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24日,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因罹患腦溢血而一度病危,不久因身體狀況不理想而辭職下台。經過漫長的復建,孫運璿中風後的病情不甚理想,且以輪椅代步。不過即使失去部分語言及行動能力,並已淡出政治圈,他仍然受到國民黨、甚至台灣政壇內的景仰,曾於4年內以國民黨元老身份,兩度替該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站台助選。2006年2月,他因併發症於台北病逝,享壽92歲。
早年生活
1913年,孫運璿出生在山東蓬萊的一個普通家庭。因為父親孫蓉昌不在身旁等因素,孫運璿幼年生活必須仰賴家族接濟並因此遭到部分遠親族人欺負。不過與母子相依為命的他,從此養成了好強的個性。1925年,自幼一直想成為文學家的孫運璿,接受了父親孫蓉昌“中國需要工程與俄文人才”的意見,與父親一起離開家鄉前往哈爾濱,進入專為俄僑子弟舉辦的俄僑實業中學,學習俄文。1927年,孫運璿考入俄國人主辦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後,開始了七年的大學生涯。在大學時代,孫運璿成績極好,在1934年畢業時,負責口試的俄國教授,一致通過將他的畢業論文打了“滿分+”的分數,孫運璿以當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抗戰時期
1934年,於哈爾濱工業大學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後,由於當時滿洲在日本的管制之下,日本尤不願東北訓練出來的人才,回流關內,孫運璿只好改扮商人進入關內。回國後,孫運璿先與母親前往天津,投靠當律師的父親,後又經介紹加入江蘇省連雲港電廠建設。1936年,因為發表的論文“配電網新算法”受到賞識,而加入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參與湘潭湘江電廠的籌備與建設。1937年,抗日軍興,孫運璿一開始從事戰時臨時電廠的裝配工作,後又接受政府指示,在中央沒有任何支援的情況下,就地組織了一個騾隊,費三個月的時間徒步越過秦嶺與大巴山,將湘江電廠鍋爐,從陝西遷移到重慶大後方去。後來他又奉派至青海,蓋了當地第一座的電廠,並擔任廠長。而後由於他在遷廠與建廠方面的表現,1942年,中央決定派遣孫運璿等人,前往美國田納西水壩管理局參觀見習,並獲準在美國進修,以便從事戰後復員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
技術官僚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1945年10月,孫運璿奉命抵台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的機電處長,負責修復台灣電力系統。當時的台灣電力在盟軍轟炸下可謂千瘡百孔,發電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務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三千一百五十三名日籍技術員,卻於1946年4月20日起至1949年8月3日,奉命遣返回日本。孫運璿在日籍技術人員協助下,與三四十名中國來的技師、日本統治時期所留下的工業人才如朱江淮等人合作,帶領一群尚在就學的台北工專、台南工學院三、四年級學生,四處拼湊零件,一邊修理,一邊學習,在五個月內復原了台灣80%的供電系統。1946年10月30日,日月潭發電廠(今大觀一廠)的戰後重建工作也宣告結束。1950年,國共內戰失利後,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外匯存底將近枯竭,可說是瀕臨破產。同年,孫運璿升任總工程師。經過多方交涉,孫運璿終於向美國西屋公司借貸了200萬美金,陸續完成了烏來水力發電所、台灣東西部配電聯絡線、立霧發電所、新竹變電所等設施。其中又以台灣第一個自力設計安裝的烏來水利發電廠最具重要性。由於這個階段的成績,加上韓戰爆發後,美政府重新支持台灣國民黨政府等重要因素,美國開始大力支援台灣的電力建設。至1957年,台電的發電容量已經躍升了一倍。在此階段,由於水力發電的不可靠,孫運璿決定了台電未來“火主水從”的電力政策,大力發展火力發電。
此後近二十年,孫運璿由處長、總工程師、一路升至台電的總經理,任內爭取美國對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的支援,規劃德基水庫,並引進“目標管理”的公司制度,執行“鄉村電氣化”,在鄉村鋪設電力網路,使台灣電力普及率超越當時的日本、韓國,達到99.7%。
1964年,因為在台電的成績受到世界銀行的青睞,且考慮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開銷,孫運璿同意受聘前往當時受世界銀行扶助的奈及利亞國家電力公司,擔任執行長一職。在任職的三年內,孫運璿率領國際團隊推動尼日河水力發電計畫,奈及利亞的發電量在任內增加了88%。不過因在台母親病重,於1967年辭職返台。
交通部長與經濟部長
1967年底,以技術官僚身份受中華民國政府高層重視的孫運璿在嚴家淦內閣中,擔任交通部長一職。孫上任後,首先推行農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後交通部在全國廣建道路,奠立了台灣汽車交通的基礎。而此時正值十大建設之規劃期,孫運璿也負責十大建設之中,北迴鐵路、中正機場(現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港、鐵路電氣化、南北高速公路等建設規劃。1969年,因經濟部長陶聲洋突罹癌過世,孫運璿轉任經濟部長。1970年,台灣對外貿易第一次出現盈餘。不過隨後發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事件與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卻嚴重打擊了民眾對台灣經濟的信心。孫運璿因此率團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以經濟合作計畫換取穩定的中東油源。不過國際原油價格飛漲,台灣仍陷入物價蠢蠢欲動的窘境。孫運璿基於個人信念,對於物價管制十分堅持,不過後來因國內經濟學者的爭取而改變態度,與李國鼎等人建議政府放手讓民生用品價格一次漲足,以消除預期心理。
工研院與半導體計畫
為挽回各界對台灣經濟的信心,1972年開始,蔣經國內閣開始一連串的經濟發展計畫。1973年,孫運璿建議仿效韓國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政府資金為主的半官方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突破政府法規限制,以高薪聘請歸國學人,從事產業研發。當時立法院認為工研院乃政府出資,卻因財團法人之地位,政府並沒有管理權而大力反對,立委稱此為“化公為私”,認為此例一開,將後患無窮。孫運璿因此多方奔走,與立法院溝通,最後該案僅以勉強超過50%的同意,獲得通過。孫運璿也因此被稱為“工研院之父”。
1974年,孫運璿與時任美國無線電公司(RCA,en:RadioCorporationofAmeri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淵討論後,決定半導體產業為台灣197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發展重點,並成立工研院技術顧問委員會,自RCA技術移轉,取得了積體電路的技術。該RCA計畫需要1,000萬美元的資金,以當時台灣的經濟條件,很多人不表贊同,因此不得不由孫運璿一力扛起政治壓力,以便順利推動該計畫。[6]1977年,孫運璿協調國防部,徵用新竹所在的科學園區的用地後,並於1980年代初順利完工。在竹科落成後,台灣成為當時全球可以生產積體電路的少數地區之一。日後工研院與半導體產業成為1980年代-2000年代的台灣產業火車頭,今許多科技業名人均為工研院出身。如張忠謀於建立台積電前擔任過工研院院長,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人,創業前均曾為工研院工程師或研發人員。
行政院長
1978年,原行政院長蔣經國當選總統後,隨即拔擢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一職.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提出“台灣地區許多極具觀光價值之天然資源遭受損害,應採取有效措施予以維護”,隨即在1979年4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其中指定玉山、墾丁、雪山、大霸尖山、太魯閣、蘇花公路、東部海岸公路等地區為國家公園預定區域,並指示內政部應積極辦理。於1980年,國家公園之規劃設立首次被列為政府重要施政計畫之一,並首次獲得政府正式編列總計345萬元之規劃建設國家公園經費。主要以原訂之墾丁國家公園為規劃對象,加上當時內政部長張豐緒先生,系屏東人,對墾丁一帶極為熟悉,本身熱愛山林,對自然保育及國家公園之推動積極熱心,是爾後墾丁國家公園得以在萬難中,優先規劃設立之主因。墾丁國家公園最終於1982年9月1日正式成立,台灣首座國家公園終告誕生。孫運璿任行政院長的第一個挑戰是中美斷交事件。當時孫運璿除了以愛國捐獻活動來化解民間對美國與政府的不滿,並宣布開放國民自由出國觀光的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學園區也依照預定計畫,於中美斷交十日後開工,吸引許多台灣旅外科技人士回國創業,以此挽回國民對國家的信心,並推動美國國會於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讓台美雙方在斷交後依然保持實質關係。
1979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藉由事端大量剷除台灣反對黨力量。孫運璿雖是技術官僚出身,卻也不免捲入此政治事件。一般來說,由蔣經國主導的該事件處理與監禁異議人士決定,無法置喙的孫運璿所扮演的角色,常引人爭議。例如在立法院遭到黨外立法委員的嚴厲質詢,他就曾說[8]:“高雄暴力事件絕非官民衝突事件,而是少數分裂分子毆打執行公務的憲兵與警察。……根據軍事審判機關起訴書,其中八名有叛亂罪嫌,依法軍事審判;其餘無叛亂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審判。本案現在已進入司法程式之中,行政部門自當尊重司法獨立,由司法單位依法辦理。”此聲明雖於1980年代初期台灣尚屬溫和,但其反民主立場成為了他日後被質疑的施政經歷之一。
1982年,針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城鄉差距與貧富不均,孫內閣推出了“全面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以兩百億的資金,縮短農民與非農民所得的差距,並加強農村福利設施,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而孫運璿這時經常輕車簡從,四處察看工程進度,也因而累積了不少的民間聲望,受到許多基層百姓的支持。
在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台灣在貨幣穩定與通貨膨脹不算嚴重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從1977年的1182元,在六年內將近翻了三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間平均近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為世界第一。
接班之謎
1984年二月,孫運璿在行政院長任內,因突發腦溢血(中風)開刀,自此不但失去部分語言及雙手活動能力,且也造成了下半身無法行動。不久之後,即以健康原因辭卸行政院長職務,從而淡出政壇。因為他與總統蔣經國於公於私均關係密切,政壇一度盛傳他是經國先生屬意之總統接班人,而孫運璿卻於任內積勞成疾,打亂了蔣經國的接班計畫,日後李登輝才有機會接任總統之位。此一傳言的主要來源是曾與李登輝政爭失敗,歷任參謀總長,行政院長等要職的郝柏村。郝的回憶錄稱“有一天,經國先生在大直官邸曾對郝柏村說,讓孫運璿再任六年行政院長,歷練更豐厚,六年之後,就可以選總統,於國、於民都是很好的福祉。”。
反對此說法的學者與政壇人士認為,蔣經國在孫運璿中風前之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即已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競選搭檔,於史有據。如周玉蔻即指出其在寫作《李登輝的一千天》時,曾針對此問題請教宋楚瑜,宋楚瑜舉出蔣經國在心臟病開刀安裝心律調節器時,曾請他轉告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為例,說明當時蔣經國已有若病情惡化將政權交給李登輝,且視其為接班人的意思。加上蔣經國晚年推行本土化,致力於台灣籍人士如林洋港、李登輝等的培植,因此孫運璿應非蔣經國心目中的總統接班人。
晚年
中風后的孫運璿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輪椅代步,身體虛弱,只有偶爾出席公益活動和國民黨活動,他曾拍攝公益廣告呼籲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時量血壓,他也是董氏基金會的名譽顧問。1996年,孫運璿的舊同事與舊部屬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由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徐立德擔任董事長,並由孫運璿在“科技發展方案”時,在半導體等產業培養出來的企業家如當時台電公司董事長張鍾潛,中興工程公司董事長張斯敏,聯華電子公司董事長曹興誠,台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謀等人擔任董事的職務。一開始基金會以表揚優秀公務員為主,後來也擴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舉辦研討會、發表論文、出版刊物等事業。孫運璿對於投資中國大陸的看法,包括中共以商逼政、商人在中國大陸毫無保障、投資中國大陸有資敵的問題、中國大陸工人水平不佳等等;他是早在1987年就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提出這些觀點。
因為政績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動能力及淡出政壇的孫運璿,仍常被視作國民黨選舉時匯聚選票的重要人物之一,民進黨執政以後,也一直被續聘為總統府資政一職。除此,連戰四年內的兩次總統競選活動過程中,孫運璿不但屢次無條件表示身為國民黨忠貞黨員,只要是黨推出的候選人,不管賢愚不肖,他都無條件支持,雖然言語不便也抱病站台助選,展現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極度忠誠。2005年之後,因病情不復樂觀,孫運璿就相當罕於出現在公眾場合。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活動,是2005年8月16日出席馬英九領取國民黨主席當選證書之儀式。
孫運璿於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難送往台大醫院轉到榮總,確診為急性心肌梗塞、並發急性心臟衰竭及急性肺水腫;2月2日,曾一度發生心跳停止,後經搶救恢復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現敗血性休克現象;2月15日0時33分,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93歲。
孫運璿逝世後,靈堂設於榮總介壽堂,供民眾哀悼,並於25日由總統府以國喪辦理治喪事宜,由連戰擔任主祭,覆以國旗、國民黨黨旗,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及五院院長皆前往致祭。公祭結束後,安葬於基隆七堵的欣欣墓園。
個人生活
1947年,孫運璿與俞蕙萱在上海結婚。俞蕙萱出身商人家庭,在物資缺乏的當時,上海的娘家中竟有三艘遊艇,可說從小生活富裕;不過因戰亂影響,孫家舉家遷往台灣避難,十幾口人,擠一間房子,只靠孫運璿一個人的薪水過活。根據俞蕙萱事後的說法,當時每過月半,薪水告鑿,就需要俞蕙萱拿出首飾典賣,貼補家用。俞蕙萱回憶,在她懷孕時,孫運璿要買顆滷蛋給她補身體,還要藏在衣袋內,進房間才敢拿出來,家中的小孩,衣服也是縫了又補,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給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飯,“要配著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樣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個人夾兩筷子,就盤子見底了。”加上孫運璿母親的醫藥費,就占去了薪水的一半,生活因而十分辛苦。直到孫運璿接受了世界銀行在奈及利亞的職務,由於薪水較優渥,三年下來,生活方有改善。日後由從政至逝世的這段期間,除公家供給之宿舍以外,從未另外購置其他不動產,夫婦兩人名下也沒有任何珠寶與古董,物質欲望並不高。孫運璿堅持不
收部屬禮物,不拿回扣,曾因此被批評不通人情。但事實上,自1984年孫運璿中風以來,成為總統府有給職資政長達二十多年,每月有薪水、配給、司機、護士、安全人員,並且長期占據公家宿舍(土地市值三億,不必付租金、房屋稅),照顧他的榮民總醫院也表示,當年蔣經國為了感念孫運璿對國家的付出,因此特別指示,一定要讓孫運璿受到最好的照顧,除了依照病情安排醫療小組治療外,還有4位護士以及物理治療師負責輪班照料。
在政黨輪替後,民進黨認定這些禮遇不合法,所以修法以合法維持這些禮遇。
孫運璿一共育有四名兒女。長女孫璐西(現任教於台灣大學)、次女孫璐筠、長子孫一鶴與么兒孫一鴻。孫璐筠於英國貨幣市場任職。孫一鶴繼承父親衣缽,成為電機工程師,孫一鴻則成為土木專家,兩人皆旅居美國。
2007年12月13日陳水扁表示,孫運璿及兩位蔣夫人的禮遇在事實上在國民黨時代就不合法,所以民進黨政府修法將這些禮遇合法化,而且法規還特別只針對他們,而身為時任總統夫人的吳淑珍沒有這類禮遇;因此他也受到保佑。由於媒體沒有完整報導這段言論,因此讓許多反對者感到不滿。孫運璿的女兒孫璐西因此向陳水扁喊話:“如果他(陳總統)認為,他的夫人對國家的貢獻,跟我父親對國家的貢獻是一樣的,那我是沒有話好說,我想這件事情讓全國的人民來做公斷……陳總統他如果夜半捫心自問他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少?我想如果他能夠說,他對國家的貢獻是跟我父親對國家的貢獻是一樣多的話,那他可以要求國家給他所有我父親的禮遇。”
施政評價
正面評價:孫運璿在部長任內推動的積體電路技術轉移案,雖然耗費了一千萬美元來完成,日後卻為台灣創造了一兆新台幣以上的年產值,堪稱最正確的決策。而台灣在石油危機事件中,經濟不但沒有因此崩盤,反而蒸蒸日上,外匯存底迅速累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也可說功不可沒。
因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績與極高民間聲望,孫運璿普遍受台灣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間,《天下雜誌》針對歷年的台灣政治人物以中國小教師與家長為對象展開民調,曾經委由《天下雜誌》出版自傳的孫運璿被評定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於該統計數據中,他所獲得之正面指數,不但高於蔣經國,比起千禧年初台灣朝野最熱門的政治人物如連戰、宋楚瑜、呂秀蓮、陳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許多。
孫運璿過世後,時任總統的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也透過新聞稿表達慰問之意。總統府新聞稿稱“孫資政為國奉獻一生,不僅親自參與台灣超過半世紀的改革、建設與進步,擔任經濟部長及行政院長期間,更推動多項經濟與交通建設,奠定台灣經濟發展重要基礎,協助締造舉世稱羨的“經濟奇蹟”,堪稱台灣經濟推手;即使晚年身體不適,仍十分關心國事,善盡針砭,令人感佩。”兩人並親自前往靈堂致意。
負面評價:也有人認為孫運璿的施政策略當中,許多是錯誤的。譬如1982年,孫運璿為加速國家科技發展,明訂了“自動化、資訊、材料、能源、生物技術、雷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點科技,執行方式在當時就受到質疑。這些質疑包括政府投資補助的對象良莠不齊,八大科技的範圍過於廣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多數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少數人‘悄悄’列入的。……這種‘本末倒置’的決策方式,已足令人吃驚。”。部分人認為,他對台灣大力發展汽車工業的企圖與認知,在現在看來,台灣如果真如他擎畫,發展成汽車王國,那可能會是台灣工業界的災難。
而孫運璿任內只要經濟成長不重環境保護的做法也令人詬病,而且在當時已經被視為不當,因此台灣現在在花費大筆成本償還過去的環保債。前文化大學教授、台南市長許添財即曾憶及其在文大授課時,一名日本教授曾批評台灣政府不重視環保,但被孫運璿回以“台灣還很窮,不必考慮這些”。台灣長期以殺雞取卵的方式進行工業經濟建設並且忽略文化、水土保持等環境建設,造成目前的經濟損失。其他例如山坡地濫墾濫伐,河川、海洋嚴重污染,土質日漸沙漠化,也為後來台灣環保“污染輸出”蒙上陰影,目前後遺症仍深遠影響台灣。
在政治方面,孫運璿在蔣經國當政時期,並未挑戰蔣經國所積極營造的國家領導人形象,一直是以技術官僚的身份擔任政府公職,在經濟部部長與行政院院長任內,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經歷了退出聯合國、與美斷交、與日斷交等種種喪失國際舞台的巨大挫敗,但主導這一切的是強人政治的威權體制下實質掌握國家權力的蔣經國總統,孫運璿只在政務上做事務性的執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可以說是完全無從掣肘。對於他任內發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晚年時孫運璿則是透過兒子孫一鴻解釋,從前在蔣氏父子之威權統治的特殊時空環境下,即便理論上他身為行政權之最高首長,他也無法說出心中想說的話,並對此表達遺憾。
孫運璿現象
2006年,在孫運璿過世之後,台灣掀起了一陣懷念孫運璿的風潮。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對於孫運璿都是讚譽有加,公祭時數千民眾參與公祭,許多科技人更視孫運璿為台灣科技產業之父,紛紛撰文紀念孫運璿。這個現象的形成,可能跟今日的台灣政經環境有關。由於台灣近年來政治上的不安定,與經濟的不景氣,部分民眾開始懷念過去技術官僚主政的年代。《聯合報》2006年2月16日的社論指出:“今人紀念孫運璿,不但是尊敬他個人的施政功績和操守典範,也感嘆今昔政治文化及政治習氣的強烈對比。在當今電子媒體以新聞自由為標舉,結合政客捏造新聞的氛圍中,與往昔相較,反而令許多人懷念前輩政治家的風範,並且對當年有紀律、重專業的問政風度給予高度評價。”並在文末感嘆“那個以‘正直作人,勤懇做事’為風氣的時代卻是一去不回了。”正是這種觀念的典型看法。一些人雖對孫運璿沒有太大惡感,但批判追捧孫運璿的現象:他們指出,孫運璿雖然是有能力的技術官僚,但這類人才卻非罕見,只是因為孫運璿受到獨裁政權倚重;而多數台灣媒體刻意放大某些人對台灣的貢獻,順便刻意忽視另一些人的貢獻(如本省籍、非國民黨的高玉樹及美日人士)選擇性地報導來批判甚至污衊另一些人。過去台灣威權領導的政治、媒體環境,較易尊重由基層技術出身的政務官帶領,有利於進行各方面政經改革;而媒體及司法對某些人士隱惡揚善的態度及國會全力配合也讓孫運璿能放手做事,這是許多黨外及泛綠政治人物、官員缺乏的條件。而另外當社會變遷漸趨向多元與開放,民間自主群體的影響力蓬勃發展時,“大有為政府”的觀念被視為保守、與時代脫節的角色而且會成為經濟成長阻力;而事實上一些自由派人士認為大有為政府已經在過去侵蝕掉台灣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