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宋代的家族與社會》所探討的對象，是科舉制度化後崛起，且發展較為成功的士人家族。作者藉家族成員仕途的衰榮，與家族對地方的經營，勾勒出宋代士人家族的發展歷程，及其與基層社會間的關係輪廓，生動描繪出近世中國家族與社會的底蘊。往昔研究宋代家族，多以個案方式探討單一家族，難有整體性的把握。《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除個案研究外，更結合學界現有成果與個人研究，從家族發展軌跡、家族與地方社會關係，以及家族興衰與社會流動等三方面著手，進行綜合性觀察，期能對宋代士人家族發展，及其與基層社會之間的互動，有更全面的了解與認識。
編輯推薦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主要考察了宋代在科舉制度化後崛起，而且發展比較成功的士人家族。從對家族成員的仕途發展與家族經營地方的觀察，可以看到宋代士人家族發展與演變的輪廓、家族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藉以掌握中國近世家族發展與轉變的基礎。《宋代的家族與社會》是作者多年研究宋代家族個案的總結性成果，對於中國家族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黃寬重，1949年生，台灣宜蘭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日本東洋文庫終身海外名譽研究員。長年致力於歷史學及人文學之跨領域研究，尤專研宋史，先後發表近百篇論文、四本論文集，以及《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與《宋代的家族與社會》等四本專書；近年亦大力推動唐宋史學界跨朝代國際研究合作。曾任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家圖書館”館長與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講座教授，與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講座教授。2006年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7年獲“教育部”頒贈教育文化三等獎章，並四度榮獲“國科會”優等研究獎助。現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興大學萬年講座教授，受聘擔任中興大學副校長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圖書目錄
序
緒言
第一篇墓誌史料與家族史研究
第一章近五十年中國出土宋人墓誌史料
第二章墓誌史料的價值與限制——以兩件宋代墓誌資料為例
第二篇四明家族群像
第一章發明本心——袁氏家族與陸學衣缽
第二章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
第三章真率之集——士林砥柱的汪氏家族與鄉里文化的塑造
第四章洛學遺緒——高氏家族的學術與政治抉擇
第三篇江西家族群像
第一章鄉望與仕望——厚經營的張氏家族
第二章武功與文事——程氏家族由族而家的發展
結論：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圖書書摘
第一篇墓誌史料與家族史研究
第一章近五十年中國出土宋人墓誌史料
一、前言
搜求墓誌資料並作為研究之資，在中國有其傳統，清代金石學者尤多注意墓志銘的價值。民國以來，更有利用墓誌作為研究者，如柯昌泗跋祖士衡的墓志銘②及牟潤孫考證折可存的墓志銘兼論宋江。③都是有名的例子。不過大規模的出土與刊布則與1949年起中國進行長期的考古發掘有密切關係。筆者蒐集自1949年至l996年中國學術期刊及專書上所登載的宋代墓誌資料，資料以考古刊物為主，兼及已結集出版的專書與相關墓誌目錄。④刊載的文章中，各篇的作者多已闡述資料的史料價值，凡經查證無誤者，直接引用，須重加考訂說明者，另加討論。
二、出土墓誌資料簡述
筆者蒐集所得的宋代墓葬資料，除去墓誌部分重複外，共有三百一十七件，①這些資料多屬於宋墓的發掘清理報告，偏重於墓葬結構、形制、出土陪葬物品的種類式樣，如漆器、瓷器、石器等，特別著重於器物、墓室形制的描述，並討論其意義。報告中雖然也注意到買地券，以及考訂墓葬年代等等問題，卻多忽略墓誌資料。許多考古報告由於墓誌資料不全，或受篇幅之限，殊少抄錄或附錄墓誌資料。
在三百一十七件墓葬報告中，墓誌數據較完整的有一百七十二件，占全部資料的54．3％，其中有九十八件分別收入陳柏泉編著的《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共有九十三件），及高文、高成剛編的《四川歷代碑刻》（有五件），約占一百七十二件完整墓誌資料的57％，可見這二本碑誌所占的分量相當重。其中，江西墓誌的比例尤多。
這一百七十二件墓誌資料中，共收錄了一百九十九位宋代人物的生平資料。其中男性有一百二十三人，女性七十六人，任官及命婦有一百二十一人，平民有七十八人；有二十八人在《宋史》中有傳，其餘一百七十一人在《宋史》無傳記資料，其中十三件是由包括曾鞏、李覯、黃庭堅、葉適、呂惠卿、楊萬里、范祖禹、張耒、司馬光、蔡京等宋代名臣、學者所寫的墓誌。
書評片段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讀後
張邦煒《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二90年代：開掘史料寶庫——墓志銘
或許正是基於對上述研究狀況的深入了解和仔細分析，黃先生同柳立言先生一道，聯絡陶晉生、馬伯良、佐竹靖彥先生以及我等大陸學者在內的l2位宋史學界同行，從1993年開始，共同開展了為期三年的“宋代家族與社會”研究計畫，目的在於將宋代家族史研究引向深入。1998年印行的《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便是其重要成果之一。③黃先生作為這一研究計畫的發起者，他的《家族》一書集中地體現了研究計畫的開拓創新、務實求真精神。其主要特色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在史料運用上尤其重視墓志銘。黃先生指出：“在明清時代可以藉豐富的族譜及地方志的資料，將家族發展變化的圖像清楚地勾勒出來。但是，宋代的族譜及其相關資料，由於年代久遠保留不易。除了極少數之外，以個人生平事跡為主的傳記資料，成為描繪家族發展歷程的主要憑藉。”(第27頁)墓志銘是一種很重要的傳記資料。一提到墓志銘，人們往往立即想到盛行於唐宋的“作碑諛墓”之風，懷疑墓志銘的準確性及史料價值。宋人曾說：“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其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④此說雖不無道理，但未免失之片面。其實，墓志銘對於墓主的自然狀況，諸如先世、籍貫、遷移、壽命、婚姻、科第、仕宦、子孫等等的記載均較詳盡並大致可信。正因為如此，對於家族史研究，其史料價值尤其高。《家族》一書第一篇“墓誌史料與家族史研究”第二章“墓誌史料的價值與限制”，以樊氏夫人墓志銘和孟邦雄墓誌為例，做了既具體又全面的中肯分析，認為墓志銘確有“文過其實”以及隱惡揚善乃至理想化等弊病，但“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既應“充分利用”，又需“斟酌考訂”(第14頁)。黃先生90年代初所做《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一文，在史料運用上便以充分利用並仔細考訂墓志銘為特色。⑤我作為“宋代家族與社會”研究計畫的參與者，在探討鹽泉(今四川省綿陽市遊仙區玉河鎮)蘇氏、仁壽(今屬四川)虞氏家族時，便以《四明袁氏》一文為藍本，從著力蒐集有關墓志銘人手。但凡家族史研究者都有這樣的體會，如果未能發現幾份有價值的墓志銘，就很難理清家族的來龍去脈。進入90年代以後，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者紛紛將墓志銘作為史料寶庫而盡力加以挖掘，並出現了以研讀墓志銘為主題的讀書會。這一研究風氣的形成，與黃先生的提倡與示範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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