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十八世紀末,蘇州雕版手工業興盛,名醫雲集,而且大興講學之風。當時許多名醫,以醫會友,聚於一堂,各抒己見,析疑賞奇。唐氏從中頗受啟發,於是親自聯絡醫林名醫高手,廣泛徵集醫門佳作,別出心裁,勇於創新,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中醫雜誌——《吳醫匯講》。它的稿件是當時江南一帶的名醫所供給的,故名《吳醫匯講》。
《吳醫匯講》創刊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停刊於清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前後歷時10年,共刊出11卷,每卷均合訂為一本,是類似年刊性質的中醫雜誌。當時雖不叫“雜誌”,但從出版形式和組稿過程與後世的雜誌編刊完全相符。
《吳醫匯講》共發表江浙地區41位醫家94篇文稿,內容生動,豐富多彩。瀏覽《吳醫匯講》,我們可以從中探索出作為中國最早的中醫雜誌《吳醫匯講》的主編唐大烈的編纂思想及《吳醫匯講》的編輯體例。
醫書特點
審稿認真
唐氏編纂雜誌十分嚴肅認真,選稿也非常嚴謹,有些稿件他自己親自修改,如卷一葉天士的“溫證論治”一文,即經過唐大烈文字上的潤飾。同時,唐氏對刻印、校勘諸環節都極其審慎細緻,全力以赴。
內容豐富
唐氏編纂的《吳醫匯講》,內容生動,豐富多彩。《吳醫匯講》的卷首刊有凡例,等於現代雜誌上的稿約和廣告。“凡例”說:“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因此使雜誌欄目十分豐富,不僅有內、外、婦、兒各科,還有經典著作的註解闡發、學術理論的爭鳴探討、臨診隨筆、歷代醫家論述、方劑研究、藥物真偽鑑定、醫話歌訣、醫德教育、讀書方法以及書評等,對當時江南一帶中醫學術經驗交流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體裁不拘
唐氏對文章體裁,不強求一律。“集中諸作,或有文辭典雅者,亦有簡直隨俗者,要惟各適其宜,取其達意而已矣,文固可諷,質亦可傳。”唐氏主張只要內容充實,新而標異,言中有實,且能達意,均要採擷。
以醫論稿
唐氏在編稿過程中重視文稿學術質量,而不是因人抑揚高低。文章排列不以作者年資、地位分前後,而是文稿“隨到隨鐫”。“梵谷論賜光,隨到隨鐫,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年齒次先後,亦不以先後寓軒輊。”他甚至把自己的文稿置於從屬補樣的地位,其精神實為難能可貴。
不同觀點
唐氏主張不同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反對門戶之見。不同學術觀點,只要言之有理,均予以採用刊出。“集眾說以成書,不免或有互異。”為了不至於“存此而去彼”、“定人眼目”,他主張“兩說並采”,文責自負,由讀者自己去取捨。
編纂方法
唐氏頗懂編輯技巧,每卷中往往安排一兩篇份量較重的文章,薛生白的《日講雜記》、顧雨田的《書方宜共識說》等,都率先在《吳醫匯講》上發表。唐氏對採取的文稿均保持原作要旨,並在文前列出作者簡歷,起到了一定的醫學史作用。凡例說:“諸公所著,各於條論之前,分列姓氏,下注諱號、爵里;如先世所遺舊稿,並注生年卒歲,及令嗣某付梓,略仿小傳之意也。”這樣,亦簡要地介紹了當時許多名醫的史實,使讀者印象比較深刻,而且便於相互聯繫,這在當時來說是十分新穎獨特的。
目前版本
《吳醫匯講》十一卷 清•唐大烈纂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6一版,以民國浙江鄞縣名醫曹炳章圈點的清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校經山房刻本為底本,參校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掃葉山房刻本及清嘉慶後另外復刊本(清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唐氏孫慶耆復刊本,此本與乾隆壬子本相同)。
《吳醫匯講》是清末醫家唐大烈主編的。唐大烈是江蘇蘇州人,字立三,曾擔任過典獄官,並為獄中犯人看病。在他晚年仿照康熙年間有個叫過繹之所編的一書,將江浙一帶40餘名醫家的文章128篇,匯集起來,。陸續發行,成為一種具有雜誌性質的醫書。《吳醫匯講》,“吳醫”就是指江浙一帶的醫家,“匯講”就是指匯集個人單篇著作加以刻印的書籍。顧名思義,“吳醫匯講”就是匯集江浙一帶醫家單篇著作的一種出版物。
主要內容
《吳醫匯講》發行於公元1792、1801年。其主要內容包括醫學論述、專題評論、驗方交流;考證、筆記、書評等。唐大烈在《吳醫匯講》序中說明:“這本《匯集》不限卷數,以便等侯陸續而來的稿件,可以隨時增訂。”他又在“凡例”中說:“凡有高明議論,則隨到隨登,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年份先後來排,也不以排次的先後分好壞。只希望日積月累,匯集成冊。如果你居處比較遠,則不妨郵寄到蘇州臨領路我的住處,”一定優先給稱刊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吳醫匯講》是我國最早的一本不定期發行的雜誌。
《吳醫匯講》的編緝過程,我們可以在最後一期的“附識”中看到。大意是說各種送來的稿件,先由主編詳細審閱後,再與幾位朋友商討一下,最後幾經審閱,方定稿送去印刷。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唐大烈是雜誌的主編,而他與幾個朋友組成了類似現在雜誌編委會的形式。這種形式對於保證刊物的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吳醫匯講》收載了包括唐大烈本人在內的41位作者的128篇醫論,有人認為“這正符合期刊作者多的特徵”,筆者以為這是站不住腳的。唐大烈之所以如此為之的原因,在其《自序》中早有交代和說明:編輯此書的初衷意在效仿江瓘輯《名醫類案》、羅東逸撰《名醫匯粹》,特別是康熙年間吳中名醫過孟起將蘇州一帶醫家治病經驗與醫案彙編成《吳中醫案》的做法。正如朱克柔所說:“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匯為一編,名之曰《吳醫匯講》。”因此,僅僅憑藉“從作者角度來看,書籍的作者一般都較少。而唐大烈根據江南著名醫生所供稿件,編輯出版的《吳醫匯講》卻有四十一位作者”之多,就認定它“是一種期刊,而不是一種書籍”的做法,實屬孟浪。其原因在於:《名醫類案》、《名醫匯粹》、《吳中醫案》等均為“繼述之多人”之書籍,難道也能說它們“是一種期刊,而不是一種書籍”嗎?
醫書宗旨
關於辦《吳醫匯講》的宗旨,唐大烈寫道:主要列登有獨特創見的文章,並要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又說;即使有不同的見解,只要有意義,《吳醫匯講》就一齊刊登出來,以有利於學術水平的提高。
《吳醫匯講》的主要文章,有葉天士的《溫症論治》,薛金白的《日講雜誌》,顧雨田的《書方宜人共識論等。
《溫症論治》是籲天士的著名論著之一,是專門討論溫病的,這是他最年發表的有關溫病學說的論著。薛生白也是一位著名的溫病學家,他寫醫學隨筆《日講雜記》用獨特的筆調將自己的論點很自然地表達了出來。《書方宜人共識論》一文則是顧雨田寫的有關醫德的文章。他指出有的醫生寫的藥方很潦草,藥里的人很難識別。如果粗心的配藥人員憑自己猜想隨便配上幾隻藥,那就要出問題‘他鄭重地告誡每一個當醫生的;都要首先把字寫清楚,藥方一定要寫得大家都能看清才好。這些文章,包括唐大烈自已發表的15篇文章在內,迄今為止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吳醫匯講》不僅刊登有一定學術水平的理論文章,而且也有一些短小精悍的小文,包括一些‘方便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閱讀的《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症歌》、《周身經絡總訣》等普及性小文章。這些文章與重要論文相輔相成,“紅花綠葉相映紅”,使《吳醫匯講》這本我國第一本不定期出版的中醫雜誌辦得生動活潑,引人入勝。
醫書考證
據考證,《吳醫匯講》的現存主要版本有唐氏初刊乾隆壬子(公元1792年)新鐫本和嘉慶甲戌(公元1814年)唐氏之孫慶耆復刊本等。其中“嘉慶復刊本”與“乾隆壬子本”,版面、款式、字樣完全相同。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後者多一篇慶耆跋文,有部分版面字跡略異,蓋是複印時舊版殘缺而補刊所致。由此可見,《吳醫匯講》絕對不是“一種不定期的刊物”,更不是“於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而是以一本書籍的形式一次性於1792年首次面世的。
由於史料的匱乏,我們今天對唐大烈的生年已不可詳考,更無法知道他編撰《吳醫匯講》的起始時間,只知道該書首次刊行的時間和他的卒年。該書唐大烈的《自序》寫於乾隆壬子(公元1792年)仲秋,朱克柔的《書<吳醫匯講>後》(即“後序”)作於壬子仲冬。因此,《吳醫匯講》首刊於1792年,是毫無疑問的。關於其卒年,其孫唐慶耆在“嘉慶復刊本”的後跋中說:“仆先祖笠山公……於暮年採取諸同學高論,輯成《吳氏匯講》行世……選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疴,於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慶耆此文撰於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辛酉歲”即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該跋文不僅使我們得以知曉唐大烈的確切卒年(公元1801年),更重要的是告訴了我們這樣一段史實:唐大烈在“選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疴,於辛酉歲辭世”。而《吳醫匯講》1792年“新鐫本”即載有周省吾的《三焦說》、《命門說》、《陰陽常變論》、《中道說》、《三百九十七法考》5篇醫論,1814年的“復刊本”,“慶耆僅守遺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頁省吾先生佳作為止”。也就是說,唐大烈於1792年刊行《吳醫匯講》後不久,身患痼疾,不得不停止了繼續編纂《吳醫匯講》的工作,抱病11年後,於1801年嗑然長逝。因此,《吳醫匯講》“自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創刊,至1801年(嘉慶六年)他去世為止,前後陸續出版十一卷”的說法,是缺乏基本事實依據的。
最後,從期刊雜誌不同於書籍的另一最基本特徵——必須設有不同的欄目來看,也是不能說《吳醫匯講》是一種期刊雜誌的。該書以作者為目分為11卷,每位作者之下分列1~19篇不等的醫論,而無反映辦刊宗旨的專欄標題之設。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形式,還是到內容等諸多方面,《吳醫匯講》均不具備期刊雜誌的一般特徵,說它是我國最早中醫雜誌的說法,無疑是大謬不然之論。之所以會如此廣泛地長期流行這種“以訛傳訛”的說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近百年來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近代科學成就的標準作為參照系,來“套證”中國古代醫籍的有關記載,更有一些人僅僅以論證“中國第一”作為主要目標,往往只是致力於“發現”中國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在近代或當代才取得的某項科學成就,注重發現中國人曾經創造過多少個“世界第一”、“領先於西方多少年”。二是不認真研讀原著,望文生義,妄下斷語。僅僅看到唐氏在書中有“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隨時增訂”、“梵谷論賜光,所到隨鐫”、“尊居遠隔,並不妨郵寄寒廬,並登梨棗”等隻言片語,就想當然地認為該書“是一種期刊,而不是一種書籍”;為了自圓其說,更是人為編造出“前後歷時十一年,可能每年出一卷”的臆說。
至於該書的性質,筆者認為當屬醫論性雜著。不過,還需要說明的是:唐氏本意是想通過廣泛蒐集吳中地區名醫有關經典著作的註解闡發、學術理論的爭鳴探討、藥物方劑的解釋考證及醫話歌訣等方面的有關論述,“不分門類,不限卷數”,“日增月益”,“集腋成裘,堪補藝林之闕”。故其在首刊時,“各分版頁,不相連屬,以便續增。”之所以在1792年先期刊行前11卷的原因是:“凡新書一出,坊間每即翻刻,雖雲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系就先見教者先為付梓,現在廣以奉征,正無已時,即余拙撰,積稿頗繁,現因卷帙不勻,故亦先刻幾條,俟諸同學陸續賜教,余亦漸次補鐫,非止限此幾卷,便為完書也,購閱者須認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隨補隨翻,決非全集,願諸公辨之。”後因重恙纏身,終無法實現夙願。不過,即便唐大烈最終完成了這部煌煌巨著,我們今天也只能說它是一部“不別門類,不限體式,乃醫家自由言論,以啟後學之心悟”的醫論性雜著,而絕不能說是期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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