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幫

福建商幫,簡稱閩商,即福建商人,一般說,應當包括海內外所有閩籍經商人士。

清末民初,民間有一句口頭禪:“官大看北京,錢多數福建。”這是對福建商幫曾經創造的輝煌的最好寫照。福建商幫,簡稱閩商,即福建商人,一般說,應當包括海內外所有閩籍經商人士。

商幫形成

《山海經》中記載:閩在海中。福建人與生俱來同海詳為伴,閩商的發展也與大海息息相關。相對於民風較為保守的北方和內地,閩南人更具開放和向外開拓的意識。傳統文化注重的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在閩南幾乎沒什麼影響力。
閩人經商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是從南朝末期開始,除進行國內的商業活動外,還與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有定期的商貿和海船往來。閩人的崇商意識發端於五代十國閩王王審知治閩期間,他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使之成為南北乃至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元代曾在泉州設“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使“泉州為世界最大港之一”。因閩地“負山環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剝削的苛重,閩人為了謀生而“輕生死”,從家鄉帶著絲綢、藥物、糖紙、瓷器、手工藝品等特產,搭上商船,從福州或泉州出發順著“海上絲綢之路”漂洋過海,運銷世界各地。有些商人因經商需求,開始定居異國他邦。長而久之、代代相傳,福建商人成為僑居國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人曾經這樣形容閩籍商人:“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華人;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閩人”。據統計,福建現有海外華僑1100多萬人,分布在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閩籍的港澳同胞約 120多萬人,閩籍台胞幾百萬人。這些閩籍華人資產存量估計超過3000億美元。他們經商有方,順勢有為,不斷積累財富,拓展商貿活動,商業資本十分活躍。
到了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閩商成為與晉商、徽商、粵商、浙商、滇商齊名的中國十大商幫之一。這時期,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就是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從地域而言,閩商又派生為福州、泉州、興化、延平、漳州、寧德等商幫。在這些商幫中,以福州和泉州最為重要,是閩商的傑出代表。從19世紀末至今,閩商中湧現出一大批可圈可點的領軍風雲人物。如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的陳嘉庚;被稱為“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有印尼華商、東南亞首富,集“麵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於一身的林紹良;被譽為“世界糖王”,後因香格里拉酒店而聞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馬來西亞郭氏集團總裁郭鶴年等。

幫派林立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所以福建人經商各有其特點、各有其門道、各有其不同的組織。如果以地緣來劃分,福建商人中最有影響的是閩南商幫、福州商幫、興化商幫。
閩南商幫在向海外貿易時形成了具有壟斷性質的海商集團。閩南商幫往往憑藉家族的勢力行商,並積極爭取得到官方和鄉族勢力的支持,如明末泉州的鄭芝龍海商集團依靠官府的支持,最終奪得東南海上的貿易大權。在向海外進行貿易時,閩南商幫也不放棄國內市場,閩南商幫利用與台灣隔海相望的優勢,基本上壟斷了對台貿易,如從宋代起,閩台貿易是在泉州港和台北港進行,明代拓展到漳州的月港、晉江的安平、惠安的獺窟、廈門附近的嵩嶼、浯嶼、曾厝和台灣的雞籠、淡水等地對渡。甲午戰爭後,廈台航線雖由日本專營,但常有內河小輪船在泉、漳一帶轉運對台物資。抗戰勝利後,在外地經商的閩南商幫憑著自身優勢參加對台貿易,如在上海經商的泉州人租用貨船,往返於泉州、廈門、上海、台灣之間。在對台貿易的閩南商幫中,經營的項目也有所側重,如泉州商人大多經營茶葉,龍海商人大多經營紙箱,惠安商人大多經營中藥材等。
福州商幫因其經營項目不同,幫派名目繁多,近現代時最多達200多個,如紙幫、木幫、油幫、茶幫、果子幫、錫青幫等,各幫都設有自己的辦事機構。其中資金最為雄厚的如茶幫,在福州有固定牌號的約40 余家,每家資金從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福州商幫善於根據對方需要組織貨源,如台灣漁民喜用茶子餅餵魚,福州商幫常從古田、閩清、永泰等地組織茶子餅等貨源到台灣,20世紀早期每年高達四、五千噸。
興化(莆仙)商幫僅次於閩南、福州商幫,在福建商幫中別有特色。興化商幫在莆仙地區形成了幾個繁榮的商業區,如涵江區曾被稱為“小香港”,經商者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興化商幫更善於向國內其他地方拓展,並形成其鮮明特點。據莆田市文史資料第二輯《興化商幫在福州》介紹,興化商幫在福州經營的特點有五:一是經營的業務廣泛,如南北貨、食糖、菸葉、棉布、鞭炮、桔餅等;二是開設錢莊,如仙遊林雲階、林阿貴開設天吉錢莊;三是組織運輸;四是行幫組織繁多,如經營南北貨的有“錦遠堂,經營食糖的有“聚星堂”,即製造桔餅的有“浚星堂”,煙幫有“加蘭堂”,經紀人有“壞遠堂”等;五是幫內活動頻繁,以此增加凝聚力,如慶贊、辦學、幫助同鄉處理疾病喪葬等。莆田商人在國內的延伸力極強,無論天山南北,長城內外,都可找到他們的蹤影。

經商理念

福建文化具有極強區域性。福建不同區域人的不同性格,對他們從商的理念產生了直接影響。如福州人生性謹慎,講究實效實惠,做每一件事要先估量一下有沒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對那種“豬宰白講價”(指豬宰好削毛後才講價,失去主動權)的沒把握之事,一般都慎之又慎。同屬福州文化區的鄰近幾個縣的商人,由於文化性格的差異,其成就也不一樣。如福清人善行賈,但福清人愛面子,場面上要講得過去,做生意賺了錢後,熱衷於搞排場、演戲、請客、辦酒席、蓋房子,而不是投入再創業。再如長樂人歷來有出海行商傳統,《長樂市志》稱“近海之民,走海如鷺。”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從長樂出發的,長樂人極富冒險精神,出海外成為一種時尚,即使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外討生活。
閩南文化區的商人因文化性格不同,在經商上也有很大差異。如泉南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特別晉江、石獅一帶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拚,老來無名聲”,“輸人不輸陣,輸陣番薯面”,“爭氣不爭財”,“三分本事七分膽”。不僅敢冒險還善於經商,有敏銳的商業頭腦,有著強烈的競爭意識。泉南人賺了錢後,不是存起來,而是馬上擴大經營規模。泉南人注重商業信譽,守條約,不失信,所以泉南商人中成大富翁的遠遠比其他幾個區域商人多。興化(莆仙)人雖素有經商傳統,但由於太節儉,放不開,故有 “神仙難賺莆仙錢”之說,興化商人認為苦是天經地義的,做生意不僅靠頭腦,還靠韌勁,有時為了推銷商品,硬是不順別人白眼能賺一分是一分,能賺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纏萬貫,也是一個錢當兩個錢用,與隔壁晉江、石獅一帶商人一擲千金的豪舉有著天壤之別。興化商人對外界保持一定警覺,往往喜歡生活在老鄉的圈子裡,在外時很“抱團”,只要一個興化人有事,大家都會挺身而出。

三山會館

明清以來,由於統治者推行閉關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將主要的目標轉向國內市場的開拓,活躍在當時中國許多重要的城市和商業口岸。相應地他們也在這些城鎮和口岸建立了自己的會館,至今在上海南浦大橋附近眾多高大樓群間,還有這么一座外表並不起眼的低矮建築,名為“三山會館”。它是公元1897年在上海經營果桔生意的福建商人投資興建的。明清時期福建商幫會館遍及全國13個省市,其中確切可考且又直接以會館或公所為名的就達3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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