集同鄉好友籌集資金開設義成錢莊。資金積累增加，合資開辦同慎錢莊和聚昌錢莊，獨資開辦信成麻行和一家布店，公推為武穴鎮商會會長。1920年以後，黃文植將經營商業的重心由武穴鎮轉移到漢口。與漢口通益精鹽公司訂立協約，由他集資在漢口、九江兩地設立精鹽公司經銷處，自任經理，負責經銷湖北、江西兩省的精鹽業務。後又與久大精鹽公司合組大同鹽號，業務擴展。1927年寧漢分裂，湖北全省食鹽供應極為緊張，而大同鹽號卻擁有大量食鹽，一年中獲利100多萬銀元，九江經銷處獲利20多萬銀元。隨著經濟實力增強，他在武漢先後開德成銀號和大孚銀行，並任大孚銀行董事長。1934年，九江久興紡織公司連年虧損，瀕於倒閉，他帶頭集資，以承租方式加以接管，改名利中紗廠，並任董事長。重金禮聘原上海申新紡織廠邱光庭為廠長，紡織專家朱仙舫為總工程師，一改舊廠的陳規，嚴格規章制度，扭虧為盈。1936年獲利216萬餘銀元。商戰屢屢獲勝，聲譽與日俱增，公推為漢口總商會會長。
黃文植樂善好施，在武穴、漢口以至家鄉做過大量好事。1937年11月，馮玉祥在武漢從事抗日活動，創辦《抗戰到底》《抗日畫報》，收容流亡武漢的進步人士，得其全力支持。
長期任國民政府中央賑濟委員會特任委員，救災賑荒，每急公好義，慷慨解囊。鄂、陝水旱災害頻繁，不僅捐獻財物，還在漢口、南京設立兩所孤兒院，將災區大批孤兒接來撫養教育。在家鄉南昌縣更盡綿薄之力，捐資修建萬舍橋，設定義渡，施糧濟貧，給貧病者免費送藥施診；出資20萬銀元，加修贛江西河堤、廣福圩堤，使附近48個村莊、5萬餘畝農田得以受益；出資10萬銀元創辦南昌縣私立文植國小，吸收農家子弟免費入學。
近代以來，江右商幫延續古代輝煌在武漢的經濟舞台上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演繹著精彩的商業傳奇，推動了武漢近代工商業的迅猛發展。武漢最傑出的江右商是黃文植，黃文植擔任江西旅漢同鄉會會長12年之久，三次當選漢口總商會主席，並應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校長陳時的聘請，兼任了該校的董事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黃文植勸募救國公債達1000萬元之巨。黃文植憑藉他精明的頭腦和良好的社交能力，抓住機遇，有所作為，成為了二三十年代名滿武漢商界的風雲人物。在黃文植身上體現了江右商人的突出特點，講究誠信，為人質樸、做事認真，樂善好施，在武穴、漢口以及家鄉做過大量好事。黃文植為武漢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正是有以黃文植為代表的江右商人群體，拉開了武漢城市現代化的序幕，使武漢成為近現代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
朱仙舫：中華近代紡織工業開拓者
江西撫州臨川人朱仙舫：中華近代紡織工業開拓者朱仙舫（1887—1968），江西撫州臨川人。早年創辦紡織技術養成所，編著中國第一部紡織科技書《理論實用紡織學》，開辦江西第一家九江久興紗廠，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廠，接辦漢口第一紗廠、重慶紡織廠，創辦滬東、滬西業餘紡織學校，發起組織中國紡織學會並當選理事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紡織工業部計畫司司長。
王茲華—東渡台灣創業成全球拆船大王
江右商巨子：江西撫州臨川籍江右商王茲華—東渡台灣創業成全球拆船大王王茲華（1925-2008），江西省撫州臨川縣秋溪鄉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軍校第十八期，國民黨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國民黨中央黨務顧問。台灣啟順華鋼鐵公司創辦人，被台灣實業界稱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灣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業家。
王茲華自1937年始，先後就讀於南昌一中、成都中央軍校。1947年出任國民黨駐滬海軍中校科長。1949年赴台。1951年棄戎從商，在台灣高雄創辦“啟順華鋼鐵公司”，專門從事沉船打撈，船舶解體等煉鋼生意，並在美國和香港辦有分公司，成為當時台灣十大富豪之一。
王茲華熱心贊助海峽兩岸的社會公益事業，在台灣曾為中山大學、足球協會、殘聯協會、防癌協會捐贈台幣達億元，為在台老兵捐助探親旅費數百萬元台幣。
王茲華生前十分熱心家鄉教育事業，曾多次利用探親之便，先後捐資家鄉秋溪中學、秋溪國小興辦教學樓，設立教育獎學金380多萬元人民幣。
江右商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顧客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江右商幫的發展
江右商幫稱雄於明清兩朝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1）水運發達，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為了開拓南疆，派軍隊修建了江西與廣東相連的大庾嶺驛道，開通了“南野之界”，使糧餉物資順贛江南運，抵贛州入章水達大庾嶺下，經驛道翻嶺陸運，再沿湞水進北江而達番禺（今廣州）。贛江以北，經鄱陽湖，與長江相連，使江西物資銷往長江下游兩岸各大城市。隋唐兩宋以來，江西木材外銷是商業貿易中的一個大項目。明成祖擴建北京，於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樸到江西採購木材，就是通過贛江經吳城過鄱陽湖進入長江由運河北上的。不僅建設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設計、主持建設北京主要宮廷建築的“樣式雷”（雷發達）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為江西商人外出經商和運輸貨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也是江右商發展的地域優勢。所以“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優於建、袁，以多利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邃，實商賈入粵之要區。”
（2）吃苦耐勞，艱苦創業。江右商多系農家子弟，自幼養成了吃苦耐勞的品格。在從商的過程中，他們吃苦耐勞，艱苦創業，勤儉持家，蔚然成風。東鄉商人，“牽車者遍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豐城商人，“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苦比鄰”；臨川商人“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不歸者”。許多江右商由於親身體驗到從商的艱難和經營的勞苦，往往能夠疏遠紛華聲色，粗食布衣，潔身自好。玉山商人吳士發兄弟八人，商賈農藝各執一業，家道殷富，就“不趨遊蕩，凡聲色犬馬樗蒲之戲，從不入其內”。清江商人楊福圓，經商多年後，“良田，夏屋渠渠，而藏獲之備”，其妻張氏卻仍是“裙布荊釵，操作猶昔”。
（3）物產豐富，技藝精湛。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美譽。江西物產豐富，有瓷器、茶葉、紙張、夏布、大米、藥材、木竹、菸草、藍靛、煤炭、鎢砂等 等，不僅豐富了商業興隆的物資基礎，也增加了經商的渠道和門路。翦伯贊在《中國通史綱要》中指出：“明代中葉，棉紡織業的松江，絲織業的蘇杭，漿染業的蕪湖，制瓷業的景德鎮和造紙業的鉛山，為江南五大手工業區”全國五大手工業區，江西就有兩個，可見手工業之繁榮。據明《鉛書食貨》記載，鉛山縣僅石塘鎮一地，每年產紙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購作為奏本紙。當時鉛山生產的紙有連史、毛邊、關山、京川、貢川、大表、表心、荊川、書策、白綿等十多種。鉛山的紙其實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江右商中不乏技藝精湛者，他們不僅以技謀生，而且為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建昌（今永修）工匠雷發達及其後人，擅長建築設計製造，自康熙年間至北京任工部樣式房掌案（號稱樣式雷）以後的200餘年間，清廷主要建築，如故宮三大殿、圓明園、頤和園等皇家宮殿、苑圃和清東、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設計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上了一筆。
（4）科舉盛行，官宦支撐。明清兩朝，科舉盛行。江西人歷來尊師重教，崇尚學習，每年中舉者絡繹不絕，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鉅夫、吳澄、虞集；明朝有黃文澄、楊士奇、楊溥、解縉、胡廣、費宏、夏言、嚴嵩、譚綸、況鍾、周沈、徐貞明、歐陽德、鄒守益、羅欽順；清朝有朱軾、裘日修、甘如來、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說法，政治影響很大。這些官宦故鄉情深，非常注重對家鄉的關心和獎掖，他們不僅在京城和各地保護了江右商的地位與權益，還提供了不少的市場信息和商業機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經商做工的積極性。
（5）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江右商誠實守信，講究職業道德。他們不賣假貨、劣貨，不抬高物價、欺行霸市，而且還遵守儒家的道德規範，提出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並由此形成了“以誠待客，以義制利”，“和氣生財，公平守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為“江右商幫”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熾在經營茶葉時，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均註明了“陳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楊俊之，“貿易吳越閩粵諸地二十餘年，雖童叟不欺，遇急難不異捐貲排解。”不僅如此，有的家族還將商業道德作為家規、族規的重要內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員予以遵守。
江右商人外在特徵
這些從江西出去闖的人和商人，為了能在當地生存，他們必須團結，共同抵禦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攜貨遠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這裡所說的“客幫”，是指明清時期地域性商人的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在江右商幫中，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壟斷性行業，二是同一行業的同鄉或同族小團體，三是因同鄉或同業關係結伴而為的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下面僅就江右商的情況展開討論。1. 群聚經營和居住。明清時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經營和居住在某一個城鎮的一條街道，或相互緊靠的十字路上。根據他們實力的大小而定，沒有固定的形式。
2. 江右商人經營瓷器、茶葉、紙張、布匹、藥材、刊刻圖書、木材、糧食和鹽等各種貨物。
3.相互通婚或結拜兄弟，團結互助。結為兒女親家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的外祖父就是一個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經商，生有八個兒女，大部分與江右商人結親，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兒，整個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間，只要年齡相近，又會結成異姓兄弟。
4.有著一個共同活動的場所———萬壽宮。萬壽宮一般建築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於江右商在明清時期的經濟實力很強，所以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全國各地萬壽宮遺址的規模都比較大，都建築在舊時熱鬧繁華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鎮萬壽宮為例進行分析。在景德鎮的萬壽宮，又名南昌會館、“洪都書院”。始建於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進賢、豐城、奉新、靖安、安義、武寧八縣在景德鎮旅居的同鄉共同籌集資金建築的。占地面積（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戲台場地）約2300平方米。
“會館的正面牆是氣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築體，樑柱、牆框、楣、檻、階，以石頭砌成。石質構件上的浮雕鏤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氣勢雄渾的龍鳳、獅虎，園林景色、樓台亭閣點綴其間，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頂中嵌有豎刻“萬壽宮”藍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門正中的門楣上方有石匾一塊，上刻“洪都書院”四字，匾額之上有四根圓形柱，以菊花圖案裝飾，分別鐫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額之下是大門，左右各有一拱形廂門。門為木質，門框、門楣、門檻以及門前的台階均為石質，構造複雜，工藝精湛。
登階跨入大門，頂上是背靠門牆的古戲台，台面向東，以16 根大圓木分四行排列為柱，橫樑、護欄遍飾各式精雕戲文圖案。台頂天花板上裝飾著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畫，頂中有一較大的圓形斗拱，呈螺鏇形上升，能起到聚聲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塊開闊的露天場地，地面以石板鋪就，是觀眾看戲的地方。穿過場地，是會館的主體建築群，融宮殿廟宇於一體，由大殿、夫人殿、觀音殿、祖先堂、花園及議事廳組合而成。
大殿造型極為壯觀，雕樑畫棟，斗拱飛檐，翹角懸鈴，風吹懸鈴，叮噹有聲。檐前殿脊配黃綠相間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隻祭紅葫蘆瓶，瓶中插入古萬形金屬鎮頂壓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門和左、右廂庭能容廣眾，可以大擺酒宴或設座觀戲。”
真君殿是會館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許真君偶像。殿宇富麗堂皇，雕樑畫棟。神龕紅漆鎏金，“許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許真君的配偶荷葉夫人。殿中裝飾陳設，因主次有別，稍遜於真君殿。
觀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古時是婦女求子祈福之處。
祖先堂，是安放各縣旅景同鄉（家境富裕、具有聲望）的先人亡靈牌位的場所，它位於後殿之右側，堂內設有多層牌位，月之朔望日，由齋公燃香點燭祭祀。
花園一分為二，中間的矮牆隔成南北二園。園內種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園之北，有一棟坐北朝南的二層三開的廳屋，是書院用以上課教書之地。
議事廳，是會首開會和接待來客的辦公場所。位於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後門進出。進門左邊是廚房，供聚會操辦酒宴，議事廳的陳設古樸典雅。中堂懸掛條幅書畫，長形擱幾上置放帽筒、花瓶，廳中有長形議事桌，座椅與之配套，兩廂擺放古色古香的太師椅，茶几介於其間，便於接待來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資建造的萬壽宮，既保留了江西萬壽宮建築風格，又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民俗習慣和建築優點相融合，當然還得根據當地江右商人的經濟實力來確定建築規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鎮建得大。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各地萬壽宮遺蹟，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說的外在的特徵以外，還有其內在的共同遵行的準則。
江右商人共同遵行的準則
江右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動準則，有一些初看起來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點，但是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又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在江右商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下面我們把這些明顯的特徵概括出來。1. 講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許遜，對於淨明道的忠孝觀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經商過程之中，又受到萬壽宮的道德原則約束，因此，言行上比較講究忠孝。江右商人黃某，長期在湘西洪江一個桐油號家裡做經理，油號老闆去逝了，其兒子接任，由於沒有經驗，在某一件事情上與黃某發生分歧，少老闆竟動手打了黃某一個耳光，黃某就不去上班了。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傳開，大家批評少老闆沒有尊重長者，是不孝的行為。不少油號紛紛來請黃某去他們的油號工作，黃某不肯去，當然也沒有把這個油號的商業秘密講出去、把客戶帶出去。最後年輕的老闆登門賠禮道歉，再次請他去上班。黃某認為：“少老闆不對，但要對得起老東家，所以，我不會做對不起東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為我畢竟是他的長輩，他不認錯，我就不理事。可見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倫理做事和做人的。
2.講究信用。講究信用應該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條，但是古代也有不講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號、大商號比較講信用，偶爾也會出現小商號、新商號有欺詐行為。江右商比較講信用，如有不講信用商號，經調查屬實的話，商幫會採取辦法，小則責其改正，大則孤立和懲罰它。對於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來一直是講信用的典範，因為江西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地區，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遠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講信用，則難以立腳。利馬竇在他的《雜記》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講信用的情況。江右商人對外商不欺詐，對於當地人，就更不敢也不會欺詐了。“臨川張世遠、張世達兄弟交替往漢口販賣紙業，一次，張世達從漢口賣紙歸來，和世遠一算紙價，發現貨主多給了100兩銀子，因為是老主顧，所以世達沒有點錢。兄弟倆商量後認為：‘此非分之財，畢還之。’下一趟本該張世遠去漢口，但為這事，仍由世達去。張世達將貨主多給的100兩銀子全部買了紙，攜往漢口，找到貨主鍾良佐說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講究和氣生財。“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寶攢。”以下從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數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氣生財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啟，在湖廣一帶經商，有一批價值白銀千兩的貨物存放在寶應一家商行，被行戶盜賣。“客伴慫恿控官，不聽，垂囊而歸。”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商場上的和氣局面，以便今後繼續開展商貿活動，當然吃一塹長一智，胡哲啟以後再也不會犯類似的錯誤。新城鄧兆齡，在外經商，托鄉紳某人在家鄉添置田產，結果受騙，空費了1000兩銀子。有人勸他提出訴訟，他卻說：“訟即累某紳名也。”於是置而不問。有鹽商欠塗肇新等白銀萬餘兩，眾人邀肇新一起去告發，塗肇新卻居中調停。餘干縣的胡鍾，有鄉人向其借貸而無法償還，將自己的房契抵債，而遷往他鄉，胡鍾知道後非常不忍，連忙派人追回，將房契歸還原主，將借據燒掉。金谿縣的劉光昌在外長期經商，小有積蓄，晚年回家仍做典當生意。許多鄉民用衣被典貸糧食，這年因歉收，無法贖回，天氣漸寒，光昌將這些鄉民召來，讓他們將衣被全部取回，所貸糧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劉光昌說：“天氣凜冽，族鄰號寒，吾忍厚綿獨擁乎？”又將所有的債券合數千兩盡行燒毀。臨川李春華在貴州經商幾十年，晚年返回家鄉，行前，召當地負欠者，將萬餘兩銀子的債券全部燒掉。
4.把握市場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萬壽宮這個聯絡紐帶，掌握市場信息。江右商一把雨傘闖天下，充分利用老鄉關係了解市場，在這個方面江右商人做得很好。看準了市場，他們就不斤斤計較，動輒投入巨資，獲得的利潤十分可觀。會昌商人歐陽振鑾眼光犀利，很有氣魄。對市場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於胸中”，購物出貨，下手快而且準確，“不數年積累之厚甲於一邑”。下面還有一個小例子，說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場。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虧折，僅剩200 錢，欲尋短見。遇到一位同鄉，同鄉勸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場，就是200錢也可以東山再起。於是二人買了一批小孩玩具，同鄉勸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場賣，見大人就賣便宜一點，見抱著孩子的人就可以賣貴一點，商人依計而行，果然獲利而歸，打算第二天如法炮製。同鄉制止說：“此子所以折虧也。昨當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已漲矣。吾齊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5. 講究白手起家，從小業做起。“細伢子不要懶，大了可以做老闆”，“只有病死人，沒有累死人”。這些口頭語至今仍在南昌地區流傳，江右商大多數是白手起家。
6. 講究團結互助。在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中，商販們各有自己的資金、貨物，在經營上是完全獨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虧損或發生意外，則眾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載，高安人梁懋竹與二友同舟押運貨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盜持刀登舟，索取財物，梁懋竹將自己的錢財全給了他們。水盜又逼二友交錢，梁懋竹騙他們說，這是自己的兩個兄弟，水盜這才離去。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發現梁與二友是同舟的個體商販，當災難來臨時，他們相互包涵，儘量減少損失。江右商這種團結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商人中也是常見的。在合資貿易的商人小團體中，其特點是合資商人共同經營，雙方或數方相互承擔經濟上和道義上的責任。按照資金的多少分擔相應的權利和責任，這與我們今天的股份公司很類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資的商號非常重視倫理責任，如有合資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則會自願承擔無限的責任。南昌黃慶仁棧藥店，是一個老字號合資店，一方老闆去世後，其幼兒無法經營，整個藥店由另一方經營，直至該幼兒長大成人，店務又共同經營，此事一直在南昌傳為佳話。在壟斷性行業中，其特點是：“一個或幾個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的地域性商人集團壟斷某一地區一定行業的商品市場或原料市場，在這裡，萬壽宮倫理原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樹中藥行業有店號數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義生行等，還在外地設有分號。清後期，樟樹在外地的藥號大體按區域分為“西北號”和“廣浙號”，西北號專營川、陝、冀、豫等地所產的藥材，廣浙號專營兩廣、閩浙等沿海省份藥材。這種分工，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為避免樟樹藥商的內部爭奪而瓜分藥材原料市場，與外地藥商進行競爭，帶有一定的壟斷性。
7. 講究回報家族、家鄉。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譜、增置族田族產、救災賑荒、辦學助讀、建橋修路以及捐糧助餉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發展時期，家族作為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建祠修譜、置族產族田成為每戶家族成員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戶所必須承擔的義務。而且，這種義務承擔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江右商的標誌性建築——萬壽宮
遍布四方的江右商，只要具備了一定的財力，不約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萬壽宮。萬壽宮，就是“江西會館”，也叫“江西廟”，“江西同鄉館”，“豫章會館”。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江右商，只要有實力，都會建起這一江右商幫獨有的標誌。無論是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抱團還是獨行，都忘不了江西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許真君。有一些江右商人長期在外，甚至是幾代人都在外省生活、工作，他們之中有的人從沒有回過江西，也不會講江西話了，然而當地人還是把這些長期在外的江西商人和他們的子孫稱為江右商人，這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這個歷史的、民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現象值得探討。古時江西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幫自然會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敬仰那些為民除害、清正廉潔的英雄，而生性聰穎、治病救人、為官清廉的許真君，便受到百姓的愛戴。當時有民謠稱“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指許真君)活人，病無能為”。許真君死後，江西人為了紀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許仙祠”，自明初以來，在各省省會以及京都幾乎都建有萬壽宮，在全國城鄉可說是星羅棋布。天津的萬壽宮，建在鬧市區，其規模與南昌的萬壽宮不相軒輊。漢口的萬壽宮，是一個布局嚴謹、錯落有致的龐大建築群，其色彩之富麗，雕刻之精細，為南昌萬壽宮所不及，屬武漢鎮翹楚性建築。雲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緬邊境，萬壽宮比比皆是。就連贛閩交界，峰嵐如攢的邊遠山城長汀縣裡也有一座萬壽宮，抗日戰爭期間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門大學的臨時校舍。萬壽宮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個，北京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從明初的14所，到清光緒年間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會館的13%。萬壽宮是江右商幫的標誌，也是江右商幫財富與實力的象徵。萬壽宮既為旅外鄉人開展親善友好，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們議事與暫住的地方，壯觀、雄偉的萬壽宮建築顯示了江右商幫輝煌。 萬壽宮的功能具體來說，主要有：
（1）議事場所。調解、裁決紛爭。萬壽宮平時的事務主要是調解糾紛，幾乎每天都有兩三起，多則五六起。其主要功能有：排解商業糾紛，調解內部矛盾，旅景同鄉之間，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商業活動都會請會首到場作證，以避免不必要的商業糾紛。另外同鄉之間不可避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糾紛，如家庭姻親、財產繼承、鄰里不和、口角鬥毆等，矛盾激化時，便會求助會館首士做“和事佬”，即所謂“接茶”評理，是非得以分清，糾紛得以平息。排解商業糾紛，調解內部矛盾。同鄉之間，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商業活動都要請萬壽宮管事到 場作證，以避免商業矛盾激化。
（2）舉辦公益慈善事業場所。聯絡鄉親，團結和幫助來往本城鎮的同鄉，並為他們解決一些臨時性的困難。如對同鄉的失業者、流浪者或給以落腳之地，或資助返鄉路費，或幫助介紹職業，使其不至於流離失所，露宿街頭。古時不少地方的萬壽宮舉辦私塾和學校，為旅居當地的江右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這些事業的興辦為提高當地的文化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有的萬壽宮還設義渡、育嬰堂、養病所、修橋鋪路、施捨棺材等各種公益慈善事業。
（3）朝拜、祭祀場所。江右商的公祭活動主要在萬壽宮內舉行。江右商人宗教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朝拜”真君活動，萬壽宮定期舉行“朝拜”（也稱祭神）活動，“朝拜”活動儘管因地區差別有所不同，有的是由當地最大的萬壽宮統一舉辦，也有各行業、各姓氏分別舉辦，但在時間上是一致的，是在農曆八月初一至十五。“朝拜”活動是每個萬壽宮在一年中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活動。“朝拜”真君期間，各地江右商人都會以萬壽宮為舞台，捐款集資，迎請戲班子來萬壽宮進行匯演，農曆八月正式秋高氣爽的季節，農民們的農活也告一段落了，在最為熱鬧的商業街演出農民們喜愛觀看的戲劇，而且是免費的，當地的老百姓紛紛前來觀看。年年如此，已經形成了江右商人所在地萬壽宮的一大特色。魯迅也在《社戲》中描繪了少年時代在紹興觀看不花錢的露天戲的情況。
（4）商業中介所。景德鎮是以瓷業為中心城市，江右商在對溝通內外經濟、活躍物資交流、繁榮景德鎮瓷業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萬壽宮是景瓷與外界經濟聯繫的一條紐帶。
走南闖北的江右商人不管來到哪兒，都會去萬壽宮落腳，尋求幫助，交流信息。南昌商人到景德鎮，一般都會借住在萬壽宮內，否則將得不到旅居景德鎮的南昌商人幫助，還可能遭到同鄉的排擠。精明的商人不會為節省一點住宿費用而失去許多商業信息和可能得到的方便，對於商人來說信息就是金錢，為了獲得準確的信息，南昌商人一般是在萬壽宮中介人的幫助下下完成選購瓷器的。
（5）集資場所。筆者外祖父的哥哥常年在湖南洪江油號做經理，對洪江江右商的活動非常清楚。據他說在江右商內部的集資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搖會”的形式集資。這種形式一般要在萬壽宮內進行，需會首和半數以上的首士在場作證，還需發起人是江右商之中誠實可靠的商人，否則就不會有人願意參加搖會，那么“搖會”集資就會流產。大致經過如下：發起人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難，而且是暫時的困難，還必須是有償還能力的人。然後發起人事先需徵得幾個大戶人家的支持，把需要籌集錢款的總數確定下來，然後通過相互影響和聯繫，大致把人員講好，約好時間大家帶好錢款，在萬壽宮議事堂集中。發起人事先得準備瓜子、糕點和零食供與會人員食用。當人員到齊後，由萬壽宮的會首，即負責人宣布搖會集資的緣由，每一份的數額及總額，參加人員以及集資時間等問題，最後宣布發起人優先獲得第一會，其餘參加人員通過搖色子，按照點數大小，獲得第二會、第三會等依次排下來。搖會集資是沒有利息的，排在後面的人，作的貢獻較大，但也沒有牢騷可發。一般不會出現賴帳的情況，否則，這個人將成為眾矢之的，或更為嚴重的是在與這個城鎮有聯繫的江右商人中失去信用，站不住腳。
市場經濟回歸江右商再興起
江右商在長期的商貿實踐中，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創造了不少的財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江右商那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合共贏的協作精神，以義制利的儒商精神、潛心學藝的鑽研精神、童叟無欺的和諧精神、勇於排難的戰爭精神、穩紮穩打的務實精神、胸懷大志的進取精神。這都是江右賢才愛國之心、愛鄉之情的綜合反映，不僅飲譽鄉里，而且傳頌海內，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在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其中也包含著江右商幫創造中華最活躍的創業文化。比如瓷都、藥都的地名，記載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業文明，江右商幫稱雄於明清兩朝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創業精神和顯著業績。一個國家和地區企業家的數量多少，素質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水平和經濟競爭力。應該說，現在的江西人和過去的江西人沒有太大的變化，當年江右商所有的特點，現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備。現代的江西商人，有著比先輩們更開放的思想、更先進的理念、更開闊的眼界、更豐富的知識，更卓越的膽識、更無畏的氣概，而先輩們的勤勞和節儉、誠信和務實將成為溶入現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優秀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