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是中國銅鼓研究先驅黃現璠教授的一篇遺作,發表在《學術論壇》1985年第9期《光明日報》。作者於文中對銅鼓製造及其花紋進行了探討。

基本信息

題名:《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作者:黃現璠
刊名:《光明日報》、《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
刊期:第九期
日期:1985年、2004年7月
分類:考古

簡介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是中國銅鼓研究先驅黃現璠教授的一篇遺作,發表在《學術論壇》1985年第9期《光明日報》。後於2004年7月收錄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作者於文中對銅鼓製造及其花紋進行了探討。原論文題名為《銅鼓製造及其花紋之探索——廣西壯族人民製造銅鼓》,發表時改為《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成文背景 

銅鼓鑄造的年代,過去便有不同的說法。。根據考古資料看,我國早在夏代,就已經掌握了紅銅的冶煉鑄造,商代中期以後,進入高度發展的青銅文化時代。1955年廣西貴縣曾出土西漢晚期的銅鼓,鼓面的花紋,兼有少數民族和漢族風格的特點,所以它並不是最一早的銅鼓。漢代馬援征交趾,擄得駱越銅鼓,鼓向的花紋已很精美,銅鼓的鑄造術一也非常精湛。可見所說銅鼓始創於漢代是不當的。因為銅鼓初鑄伊始,斷不可能有如此精美之作,必須有一個過程。
又自西漢武帝平西南夷算起,歷代對西南少數民族l用兵,擄獲不少銅鼓,都具有少數民族的花紋風格,足見在那時,西南地區銅鼓早已盛行。鑄造質量可與商周青銅器媲美。所以,銅鼓鑄造,在時間上應從漢代上推到春秋戰國,或更早的周朝,才能合理解釋花紋與鑄造年代的矛盾。

內容摘介

壯族銅鼓壯族銅鼓
銅鼓的花紋,究竟又反映什麼呢?
(一)反映對自然現象的崇拜、壯族人民從事農業生產中,對於陰陽雨零的變化,知道與太陽有密切關係,但不了解這種自然現象的發生原因,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對太陽及為崇拜,壯族民間傳說中還有“太陽與月亮的傳說”解放前有的壯鄉還掛著”日月牌“。故鼓面正中必畫以太陽,反映了農業生產必需陽光,
(二)反映對雨水的渴望。銅鼓上的連續迴旋形構造,方形的叫雷紋,圓形的叫雲紋,這是壯族先民在農業耕種中對求雨的反映。它早已出現在新石器時代出土的陶器上,甲骨文中可看出它的演變,商周時代把它加以發展,裝飾在銅器上,銅鼓用它作花紋圖案,反映了壯族先民一向從事農業生產,其中雷紋影響最大,為求雨多建雷廟,解放前南寧亭子立有雷廟,古時壯人還有定六月二十四日為雷公誕的。
(三)作為圖騰崇拜的反映,鼓而飾有四至八隻蛙,有的大蛙負小蛙,有的大蛙中還有數隻小蛙。這是古人對蛙的崇拜因“蛙鳴即銅鼓(鼓)精”“鼓聲宏者為上”,龜蛙能知天時,故視為神物。銅鼓為壯族先民的重器,鼓面飾蛙就是圖騰崇拜的象徵。東蘭縣解放前每年還有舉行“埋蛙婆”的盛典之俗。至於翔鷺紋、十二生肖、錢紋等,都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的自然現象和生物有關。
(四)反映了壯族人民的歷史傳說。如竹節紋,《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說:“有竹王者,興於遁水,有一女子洗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水經注》作“遂雄夷淮"),氏以竹為姓。”銅鼓面上刻有竹節紋,是很自然的事。在古代僚人和近代低佬族中,還保存竹王的傳說和崇拜。
(五)反映壯族先民的生活和環境。《舊唐書·地理志》說:“琶州……宣化,州所治…...驩水在縣北,本胖柯河,俗呼郁狀江,即駱越水也。亦名溫水,古駱越地也。”按溫水即南盤江。南盤江與紅水河相接,因此,溫水就是胖柯河,唐代叫駱越水。划船紋跟淮族住於蹼水有關。其他如水波紋,亦跟淮水有聯繫。
近年來越南也有一些銅鼓出土,鼓紋以划船紋為特點,於是,越南人便有所謂“東山文化之說”。實際上划船紋的創造不是越南人,倒是壯族先民濮人。因為花紋是文化體系之一種表現。原是越南人吸收我國文化的反映,現在倒被說成為越南文化,這是毫無道理的。古書所說的“駱越”,只是百越民族之一支,並非全部百越民族,製造銅鼓的是百越民族,不能說是越南人鑄造,才傳人中國。而駱越也並不只限于越南交趾之地,實際上範圍更為廣泛。漢賈捐之稱海南島土人為“駱越”。中國《漢書·地理志》說,由交趾至會稽(浙江省屬地)俱謂之越。書中並具體列出:“今之蒼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同越)分也。其君禹後。”可知現廣東雷州半島、海南島,廣西梧州一帶均屬駱越範圍。所以,不能因鼓面有船形紋,就說是越南人所獨有。特別指出的是,現在越南博物館所存的銅鼓,不足百具,鼓面最寬的不及一米,越南全國出土銅鼓數,不及我國一個區(廣西〉出土的一半。那么,壯族先民是銅鼓的創鑄者,不是一目了然嗎?

獨到見解

那么,銅鼓又是誰最先鑄造的呢?
壯族銅鼓壯族銅鼓
我認為是壯族先民。理由如下:
(一)銅鼓生產在四川宜賓到長寧以南地區。上述居住著這個地區的民族,據史書說是僰人。按壯族名稱的演變,僰字讀輕唇音為白,古時無輕唇音,只有重唇音,讀濮。據研究,濮即越人。人們多叫其為百濮,百越。唐朝前以俚獠著稱。宋代才開始以壯族為名,壯原由獞字而來,桂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才改為僮字,一般都讀童音,並不是本音,後來在周總理關懷下,從字音字義考慮,才改用“壯”,,,可見壯族是古代西南少數民族的主幹,也是今天廣西壯族的主流,因此,可以斷言,古代最先鑄造銅鼓的,不可能是別的民族,而是壯族先民。
(二)我們翻閱史書也得到不少證明。
1.如《魏書》卷三百六十九的《獠傳》說俚獠制銅鼓。文中明白地說:“(獠)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魏書》是北齊魏收所著,是中國正史之一,這是壯族人民製造銅鼓見於正史的記載。
2,晉人裴淵《廣州記》說:“俚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後漢書·馬援傳》)晉人劉欣期《交州記》也說:“出大吳公皮以冠鼓。”(《後漢書·郡國五》注)明人鄺露《赤雅》說:“峒中酋長生子者,鑄銅為鼓。”峒為未立郡縣前的地方基層組織。峒中酋長指壯族酋長,生子鑄銅鼓,可見壯族先民是銅鼓的製造者。
3.壯族祖先已廣泛聚居在廣西南部沿海一帶,如《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引萬震《南州異物志》說:“廣州南有賊日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俚就是鄉里之人,土人,本地人,指的是壯族人。《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第四也說:“合浦、漢縣屬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吳改為珠官,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時西江都護陳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鑿山為城,以威侄撩。”《隋書·地理志》載:“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為大鼓……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可見這些地區,人民尊稱他們的首領為“都老”都老是據有銅鼓或製造銅鼓的尊稱,《賓州志》說,在氏族社會末期,氏族酉長由選舉產生,前酋長臨終時先將他作為權勢象徵的銅鼓暗埋地下,遺囑誰有本領能找到,誰就可繼任酋長。到底找到的人很少,今天西南出土銅鼓很多,恐怕與這種暗理不無關係。
4.古代壯族氏族酋長,由人民公僕變作人民主宰,正如上述嘗以銅鼓為權力表征,《南史·歐陽頠傳》載:“飲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可見古代封建王朝對少數民族戰爭,擄得銅鼓後,表示勝利。少數民族失去銅鼓,表明失去統治權。廣西其他少數民族沒有這種風俗,足以證明銅鼓是壯族最先鑄造。

作者略歷

黃現璠(1899-1982)
壯族人類學的創始人,壯學宗師。原名甘錦英,壯族,祖籍廣西扶綏縣。1926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在學九年,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研究院。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等校史學教授,為我國壯族第一位大學教授。曾兼任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等職,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99年11月“黃現璠教授誕辰一百年紀念座談會”在廣西師範大學隆重舉行,會後廣西師大編印《黃現璠教授誕辰百年紀念文集》一冊和出版了《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一書。

黃現璠作品集

黃現璠(1899-1982),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家。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從事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五十年,在通史、社會史、學運史、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語言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貢獻卓著,成為壯學開山祖師和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的開派領袖以及當代歷史學界“無奴派”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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