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震動中央，七常委動情批覆，高票當選《南方周未》年度十大人物，累計銷量百萬，了解當代農村改革史必讀。
特色及評論
農村債務――一顆定時炸彈，農村稅費改革面臨五大挑戰，上書是我向農民懺悔的開始，給農民休耕的權利吧！農民負擔與愚公移山，解放農民――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我的困惑――研究三農問題的問題，厲以寧先生應該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誰剝奪了孩子義務教育的權利，步雲“鄉長直選”――農民又一次偉大的創舉，我為三農找出路，是先立後破，還是先破後立。內容簡介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懷著對中國農民的深切同情、對中國經濟的深切憂慮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以《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為題，向朱�F基總理如實反映“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情況。朱總理等中央領導人兩次動情批覆，引發了湖北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也改革了李昌平的人生軌跡。中央領導人動情批覆，引發了湖北監利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由此掀起“三農”問題關注熱潮。 本書完整記錄事件始末。作為深入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典型案例，折射出基層農村改革的真實情況。作者簡介
李昌平，先後就讀於湖北省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農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後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經歷了人民公社以來的農村改革全過程。2000年3月，致信朱鎔基總理，反映當地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12月，高票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度十大人物。2000年9月辭去鄉黨委書記職務，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記者、編輯等。現居北京，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香港樂施會中國部顧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本書目錄
寫在前面第一章 重返鄉黨委書記崗位
第二章 一封終於發出的信
第三章 末雨綢繆
第四章 中央領導情系棋盤
第五章 中央與地方的對話
第六章 一樣的事實，不一樣的態度
第七章 朱容基第二次批示
第八章 真領導、假領導
第九章 提前引爆定時炸彈
第十章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第十一章 監利經驗
第十二章 生死之間
第十三章 正義與良心的聲援
第十四章 趕不走的記者與提心弔膽的y書記
第十五章 在棋盤的最後十天
第十六章 “女兒何時回到您身邊”
第十七章 前車之鑑：安徽利辛縣委書記夏一松
第十八章 做客《有話好說》：給農民以同等國民待遇
第十九章 “茶卜事件”真相與李昌平撤職內幕
第二十章 巧遇桂曉奇：一本奇書，一樁奇事
第二十一章 我愛深圳
第二十二章 反思監利改革
第二十三章 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第二十四章 離開故鄉的監利人
第二十五章 李昌平不能“死”
第二十六章 假如我是“欽差”
第二十七章 回首災難深重的家園
附錄
媒體評論
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但以一個鄉黨委書記身份，系統提出、用數據說話、用切身經歷講話的，他是第一個。他告訴我們：除了在走向繁榮文明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中國是鄉土中國。——杜潤生李昌平的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是對”三農”問題最經典的概括。——陸學藝《我向總理說實話》描繪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潛規則體系，並且揭示了這個體系產生和演化的根源。……李昌平遭遇的內心矛盾，並不是他個人的矛盾。而他解決這種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懷一樣，都是不改變自己卻企圖藉助最高層的力量改變現實的方式。 ——吳思文章節選
第一章 重返鄉黨委書記崗位 強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農婦含憤服毒自殺身亡，（稱為“茶卜事件”），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朽木鄉黨委書記的我，被追究領導責任，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一夜之間，在武漢學習。離開崗位一個月的我，由鄉鎮幹部的楷模、全省優秀黨員。減輕農民負擔的“英雄”，變成了因“農民負擔”過重而撤職的“反面教員”。若不是有人在網上發表言論，誣陷我1997年親自逼死農民，阻止我當選《甫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也許我的這段“代人受過”的歷史永遠不會再被人提起。此事後文將有詳細交代。且說兩年半後的1999年12月6日，中共監利縣委報請荊州市委同意，任命我為中共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這是我第四次擔任鄉黨委書記的職務，對此我理解為是對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過的不平反的平反。此前兩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農民。當我重新返回鄉黨委書記崗位的時候，更加感受到農村的破落、農民的痛苦和官場的腐敗。所有這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讓我幾乎天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
我痛苦地發現，當年震動全省的“茶卜事件”，並沒有使人們變得清醒大的政績。然而，抗災成了一個筐，什麼問題都往裡邊裝。1996年，是災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區的桐湖村，全年農民負擔高達120萬元，實際用於抗災的不足10萬元（老百姓為抗災付出的代價，還不在120萬元之中）。然而問題在於，1996年棋盤鄉的農民都是顆粒無收啊！
&n一問全是監利拓木鄉的小孩。該領導得出結論是：“監利不重視教育。”那位領導不知道，其實並不是不重視教育，也不是家長不讓孩子讀書，而是讀不起，是沒有辦法啊！
更讓我深感震驚的是另外一些事實。
每當我回到縣裡開會時，會上傳達的精神和下面匯報的情況與農村的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
1999年，全縣農民實際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報的數據卻是增加了200元。
1999年，上報全縣農民負擔比上年減少4000多萬元，而實際上是增加負擔2億元之巨。
1999年，全縣80％的農民種田虧本，甚至難以維持簡單的再生產，而縣裡開會時卻反覆宣稱：“監利農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99年，全縣財政收入不足1．8億元，上報的材料卻說達到了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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