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生涯
崔益鉉是朝鮮歷史上的一名碩儒，也是近代一位傑出的愛國志士，世稱勉庵先生。他本貫慶尚道慶州府，據說是新羅時期著名文學家崔致遠的後代，朝鮮純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於京畿道抱川郡。14歲時拜當時的大儒李恆老（號華西）為師，並在他那裡接受了理學的思想。崔益鉉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在師
朝鮮哲宗六年（1855年），崔益鉉參加科舉考試，並獲明經科甲科及第，被任命為順康園守奉官，轉任新昌縣監，隨後在成均館、司憲府、司諫院、吏曹等衙署任職。崔益鉉在官場一向以清廉正直、剛強不阿著稱，仇視獨裁和腐敗現象，這被視為朝鮮王朝時期士林最大的美德。因此崔益鉉名聲大噪，再加上他學問廣博，許多士子慕名求學，崔益鉉逐漸成為了朝鮮儒林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的門生也遍及朝鮮各地。但這也為他帶來麻煩。1863年朝鮮高宗李熙即位後，其生父興宣大院君攝政，成為當時朝鮮的獨裁者。大院君大力強化專制主義，實行包括裁撤書院等一系列令儒林不滿的措施，並傾盡全國之力重修象徵王權的景福宮。由於景福宮工程所需款項奇缺，大院君命令全國百姓貢獻財物，濫加引進清朝錢幣，並巧立名目，收取願納錢、當百錢、通門稅、水稅等苛捐雜稅，甚至大肆賣官鬻爵以填充景福宮工程的巨款。大院君的這些惡政都被擔任言官的崔益鉉看在眼裡，並多次向朝廷上疏指責這些政策禍國殃民，是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權宜之計，自然得罪了當權的大院君。崔益鉉因此於高宗五年（1868年）被罷官，但他更加得到人們的稱讚和尊敬。
風口浪尖
高宗十年（1873年），興宣大院君自稱“大老”，勢力如日中天。為了籠絡儒林，大院君重新起用崔益鉉為同副承旨，負責草擬國王教旨。從這時起，崔益鉉捲入了一場宮廷政變，第一次進入歷史的風口浪尖。崔益鉉上任不久就自發地上疏批評大院君裁撤書院的政策。這個奏疏經過大院君的審核，竟然被遞交到了高宗的手裡。大院君之所以批准崔益鉉的奏疏，一是上疏文中沒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一是大院君認為高宗不會“忤逆”他。誰料高宗看了奏疏竟然嘉獎崔益鉉，並給他升了官，令大院君十分不悅。高宗敢違背自己親生父親，正是因為他的妻子閔妃在身後撐腰，高宗的王妃閔妃（明成皇后）由於世子冊立的問題與大院君產生矛盾，已經韜光養晦多年，
在這篇彈劾大院君的奏疏中，崔益鉉這樣痛斥大院君的失政：“皇廟之撤，君臣之倫斁矣；書院之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後，父子之親紊矣；國賊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用，華夷之別亂矣。惟此數三條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蕩然，而無復餘存矣。加之以土木願納之類，相為表里，而為殃民禍國之資斧者幾年於此矣，此非變先王之舊章、斁天下之彝倫而何哉？”因此，他總結為“政變舊章，彝倫斁喪”8個字來抨擊大院君的失政。特別是對撤廢書院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國學也，鄉校是古之州序也，書院是古之黨庠也。且設院之本意，則講學明道實為之主，而鄉先生崇德報功，仍其餘事也。不謀廣置，惟嫌疊享，並與其已舉者而加廢之，存十一於千百，則深違學校之古制，大失創設之本情”。崔益鉉認為裁撤書院是廢棄教育，埋沒人才的愚民政策，影響國家的安危，他把這些錯誤歸咎於大院君，稱“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最關鍵的是，崔益鉉還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屬於君臣關係，大院君不應以生父名義凌駕於國王之上，因此理應恢復君臣之倫，不準大院君干預朝政。這篇奏疏雖不乏崔益鉉囿於儒家君臣理論和華夷觀的腐陋之見，但也處處體現他憂國憂民、不畏權貴的精神。結果高宗順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鉉的上疏，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關係，宣布“親政”，並命令大院君離開京城，不許參與政事。大院君見此上疏，老羞成怒，指使手下官員領議政洪淳穆等人伏闕上疏，請旨殺崔益鉉。但高宗在閔妃的支持下不為所動，這些親附大院君的官員又集體辭職，企圖架空政府，這正中閔妃下懷，閔妃迅速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朝廷各部，並不準大院君進宮。大院君無計可施，只好離開京城。崔益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勢道一夕之間垮台的關鍵棋子。崔益鉉也在1年多以後被赦免，並召回漢城任戶曹參判。
流放海島
高宗十年（1873年）大院君倒台後，高宗親政，實際上是閔妃外戚集團掌握政權。閔妃集團對外政策明顯比大院君時期厲行的鎖國政策寬鬆許多，高宗十二年（1875年）日本欲打開朝鮮國門，派軍艦騷擾江華島和釜山沿海，史稱“雲揚號事件”。第二年1月日本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派使臣帶領7艘軍艦前往江華島，逼迫朝鮮打開國門。閔妃集團面對國內主戰的呼聲，最終還是向日本妥協，派申櫶、尹滋承與日本人談判。崔益鉉本來就深受儒學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影響，此事自然遭到崔益鉉的強烈抵制。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益鉉聯合司諫張皓根率領數百儒生在王宮昌德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
崔益鉉被發配到黑山島以後，在那裡興辦學塾，成立了一心堂和黑山書社，並與當地的一些文人學士研究學問，吟詩作賦。崔益鉉在黑山島的詩文大都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孤憤失意的情懷。現今大黑山島上的淺村還保存著“勉庵崔先生謫廬遺墟”。另外，崔益鉉還特別鍾情於黑山島上的一塊岩石，用朱熹的“為我重指掌”一句將其命名為“指掌岩”。他還在指掌岩上題寫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個大字，充分表達了崔益鉉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高宗十六年（1879年），崔益鉉獲得赦免，離開了黑山島，回到了故鄉抱川。
反日活動
崔益鉉被放逐歸鄉以後十多年間，他致力於招收門徒，鑽研學問，對政治絕少干預。但他實際上成為19世紀末朝鮮衛正斥邪運動的精神領袖。這段時間，朝鮮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隱士之國”——朝鮮終於全面打開門戶，朝鮮原來的宗主國清朝與後來居上、包藏禍心的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爭奪日趨白熱化。日本在面對清朝的固有優勢而處於下風的情況下，一方面秣馬厲兵、靜待時機，一方面通過經濟侵略對朝鮮不斷蠶食，大肆掠奪朝鮮的農產品，使朝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江華條約》締結前崔益鉉在上疏中的內容竟然一一得到應驗。終於，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鮮爆發的東學黨起義給日本以絕佳時機，日本利用清朝出兵朝鮮的機會，調兵遣將入侵朝鮮，扶植親日傀儡政府，並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接著驅逐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開始了對朝鮮的吞併進程。這段時間崔益鉉雖然沒有參與政治，但日本蹂躪朝鮮的一切行徑都了如指掌。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六月親日政權成立後，斷行所謂“甲午更張”，模仿日本、並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內政改革。“甲午更張”雖然帶有資產階級改革的性質，短期和表面上有利於朝鮮社會的進步，但實際上卻是日本推動朝鮮同化於且合併入日本的過渡工具。崔益鉉深知這個“更張”表面文章背後的日本陰謀，於是向朝廷上了一道《請討逆復衣制疏》，請求廢除“甲午更張”的一切措施，處斷朴泳孝、徐光范等開化派“逆賊”，並問罪於侵略朝鮮的日本。然而日本對朝鮮的侵略變本加厲，甚至在開國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發動乙未事變，殘忍殺害了朝鮮的國母——閔妃。接
由於乙未事變和“斷髮令”造成了朝鮮全國的騷亂，第一次反日義兵運動（乙未義兵）風起雲湧，因此剛剛通過“俄館播遷”而從親日派手中獲得權力的高宗不得不採取懷柔政策，來使全國性的義兵運動平息下去。崔益鉉是朝鮮儒學界的領袖，威望極高，又在20多年前受高宗知遇之恩，所以高宗於建陽元年（1896年）2月任命崔益鉉為“宣諭大員”，到全國各地招安義兵。20多年未涉仕途的崔益鉉再次做官，光武二年（1898年）以後先後被任命為宮內府特進官、議政府贊政、中樞院議官、京畿道觀察使等高級官職，但由於崔益鉉堅持儒學，看不慣當時社會上的開化風氣，更由於不滿官場的腐敗和傾軋，這些職務不久都被他主動辭退。正是由於與當時社會方枘圓鑿，崔益鉉再度歸鄉，住在忠清道定山，並遊歷各地，從事教育事業。但這並不代表他不問國事，崔益鉉還曾向高宗上《時務十五條》，提出“修武備”、“明大義”等建議，都體現出崔益鉉憂國憂民的忠正之心。
起兵抗爭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又一次入侵韓國，並在日俄戰爭爆發不久後逼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日韓議定書》，把韓國拉進日本陣營；又在同年8月強迫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開始了對韓國內政外交的控制。面對國難當頭，已經隱居數年的崔益鉉再次奮起反抗。崔益鉉於光武八年（1904年）收到高宗皇帝的密諭，並在次年1月進入漢城與高宗面談。崔益鉉指出自從乙未事變以後復仇心漸漸缺失，導致親日分子猖獗，堅決主張反抗日本，並提出了人才擇用和聚斂禁止等5條時務策。正由於如此，崔益鉉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日本駐韓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命令日本憲兵將崔益鉉逮捕，將他強制押往故鄉抱川監禁。後來他被釋放後，又一次上疏痛斥日本和賣國賊的罪行。結果再遭逮捕，押至定山，後又釋放。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強迫韓國政府簽訂《日韓保護協約》（即《乙巳保護條約》），將韓國變為事實上的殖民地。崔益鉉悲憤欲絕，立刻上了一道《請討五賊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國內外宣布乙巳條約無效，並處斷李完用、朴齊純等對日締約的“乙巳五賊”。由於乙巳條約的簽訂，韓國又一次爆發了反日義兵運動，崔益鉉對此感到異常興奮，十分關心和支持各地義兵的反日鬥爭。此時73歲高齡的老儒崔益鉉，毅然決定親自起兵反抗日本。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崔益鉉與林秉瓚、林樂等80多人在全羅北道泰仁的武城書院舉義，他們還發布起義檄文，聲討日本罪行，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我有鄰國，而不能自交，使他人代交，則是無國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監，使他人代監，則是無君也。無國無君，則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隸耳，臣妾耳。夫為人奴隸，為
崔益鉉在被俘後，再一次表現他的民族氣節。他在被押送漢城的途中，一直吟誦著屈原的《離騷》和諸葛亮的《出師表》，以抒發他的憤懣失意和壯志未酬。由於崔益鉉名望很高，所以統監府沒有將他判處死刑。8月，崔益鉉等人被判流放對馬島，並監禁在嚴原衛戍營里。崔益鉉見自己身陷囹圄，加之年事已高，因此對亡國在即而自己卻報國無門感到十分痛苦。他對一起被流放的林秉瓚說：“八十非從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圖所以取大義於天下。”這句話既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之心，又表現了他對獨立自由的渴求。在被囚禁在異國他鄉的痛苦和煎熬中，崔益鉉選擇了以死明志。光武十年（1906年）12月30日，崔益鉉絕食而死，並留下絕命詩一首：
起瞻北斗拜瓊樓，白首蠻衫憤涕流。
萬死不貪秦富貴，一生長讀魯春秋。
評價
崔益鉉不僅是一名儒學家，也是朝鮮歷史上傑出的愛國者，崔益鉉由於其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威武不能屈”的氣概，使他一生中多次觸怒統治者，罷免、流放、入獄達7次之多，更由於他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忠貞的愛國精
但是，崔益鉉堅持性理學，思想非常保守，與當時朝鮮的社會轉型和歷史前進方向格格不入。比如，崔益鉉對1897年大韓帝國成立一事持反對態度，他上疏說，高宗如要自稱皇帝，應當繼承朝鮮孝宗的遺志，掃清中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繼承大明之皇統，否則只能流於有名無實而已。他不僅敵視甲午農民戰爭，也厭惡各種近代化的社會改革。這就體現了他思想中落後與迂腐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