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從實力上來看可以與山西商幫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於南宋(1127年-1279年)，發展於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們往往是官、商一體。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 修路橋、會館，以榮宗祖，壯大勢力；特別熱衷於興院，開學堂，辦試館，培養封建人才，鞏固宗法統治。明、清時，徽州名臣學者輩出，僅僅有五個小縣城的進士（中國古代考試中的一個級別）就有2018人，而歙縣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出現過“連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為“尚書”（一種朝廷里的官職）、兄弟兩個一起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詩書禮儀之風，培育了競相怒放的徽學之花，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鹽商
徽人常說：“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足見徽商對經營鹽業十分重視。明初規定，鹽商必須赴邊塞納糧，由官府酬給鹽引，商人持引方可支鹽行銷。這種制度謂之“開中法”。 那時，由於徽州距邊塞太遠，徽商納糧辦引的活動敵不過山西、陝西商人的競爭，所在鹽業經營中還不能居於優勢。明朝中葉，開中法逐漸廢弛。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為支鹽行銷。於是鹽商中遂有邊商、內商之分。邊商專門納糧辦引，內商專門買引銷鹽。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實行了開中折色制度；商人向鹽運司交納現銀即可辦引銷鹽。這些變化使行鹽的商人可免赴邊納糧之苦，給徽商經營鹽業帶來方便。所以從這以後，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兩淮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競趨逐利的地方。
嘉靖、萬曆時，徽州的黃、汪、吳諸族在揚州業鹽致富的人很多。他們擁資多達數十萬以至百萬，且以“鹽策祭酒甲天下”而名聞海內。這時山、陝商人雖也紛紛改邊商為內商，奔赴揚州與徽人爭利，但他們遠離故土，力不從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於徽商之下了。萬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為疏銷積引，推行綱法，規定將鹽場商人所持舊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聽商人據綱冊為窩本。 每年派行新引時，都以綱冊所載各商持引原數為依據，冊上無名者不得參加。其他鹽場的做法大體與此類似。當時徽商在綱冊上已占優勢，於是隨著綱法的依靠， 他們把持兩淮鹽利的特權便固定下來。所以從這時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餘年中，可以說是徽州鹽商的極盛時代。這時在揚州的徽鹽商中，繼黃、汪、吳數姓而興者又有江、程、徐、鄭、曹、宋、鮑、葉諸族。他們或為場商，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賣給運商。 他們利用貸本取利、壓價收鹽等手段盤肅灶戶。有的場商還招募鹽丁，自行生產，牟取厚利。運商則專事辦引銷鹽。他們以極低的場價購買食鹽，運至銷鹽口岸高價發賣，獲利最大。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徽商憑恃其雄厚財力，把該地行鹽的權利控制在自己手裡，使之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的財源。
當時支商這中又有總商與散商之別。總商是由官府指派的鹽商首領，一般由資重引多，辦事幹練充任。每年征課辦引時，都以散商分隸於各總商的名下，由總商督征鹽課，查禁私鹽。朝廷有關鹽政大計也每與總商協商。總商的這種半官半商身分，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牟利機會。他們或夾帶私鹽，牟取暴利；或放貸資本，盤剝散商； 或以聚資捐輸為名，中飽私囊。所以充任總商的人，沒有一個不大發橫財的。清代揚州的八大總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時，徽人汪應庚、汪廷璋、江春、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總商。江春為兩淮總商前後達40餘年。他多次率領眾商捐資助賑、助餉。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鋪張，徘徊接駕。清廷對他也屢賜宴賞，優禮有加並授以布政使之銜。有一次還特撥帑銀30 萬兩，以供他周轉資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現象，充分反映了徽鹽商的財雄勢大。
糧商
徽州山多田少，糧食不足，不得不仰給於四方。自唐宋以來，徽人就重視經營糧食貿易。但那時徽州糧商的活動主要是將外地糧食販入徽州，其規模還不算大。
明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糧食反而不能自給，必須依賴長江中上游的接濟。於是慣為糧商的徽人便迅速擴大了他們的經營規模，一躍而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了。《古今小說》中曾描寫萬曆時，徽陳商以二三千兩銀子作本， 每年從襄陽販過豆米至楓橋鎮發賣的故事。這表明，當時在徽商中這種有固定販運路線的專業糧商已經大有人在了。
萬曆初，蘇州發生災荒，採購糧食的商船雲集於江西，而其中“徽人尤眾”。萬曆四十八年（1620）蘇州糧價大漲，饑民強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彈壓，激起了上萬人的鬧衙事件，差一點釀成大亂。這兩件表明當時從上江販糧東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蘇州囤積糧食待價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後，蘇浙福建等處糧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廣地區的稻米生產也大有發展。雍正以後，四川又成了一個重要的商品糧供給地。在這種形勢下，徽州糧商的經營規模進一步擴大了。乾隆時，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川米沿江東下，適逢漢陽發生災荒，他就在該地一下子拋售川米數萬石。
許多徽鹽商也兼營糧食貿易。他們的鹽船在漢口卸貨之後，往往把糧食作為回頭貨，滿載而歸。當時鹽船販糧的多寡，直接影響著湖廣糧價的漲落。康熙四十七年（1708）， 鹽商江楚吉等稟報官府，自願從江西、湖廣運米至江蘇“平糶”。巡鹽御史李煦為防止他們採購糧食引起江楚地方糧價上漲， 只許他們以銷鹽所得銀兩的十分之一購米東運。 雍正八年（1730）， 鹽商黃德光曾奏請領運湖廣常平倉積壓的陳糧30萬石，隨時隨地發賣。他們販運規模之大可一斑。
布商
早在明朝成化年間就有人說：“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足見那時盛產棉布的松江，已經成了徽人競趨逐利之場，棉布顯然已成為徽商經營的重要商品了。
嘉靖、萬曆以後，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進一步活躍起來。蘇浙盛產棉布的城鎮，幾乎無一不是徽州布商輳集之處。他們或持有少量資本走街串巷，從農家織婦手中零星收購棉布；或開設牙行、布莊，把持市場壓價收布。明末嘉定縣錢門塘市居民丁娘子善於紡織，所織之布，細密柔軟，質地精良。有一徽商在其里中賃屋居住，收購這種布，行銷四方，深受用戶歡迎。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 從此錢門塘布也就成為徽商手中的暢銷貨。
清代在蘇州開設色布字號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鎮上開設布莊，自行收布。如嘉定縣外岡鎮所產岡尖最宜染色，“蘇郡布商多在鎮開莊收買”。南翔鎮所產之布厚實耐用，“布商各字號俱在鎮，鑒擇尤精”。 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號老闆，又是開設棉布牙行的經紀。他們的“字號在松，發賣在蘇，且牙行亦多居松”。徽商吳輿藩在松江開設富有字號，同時又設立許多收布的門市部。他們在收布活動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縱價格，把持市場為自己收購價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謂之“花布行”。如無錫就有許多徽商從事這種活動。他們以不等價的交換，賤價收布，運往北方發賣，獲利甚厚。所以徽商把無錫視為利藪，稱之為“布馬頭”。徽商還是江南棉布染踹加工業的主要經營者。前已述及，清代在蘇州、松江的數十家公布字號大都是徽商經營的。
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許多徽商開設的字號。他們染色技術極精，又能選用上等的布料和顏料，所以染出的布鮮妍可愛，色澤宜人。他們為了提高信譽，擴大銷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以防假冒。 康熙時，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他暗中賄賂縫工為他的產品作宣傳，益美的聲譽大起，一年之內售布竟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貨。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他們通過運河把江南棉布運往北方銷售。當時運河一線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臨清等處，都有許多徽州布商從事販運活動。康熙時，徽商話定五等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場開設日成祥布店。該店從南方字號中提貨運往北京發賣，然後把銀子利用會票陸續況往南方償付貨價。其中有一次匯兌的銀子就達三千兩，足夠償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貨價。
還有許多“徽蘇閩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貨物海運至遼東、山東、淮揚等處銷售。當時長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場，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載米東下，貿布而歸。安徽的蕪湖，樅陽以及和縣的運漕鎮都是進行米布貿易的重要場所。這些地方的米布貿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間。明末清初，家產百萬徽商吳逸公就曾“為米布於運漕”。
茶商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以休歙所產的松羅茶最受消費者的歡迎。宋元以來，徽就已開展以茶易米的活動，以補當地糧食的不足。明清時期，徽州茶葉的銷售大增。於是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徽人中也出現了不少“世守其業”的專業茶商。
歙人許承堯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統年間，就已遠赴居庸關從事販茶活動了。此後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趨活躍。清朝乾隆時，徽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中，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浙江烏青鎮的茶葉店幾乎全是徽商開設的。為了擴大貨源，徽商底盤在外省他鄉採購茶葉。清朝在江西發放茶引，徵收茶課的事務大部分都交由徽商辦理。
明清時期繼續推行“以茶治邊”的政策。為了嚴格管制四川、陝西、甘肅等地茶葉的產、運、銷，官府實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邊塞交納銀米而酬給茶引，或令人運茶至茶馬司，以一部分納官，另一部分歸商人自賣。徽商在這種中茶活動中也十分活躍。明末歙人汪伯齡就曾貸資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不久成了大富商。 他家“坐客日集百餘曹，四座常滿。推牛結客以為常”。清朝康熙時，歙人李遴入川販茶，後來成茶商首領，眾商納課辦引都由他統一辦理。
明清時期，茶葉還是一種重要的出口貨物。 廣州外商採購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羅茶。相傳徽州茶葉向為廣州行商所輕視。清朝嘉道時，廣州人張殿銓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建議他們改進制茶技術。後來殿銓在廣州城西十三行街開設隆記茶行，專收皖南綠茶，果然受到外商歡迎。從此，皖南綠茶暢銷海外， 殿銓本人也成了百萬富翁。隨著徽州茶葉外銷量的增加，徽人販茶入粵者也越來越多。道光二年（1822），廣州發生一場火災，許多徽商的茶葉化為灰燼。婺源茶商詹世鸞為了資助受災者還鄉的路費，總計用銀不下萬兩。長期以來，徽商都是經由江西內地投茶入粵的， 由於茶葉外銷量增加，這條運輸路線既費時又費力，於是許多“閩、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販運茶葉。清政府為防止商人“夾帶貨物私賣”，乃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下令，禁止“出洋販運”。這條法令表明，當時由海道運茶的徽商已經大有人在了。
木商
徽州山區盛產杉木，早在南宋時期徽人就已從事木材貿易了。他們每於冬季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節河水漲泛的時候，便利用水力運載出山，或由青弋江運至蕪湖，或由新安江運至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東北），然後轉銷各地。明清時期，這種經營方式雖然繼續進行，但由於蘇浙地區經濟的發展，徽州所產的木材已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了。於是習於經營木材貿易的徽人便遠赴江西、湖廣、四川開拓新的貨源，擴大木材販運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以徽州婺源人最為活躍。他們以南京的上新河作為經營貿易的中心，利用長江水運之便，把上游的木材運集於此，然後分銷蘇浙或北方各地。
湘西沅江上游所產的辰杉，材質優良，銷路極廣。在這裡辦貨的商人中以徽商資本最為雄厚。為了搜求良木，有些徽商還溯沅江而上，深入到貴州的深山老林之中。 在沅江流進洞庭湖的入口處， 有個德山鎮，是湘西木材外運的必經之地。鎮上徽商往來不絕，長年聚集在這裡的徽州運夫就不下數千人。
四川建昌衛（治所在今西昌）所產抬山，剖成木板，花紋極為可愛，又有千年古木名曰“雙連”，都是難得的暢銷貨。有許多商人雇募人夫入山採伐，將木材投入河中，沿金沙江漂流而下，進入長江之後，始紮成木，運往南京。在這裡活動的商人中有不少就是徽人。明末歙人許朴“西涉夜郎、邛筍之境”，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供銷僂扳崖谷，行冰雪中”，為的就是尋求木材。他轉運到蕪湖的沙板，僅被人盜賣者已值銀百兩。歙人程之藩少時隨其父入蜀經商，後來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轄地伐木販賣，役夫常達數百人。
杭州也是一個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朝乾隆時，徽州木商在候潮門外創立木業公所，藉以維護徽州同行人的利益。他們在錢塘江畔用於停靠木筏堆放木材的場地達3600餘畝。杭州的木材除來自徽州者外，還有不少來自浙西山區。衢州府的開化等縣，民多種植杉木，杉木成材後，賣給徽商，由徽商募人採伐，運銷於蘇杭。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躍。明朝萬曆時，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坤寧二宮之機，賄賂權貴，營求採辦“皇木”16萬株的證件，企圖藉此規避關稅錢五六萬兩。這個圖謀雖未實現，但他們經營規模之大已可窺一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