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由李銀河編選的王小波雜文集《思維的樂趣》展示給我們的正是一座巍然屹立於戲謔的笑容和令人
《思維的樂趣》圖書信息
書名：思維的樂趣
作者：王小波
出版時間：2010年04月
ISBN：9787300118307
開本：16開
定價：22.80元
內容簡介
作為一個自由人文主義者，王小波終其一生思考著並快樂著。他以自身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為重要礦藏，用雜文以獨有的調侃的筆調完成了對自由和理性的反思和書寫。由李銀河編選的王小波雜文集《思維的樂趣》展示給我們的正是一座巍然屹立於戲謔的笑容和令人會心而戰慄的幽默之後的智性的迷宮，並讓我們在真切地體會到思維給人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快樂的同時，從他那裡學會如何去獨立而自由地思考。
作品介紹
《沉默的大多數》是中國作家王小波（1952年—1997年）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東方》雜誌的雜文，並於1997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作者在該作品中傾注了其對中國民眾命運的關注，以反諷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從一個輕鬆的角度來解構身邊複雜的事態。
王小波是當代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之一。1997年4月11日，正值他創作巔峰之時卻因心臟病突發英年早逝，留給讀者無盡的惋惜和懷念。然而，他的提供的文本的價值不僅沒有因他的離去而失色，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亦顯現。他創造的文學與美，像一束強光，透過時間的阻隔，啟迪了廣大青年的心靈。
《思維的樂趣》為了紀念這位不朽作家離世十周年，將他的作品系統、全面地提供給讀者，我們根據王小波夫人李銀河的授權，獨家首次編輯出版《王小波全集》。為編輯《王小波全集》我們參考了過去出版的王小波作品的各種版本，特別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版本。根據作品的形式和字數的多少，我們將《王小波全集》分為十卷，每卷都以平裝和精裝珍藏版兩種裝幀形式出版。第一卷、第二卷為雜文。王小波留下的35萬字的雜文曾以《思維的樂趣》和《我的精神家園》兩個集子出版過。199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又以《沉默的大多數》為書名將這些文字全部收入其中。這次，我們在第一卷中收入了《思維的樂趣》中的全部作品，另外還收入了個別這些集子中沒有收入的作品。
本書作者以自身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為重要礦藏，用雜文以獨有的調侃的筆調完成了對自由與理性的反思與書寫，讓讀者在真切體會到思維給人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快樂的同時，學會如何去獨立而自由地思考。
《思維的樂趣》講的不是樂趣，而更多是時代與政治環境帶來的思維的恐慌與孤獨。茨威格的《象棋》還沒有把孤獨寫得盡意。插隊年代裡“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這種反思的境界，正是王小波的力度所在。在那個年代裡，思是件充滿恐慌與致命孤獨的事。要么是不能跳出桎梏思考，要么是走出來，卻看不到可以對話的偉大心靈，空蕩蕩的，被孤獨淹沒。
作者簡介
王小波（1952~1997年）當代著名學者、作家。l952年5月13日生於北京，l968年去雲南插隊，197
《思維的樂趣》內容摘錄
1.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是會回來的。
2.智慧永遠指向虛無之境，從虛無中生出知識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現時、現事和現在的人。
3.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4.計算機科學的奠基人圖靈先生是個同性戀者，敗露後自殺了，死時正在有作為的年齡。據說柴可夫斯基也是這樣死的。
5.中國哪些人學識淵博，有獨立見解？
6.維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7.虛偽從來就比暴力好得多。
圖書目錄
沉默的大多數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刺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極端體驗
洋鬼子與辜鴻銘
我看國學
智慧與國學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百姓·洋人·官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人性的逆轉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關天圓地方
優越感種種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肚子裡的戰爭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椰子樹與平等
思想和害臊
體驗生活
皇帝做習題
拒絕恭維
關於崇高
謙卑學習班
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
聯考經歷
盛裝舞步
有關“錯誤的故事”
迷信與邪門書
科學與邪道
科學的美好
生命科學與騙術
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的精神家園
文章原文
《思維的樂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樣子越來越糟。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里，再沒有誰比他們更使我痛苦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請示，晚匯報，如有閒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鬱鬱寡歡。象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充分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么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么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裡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里，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裡，只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文化革命之後，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的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裡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一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裡描寫得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
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一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淫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里。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乾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構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象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一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在我的同學裡，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象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一位達到這樣的級別。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么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裡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裡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個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裡，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拿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裡。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慧型，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麼需要幫助；其次還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捨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許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裡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象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恆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法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倖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么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慧型活動里，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滔滔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安這江河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裡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里，他也會因複雜的管理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裡遇到了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相關評論
思維能夠導引你的人格獨立，然而，人的自我獨立意識越是自覺和清醒，也就越是無需期待和依靠英雄對他的庇護，因為他自認為有能力拓展自我價值。由於有了獨立的自我意識，因而就對外界的任何壓抑和障礙越發敏感，對別人的獨立價值也越容易形成一種威脅感和嫉妒感。有意思的是，當思索的人們越是識到自己的獨立和不需別人的庇護時，就越是感到喪失任何庇護的悲哀和脆弱——無所依傍和無足輕重的煩惱時時襲擾。思維的樂趣導致自我發現——自我崇拜，而又自我鄙夷——自我茫然的雙重心態。
《思維的樂趣》書中第一部分寫在農村插隊時，帶去的一本奧維德的《變型記》被隊里的人傳來看去，弄得不成形，最後被人看沒了。那知青插隊的時候，物質生活得不到滿足還是其次，最大的痛苦還是精神上沒有寄託。人們的頭腦里被塞滿了革命思想，沒有任何“閒書”的一席之地思想被禁錮的程度可想而知，還哪來的樂趣。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么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而連學習的機會也沒有，那快樂也就隨之泯滅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們除了“享受”毛澤東思想，就別無選擇。有些“不耐寂寞”的人看一些或寫一些別的思想的書，就會被立馬揪出來批鬥，遊街，而有知識的人更是首當其衝。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沒能體會到思想的樂趣，反而是恐慌。而它的後遺症是使現在社會上的人敢怒不敢言。
第二部分一個學者如果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就失去了起碼的樂趣，即使證出了某某定理，也不能平衡他失去的樂趣。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里，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乾一樣的活，在加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看，看到聽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的程度，作者對此寄予很大的同情。而這些人就是被剝奪了“有趣”的人。生活真得應該參差多態，否則腦子裡一味是些機械的，呆滯的東西，社會如何向前發展。無論是科學，藝術還是別的東西最終都會給我們帶來省身心上或思想上的樂趣。而“文革”把這一切都摧毀了。
第三部分讀了這段後，十分贊同作者的觀點。頭腦是自己的，無須他人灌輸所謂境界高尚的思想；人是善與惡的綜合體，善與惡為一，就像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條路，沒有惡哪來善。知識雖然可以給人帶來樂趣，但如果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我們學習知識，是在學的過程中細嚼慢咽，感受其中的樂趣，如果囫圇吞棗，那還能嘗到什麼滋味？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學習，根本不是為了從知識中獲得樂趣而學習，完全是為了考試，為了文憑，為了讓我們身上塗上一層文化外衣而學習的。為此，作者寄予了很大的同情。還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所以就不斷往我們的頭腦中灌輸善良的思想。畢竟善良而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因此作者寧可下地獄也不同願擔負起灌輸的任務。
第四部分作者認為愚蠢是極大的痛苦，以愚蠢教人那時善良的人所犯下的最大的罪孽。我認為作者好象把愚蠢當作了善良，而把思考動腦筋當作了不善良。但作者褒“不善良”貶“善良”。古代的君王為了鞏固統治，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讓老百姓愚昧，怯弱，對此稱之為良民。而若有一個提出反對意見或改良方法，大多會背上叛逆的罪名。致使國家或社會失去了許多發展的機會。以前看到過這么一個故事，老師問雪融化後是什麼，甲回答是水，老師打了個紅勾；乙回答是春，被大上一個叉叉。由此可見，我們隨著傳統的思想下去，後果會使什麼。
第五部分在這一段我發現作者是一個喜歡新奇，有趣的人。如果終極真理被發現，人們就只能依據這些真理作出價值的判斷。而這樣的生活也沒有樂趣可言了。但畢竟時世會造英雄，當有人思考的很多，或成為思維的精英後，總有人喜歡插槓進去。誠然，若沒有這些人，前景當然十分美好，但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但也因為有這些人，才會有阻力，才使我們更多的思考，體驗更多的樂趣。
王小波作品
| 大學裡曾流傳一句話：“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王小波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贏得了無數讀者的青睞，無論花季還是老年，都能從他的文字中收穫智慧和超然。王小波用他短暫的生命給世間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有人欣賞他雜文的譏誚反諷，有人享受他小說的天馬行空，有人讚揚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獨行。在這些表象的背後，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是對自由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