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武夷山摩崖石刻作為武夷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逞秀於千崖萬壑之間,鑿刻於溪礁洲石之上。據舊志記載,最早在山中題刻留名的是東晉的郭璞,從此留下題讖石的景名,據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此後,代代相繼,題刻不輟,至今尚可辨析的有近400幅(不含坊刻、碑刻),主要分布於九曲溪沿岸及雲窩、天游峰、大王峰、一線天、水簾洞、桃源洞等景點。朝代宋、元、明、清、民國不斷,文體詩、詞、歌、賦、遊記都有,書法篆、隸、楷、行、草俱全。有的言簡意賅,直抒胸懷;有的寓意深奧、給人啟迪。有數里可見的擘窠巨刻,有字小如拇的精雕細描;有洋洋千言的長篇紀文,有畫龍點睛的一字之題。匯成內容豐富的文化走廊,為名山增添無限光彩。
石刻介紹
1、朱熹題刻 楷書,宋淳熙二年(1175)鐫於六曲溪南的響聲岩。東向,豎書18行。幅面(高×寬,下同)57×410厘米,每字19×19厘米,距地高度(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190厘米。
題刻全文:何叔京、朱仲晦、連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呂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張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註:“徐文臣”舊志作“徐宋臣”。
作者簡介:朱熹,南宋理學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號晦翁、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福建尤溪縣。曾歷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累官知南康軍、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讀,卒贈太師,封信國公。朱熹學識淵博,通儒、釋、道大義,與張、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在宋儒中影響最著。主要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等。朱熹一生與武夷山結下不解之緣,在武夷山生活、授徒、著述長達40餘年。淳熙十年(1183,建武夷精舍(後世改稱紫陽書院、武夷書院於五曲隱屏峰下。雲集四方士子講學授徒,招徠眾多的知名學者,相繼在九曲溪的兩岸,構建書堂、學館、山房。一時武夷山盛名遠播,成為華夏的文化名山。他在講學授徒、著書立說之餘,還遍游武夷全山風景,寫下大量詩歌,《九曲棹歌》至今膾炙人口,還在山中留下許多的摩崖石刻。偕游武夷山的領銜者為邵武理學家何鎬(字叔京),曾任湖南善化縣令。逝世後朱熹為之撰墓志銘;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朱熹的第一門徒,學者稱西山先生,去世後謚“文節”,子蔡沈、孫蔡抗、曾孫蔡公亮都曾在武夷山留下摩崖石刻;呂祖謙(字伯恭),浙江理學家,朱熹學友,歷官博士、國史院編修、著作郎,卒謚“成”。曾與朱熹講學於武夷最久;范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朱熹遊學;潘景愈(字叔昌),浙東學派理學家,陪同呂祖謙來訪朱熹;連崧(字嵩卿),邵武學者,朱熹弟子;詹體仁(字元善,一度隨舅姓張),崇安學者,朱熹弟子。
內容淺釋:紀游題刻。朱熹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率學友、弟子等人,偕同浙東派學者呂祖謙師徒前往與崇安縣毗鄰的江西鉛山縣鵝湖寺,同江西派學者陸九齡、陸九淵兄弟進行學術論辯,這就是哲學史上有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學派(以朱熹為代表)同主觀唯心主義學派(以陸氏兄弟為代表)的一場大辯論,史稱“鵝湖論辯”。行前,朱熹、呂祖謙偕同學友、門生等遊覽武夷山,並勒石紀游。
2、朱熹題刻 楷體,南宋淳熙五年(1178)鐫於六曲溪南之響聲岩。東向,豎書6行。幅面170×210厘米,大字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
題刻全文: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劉彥集岳卿、純叟,廖子晦,朱仲晦來。
註:民國《福建通志》、《崇安縣新志》俱載有“晦翁”二字款識,實地看似無。
作者簡介:朱熹,詳見岩刻(1)。同游者劉岳卿名劉甫,崇安人,抗金將領劉衡之子,遵父囑終身不仕,隱於武夷山水簾洞,朱熹與蔡元定等常到水簾洞共探理學奧義,逝世後,人們在水簾洞建三賢祠,祀劉子、劉甫、朱熹三賢。廖子晦名德明、順昌人,朱熹弟子;劉純叟名堯夫,撫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內容淺釋:紀游題刻。記錄了朱熹與理學摯友、門徒頻繁交往,切磋磨礪的情況。
武夷山
武夷山地處中國福建省西北部,地理坐標為:北緯27°32′36″~27°55′15″;東經117°24′12″~118°02′50″,總面積99975ha。根據區內資源的不同特徵,將全區劃分為西部生物多樣性、中部九曲溪生態、東部自然與文化景觀以及城村閩越王城遺址等4個保護區。核心面積63575公頃,核心次面積36400公頃,同時,劃定了外圍保護地帶--緩衝區,面積27888公頃。
武夷山西部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地區,分布著世界同緯度帶現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積最大的中亞熱帶原生性森林生態系統;東部山與水完美結合,人文與自然有機相融,以秀水、奇峰、幽谷、險壑等諸多美景、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眾多的文物古蹟而享有盛譽;中部是聯繫東西部並涵養九曲溪水源,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重要區域。
曲折縈迴的九曲溪貫穿于丹崖群峰之間,如玉帶串珍珠,將36峰、99岩連為一體。山臨水而立,水繞山而行,峰岩高低、河床寬窄、曲率大小、水流急緩、視域大小、視角仰俯等都達到絕妙的程度,構成"一溪貫群山,兩岩列仙岫"的獨特美景,溪光山色中溶注了中國傳統的詩情畫意和美學意境。登山可覽碧水清溪,涉水能看奇峰異石,乘一葉古樸的竹筏順溪而下,可賞奇拔秀偉、千姿百態、爭奇鬥妍的形象美;可品泉歌鳥鳴、浪擊輕舟、篙點褐石、綠樹紅花的色彩美;可看流水游魚、浮雲飛鳥、艄公遊人的動態美;可睹雲繞山嶂、霧鎖峰腰、雨罩群峰的朦朧美,身臨秀色美景,猶如漫步奇幻百出的山水畫廊,聆聽豐富有變奏的交響樂章,欣賞韻味獨特的瑤池歌舞,品味韻律有致的美麗詩篇,如痴如醉,飄飄欲仙。這是武夷山自然景觀的精華,堪稱世界一絕。
文化氣息
大自然賜予了武夷山獨特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吸引了歷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將在山中或遊覽、或隱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後繼,你來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們的性情,啟迪了人們的智慧,人類的活動傳播,發展了武夷山,為自然山水增輝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駐足在九曲溪兩岸留下眾多的文化遺存:有高懸崖壁數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處;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鴻儒大雅的書院遺址35處;有堪稱為中國古書法藝術寶庫的歷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鄉民保護武夷山水和動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宮觀寺廟及遺址60餘處。這些遺存星羅棋布,如璀璨的寶石,鑲嵌於武夷山的溪畔山澗、峰麓山巔、岩穴崖壁,將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勞動融於自然山水之間,為武夷山增添了濃郁的文化氣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給人以渾然天成的和諧美感。這在中國的諸多景觀中是極為罕見的。
學術價值
武夷山作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澱和豐富的文化意蘊,而這一切都能通過鐫刻於碧水丹山之間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動、形象、直觀的體現。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豐富的文化內涵,正確的解讀方法非常重要。而正確的解讀方法又是建立在對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整體把握之上。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對武夷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點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其次還要深入山中,對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實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在整體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基礎上,確立一套科學的解讀方法。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駕馭群臣的權術,亦非研究帝王開疆拓土的韜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國安邦的治術,而是研究歷代帝王對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極大地推動了武夷文化的發展。如“朱子理學”被確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後,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學因此而贏得了更大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為“道南理窟”。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從被漢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後,歷代沿襲不絕。明代以後,每年中秋,地方官吏進山祭祀,亦延為傳統。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道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譽為“洞天仙府”。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歷史上曾被閩王王延鈞禮為王師。清初的鐵華上人也曾貴為帝師,入京為康熙大帝說法。扣冰古佛、馬祖道一禪師、道謙禪師等在宋釋普濟撰著的記載佛法傳授譜系的《五燈會元》里都有其長篇傳記,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賜匾。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佛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贏得了“佛國僧鄉”和佛教“華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歷史文化”亦非按照時間順序,對武夷山的歷史文化進行系統研究,而是從摩崖石刻解讀的歷史背景出發,對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經歷、人格個性、人生遭際、政治功績、學術思想等進行史海鉤沉式的研究,這無疑有助於對摩崖石刻內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