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他十歲喪父。許多中國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師”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撫養長大。從北京大學預科讀畢,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評論家,就在這時候。他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下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秘書,宣傳部的代部長是毛澤東。國共合作破裂之後,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處女作《蝕》三

茅盾先生的名作
【長篇小說】: 《子夜》、《蝕》三部曲 、《腐蝕》、《虹》 、《鍛鍊》 、《霜葉紅似二月花》 、《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 、《多角關係》
【短篇小說】: 《報施》、《創造》、《春蠶》、 《大鼻子的故事》 、《林家鋪子》、《色盲》、《詩與散文》 、《石碣》 、《手的故事》 、《水藻行》 、《小巫》、《煙雲》 、《有志者》 、《自殺》
【散文】:《白楊禮讚》、《賣豆腐的哨子》、《人造絲》、《全運會印象》、《車中一瞥》、《鞭炮聲中》 、《談月亮》 、《霧中偶記》、《大地山河》
情節線索

環繞這條主線還有四條副線:
一條是老通寶和小兒子阿多對勤儉生產的看法上的矛盾:老通寶不相信政局能影響生產,只相信春蠶熟就能解決窮困問題,甚至土地問題;而阿多卻永不相信,在混亂的局面下,養蠶和種地能解決根本問題。這也就是老通寶的想以不變應萬變和阿多的想“窮則變,變則通”兩種極端相反的思想意識的矛盾。這個矛盾也可以說是逃避現實或遷就現實和迫切要求變革之間的矛盾。
其次一條是老通寶和兒媳四大娘在選擇蠶種上的矛盾:老通寶恨死了帶“洋”字的東西,因此不願用“洋種”;而四大娘卻主張用洋種。這也是“不變”與“要變”之間的矛盾,也可以說是保守和進取的矛盾。
第三條是老通寶一班人與荷花之間的矛盾:老通寶一班人都說荷花是“白虎星”,避之唯恐不及;而荷花則認為大家不把她當人看待,是莫大的羞辱。這雖是迷信和反迷信的矛盾,其實也是“不變”(繼承封建傳統,不把婦女當人看待)與“要變”(要求打破歧視婦女的傳統)之間的矛盾。
最後是“村裡有名淘氣的大姑娘”六寶和“愛和男子們胡調”的李根生老婆荷花間的矛盾,一方面表現農村人民錯綜複雜的關係,同時也製造氣氛,強調了第三條副線。
這些線索除了在《秋收》和《殘冬》里繼續發展外,在《春蠶》中也初步得到解答:在春蠶雖好並不解決問題一點上,證明阿多的觀點正確;在出賣繭子時洋繭值錢的事實上,也證明了四大娘的主張正確;在春蠶大熟一事上,更證明了一般蠶農說荷花是“白虎星”,對春蠶有妨礙的虛妄;在捋葉時證明六寶和阿多要好,荷花不過是個陪襯。在《殘冬》里六寶還受了阿多和她哥哥陸福慶的影響,參加了革命。
這些副線都與主線交織一起,為主題的表現而服務,幫助讀者對作品獲得深刻而完整的印象。
人物性格

老通寶有豐富的經驗,經驗幫助他取得春蠶大豐收。但是,面對著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破產的形勢,老通寶的經驗就顯得不夠用了。他無法圓滿解釋他家為什麼會窮下來,他對世道愈變愈壞的根源的認識是朦朧的。他仍然以為,只要蠶花熟,他家就會好起來。他不相信白花花的上好的繭子會沒人要。他還在走著中國農民傳統的也是他們家曾經走過來的依靠勤勞節儉創家業的路。但是,這些老傳統老經驗卻給他帶來了災難,粉碎了他的夢。豐收成災控訴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但也說明農民走傳統的創業發家道路是走不通的。這是老通寶形象的意義所在。
這裡還應該分析一下老通寶的恨洋鬼子和洋貨的問題。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的、絕對的肯定或否定。老通寶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裡有了小火輪以後,他們自己田裡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一份家產就這么變小,變做沒有,而且負了債。”因此,他相信“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的話。這說明老通寶恨洋鬼子、恨洋貨是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中國農村的破產,和他自家的貧困化密切相關的。這是一種朦朧的反帝意識。但老通寶由恨洋鬼子傾銷洋貨,到恨一切洋的東西,不願意養洋種蠶。四大娘嘲諷他:“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錢,他倒又要了!”這就帶有盲目排外的傾向了。

多多頭是《春蠶》中的青年農民。他身體健壯,性格開朗,因為還沒有挑起家庭擔子,顯得無憂無慮。他身上沒有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沒有封建迷信的許多禁忌,他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對荷花的以迷信手段進行報復的行為不予計較和聲張。他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或是田裡熟,他們就可以還清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也還不明白怎樣才能翻身。他愛勞動,總是高高興興地勞動著。《春蠶》中,他的性格還未展開,到續篇《秋收》和《殘冬》中,他的性格有了很大發展,已經起來反抗鬥爭,走上和老通寶等老一輩農民不同的新的道路了。
悲劇成因

養蠶,在江浙農村有看悠久的歷史。但原來是自養自做絲為主的自然經濟。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民族絲業的興起和發展,農民才大規模地養蠶賣繭,成為主要副業和重要經濟來源,並使一部分農民稍稍富裕起來。作品中寫老通寶年輕時,他家就因為養蠶年年都好而“發”起來,“十年間掙得了二十畝稻田和十多畝桑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老通寶家敗下來了,“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其原因,既非天災,也不是農民自身的原因,老通寶一家五口人,除十二歲的小寶外,全是勤勞能幹的好勞力。作品寫老通寶對家境敗落苦思不得其解,而相信他家和鎮上地主老陳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命運好像是一條線兒牽著。”這一方面表現老通寶缺乏覺悟和封建迷信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們兩家的命運”卻確實是由“一條線兒牽著的”。這“一條線兒”並非是老通寶所想的鬼神或閻羅王,而是中國絲業的命運。過去,老陳老爺家做絲生意,老通寶家養蠶,兩家都因民族絲業的“發”而“發”。但是,隨著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和加劇,洋貨大量傾銷和占領中國市場,以及中國國內政治的混亂,中國絲業走向衰落,他們兩家因此都敗下來。不僅這兩家,和近代民族工業有密切聯繫的江浙農村經濟,甚至整箇中國的農村經濟,也都蕭條衰敗,呈現破產崩潰的局面。
《春蠶》細緻地描寫老通寶一家(兼及一村)為奪取蠶事豐收而進行的竭盡心力和財力的奮鬥。他們呈現了“一種大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進行這春蠶的大搏戰。這些處於半飢餓狀態的人,期望春蠶豐收能稍稍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們忍飢熬夜,擔驚受怕,節省每一分錢甚至抵押田地產業來做蠶事本錢,對待生活表現出一種頑強的奮鬥精神和驚人的毅力。一個多月的奮戰,奪得了春蠶的大豐收。但是,結果卻“因為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為的養了五張布子的蠶,又采了十多分的好繭子,就此白貼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
作品所描寫的1932年的春蠶豐收成災是有著更深刻的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根源的。三十年代前後,爆發了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國際帝國主義為擺脫危機,加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向國外大肆傾銷剩餘產品。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侵華戰爭,日本政府對日本絲外銷採取經濟補貼。而中國絲不僅沒有本國政府的扶助補貼,還被課以苛捐雜稅,這就使得中國絲在國際國內市場上遭到廉價的日本絲的壓迫,導致中國絲廠的減產停產。絲廠主和繭商為苟延殘喘,拚命壓低繭價,以剝削蠶農作為補償;還有葉行操縱桑葉價格。作品寫到葉價原為一元五角一擔,但到春蠶結繭前幾天的關鍵時刻,抬高到四元一擔。老通寶家的蠶養得特別好,吃的桑葉也特別多。而繭價原為五十元一百斤卻被壓低到二十元一百斤。這就造成春蠶愈熟、蠶農愈貧困的結局。作品比較充分地揭示了春蠶豐收成災的根源。東洋兵要打進來、絲廠關門、繭廠不開秤、葉價飛漲,這種種世界不太平、絲業不景氣的傳言,前後呼應,貫穿全篇。作品還描寫塘河中的小火輪威嚴地駛過,把一條鄉下“赤膊船”衝擊得好像在打鞦韆,是富有象徵意味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嚴重地衝擊著中國的農村經濟,中國農村經濟也像“赤膊船”那樣動盪,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陷於破產的境地。這就是中國三十年代農村的真實。
作品賞析
《春蠶》的創作靈感,來自報上的一則"浙東今年春蠶豐收,蠶農相繼破產"的訊息。作品以江南水鄉為背景,以養蠶為主線,描寫蠶農老通寶一家緊張、艱辛的勞作,贏得了春蠶的空前豐收,卻反而負債、賣地,落得個"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的結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農村經濟凋敝、農民豐收成災的殘酷社會現實。作品不但有真實的現實描寫,也通過老通寶對自己過去的回憶,從一個老農民的視角展示了中國近代農村的衰敗史。作品最大的收穫,是塑造了老通寶的形象。從老通寶勤勞質樸的性格中,可以看到勞動者的靈魂;從他固執地反對變化,反對洋鬼子、洋貨、洋水車乃至連換一換洋蠶種也要堅決反對的態度中,也可以看到小生產者由於超穩定性經濟所造成的落後狹隘觀念。至於他那數不清的敬神媚神的清規戒律,他那小心翼翼地偷看牆腳下的大蒜頭變化的行為,他那畢恭畢敬地向灶君祈求好收成的神態,以及惟恐兒子多多頭與"白虎星"荷花接觸"傳染了晦氣"的擔心,都以老通寶的方式,顯示了30年代中國老一輩農民的靈魂。在破敗的農村中成長起來的多多頭,是一個與老通寶既相對立又相補充的重要形象,他不但不像老通寶那樣存在著"發家"的夢想,而且還越來越多地滋生著懷疑和批判的精神,他認為"單靠勤儉的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他與老通寶之間的父子矛盾,代表著農民內部新的變化趨勢。作品中充滿泥土氣息的蠶農生活,蠶農們風趣盎然的勞動情致,以及秀麗恬靜的水鄉風光等,都表現出濃郁的地方色彩,使這篇作品在茅盾小說中獨具一格。 在情節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盛傳不太平的時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剝削)影響民族工業,絲廠繭廠均將關門,春蠶無望,一方面是主人公老通寶根據六十年來的經驗,除非是老天爺使蠶花不熟,時局是不會影響絲業和繭廠的。這個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其實就是理想和實際的矛盾。老通寶一班蠶家希望過安居樂業的生活,縱使朦朧地認識到世界在變,但總想安於現狀,以“不變”應萬變。但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決不可能的。老通寶理想中的“不變”和客觀世界的“經常的變”貫穿在情節中,成為一條主線。發展的結果是老通寶和村人對春蠶的希望在現實面前破滅,老通寶氣得生了一場大病。
環繞這條主線還有四條副線:
一條是老通寶和小兒子阿多對勤儉生產的看法上的矛盾:老通寶不相信政局能影響生產,只相信春蠶熟就能解決窮困問題,甚至土地問題;而阿多卻永不相信,在混亂的局面下,養蠶和種地能解決根本問題。這也就是老通寶的想以不變應萬變和阿多的想“窮則變,變則通”兩種極端相反的思想意識的矛盾。這個矛盾也可以說是逃避現實或遷就現實和迫切要求變革之間的矛盾。
其次一條是老通寶和兒媳四大娘在選擇蠶種上的矛盾:老通寶恨死了帶“洋”字的東西,因此不願用“洋種”;而四大娘卻主張用洋種。這也是“不變”與“要變”之間的矛盾,也可以說是保守和進取的矛盾。
第三條是老通寶一班人與荷花之間的矛盾:老通寶一班人都說荷花是“白虎星”,避之唯恐不及;而荷花則認為大家不把她當人看待,是莫大的羞辱。這雖是迷信和反迷信的矛盾,其實也是“不變”(繼承封建傳統,不把婦女當人看待)與“要變”(要求打破歧視婦女的傳統)之間的矛盾。
最後是“村裡有名淘氣的大姑娘”六寶和“愛和男子們胡調”的李根生老婆荷花間的矛盾,一方面表現農村人民錯綜複雜的關係,同時也製造氣氛,強調了第三條副線。
這些線索除了在《秋收》和《殘冬》里繼續發展外,在《春蠶》中也初步得到解答:在春蠶雖好並不解決問題一點上,證明阿多的觀點正確;在出賣繭子時洋繭值錢的事實上,也證明了四大娘的主張正確;在春蠶大熟一事上,更證明了一般蠶農說荷花是“白虎星”,對春蠶有妨礙的虛妄;在捋葉時證明六寶和阿多要好,荷花不過是個陪襯。在《殘冬》里六寶還受了阿多和她哥哥陸福慶的影響,參加了革命。
這些副線都與主線交織一起,為主題的表現而服務,幫助讀者對作品獲得深刻而完整的印象。
茅盾社會剖析小說的特點,與他的文學主張有關。茅盾是一位使命感很強的作家,最容易受時代"主流思潮"的影響,因此,茅盾的文學主張實際上一直處於變化之中。早期是從泰納的文藝社會學出發,而後期則是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出發。茅盾是以歷史代言人的姿態進入文壇的,必然主張文學對時代和社會的反映。但是,作為一個文學家,任何時候也沒敢忘記對文學這個"繆斯女神"的敬重。在新文學初期,茅盾是"人生派"文學的倡導者,要求文學表現人生、指導人生,對於人生有意義是其基本核心,也是後來他的文學思想發展和變化的基點。即使是在他對"五四"進行重新思考和檢討時,也不能完全改變自己和初衷。一方面主張小說應有政治功利性,擔當起喚起民眾的重任,另一方面又主張小說應真實地描寫人生,反對把小說寫成宣傳大綱。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他與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學"的區別。因此,茅盾的文學主張中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他主張小說必須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另一方面又主張真實地描寫人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