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刊名：《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作者：黃現璠
刊物：《廣西師範學院學報》
刊號：1979年第2、3期
日期：1979年
類別：史學
問題提起
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國學者當中引起了爭論。最早認為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學者有可能是陶希聖，但是不久他又改變了自己的主張，認為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而針對中國馬列史學創始人郭沫若當時主張的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史觀，陳邦國、李季、劉興唐、李立中、王瑛、王斐蓀、陳獨秀等學者相繼撰文反駁，否定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由於論戰雙方沒有一位史學專業者，加之傳統正宗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以及古史分期問題一直不感興趣，皆未參與。這種論戰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而逐漸歸於沉寂，爭論的結果，中國古代史上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並未得出任何明確結論。問題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馬列主義歷史唯物論普行於世，郭沫若當年提出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的“有奴論”成為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政治信條”。正如李學功指出：“從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來看，絕大多數學者都對‘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堅信不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相信這一點，即中國不能沒有奴隸社會，已成為幾代中國學人堅定不移的信念，一種難以解開的情結……”。換言之，在有奴無奴的問題上，郭沫若成了史學界最大的“奴隸主”。加之，以郭沫若為首的“三論五說”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長期主導著主流史學思潮，他們又與上層意識形態關係密切，這些“有奴論”的大老們“暢所欲言”所造成的“唯我獨尊”話語特權，使得“有奴論”未再進行任何學術討論和爭鳴便已成為定論，定為一尊，繼而成為禁區或雷區，史學者大多噤若寒蟬，幾近無人敢持異議，唯有史學家黃現璠、雷海宗和學者李鴻哲等人唱起了反調。黃現璠於1957年6月出版的中華民族史上第一本簡略通史《廣西僮族簡史》中說：“唐以前和唐末宋初，僮族的社會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抑是氏族部落社會，值得提出研究。依漢族社會發展史，由氏族部落社會，經奴隸社會，進到封建社會。但社會性質的決定，應該根據社會生產力、經濟、政治等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不能公式化機械的硬套。唐以前和唐末宋初，認為僮族社會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文獻上都沒有記載，惟有氏族部落社會尚可由各方面材料加以推斷。”可說黃現璠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初挺身而出反對“有奴論”的第一位學者。這種反對之聲事實上早在此前的“大鳴大放”期間已初露端倪。1957年春的“大鳴大放”期間，黃現璠以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央民委委員身份在廣西各縣視察工作和作報告時便談到了諸如此類的主張，公開反對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以及史學界流行的公式化生搬硬套作風，反對“大民族主義中心觀”，明確提出了僮族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社會發展跳躍論”。同年7月，史學家雷海宗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文中主張：“馬克思稱鐵器時代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階段。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判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沒有理由予以懷疑，新資料的積累只足以更加強馬克思的判斷，唯一的問題是名稱的問題。我們今天知道這是普遍全世界的一個大時代，並非亞洲所獨有。仍用馬克思的原名而予以新的解釋，也無不可。但如可能，最好是另定新名。無論如何，早期奴隸社會一類的名稱是難子考慮的。一個名詞必須有確定的含意，此時若稱奴隸社會（儘管是“早期”），奴隸社會一詞定又必須重訂，更不必說所謂奴隸社會問題本身尚有問題了。”雖然雷海宗於文中並沒有直接談及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問題，沒有明確否定中國奴隸社會存在論，但對“奴隸社會”一詞以及用“奴隸社會”名詞來代替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了置疑。同年10月，李鴻哲接著發表了《“奴隸社會”是否社會發展必經階段？》一文，公開置疑主流史學定為一尊的“有奴論”，最後得出結論：“奴隸社會說在理論上站不住腳，不符合歷史事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多年來為人所信從，實在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偏向。但這一種教條卻不是從馬克思的精典著作中得來的，它是由郭沫若先生、斯特魯威院士等提倡起來的。由於這一種教條的存在，蘇聯和我國史學家們曾花費很多力氣在古代各國歷史上找尋奴隸。假若奴隸社會說本身根本不能成立，那么這些工作和爭論皆非徒勞無功!”這些文章發表後，史學界尚未來得及回應，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三人即相繼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黃現璠因“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史觀反動”等多項“罪名”，被錯劃為壯族“頭號大右派”。從此之後，“費孝通、黃現璠、吳澤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動理論再也沒有市場了”。雷海宗因“宣揚馬克思主義停滯論”、“史觀反動”等多項罪名，被錯劃為史學界“名右派”，含冤於1962年病死；李鴻哲同樣以所謂“反馬克思主義”等罪名被錯劃為“右派”。勇於衝鋒陷陣踏“雷區”的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不是被“炸得”傷痕累累，就是被炸得面目全非，重傷者最終家破人亡。成文背景
李洪岩研究員曾明確指出：20世紀30年代“論爭的價值和意義，本來應該在於加深人們對中國歷史特點和社會結構的認識，但不幸的是，由於政治性的原因，它卻成為了意識形態交鋒的一個戰場。這種學術與政治夾雜在一起互動為用、相互論證的局面，雖然使得論爭無法在純然學術的語境中進行，但在當時卻是無法避免的。然而更加可嘆的是，在幾十年的時間段里，奴隸制問題不但沒有轉入正常討論的軌道，反而成了雷區和禁區。學者們惟一所能做的，就是論證奴隸制的普遍性。”這是新中國成立近30年中史學界存在的普遍現象，但是尚有個別例外，例如黃現璠先生於1962年春剛被“摘脫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連續推出《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土司制度在桂西》兩篇長論文，他於文中從少數民族史出發，徹底否定了中國“奴隸社會存在論”。黃現璠於前文中認為：“相買為奴，時代甚古，蓄奴之多，甚至萬人數千不等。我們能說戰國時呂不韋、繆毒所處之秦是奴隸社會嗎？又能說明代的吳中（江蘇）也是奴隸社會嗎？”接著他於後文中主張：“領主制封建社會之構成，有些在奴隸社會崩潰之後，有些在氏族部落社會的基礎上，這要看具體的各個社會歷史發展情況而定，不能一般的公式化硬套。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對此記載很多，即在《資本主義生產前各形態》一書已一再提及。所以，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桂西土州縣在儂智高起義前，不是奴隸社會，而是氏族部落聯盟社會。”文中明確反對將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公開反對史學界一些“風派”人士肆意給人戴上“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高帽的“一言堂”作風，強烈呼籲“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堅信不移地主張壯族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始終不渝地倡導“奴隸社會跨越論”。“眾所周知，60年代，正是我國民族學界‘禁區’森嚴壁壘，‘框框’層出不窮，民族學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帽子’橫飛，所謂‘研究社會科學危險，研究民族學就更危險’盛行於世的時期。我（指黃現璠——筆者按）不怕又戴上‘政治帽子’而敢於‘闖禁區’、‘跳火坑’的膽識，絕非源於對自己曾被劃為右派的‘結果不滿’，而是完全出於自己終身信仰的‘治學貴疑辨誤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以及對於學術界一些‘鄉曲之士’觀點的深感不滿。”1957年《廣西僮族簡史》出版後，由於黃現璠於書中提出壯族“無奴隸社會論”，結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而上述兩篇長論文發表後結果如何？按黃現璠回憶文章所言：“事實上發表這兩篇論文時我曾考慮再三，主要擔心再受政治迫害而禍及家人。不料，政治迫害沒有降臨頭上，只是‘文革’批鬥中多了一項莫須有罪名而已。當時的紅衛兵小將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從而對我拳打腳踢，四次遭人毒打，兩次被人一腳踢昏，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的屈辱經歷自然再所難免。當時我已高齡近70，僅憑一股死不甘心的頑強毅力和自少喜歡從事運動的良好體質撿得一條性命。”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里·G·巴羅以及加利福尼亞大學史學教授喬治·V·H·莫斯利相繼指出：“傳統觀點認為：一切社會的發展都不可抗拒地從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然後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按照這種看法，壯族在宋以前屬於奴隸社會，因此，他們不可能有國家……壯族學者黃現璠曾被公認為壯族史學老前輩，他令人信服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傳統理論不適合解釋壯族社會。”“為這個觀點他屢遭抨擊。”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博導教授塚田誠之同樣指出“黃氏（指黃現璠——筆者按）認為壯族社會的發展階段系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初期封建社會，轉折起點始於唐宋時代，從而掀起了圍繞古代壯族社會性質的論爭。他主張原始氏族部落未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反右運動中，黃現璠教授之所以遭到持續不斷的猛烈批判，皆與他的這些民族史觀關係密切。祝中熹教授亦說“長期以來，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被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定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解放後的中國，懷疑奴隸社會的普遍性，往往要以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代價。”祝先生所言最後幾句用在黃現璠身上再恰當貼切不過。由黃現璠史學體現的追求真理執著精神孕育而出的《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凝結著作者學術生涯中經歷的苦難血淚，這是顯而易見的。
成文過程
1954年9月，黃現璠到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時，“帶著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面後郭氏對他說：‘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是無人能駁倒。’黃老回桂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閱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托思於文，邊學邊寫”，1955年10月3日完成論文初稿，題名為《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二稿論文改定於1974年5月8日，題名為《我國歷史分期必須重新估定》；三稿論文改定於1976年3月2日，題名為《我國古代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四稿論文改定於1977年12月6日，題名為《中國古代史沒有奴隸社會初探》；五稿論文改定於1978年11月30日，題名為《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古代沒有奴隸社會》，1979年論文發表時是第六稿，題名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每稿都有修改、題名不一，內容變動程度不同。簡介
《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系歷史學家黃現璠於1979年發表的一篇名作，它是20世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中主張“中華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第一篇論文，影響重大。文中對中華民族歷史是否經歷過奴隸社會進行了全面探討。由於作者在這篇長論文中同時談及了漢族和少數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這與以往學者只論述漢族歷史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有所不同，因而它被視為是20世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中主張“中華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第一篇論文。史觀
特色
評價
意義
黃現璠作品集
| 黃現璠(1899-1982)，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家。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從事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五十年，在通史、社會史、學運史、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語言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貢獻卓著，成為壯學開山祖師和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的開派領袖以及當代歷史學界“無奴派”創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