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方苞（1668-1749）撰。方氏為學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為“桐城派”之初祖。是書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意，貫穿全文，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分類排比。為篇四個。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征，《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須量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原本、改本並存此一條。《左傳》寧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文、寧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衍出奔齊”。其為是否為孔子所改，已不可定。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萬是失卻不修《春秋》，著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所記、仲尼所以筆削者，便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以不得見魯史無從辨別為憾。方苞於二千餘載之後，欲判定魯史原文和孔子筆削之跡，立意價值正大，然實難以稽察，所立考見，亦不過據文臆說，未足為信。惟其掃公、□穿鑿之說，滌孫、胡鍥溥之見，自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僅次於元代之吳澄。
有《望溪全集》本、《四庫全書》本。
原文選載
春秋通論序(前闕)書之旨亦隱而弗彰，不亦過與!妄夫目春秋為朝報，而春秋隱；愚夫尊之過高、求之過深，而春秋愈隱。然則春秋一經，有不亡於妄且愚之目者幾希！故諸經之亡，皆亡於傳注，而春秋為尤甚。何則?一經而有三傳焉，又多乎哉！彼三傳者，皆漢以上之書也，今之學春秋者，有離於三傳者乎?有不求三傳之異同，即以為畢春秋之能事者乎?愚謂不必求其異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傳之異同者，事也，其是非，則心也，事可異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亂。公羊、穀梁闇於大義，紕繆滋多，不足深論，左氏書雖後出，事若先成，舉世見其鑿鑿，率不敢於非議，間有卓識之士摘取而議之者，然終不出其範圍，仍就其事以為論，而時形已見，方疑而忽信，此違而彼從，吾未見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鹹有，是則終是，非則終非，未有兩岐於是與非之間者。嘗考其書，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論，若其解經之語，大半紕繆，與公、谷等而其敘事惟富，於文辭浮誇是尚，亦多失實，非果親見當時策書而受經於聖人者。是以學者必宜舍傳以從經，不可舍經而從傳。韓昌黎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當時有鄒、夾二氏，故言五傳，今不傳。誠哉是言也。?自三傳作俑以來，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書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後起俗字，執此一字以說春秋，先已誤矣，而謂孔子嘗執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執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據其所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舊史以取其義，不過數大端，而其事已畢，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嘗屑屑焉如經生家著一書、執一例以從事哉?嗚呼!自例之一字興，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無不以孔子自命矣。豈惟「惟」，中研本作「為」，今據北圖本改。王與朱，執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戶戶有春秋矣，又何難焉！若夫常事不書之說，實起於公羊，而唐宋諸解經者靡不奉為龜鑑。夫以為常事不書，則春秋所書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禮也、非法也，非禮非法必皆譏皆貶也，於是明明得禮者必以為非禮，明明合法者必以為非法，深文羅織，罔顧是非，每條必砌成罪案，使孔子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為刑書，為謗帖。嗟乎!誰毀誰譽之謂何，而誣聖人至是哉!由是豎儒自不知書，錯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孔子假南面之權，行賞罰之典，黜陟諸侯，進退百職，以匹夫而為天子，雖以天子之尊，亦不難貶而削之，是亂臣賊子孔子躬實自蹈，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臣賊子乎?誣聖滅經，罪大惡極。不知「春秋天子之事」雲者，以其主於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國以該天下，猶曰「天子之事，非諸侯之事也」云爾。錯解孟子一語，以致錯亂孔子全經，則又三傳之流弊至此為已極也。予用是發憤從事茲經，大破三傳積習，而後起之邪說悉屏弗論，獨摘孟子中所述「則丘竊取」之言反覆深思，求其「取義」所在。此從來諸儒所略而弗道者，雖以蠡測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雲。次之則為「書法」。「書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與「常事不書」二者為說，安在其為「書法」也。蓋「書法」雖不同於「取義」，亦必斷自聖衷，出自聖筆，學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別孔子之新意與魯史之舊文，加諸標識，無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過深，震驚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疇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諸傳而究遺經者，吾目中未見其書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編，不知有左，何論公、谷。全經前後起應，首尾貫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當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經之戾辭，而亦何藉其敘事之瑣語邪!孤行一經，實自予始，質諸聖人，諒可無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