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魯迅前期雜感收集在《墳》(註：魯迅自己曾把《墳》稱做論文集，其中 -百科知識中文網

魯迅簡介

魯迅（1881－1936），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後改名為周樹人，改字為豫才。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為筆名。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是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精神被稱為中華民族魂，並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的母親是魯瑞，父親是周伯宜。在這一生中他寫了小說,散文，雜文100多篇.魯迅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學，先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其間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1904年到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醫，後因為在那裡發生的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從此棄醫習文。

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

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

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

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箇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回響。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誌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

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

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

這樣的人際關係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係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鬱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除了社會底層的人物形象之外，魯迅還塑造了一些剛剛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有進步的要求，有改善社會的良好願望，有對人、對己的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愛，但當時的社會卻不能容忍他們。“狂人”詛咒人吃人的現象，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不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瘋子，必欲除之而後快(《狂人日記》)；夏瑜為社會而犧牲，茶客們說他“瘋了”，華老栓則用他的血來治自己兒子的病(《藥》)；魏連殳關心中國社會，社會卻來迫害他，到他不再關心中國社會時，

周圍的人卻來巴吉他(《孤獨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為社會，為自己，追求過，奮鬥過，但在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歷的都是悲劇的命運。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

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么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髮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

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

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淨細緻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鏇轉飄蕩，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鬥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衊和攻擊。

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鬥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鬥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

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闢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緻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讚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

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

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鬥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尖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鬥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一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沉的音樂，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魯迅一生的著作和譯作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共16本。

題記

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么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著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儘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么？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蒐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只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並沒有什麼；至多，但願這本書能夠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於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弔荒冢，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只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雲。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語絲》周刊一○六期，題為《〈墳〉的題記》。 ②《河南》　月刊，我國留日學生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創辦於東京，程克、孫竹丹等人主編。一九○一年“辛丑條約”後至辛亥革命期間，我國留日學生有數千人，其中多數傾向於反清革命，他們進行各種反清活動，出版了許多書報。其中有十多種雜誌是以各省留日同鄉會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義出版的，內容偏重於有關各省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從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和科學的啟蒙宣傳，如《浙江潮》、《江蘇》、《漢聲》、《洞庭波》、《雲南》、《四川》等，《河南》就是這些雜誌中的一種。作者在該刊發表的文章，有收入本書的《人之歷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的《破惡聲論》和收入《魯迅譯文集》第十卷《譯叢補》的《裴彖飛詩論》（兩篇都是未完稿）。 ③《民報》　月刊，同盟會的機關雜誌。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內容主要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號起由章太炎主編。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在《民報》發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這裡說的受《民報》的影響，即指受章太炎的影響。④“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出《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⑤這裡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謂正人君子，指當時現代評論派的人們。《現代評論》周刊是當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大學教授所辦的一種同人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論，同時也發表文藝創作、文藝評論。主要撰稿人是王世傑、高一涵、胡適、陳源（筆名西瀅）、徐志摩、

唐有壬等，也採用一些外來投稿。其中胡適雖沒有參加實際編輯，但事實上是這個刊物的首領。這派人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以及後來的國民黨反動派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以自由主義的面目出現，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辦的這個刊物的主要特色，就是時而曲折時而露骨地反對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眾的革命鬥爭。如五卅運動發生後，胡適、陳源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先後在該刊發表文章，誣衊在共產黨領導下由工人、學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廣大的反帝運動。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殺愛國人民時，該刊公然誣衊被殺的愛國民眾，替段祺瑞辯護。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以後，該刊逐步投靠蔣介石政權，成為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的刊物。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曾不斷發表文章，對這個刊物的反動言論進行鬥爭，揭穿了這派人物的假面目和反動本質。這些文章，都收在本書和《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中。 “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軍閥政府的《大同晚報》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的一篇報導中，吹捧現代評論派的話；魯迅在雜文中常引用它來諷刺這一派人。 ⑥這裡說的不罵軍閥和下文的“無槍階級”，都見於《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廬（即高一涵）的一則《閒話》中，原文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可罵而又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無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當時北京的刑場在天橋附近。

⑦木皮道人　應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遺民賈鳧西的別號。賈鳧西（約1592—1674），名應寵，山東曲阜人。這裡所引的話，

見於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詞》中關於周武王滅商紂王的一段：“多虧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計，獻上個興周滅商的女嬌娃；……他爺們（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晝夜商量行仁政，那紂王胡裡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魯迅在這裡借用“軟刀子”來比喻現代評論派的反動言論。 ⑧三一八慘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出動軍艦支持奉軍，炮擊國民軍，並聯合英美法意等國，於十六日以最後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於愛國義憤，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竟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二百餘人。慘案發生後，《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陳西瀅評論此案的《閒話》，誣衊被慘殺的愛國民眾“沒有審判力”，是受了“民眾領袖”的欺騙，“參加種種他們還莫明其妙的運動”，“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又險惡地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們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說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於開槍殺人者”等等。參看《華蓋集續編》中的《“死地”》、《空談》等篇。

魯迅其它作品

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傳，喜歡野史雜錄和民間繪畫藝術。1898年就讀于洋務派創辦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數月後重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開始接觸新學。1902年到日本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1904年4月結業，6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這一時期開始參加各種民族民主革命活動，廣泛涉獵西方近代科學文藝書刊。最早的一篇譯述文章《斯巴達之魂》前半部分發表於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後半部分載於第9期)；同年在東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 1906年棄醫學文，希望以文藝改造國民精神。籌辦文藝雜誌《新生》，未果，轉而在《河南》雜誌發表《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重論》等重要論文。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辛亥革命後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1911年用文言寫了第一篇小說《懷舊》，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都與後來小說相同，捷克學者普實克認為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1912年2月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職，後隨教育部遷往北京。1918年5月開始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專集都被收錄在各類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發表《阿Q正傳》，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北洋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

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

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蒐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發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沈鈞儒手書）三個字。葬於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