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釋義
中國有幾個合格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指運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測、提問以及回答有關各種不同思想問題的人士。智力勞動者的統稱。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識分子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中產階級”的主體。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套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1)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四大勞動者之一：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專業技術勞動者。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
2)知識分子是古代讀書人，或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讀書人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帝）分憂，為民請願，並且皇帝也確實會禮遇和尊重他們。從這個角度，現代中國社會已無知識分子。
3)現代社會仍然有喜歡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識分子為敬語的習慣，一般指學歷較高、讀書較多的人。
4)知識分子的別名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文革及以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低下。
5)黨外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指在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中具有較高程度文化專業知識，並以創造、積累、傳播文化專業知識為專門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是社會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不普及而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一個社會腦力勞動者階層。
定義概念
知識分子新年茶話會一般說來，現代關於知識分子有三種定義。
第一種定義是指以從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職業為主的人士；
第二種定義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是指從事教學、律師、新聞等職業的人員，這種定義在中國比較流行；
第三種定義指文化知識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藝術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獲得某種話語權，從而能夠以這種話語權影響公眾和其它事物的人士。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年在中國推出的一個概念，其標準為：
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條目補充
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範疇。作用一個社會階層，它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和一定的文化條件下產生的。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說頗為不同。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政策的對象，其中的黨外人士還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除了一般理論上的界說外，還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理清“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可以從三個不同層面入手：第一，“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麼？第二，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徵？第三，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包括那些人？
指稱對象
知識分子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台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啟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啟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 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歷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為，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於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一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徵、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有別，為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並以此為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為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為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性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於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為題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重審德雷弗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為主張或同情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於法國大革命後一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準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注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於這兩個詞的歷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里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儘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儘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啟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於這個宗教傳統，因為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一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啓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基本特徵
知識分子工作手冊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知識分子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民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產物。由此而論，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就是“腦力勞動者”。
當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Parsons）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分子產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識分子的產生有賴於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一是“哲學的突破”。所謂哲學的突破是指人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宇宙世界有了一個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識到人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人不只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還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對於生命意義的追求，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種了解“為什麼”的需求。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文化事務專家即某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這些問題。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起源幾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學家的原因。因此，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為社會建立一個文化性的意義系統。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文字是極少數人能夠掌握的象徵符號，因此具有“神聖的”性質。在一個文字被社會大眾崇拜的社會裡，知識分子才能成為一個階層，一個身份集團。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應當是“文化事務專家”，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腦力勞動者”，或者說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並從事創造、闡發、傳播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識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釋外在世界，自然總是傾向懷疑與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與社會現狀總有距離。沒有一個現實社會是圓滿的，因此知識分子總是對社會現狀不滿足，總是批判他身處其中的社會，總是企圖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會。這也許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由於這個形象，他們被浪漫地認同為社會的良心。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們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發展以至最終滅亡的客觀規律，號召無產階級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敲響舊制度的喪鐘。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但是他們並非來自無產階級，其真正的社會成分是知識分子。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又是社會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眾的代言人。
由於知識分子總是批判他身處的社會，因此，他與政治權威總是具有先天性的緊張關係。一方面知識分子要與政治權威保持距離，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權威也不喜歡知識分子，害怕自己的權威受到懷疑和批判。就這點說，知識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權威疏離的傾向。
因為知識分子僅僅掌握知識而不占有生產資料，所以在社會生產關係體系中並不占有獨立的地位，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某些社會的特定歷史時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毛澤東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作毛，認為他們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五張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張皮，社會主義革命革掉了後兩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只能附在無產階級身上。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則認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裡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
大體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徵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於現存體制的、“自由飄遊”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採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對於第三個特徵，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綜合各家的意見，歸結為以下的五點：①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②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③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④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他們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⑤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
康菲諾綜合出來的五點，大體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相符，特別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面。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談到關心世事，更有到明末東林黨顧憲成的一副對聯的下句為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鄧拓在《燕山夜話》中便寫過一篇“事事關心”的雜文。他在一首名為“歌唱太湖”的詩中更寫道：“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延綿不絕的明證。
代表“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無論在西方社會或中國社會都是存在的。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傳統在西方是一個現代的現象。一般地說，其形成不早於十七、十八世紀。西歐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識分子的原型；俄國的intellegentsia的遠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紀。與西方相對照，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可算是源遠流長，至少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歷史，而且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中斷過。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一群為數不多、基本上是處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說的“讀書人”或“士”，他們在儒學的薰陶下具有一套傳統。根據錢穆的意見，早期的“士”由習禮而至批評當時貴族的一切非禮，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諸子百家可說是第一次最明顯地表現出“士”在思想上對社會對貴族的不滿。科舉制度建立以後，中國的“士”在制度化的晉升渠道引誘與君權至上的政治體制高壓下，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在這種情況下，“士”的特性在於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以內髮式的個人道德成就為基礎，講求個人修養，以成就普遍的道德倫理規範，進而推演到政治設施，而不以成就知識為主題。因此，中國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終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莊子，著書講學也對政治抱有很大的興趣。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異：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為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在這種環境中相對自由漂游，與現存占支配地位的體制及統治階級沒有多少內在的必然聯繫；中國古代的“士”則制度性地依附於、服務於現存體制，他們既是現存體制的產物又造就並維護了現存體制，並且只有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儘管中國的“士”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為己任”，但只是當處於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於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
政治命題
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據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典型的的知識分子可包含哲學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在這裡，知識分子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而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人類文化價值、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那部分人，大體上相當於“思想家”。如果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一生，不辭辛勞的發明了核子彈，為人類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核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那么，這樣的科學家是創造者，但不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由於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社會的關係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係為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我們有的是學有專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的，對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視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因此，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注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為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為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為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通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這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於這一社會階層。”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是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歷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不一樣，組織部稱“科技幹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範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為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
有一點需要明確，並非凡是受過一定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腦力勞動人都是知識分子。例如，在我國，國家公務員就不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國家公務員即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由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這支隊伍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其中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如果僅從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專業知識水平來看，無疑同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差別，而且許多人原來就是知識分子。但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特徵，即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工作是以創造、闡發、傳播或者運用知識為核心內容的。國家公務員雖然在工作中也要運用各種專業知識，但他們主要是管理社會，同知識分子在工作的內容和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另一方面，我國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政策對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會階層。就此而論，國家公務員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他們本身自然不能成為政策的對象。目前，我國在幹部組織人事管理中，已經將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分類管理。因此，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凡是黨政機關納入公務員序列或參照公務員來管理的幹部，無論其具有多高的學歷，也無論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專業知識，都不在知識分子範圍之內。
在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看做一種底下的標誌，國家大搞“知識分子下鄉”運動，他們，也叫“知青”。
知識分子的品格特徵：正直、務實、寬容、謙遜、聰慧、睿智；富於同情心，知恩圖報;富於責任感，忠於事業;富於愛心，會接受別人的愛，也會愛別人;充滿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對待周圍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達觀的心態待人處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謙和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成績。知識分子的迂腐與頑固有時候也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同時知識分子往往循規蹈矩，沒有膽略，不具侵略性，甚至過於民主，不願意影響別人也固執地不被人影響，自己沒有紀律性也不想用紀律約束別人。這些鮮明的特徵是知識分子沒有成功的原因，如果能克服這些弱點，也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會更大。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命題是一個政治命題。實際上，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從不同的角度講的。
工作特點
歷史時期不同， 知識分子工作的內容、特點也就不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新時期知識分子工作的內容，知識分子結構的變化決定了知識分子工作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
1、社會性。知識分子工作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 ， 決定了知識分子工作具有廣泛的社會性。這主要是因為 ： 一是知識分子的數量隨著社會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而日益增多，現在已由建國初期的 200 萬增加到 6000 多萬，他們幾乎廣泛地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 各個方面。一般地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廣泛存在，是社會發展的進步的標誌。可以預料，社會愈發展，知識分子工作的社會性就愈強。二是知識分子的廣泛存在，決定了知識分子工作必然是一項社會工作。這項工作不是哪一個部門的事情，而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只有各級黨委、政府和各部門、各單位共同努力，才能做好知識分子工作。三是知識分子是社會人的一個群體，但就知識分子個人而言，他們是廣泛存在於人民民眾之中。因此，要做好知識分子工作，不單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而是涉及社會各個領域，需要各方人士的支持和理解。我們在做好知識分子本身工作的同時，還必須做好社會各個方面的工作，以保證知識分子工作的順利開展。
2、特殊性。這是知識分子工作區別於其他工作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知識分子工作的特殊性是由知識分子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是由我國 “科教興國 ”戰略、“人才強國”戰略方針所決定的，是由知識和知識分子在世界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競爭和社會發展及國家安全的需求所決定的。當今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誰搶占了人才的制高點，誰就掌握了競爭的主動權。在新世紀新階段，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是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除此之外，對於我國因歷史的原因還有三個決定因素，這三個因素是從屬於前三個決定因素的。一是中國的特殊歷史環境。由於社會歷史原因，我國知識分子的數量較少，與社會發展對知識分子的需求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因此，進入新世紀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大量培養各種人才，造就一支又紅又專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科技隊伍，並通過他們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就成為我們當前和今後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戰略任務。二是“尊重知識、 尊重知識、尊重 人才、尊重創造 ” 的社會風尚有待進一步增強。應當說這種風尚較之過去已有很大提高，但還遠遠不夠。 “ 科教興國 ”說到底是知識和人才興國，但現在，依靠科技進步發展社會與經濟的觀點、人才強國的觀念還沒有被全社會所認識，或者說認識還不深。 所以，繼續清除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的錯誤觀念的影響，繼續清除小生產的狹隘思想的影響，把黨的 “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 ” 的方針變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仍然需要做大量的長期艱苦的工作。三是知識分子在工作、生活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尤其是在一些特困企業、改制企事業單位，這需要逐步加以解決。解決知識分子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有賴於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增強，這無疑是一個長期任務。但深刻認識給知識分子提高待遇，努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從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的，是與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是充分調動知識分子 的積極性、創造性，更好地發揮業務專長，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貢獻的重大措施。認識知識分子工作這個特殊性，對於做好知識分子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3、長期性。知識分子工作的這一特點是由我們黨的奮鬥目標和新世紀的歷史任務決定的。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來還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充分發展科學技術，依靠廣大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長期性決定了知識分子工作的長期性。知識分子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創造性，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所以，知識分子工作不是臨時性任務，而是一項長期任務，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這項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這一點《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知識分子工作的通知》（中發 〔 1990 〕 10 號檔案 ） 作了明確規定。
4、艱巨性。新世紀新階段知識分子工作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戰略意義的新任務。我國經濟建設任務的繁重性和歷史上知識分子政策的偏離的嚴重性決定了知識分子工作的艱巨性。加入WTO給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人才隊伍建設，給知識分子工作帶來了良好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最大的挑戰還是人才競爭的挑戰。知識分子工作要適應經濟建設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需要，必須制定一整套知識分子政策和規定，調動各行各業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要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創造一種 “尊重勞動、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 ” 的社會氛圍，提高人們尤其是各級領導對知識分子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實踐證明，要做到這些，非下苦功夫不可。新世紀新形勢的知識分子工作不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實事，難度相當的大。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知識分子工作的艱巨性，樹立改革創 新、銳意進取的觀點，堅韌不拔，長期奮鬥，不斷開拓工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