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分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列有劃分“右派分子”和不劃的標準。
通知全文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總政治部（此件可發至縣委和相當於縣級的黨組織）：
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自反右派鬥爭開始以來，不少地方和部門分別擬定了一些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要求中央予以審查批准。考慮到鬥爭中的實際需要，中央認為有必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以免各單位在劃分右派分子的時候有畸輕畸重的地方。現在將經過中央討論通過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發給你們，請即下達到一切進行反右派鬥爭的單位，予以認真研究，在劃分右派分子的時候即以此件為標準。同時望注意：
(一)全國反右派鬥爭一般是進行得健康的，所劃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適當的，但是也有劃多了和劃少了的情況。而在運動進到深入階段，在切實糾正了溫情主義右傾情緒以後，一些單位把右派的標準放得寬了一些，以至多劃了一部分右派的情況，比較更需要引起注意。無論劃多了或者劃少了，都應該按照正確的標準及時地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劃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單位，必須注意保護民眾和積極分子的熱情和正義感，不要使人產生“反右派鬥爭過火了”的錯誤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過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不夠右派，如果當作右派鬥爭了，現在不要當眾宣布對他的批判是錯了，因為既有錯誤言行就應該批判。但是應在內部改劃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對待，並注意多加教育爭取，到適當時機可以宣布因情節輕微已有悔改，脫掉他們的右派帽子。
(二)為了正確地劃分右派分子，達到既不多劃又不少劃的目的，除了要有適當的標準，還要有適當的審查批准手續。凡是各單位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報告縣一級或縣一級以上的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准。高級知識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況的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報告省一級或省一級以上的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准。
(三)上級領導機關除必須認真地審查所屬單位上報的右派分子的名單外，還必須教育黨員和民眾十分重視對於實際情況的認真研究和具體分析，力戒浮誇和片面性。同時，還必須經常主動地細心地抽查和調閱所屬單位右派分子的詳細材料，及時糾正其中偏寬偏嚴的錯誤，並且對於極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舉出具體的人物和材料作為實例，切實幫助下級掌握正確劃分的標準。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劃分標準
(一)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分子：
當時聲討右派分子的大型集會(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民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極右標準
龍雲(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為極右分子：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不劃標準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錯誤應於批評糾正，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儲安平(2)有過類似右派的思想，但是並未發表過或散布過，而且已經認為錯誤、自動檢討出來的人，或者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3)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或共產黨的領導發表了錯誤的言論，但是並未積極宣傳，事實證明不是出於敵意，經過指正表示願意轉變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黨反杜會主義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參加了右派小集團，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錯誤以後，迅速地站在正確立場，同右派決裂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5)歷史上曾經站在反動立場，現在也沒有顯著的轉變，但是在右派進攻時期並未進行反動活動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來對對待他們。
代表人物
“右派分子”雖然從此成了歷史名詞，但“右派分子”當中絕大多數從歷屆政治運動中“死裡逃生”的知識分子，已被世所公認為中華民族的脊樑，社會良心的典範，學人人格的楷模，回憶和緬懷“右派分子”的文章論著更是層出不窮，歷史永遠記住了他們，許多“右派分子”用自己的正直的社會良心、高尚的知識分子人格、問心無愧的坦蕩心態和因此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慘痛人生代價換來了名留青史的不朽。為此，特列1957年“反右運動”中各界著名大右派分子名錄如下，以昭後人。
1.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中國現代民主黨派著名領導人之一）。
黃紹竑2.中國少數民族著名五大右派：龍雲（彝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現璠（壯族，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歐百川（苗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馬松亭（回族，中國現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達（土家族，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3.中國民主同盟著名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曾昭掄、陳仁炳、彭文應、錢端升、葉篤義、黃藥眠、錢偉長、吳景超、潘大逵、沈志遠、徐鑄成、浦熙修、王毅齋、王文光、姜震中、馬哲民、杜邁之、陳新桂、劉王立明（女）、王國松、王毅齋。
4.中國農工民主黨著名十大右派：韓兆鶚、張申府、章伯鈞、黃琪翔、黃現璠、李士豪、李伯球、張雲川、鄧昊明、李述中。
5.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著名五大右派：龍雲、陳銘樞、張軫、黃紹竑、譚惕吾（女）。
6.中國民主建國會、工商聯著名十大右派：錢孫卿、李琢庵、章乃器、李康年、向德、畢鳴岐、姚順甫、潘鍔鏱、鄭立齋、張東木。
7.中國九三學社著名五大右派：金寶善、顧執中、陸侃如、袁翰青、儲安平。
8.中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謝雪紅。
9.中國民主促進會著名大右派：林漢達。
10.中國致公黨著名大右派：陳其尤。
張申府11.高級幹部著名大右派：沙文漢、孫作賓、陳再勵、李世農、楊思一、孫殿才、陳成義、程星齡、王毅齋、王翰、劉積學、陳沂。12.中國自然科學界著名大右派：金寶善（中國近代衛生事業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國現代著名土木工程學家）、曾昭掄（中國現代化學奠基人之一）、王國松（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發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國現代著名化學家）、錢偉長（中國現代力學奠基人之一）、雷天覺（中國現代工具機工業奠基人之一）。
13.中國社會科學界著名大右派：陳達、李景漢、吳澤霖、潘光旦、馬哲民、錢端升、吳文藻、吳景超、譚惕吾（女）、沈志遠、王造時、費孝通、王鐵崖、陶大鏞。
14.中國文學界著名十五大右派：丁玲（女）、馮雪峰、陳企霞、宋雲彬、艾青、蕭乾、孫大雨、傅雷、姚雪垠、劉紹棠、流沙河、王蒙、鍾敬文、穆木天、吳祖光。
15.中國新聞界著名五大右派：徐鑄成、儲安平、浦熙修（女）、陸詒、戈揚（女）。
16.中國美術界著名五大右派：劉海粟、鄧散木、龐薰琹、江豐、丁聰［按出生年序排名］
17.中國教育界著名大右派：陳達、李景漢、吳澤霖、潘光旦、馬哲民、黃現璠、林漢達、錢端升、吳文藻、吳景超、雷海宗、沈志遠、王造時、黃藥眠、陸侃如、孫大雨、費孝通、葛佩琦、陶大鏞。
18.中國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
19.中國歷史學界著名五大右派：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
20.大學生界三大右派：林希翎、林昭、譚天榮
說明：上面所稱“大右派分子”，主要根據他們當時的政治、社會、學術地位以及右派言論的影響大小和中共中央的處理決定等綜合因素而定。
附錄資料
黃現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中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十人的職務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同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決定：
一、罷免右派分子黃紹竑、龍雲、陳銘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二、罷免右派分子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三、罷免右派分子張雲川、陳銘樞、黃紹竑、、謝雪紅、羅隆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四、罷免右派分子龍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罷免右派分子黃琪翔國防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一、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右派
錢端升、沈志遠、楊逸堂、江豐、劉蘭畦、沙文漢、楊思一、王國松、李士豪、宋雲彬、姚順甫、馮雪峰、曾昭掄、向德、譚惕吾、雷天覺等十六人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到第五次會議之間被撤銷人大代表資格。
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等三人由四川省人大提出，在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被撤銷人大代表資格。
黃紹竑、陳銘樞、黃現璠、費振東、喬傳珏、馬哲民、章伯鈞、葉篤義、程士范、潘鍔鏱、羅隆基、費孝通、儲安平、錢偉長、錢孫卿、歐百川、王天錫、韓兆鍔、丁玲、張東木、謝雪紅、楊子恆、鄭立齋等二十三人在廣西、旅大、武漢、安徽、江西、江蘇、貴州、陝西、山東、福建、甘肅十一省市“多數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黃琪翔、李勃秋、徐鑄成、黃藥眠、王毅齋、張軫、張雲川、朱君允、畢鳴岐、譚志清、龍雲、李琢庵等十二人在廣東、河南、湖北、天津、雲南等省市“多數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右派分子（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補選的代表資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資格問題的審查報告》）
二、被撤銷全國人大職務的右派在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黃紹竑、龍雲、陳銘樞同時被罷免全國人大常務委員職務，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被罷免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張雲川、陳銘樞、黃紹竑、黃琪翔、謝雪紅、羅隆基被罷免法案委員會委員職務，被罷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職務，黃琪翔被罷免國防委員會委員職務。
（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中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十人職務的決議》）
三、“費孝通、黃現璠、吳澤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動理論再也沒有市場了”（謝扶民撰：《兩年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基本總結》，《民族研究》，1958年第1期）；
四、《解放軍總政治部揭發出右派分子陳沂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1958年3月1日《今日新聞》）
五、《監察部反黨集團的首領王翰原形畢露》，載《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期）
六、1958年7月5日，國務院舉行第78次會議。會議審核通過了《國務院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掄、林漢達、黃琪翔、費孝通的決定》。
右派言論
章伯鈞：“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
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提出“政治設計院”論。“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見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羅隆基：“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它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建議設立“平反委員會”。“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籍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黨局和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益叛離……”“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儲安平：“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
彭文應：“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導的片面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導，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錢端升：“我校肯定有三個主義，通過這次整風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為我們的領導機關——國家的政法部門和高教部有嚴重的問題。一個是嚴重的宗派主義，一個是嚴重的教條主義，必然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如果上邊不嚴格去掉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難的。”（在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5月29日會議上的發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毒草集—資產階級右派的反社會主義言論》王鐵崖：“政法教育界‘三害’很嚴重，不解決是很危險的。人家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北大也有不少教條主義，教學計畫就是搬用蘇聯的。”（在北京法學界座談會6月4日第4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葛佩琦：“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人民大學周報》第148期，1957年5月27日］
林希翎：“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6月30日］
人物檢討
我的檢討（章乃器在1957年7月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我是一個犯錯誤的人。我的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的確，在解放以前，個人英雄主義對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時我正處在社會主義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環境的矛盾中。依靠黨對於我的領導，也依靠我那不與當時環境同流合污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才能脫離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經批判了我的個人主義。我認識到：即使它在舊時代曾經對我有用，今後是無論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認識到：社會主義——團隊精神，同個人主義是恰好對立的。在以後的三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個人主義有所克服。但，從一九五六年春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我的個人主義又有所滋長。更因為自恃不爭名奪利，沒有什麼個人利己主義，反而助長了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 憤體表現在同許多方面的工作關係上甚至家庭關係上，都發生了不協調的情況。而這次在言論方面所以發生的錯誤，正是同我的個人主義和片面樂觀觀點分不開的。那就是說：我把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估計得太樂觀了；同時，由於文章是從一系列反教條主義的爭論當中發展起來的，帶來了許多個人主義的意氣，也就帶來了片面性；還有，發表而不慎重估計影響，又犯了自由主義的作風。
批判右派分子的民眾遊行在學習了毛主席的講演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後，又得到許多同志的熱情幫助，我在思想認識上有所提高；現在先就以下幾個論點，加以檢查糾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我本來說：定息從私方人員的個人來說，是不勞而獲，而不是剝削；從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則是剝削的殘餘。這是根據過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來的。現在毛主席的講演分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之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這一分析是十分正確的。從而，他在下文所說的：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也是十分正確的。我應該否定我本來的錯誤說法。
二、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我的原文把“本質”解釋為“本能的、先天的”，“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這種解釋是片面誇張、脫離實際的。因而，根據這種錯誤解釋而得出沒有本質區別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一般對於“本質不同”的解釋，應該是剝削同不剝削、反剝削有本質的區別。這種本質的區別當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並沒有說，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官僚主義。恰恰相反，我認為“只要肅清‘三害’，就成為標準的社會主義的企業、機關”。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經把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甚至“三害”之間畫上了等號，我的說法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來。我應該否定我的說法。
四、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沒有這樣說。我說它有兩面性，但內容已經改變。我的說法還會有錯誤，當繼續檢查改正。
陳銘樞銅像五、工商業家不經過改造就可以愛社會主義——這不是我說的。我在《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文內，單在（二）、（三）兩段內，就有三次提到了黨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勝利，而且還強調提出，“存在決定意識”，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祖國史無先例的統一與興盛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日益團結與繁榮。
其他還有需要糾正的錯誤論點，容我繼續檢查。對於理論上的錯誤，一經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顧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認，我極力主張縮短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以利於團結和工作……
許多同我接近過的人都可以證明，我經常是一個革命樂觀主義者。我曾向許多人說過，解放以前，有三種威脅經場防纏著我：一種是政治威脅——反動派隨時可以殺害我；另一種是社會威脅——反動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還有一種是經濟威脅——企業隨時可以破產，陷於失業。解放後，這三種威脅都完全消失了。我現在只有一條心——做好黨和國家交給我的工作；學習也是為著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學習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小時，為的就是社會主義。
八年來，我的言論和行動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確是毫無相同之處的。第一，我從來沒有誇大國家工作的缺點，抹煞國家工作的成績。剛剛相反，我經常為每一點一滴的國家工作成績而引以為榮；因為那當中有我的極其微末的貢獻。第二，我堅信黨和國家的強大，絕不相信匈牙利事件會在我國發生，而且從來也不打聽學生可能鬧事的訊息。如果要檢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樂觀，而絕不是什麼悲觀。第三，我參加各項工作、各種會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幫助領導上解決問題，而絕不遇事生非，到處點火。第四，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我一貫表示最友好、最真誠的態度，沒有絲毫違背“一邊倒”的精神。第五，我從來也不搞什麼小組織，從來也不爭取私人的權利；對於國家和人民給我的榮譽和待遇，經場孵得已經過高，從來沒有絲毫不滿。因此認為必須夜以繼日地勞動，做好工作，才能對得起黨和國家。第六，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我對黨所提的意見，沒有超過批判“三害”的範圍，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黨員的缺點，而絕沒有涉及全黨和黨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對於我的流言，都會逐步得到澄清。
章乃器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不但沒有懷疑，而且往往還覺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黨員的合作共事關係，絕大多數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風是有批評的。我願意問清楚道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多黨員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自外。態度的直率也自以為是從黨員那裡學來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個人主義，就不夠端正。
自從學習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檔案，展開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後，我提了一系列有關非黨人士對黨員態度不夠正常的意見。我認識到，中共是一貫反對個人崇拜的；但，我們一部分非黨人士卻違反了黨的意旨進行個人崇拜。如政協全國委員會，就曾經通過一個設立毛澤東大學的議案，當時我也是舉手贊成的；這個議案是因為毛主席的反對才沒有實行的。一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 的基礎上的黨，一個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的黨；它被迫進行戰爭，為的是永遠消滅戰爭，它實行專政，為的是最後消滅專政。這一系列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是容易使許多人體會不了或者體會不夠的。對革命領袖以至對黨員的尊敬是應該的，這是經過鑑別基於理智的事情。這同神化革命領袖，以至對黨員進行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公報要求黨員警惕資產階級的無原則的捧場，認為那是糖衣炮彈。我曾經批判了那些用無原則的捧場和個人崇拜腐蝕黨員的現象。顯而易見，這與所謂“醜化黨員”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本來，我有什麼理由醜化黨員？我每天和黨員在一起工作，怎能醜化黨員？坦白地說，我的確醜化了一些對黨員進行阿諛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這上面態度又有些過火了。
我絕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死都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的。立志、下決心，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可以決定的。哪能構想，一個在黑暗時代，在敵人千方百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黨？不能構想，一個在資本主義的泥坑裡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在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的時候，反而要反社會主義？8年來，我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要依靠什麼政治資本搞爭名奪利的勾當。我一心依靠黨，願在黨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林希翎居然有人說我參加了章伯鈞、羅隆基在全聚德召開的會議，而且答應在他們所策動的未來的反動組織中擔任職務。我必須聲明，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近兩年來，我一共只到過四次全聚德餐館，都是有關方面宴請外賓的場合。我的行動是眾目共見的，是可以調查的。王造時上次來京的時候，我曾和他談過一次話。當他提到要恢復救國會，徵求我的同意的時候，我即一口回絕。我說，第一，我在重慶時就離開了救國會，救國會解散我也沒有與聞，今天沒有資格主張恢復它；第二，我對民主黨派工作沒有興趣，參加了一個民建已經嫌多，屢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個？第二，我和救國會的某些同志過去合作得不好，今後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談得到什麼擔任職務呢？
某些人相信： “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3次，慈母也為之動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只是理論上的錯誤。當然，如果我的理論錯誤已經造成了超出時代思潮影響所可能引起的波動，那我應該負責。我請求領導上結合動機和效果，加以檢查，給我以應得的處分。
顯而易見，會有許多人帶著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進入社會主義，但我，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卻不應該再有個人主義思想。我一定堅決克服我的個人主義思想。希望同志們繼續幫助我！（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丁玲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要求：“凡是已經改惡從善，並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對於這些人，今後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決定在慶祝建國十周年時，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並準備繼續分期分批做這一工作。對於教育右派分子，對於教育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將會大有作用，會使他們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確有前途。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數目，以控制在10%左右為好。《指示》規定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條件為：一、真正認識錯誤，口服心服，確實悔改。二、在言論、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在工作和勞動中表現好，或者在工作和勞動中有一定的貢獻。《指示》規定：原來是黨員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後，一律不得恢復黨籍。到12月底，全國已經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28165人，占右派分子總數439305人的6.4%。（來源：人民網資料）
毛澤東關於為黃紹竑、劉王立明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語：
（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六日） 送總理、富春閱。
黃紹竑、劉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較為有利。請總理、富春最後確定。如今後發現他們又有嚴重反動，甚或反革命行為，那時酌情再處，我們仍有主動。
毛澤東
十月二十六日二時［毛選著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卷］
說明：中共中央組織部、統戰部一九六0年十月十四日關於今年擬摘掉屬於中央審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單給中央並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說：黃紹竑從劃為右派分子後，沒有發現什麼反動言論。劉王立明劃為右派分子後，學習積極，承認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問題。反右前（一九五六年八月）她在世界婦女節制會上抵制過台灣代表，駁斥帝國主義污衊“中國販賣鴉片”的讕言。我們反覆考慮似以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為有利。是否摘掉，請中央決定。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將這一報告轉送周恩來審閱後再送毛澤東等。毛澤東的批語，就寫在李富春的報告上。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今年擬摘掉屬於中央審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單，黃紹竑、劉王立明均名列其中。
譚惕吾從1959年到1964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後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一部分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儘管如此，脫帽“右派分子”長期以來依然被列入“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之一。“文化大革命”中，絕大部分“右派分子”或“脫帽右派分子”同樣未逃脫被戴高帽批鬥，遊街示眾，掃大街掃廁所的悲慘命運。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其餘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複查，把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錯誤結論改正過來，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其中四川省不予改正右派名單21名，計有馮元春、謝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劉治良、曾慶有、李負、陳朝中、周季蓀、丁六陽（重慶市）；朱甦、楊正文、（瀘州市）；劉國佐、王廷方（內江市）、羅伯勛（樂山市）、劉元芳、文義蘊（涪陵地區）；李文統（雅安地區）；張志成、張麟儀（省級單位）。［《四川省原劃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1987年10月31日內部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