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康有為所倡導的百日維新，打破了不許士人問政的禁令，開創了一個知識分子干預國家政治的新紀元。
本書是康有為戊戌變法期間奏章的結集，共輯錄奏摺89篇及進呈編書序7篇，
主要內容為：
1.1884～1898年所有的康有為本人呈遞光緒皇帝的奏章；
2.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代御史宋伯魯、王鵬運等人草擬的變法奏疏40餘篇；
3.清檔有明確記載康有為確曾呈遞而現已遺失的奏摺主要內容的考證；
4.《俄彼得變政記》、《孔子改制考序》等進呈編書序等。編者於每篇奏摺之下都考證其呈遞經過及當時的政治背景。
序言
康有為所倡導的百日維新，打破了不許士人問政的禁令，開創了一個知識分子干預國家政治的新紀元。清季對讀書人控制極嚴，不許隨意上書，文人干政，是要冒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的。可是，當李鴻章在日本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電至京師，舉國譁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鹹有爭論。康有為義憤填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召集各地舉人，於松筠庵舉行會議，並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響亮地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符：“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並懇求皇上屏棄投降派賠款割地之主張，“獨斷聖衷，翻然變計”，以變法求生存。他的弟子梁啓超、麥孺博連日繕寫，遍傳都下。全國各省來京趕考的舉子們，士氣憤涌，紛紛走上街頭，擁向都察院，以至於使都察院門前排起了長隊，“車馬闐溢，冠衽雜遝，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這是古都北京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不曾有過的空前壯舉。讀書人可以理直氣壯地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大聲呼喊，自由發言。由於主和派的破壞阻撓，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二書》最終未能遞上朝廷，然而，康有為不顧生死，倡導變法的愛國激情，其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上書事件本身。
記得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國的改革事業剛剛起步，思想解放，萬象更新。胡耀邦同志在主持工作時，特別欣賞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以及《上清帝第三書》反覆說過的一句話：“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他把這句話當作．頭禪，反覆吟誦，告誡國人，並將康氏“窮則變，變則通”等警句廣為印刷，作為檔案發到全國各地，供國人研讀體會，著實體現了這位國家領導人不安現狀、改弦更張的高尚情懷。
我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任教職，而且正在從事晚清變法史專題研究。當我們晚清史研究室的同仁，在會上一遍遍地讀著康有為的變法警句，無不由衷地欽佩胡耀邦不畏艱難險阻，撥亂反正，奮起改革的勇氣。當時社會上思潮激盪，風雲變幻，我們耳聞目擊、感慨萬千。我們作為一群研究歷史的書生，當日已經深信，康有為所倡導的不懼風險，更張舊制，“重起天地”，“再造日月”的精神，已經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理應發揚光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誰要搞改革，誰就不能不想到康有為，就不能不想到“以開創之勢治天下”的至理名言。所謂“開創”，就是不能墨守成規，故步自封，勇於將一切有利於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的新思想、新知識大膽引進，為我所用。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時至今日，連一本康有為在變法年代所提出的比較完整、比較準確的變法奏章都尚未出版。
康有為戊戌年究竟向皇帝提出過哪些建議？這些建議有何結果？為回答這個戊戌變法史研究的基本問題，我於1998年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救亡圖有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此書出版後，頗受學界好評。可惜因定價太高等原因，行銷不暢。我常常會遇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行，向我索要此書。今年夏天在蘇州大學參加晚清史研討會期間，有位近代史所的同行告知，他為了參考此書，跑到國家圖書館那裡，也未能找到。因此，再版此書，長期以來成了我一樁未了的心事。此次北京圖書館出版杜郭又陵社長表示願意出版此書，使我如釋重負，由衷地感到高興。倒不是為自己又一本學術著作得以問世而沾沾自喜，而是為能宏揚康有為的不顧安危、捨身變法的精神而感到欣慰。
此次再版，篇幅多有增加。把從光緒十四年到光緒二十三年1888—1897間康有為向朝廷的屢次上書輯入。其中，有康氏以自己名義呈遞的《上清帝第一書》到《上清帝第五書》五篇重要奏章。此外，還包括康有為代王鵬運、楊深秀、陳其璋等御史草擬的奏章七篇。這些奏章有的已呈上清廷，有的卻橫遭阻隔，其中曲折，我都有文字予以考證。
光緒十四年，康有為還曾經與御史屠仁守有過文字交往。我曾經在《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一書中有過考證。但是，這些奏章坊間爭議較大，而且大多是未曾向朝廷呈遞過。有的奏章改動較大，甚至改得有些面目全非，故此次出版未將康氏代屠仁守草擬的奏章收入。
在本書附錄之二增加了康廣仁《致星海先生函》一件。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性格剛毅，才幹卓絕，在百曰維新中頗著辛勞，而其傳世之作極為罕見。此次刊布的雖非奏章，卻體現了這位維新志士憤世嫉俗，力求更張的情懷。康廣仁在世之年，未有奏章存世，故權以此函作為對這位維新前輩的紀念。
本書自20世紀70年代末，我讀碩士課程時開始搜羅資料，除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外，還在海峽對岸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南港近代史研究所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等處，多方蒐集康有為的進呈書籍、檔案奏章以及方誌、筆記乃至未刊書札、日記等各種珍貴史料，對於以耿來金為代表的各方人士的真誠支援，謹致以深深的謝忱。
此外，還應提到戴逸、林敦奎、李文海、王俊義、呂英凡、王道成諸先生，他們是我讀碩士課程時的老師，或指點迷津，疏導門徑；或答難解惑，開我茅塞。在此書完成之日，應向他們深深鞠躬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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