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古籍定義
“古”是相對於“今”而來的，未採用現代印刷技術印製的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
簡策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藉以記錄
知識、傳播思想，圖書才開始出現。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1）知識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質載體；
（5）文字製作技術；
（6）裝訂形式。
以這六條標準來衡量諸多圖書起源的幾種說法：“陶器說”過分強調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河圖洛書”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話傳說，不足為憑；甲骨、青銅、石刻均不能稱之為圖書。
著名書史學家錢存訓指出：書籍的起源，當追溯到竹簡木牘，編以書繩，聚簡成篇，如同今日的書籍冊頁一般。
《御筆詩經圖》先解釋“古籍”的“籍”。“籍”在這裡就是書，“古籍”是古書的雅稱。什麼樣的東西才算書，殷商時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後刻上去的卜辭，並未構成書。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金文”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儘管有時為了誇耀自己的功勳，文字很長，但其性質仍和後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書。中國殷商時已開始在竹木簡上寫文字，《尚書》的《多士》篇里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的古文字就像兩
根帶子縛了一排竹木簡，“典”則像以手持冊或將冊放在几案上面。但這種典冊在殷商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後世之所謂檔案。到西周、春秋時，檔案留下來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時人做了不少四言詩，草擬了貴族間各種禮儀的節目單或細則；還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辭、爻辭；春秋時諸侯國按年月日寫下來的大事記即“春秋”或“史記”。這些，都歸祝、史們掌管。其中除大事記是後來史書的雛形外，其餘所有的仍都沒有編成書，只能算檔案，或稱之為文獻。到春秋末戰國初，學術文化從祝、史手裡解放出來，孔子以及戰國時的學者才把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詩》、《書》、《禮》、《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講解。這些教材叫做“經”，講解經的記錄編寫後叫做“傳”或“說”，經、傳、說以外的記載叫做“記”。同時，戰國各個學派即後人所謂先秦諸子也有不少論著，並出現了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專著。這些經、傳、說、記和先秦諸子論著、科技專著才是中國最早的書，最早的古籍。《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最早的書也就是這一批古籍。以後收入列朝公私書目屬於經、史、子、集的各種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認為古籍。
學術觀點：中國有6000年的文明史，圖書作為重要的標誌文明的牌記，與中國古老的文明社會並駕齊驅發展著。從壁石、鐘鼎、竹簡、尺牘、縑帛到紙張，無一不向社會傳播文明，傳遞知識。但久經改朝換代、天災人禍，能保留下的古書少之又少。所以，古書收藏愛好者認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較清晰。凡國內藏書只此一部的，未見各家收藏、著錄的，一概稱為國內孤本。珍本與善本的界定，歷來為版本鑑定學者所爭論。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表論文指出：“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善本是凡內容有用，流傳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辭彙中，“善本”就是珍貴的、值錢的、罕見的傳本，這實際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義。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並不等於“善”，罕見的東西並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於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於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古籍分類
中國古籍傳統的分類法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四部下再細分為四十四類：
經部，以儒家經典及其釋作為主，例如《御筆詩經圖》，也收錄古樂、文字方面的書籍。
史部，主要收錄各種體裁的史書，另納入地理、政書及目錄類圖書。
子部的範圍比較廣，諸子百家、算術、天文、生物、醫學、軍事、藝術、宗教、占卜、堪輿、命算、筆記、小說、類書等，皆入子部。
集部，則錄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個人著作稱“別集”，集體創作稱“總集”（例如：《六家文選》）。
上限下限
古籍的上限、下限：春秋末戰國時編定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廣義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後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並未完全另起爐灶，例如舊體詩文集、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範圍。
六家文選中國歷史一般從有史以來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算作古代史。鴉片戰爭以後，
中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1840年以後的歷史就劃入近代史。但社會性質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學術文化馬上統統起根本性的變化。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治結束的七十年間，新撰寫的書籍中，絕大部分的內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沒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後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並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範圍。採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國的古籍在數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最多。此外，還有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也是中國的古籍。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問，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於漢文的古籍。
工藝特色
古籍印刷
中國印刷術的演變：
銅活字雕版印刷發端於唐代，宋代以後成為傳統中國圖書製作生產重要方式。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種顏色，稱為“單印”；若將規格完全一樣的幾塊版面，分別在不同的部位著上不同的顏色，重複迭印，就可產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稱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製的書，就稱為“套印本”，是中國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術。活字印刷術是用銅鑄或木造成一個個獨立的字型，再拼成版面印刷（圖4《御製數理精蘊》），乾隆皇帝將宮中以木活字印刷的書稱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術，在清末傳入中國，因有快速、價廉的優點，很快地通行起來。
古籍結構
書衣古籍的結構是指一部具體古籍外在形式和內容的各個組成部分，在流傳過程中，逐漸
形成的特定的名稱。
1.書衣：俗稱書皮，也稱封皮。（修復技術規範2.28）是為保護書而在書的前後加的封皮，一般選用較硬的紙作為書衣的材料，並在書衣上題寫書名。
2.書籤：用作題寫書名的長方形紙條，一般貼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時還有冊次和題寫人姓名。（修復技術規範2.29）
3.書葉：按文稿順序排列的書寫、印製的單張紙葉。（修復技術規範2.9）
4.封面：位於護葉之後、所有書葉之前。常鐫刻書名、作者、刊刻時間及地點等項內容。（修復技術規範2.18）
古籍書封面5.護葉：也稱副葉，用以保護書芯或連線書
衣。（修復技術規範2.19）一般是一張空白紙。在書名葉或前或後。
6.書芯：指書衣以內或未上書皮以前已訂在一起的書冊。（修復技術規範2.20）
7.書腦：書芯訂捻、縫線以右的部分。（修復技術規範2.24）即裝訂時，錐眼訂線的地方。
8.書背：又稱書脊，與書口相對，上下封皮相隔或連線的部分，相當於書籍的厚薄度。（修復技術規範2.25）即一書裝訂處的側面，如同書的脊背，所以稱書脊。
9.書頭：書籍上端切口處。修復技術規範2.21）又稱為書首。
古籍書冊各部位名稱10.書根：（修復技術規範2.22用的術語叫“書腳”，解釋為：書籍下端切口處，亦稱書根。）有些古籍在書根上有書名、卷數、冊數，但書根上這些題名不
一定準確，有些是刻板時印上，有些是藏書者自己為方便翻檢、閱讀或者保護而寫上去的，多半是簡名。
11.書角：天頭和地腳右端。（修復技術規範2.27）
歷史傳承
古籍興衰
南宋刻本《劉賓客文集》中國圖書事業隨社會進程發展，春秋時代圖書
性質偏向官方檔案，戰國時代，圖書轉成傳播知識的媒介，也開始有了私人藏書。秦始皇統一中國，推行“書同文”政策，將部分私家藏書移入宮廷及政府機構後，進行焚書坑儒，是中國圖書發展的黑暗時期。漢興，圖書事業又慢慢恢復過來。到了隋唐，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傳鈔寫本書極盛，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中國圖書事業邁向全新的局面。
兩宋是中國圖書業發展的重要時期，編書、刻書、藏書風氣大盛，官府、私家、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並行。
《皇清開國方略》明、清兩代，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物力與人力，主導編書事業，二十世紀初，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圖書事業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
書籍源流
書者，述也，以文字記述事物者也，書之含義甚多，今人稱述書為書籍，為別於書法言也。書籍之肇始甚早，文字發明之後，即有書籍。不過，各代所用書寫之質料，及其裝訂之形式，多有不同耳。從古至清，所有之書籍，以其形式可分為三期。由古至周末，為簡牘時期；由秦至唐，為捲軸時期；由宋至清，為線裝時期，茲分別述之如下：
簡牘簡牘時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載文者，竹木而已。載於竹者，曰簡；載於木者，曰牘；連編簡牘，則謂之策。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則書之於簡牘而已。初以刀刻，繼以漆書，周宣王時，始有墨書。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完全賴此以推進，國家之文明，亦完全賴此以保存，與後世之書籍功用正同。是簡牘者，實即當時之書也，創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既以韋編，其為簡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仍為簡牘也。由古至周，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故謂之為簡牘時期。
捲軸捲軸時期：嗣以簡牘之書寫煩難，而所載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簡易之時，尚足套用。及秦滅六國，事務增繁，官私文書，日益增多，以前書寫之方式，在事實上已感運用不能圓滑，不適於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為獄隸。因獄隸之文字，時間有限，不能任意積壓，遂由獄隸之片倡而自動發生改革。篆書之耗時也，而改篆為隸；竹木之難治也，而代以縑素。以帛作書，從此肇始。但縑素價昂，一般平民無力購用。故縑素雖興，只於官方通行，社會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遺傳之典籍文書，仍以簡策保存者為多；鈔錄於縑素者，尚少也。迨至漢時，發明造紙，從此書寫上又發生一極大之轉變。蓋紙為書寫之惟一合適質材，有縑素之長而無竹木之短，價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後遂以紙張為書寫之獨用品，縑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無人使用矣。惟無論縑素或紙張，其文字均系手寫，所謂書籍者亦不過手寫之紙卷，並非如今日之書也。及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從此始有刻板印刷之書籍。以常理言之，刻印與抄寫，其難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發明，社會景從，各種書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實竟大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經典外，其餘文書仍均手抄，且以抄本為貴。此固由於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於刻印之不佳使然。蓋刻印初創前無取法，辦理者既非有經驗之人，而從事者又系毫無訓練之輩。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錯誤，其不受社會歡迎，固其宜也
。且當時之士子，尚有一種特殊之成見，以為手抄一次，足抵目讀數次。故多數上層社會家庭，仍多為其子弟聘請名師，專為指示抄寫一切經史，印刷之書，概不購讀。故刊印之木雖發明於隋，然終隋之世，未有特殊之進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暢行，社會心理仍貴抄錄，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後唐長興三年二月，馮道、李愚等奏請刊印九經，從此重要經書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寫矣。雕刻刷印，至此方為成功。然一般每易誤會，以為一代所刻之經書，即與現之經書同。其實則相去懸殊，極為不同。蓋自以縑素作為以來，直至五代所有之書籍，無論縑素或紙張，無論手抄或刻印，均系成捲成軸，所謂鄴候架插三萬軸者是也。並非如今裝輯成本、成冊、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書。《史書》載宋以前之書籍，均系若干卷，並無若本者，蓋系統記實。非如今以卷為虛以設之符號，有名無實地。其後，以卷本之舒捲為不便，檢閱煩難，乃變而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斷，乃分為薄帙。及至有唐中葉，又創用葉子，即將長卷摺疊成為若干葉，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摺，或前清朝考之籍，無論縑素或紙張，無論手寫或刻印，其形式完全為捲軸，故謂之為捲軸時期。
線裝例線裝時期：至宋，因長卷之種種不便，遂依據葉子之格式，而改進為今日之線裝式。即將一葉分割，使不連續，以一葉為一板，一葉為變易，但在檢閱上、誦讀上以及收藏，其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計也。故吾人所讀之線裝書，其實際肇始於宋，為時僅千年。宋以前，絕未有線裝書也。文字多為刻印，抄寫者甚少。至宋仁宗慶曆中，有布衣畢升為活板，用膠泥刻字，從此又有活字印板之發明。元王楨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無錫華燧、安國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較經濟，但在書籍上，固與刻印無殊也。總之，自宋至清，其書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為線裝，故此時期謂之為線裝時期。清末則漸有洋裝，民國後且有取線裝而代之之勢，其形式與裝訂，盡人所悉，毋庸贅述矣。
古籍版別
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籍分為抄寫本、刻印本兩類，抄寫本即人工抄寫的圖書，刻印本即採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圖書。但具體區分，又有種種不同的版本名稱。
寫刻情形：
按照寫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為祖本、寫本、影寫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繪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補本、遞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兩截本、石印本、鉛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學中的專業術語。中國古籍中無論是刻本或是寫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書年代的本子最為真實完整，錯誤也最少，稱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專用的術語。影印古籍時，選定某個本子來影印，這個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時要選用一個本子為主，再用種種方法對這個為主的本子作校勘，這個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標點古籍時也要選用一個本子在上面施加標點，這個本子也可叫標點使用的底本。注釋、今譯以及做索引時，也都要分別選用一個本子來注，來譯，來做索引，這個本子也可叫注釋、今譯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種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寫本，早期的圖書，都依賴於抄寫流傳，雕版印刷術普及之後，仍有不少讀書人以抄寫古籍為課業，所以傳世古籍中有相當數量是抄寫本。宋代以前，寫本與抄本、稿本無較大的區別，但宋元以後，寫本特指抄寫工整的圖書，例如一些內府圖書，並無刻本，只以寫本形式傳世，像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以及歷朝實錄。
影寫本，明清時期，藏書家為保存稀見宋元版書原稿，僱請抄手，用優良紙墨，照原樣影摹下來，版式、字型往往與原本相差無幾，這樣的寫本被稱作影寫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閣毛氏影宋寫本最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於工抄寫的圖書，非抄寫者親撰。其中抄寫精美，字型工整的稱為精抄本。
稿本，已經寫定尚未刊印的書稿，稱為稿本。其中，由作者親筆書寫的為手稿本，由書手抄寫又經著者修改校定的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視，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價值較高的稿本，一向為藏書家珍愛。
彩繪本，以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繪寫的圖書。多用於插圖或地圖較多的圖書，如民間流傳的《推背圖》等。
原刻本，據原刻本重印的圖書。其中凡版式、行款、字型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稱為仿刻本、翻刻本、復刻本、影刻本；對原刻本內容進行增刪校訂或添加評註的，則稱為增刻本、刪刻本、評註本。
精刻本，指校勘嚴審、字型工整、紙墨優良的刻本。其中請名人書寫上版的刻本（多在書版上留有姓名）稱為寫刻本。
修補本，遞修本，將舊存書版重新修整、補配之後印出的圖書稱為修補本或重修本。有的書版保存時間較長，歷經多次修補，則稱遞修本。如果宋朝書版經過宋、元、明三朝修補的，則稱為三朝遞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將不同地區的書版，配合起來印成一種完整的書，稱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省官書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卻同為一部書。
百納本，百納即補綴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書，稱為百納本。清初人宋犖匯集宋元三種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記》，近代又有百衲本《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務印書館於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為著名。該本選用當時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記》用宋慶元黃善夫家塾本，《漢書》用宋景佑刻本，《晉書》以幾種宋刻本配齊，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書》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舊唐書》用宋紹興刻本，《新唐書》用宋嘉佑刻本，《舊五代史》世無傳本，用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慶元刻本，宋、遼、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書版因刷印多次，已經模糊不清，印出的書被稱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還在使用，印出的書字跡迷漫，被稱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膠泥、木、銅、鐵、鉛、錫、磁、瓢製成方塊單字，然後排版印刷的圖書，稱為活字本。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中期，畢升首先發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禎又用木活字排印了《農書》，但均未見存本。現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發現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明清時期活字本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華燧以銅活字排印了《錦繡萬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齋隨筆》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書。清雍正年間，內府以銅活字排印了一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乾隆間又以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此外，流傳到中國的還有朝鮮活字本。
套印本，用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分版印刷的圖書。常見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稱為朱墨本。此外，還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發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術，稱為餖版和拱花，這種印刷方法，常用於版畫。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頭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開本很小的圖書，意謂可置於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載：“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由於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稱為袖珍本。古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小冊了，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兩截本，有的書在版面中增加一條橫線，使之分為上下兩塊，稱為兩截本或兩節本。常見於圖文並茂的小說戲曲，便覽大全之類圖書。
鉛印本，採用現代鉛印技術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鉛印出版機構“墨海書館”，鹹豐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漢文鉛印本《六合叢談》。此後，不少古籍也採用鉛印法。晚清及民國鉛印古籍多用線裝，與刻本外觀形式相似，要注意鑑別。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圖書。這也是晚清時傳入中國的一種現代印刷方法。採用藥墨寫原稿於特製紙上，復於石面，揭去藥紙，塗上油墨，然後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書。石印與鉛印本均是油墨印刷，與水墨印書的刻本古籍有區別，而且石印本多為手寫軟體字，易於辨認。
刊刻時代：
按照刊刻時代區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遼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國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剛剛出現，抄寫本仍是圖書的主要形式，流傳下來的印刷品多為佛經和曆書。
五代刻本，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圖書。包括後唐、後晉、後周刻印的藍本九經及後蜀、吳越、南唐刻印的類書、別集、佛經。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現能見到的多是刻經，有敦煌發現的後晉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剛經》，吳越所刻《寶篋印經》等。
宋刻本，兩宋時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統治區域內刻印的圖書。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官私刻書業極為繁盛，刻書範圍已包括經、史、子、集各類圖書，刻印質量上乘，被歷代藏書家視為珍本。
遼刻本，與北宋同時代，在契丹統治區域內刻印的圖書。契丹書禁甚嚴，遼刻本極少流傳。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中發現了60餘件印刷品，多為遼代刻經，還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國於1032年，1227年為蒙古所滅。西夏自創文字，並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經》等書，但傳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寧夏賀蘭山中發現了8冊蝴蝶裝西夏文刻經。
金刻本，大致與南宋同時，在金代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刻印的圖書。其中以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刻書最為發達，官方設有經籍所，主持刻書。金刻本流傳下來的不多，較著名的有《劉知遠諸宮調》和《趙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國之前在平陽刻印的圖書。基本沿襲金代平陽經籍所舊規。傳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注》，1249年平陽府張存惠晦明軒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1244年刻《玄都寶藏》殘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圖書。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陽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為書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傳較多，且有獨特風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圖書。這一時期，無論在刻書地區、刻書形式、刻書範圍等方面都遠勝前代。流傳下來的明刻本以中後期作品較多，正統以前較少。明中期以後刻本有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出現了適應於印書的仿宋字，二是線裝取代了包背裝。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圖書。這一時期，官私刻書業均達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興起，學者熱衷於版本校勘，出現了大批校核精審，刻印典雅的圖書。現今流傳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後所刻精刻本受到學者重視，有不少被列為善本。
民國刻本，中華民國時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圖書，以匯刻、翻刻歷代珍本、善本居多。這一時期，影印、鉛印技術已大量採用，傳統的雕版印刷勢漸衰微。
刻書地域：
按照刻書地域分，則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陽本、外國本（日本本、高麗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區刻印的圖書。宋代兩浙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刻書數量大，質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溫州、明州、台州、紹興等地均刻印圖書，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溫州、明州、台州、紹興本的區分。
建本，又稱閩本，為宋元明福建地區刻印的圖書。宋代福建刻書集書於建寧、建陽兩地，建陽麻沙鎮盛產榕木竹紙，易於雕印圖書，因而書坊林立，一些著名書坊歷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圖書又稱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兩宋時期四川地區刻印的圖書。以成都、眉山較發達，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開寶藏》，眉山則刻有《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七史及《資治通鑑》等書。蜀本又分大字、小字兩種。
平陽本，又稱平水本，金元時期山西平陽（又叫平水，今山西臨汾）地區刻印的圖書。金滅北宋以後，將北宋開封的刻工掠至這裡，又設立刻書機構，從此平陽成為北方刻書中心。
日本本，又稱東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紙，與高麗本相似，惟質量不及高麗本。日本本常間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較易識別。
朝鮮本，又稱高麗本，古代朝鮮刻印的漢文古籍。中國印刷術最早傳入朝鮮，朝鮮刻本繼而傳入中國。朝鮮本刻印比較精美，書品寬大，寫刻清晰，多採用潔白的皮紙。
刻書性質：
根據刻書的性質，又可區分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圖書。五代以來，歷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書之舉，但所設機構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種不同名稱。主要有：
監本，歷朝國子監刻印的圖書。主要是各種儒家經典、文史名著。據文獻記載，從五代開始，國子監刻印有九經，北宋承其遺制，繼續刻印經史，南宋時，舊版不存，遂徵調地方版片至京師國子監印書，稱舊版為“舊監本”，新版為“親監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設國子監，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監本”和“北監本”的區別。
公使庫本，兩宋地方官府動用公使庫錢刻印的圖書。
經廠本，明代司禮監所轄經廠刻印的圖書。多《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常見古籍。特點是書品寬大，字大如錢，但由於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錯訛較多。
內府本，明清兩朝宮殿刻印的圖書。明內府刻書主要是經廠本，清內府刻書多殿本。內府刻書往往不惜工本，講究形式，但清內府本校勘亦精。昭連《嘯亭雜錄》續錄有內府刻書目錄。
殿本，清康熙間，於武英殿設修書處，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設刻書處，派親王、大臣主持校刻圖書，所刻之書稱為殿本。殿本校刻精緻，紙墨上佳，堪與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書，一向被列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間選刻《四庫全書》珍本，武英殿採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萬餘個，乾隆定名為“聚珍版”，所印圖書遂稱武英殿聚珍本。後來各地官書局也仿聚珍版印書，被稱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稱為“內聚珍”。
書局本，清同治間，由曾國藩提倡，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安徽、兩廣、兩湖、山東、山西、直隸先後創立官書局，所刻圖書稱為“書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資刻印的圖書，其中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家刻書稱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來，私家刻書持續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稱，如宋廖瑩中“世彩堂本”，余仁仲“萬卷堂本”，明範欽“天一閣本”，毛晉“汲古閣本”，清納蘭性德“通志堂本”，鮑廷博“知不足齋本”，黃丕烈“士禮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稱，如宋“黃善夫本”，明“吳勉學本”。
坊刻本，歷代書坊、書肆、書鋪、書棚刻印的圖書。坊刻本以營利為目的，刻印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書，如臨安陳氏、尹氏書籍鋪等，所刻圖書與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傳情況：
根據流傳情況和珍貴程度，古籍又可分為足本、節本、殘本、通行本、稀見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內容完整無缺的圖書。
節本，因原書篇幅過巨，刻印時只節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為其它原因予以刪節，稱為節本或刪節本。
殘本，指內容殘缺的圖書。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各種原因造成殘缺，有的僅是缺卷、缺冊，經過抄配，仍能補全；有的殘缺過甚，只能作為他書的配本。一般說來，殘本較足本的價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較多、流傳較廣、年代較晚的古籍版本。
稀見本，刻印較少，流傳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誌，歷代族譜、家譜，均不多見。
孤本，世所僅見的古代圖書，往往不見於諸家著錄，如明《永樂大典》。國內僅存一部的書則可稱為“海內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選》。
珍本，寫刻年代較早，流傳很少，研究價值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內府寫本，有史料價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嚴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後含義漸廣，包括刻印較早、流傳較少的各類古籍。由於歷代藏書家中，善本肯定是舊本，那些抄寫、刻印年代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書家丁丙在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的編例中，規定收書範圍是：1.舊刻、2.精本、3.舊抄、4.舊校。他按照那個時代的標準，將舊刻規定為宋元版書，精本為明代精刻。依據這一划分，隨著時間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後移。民國時期，明刻本漸漸進入舊刻行列，20世紀中期以後，乾隆以前刻本全都變成了善本，甚至無論殘缺多少，有無錯訛，均以年代劃界。實際上，真正的善本仍應主要著眼於書的內容，著眼於古籍的科學研究價值和歷史文物價值。1970年代末，《中國善本書總目》開始編纂，在確定收錄標準和範圍時，規定了“三性”、“九條”，這應該是對善本概念的一個完整周詳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寫的圖書。
（2）明代刻印、抄寫的圖書（版本模糊，流傳較多者不在內）。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傳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印行的圖書。
（5）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眾說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及較少見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抄錄前人批校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國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印刷水平的各種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的刻本。
（9）明代印譜，清代集古印譜，名家篆刻的鈐印本（有特色或有親筆題記的）。
相關資料
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是對原有的古籍作種種加工，其目的是使古籍更便於今人以及後人閱讀利用，這就是古籍整理的涵義，或者可以說是古籍整理的領域。超越這個領域，如撰寫講述某種古籍的論文，以及撰寫對於某種古籍的研究專著，儘管學術價值很高，也不算古籍整理而只能算古籍研究。
工序方法
選擇底本。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個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論用哪種方法來整理，都必須儘可能選擇好底本。而選擇好底本，又需要具備多方面的學問。
影印：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由於具體影印是印刷廠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廠影印成書，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簡單。其實，光選擇底本這件事就需要不少學問，有些影印本還要加標點，附校記，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備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寫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時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記。同時，校勘這個工作做起來比較繁難，需要用上各種學問，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輯佚：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是從類書、古注以及《永樂大典》中把已經佚失的古籍搜輯出來，雖不能恢復該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窺一斑的作用。有些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的，還可以大體接近全貌。當然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現存的古籍除發現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輯佚。
標點：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樣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備的工序。不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標點，有些古籍影印時也得加上標點。標點這個工作，看起來比校勘簡單一些，其實也需要學問，要做好並不容易。
注釋：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但並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並不需要注釋，有的已有合用的舊注釋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釋，還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釋。注釋當然要有學問，做出高水平的注釋比自己寫書更不容易。
今譯：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注釋工作的延續。要作今譯的古籍比要注釋的為數更少，其難度則並不亞於作注釋。
索引：這是整理古籍的一種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備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書之後，有的則可脫離原書獨立成冊。有的索引做起來比較簡單，有的則極為繁難，必須具有專門學問方能勝任。當今又有使用計算機技術編制古籍索引和全文資料庫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績。
序跋：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個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後都少不了這個撰寫序跋的工序。當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寫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寫出好序跋，還得有更多的學問。
附錄：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個工序。有些古籍本來有附錄，有些雖無附錄，但有許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來編成附錄。如何收集、如何編都有講究，不可等閒視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項。古籍整理工作說具體點是要做這十項工作，或者可以說，這十項工作構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內容。
古籍除污
古籍善本一些珍貴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種污漬將大大影響該書的收藏價值。因此，對各種不同的污漬應採用不同的
除污方法，現簡介如下，不妨一試：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礬水，輕輕地在書頁的霉斑上擦拭，至除淨後再用吸水紙吸乾；也可用水和高錳酸鉀沖濃汁，用毛筆將濃汁塗在霉斑處，等五六分鐘後再用草酸水塗之，並用毛筆輕輕擦拭，如此數次能去除霉斑，最後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淨。
除墨漬字跡。在染有墨漬字跡的書頁下邊，先墊一張吸水紙，再用20%的雙氧水溶液或高錳酸鉀溶液浸濕污跡，然後在書頁上邊放一張吸水紙，並壓上重物，等乾後墨水跡就會消失。如果用高錳酸鉀溶液時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檸檬酸溶液除去。若書頁上僅有一些字跡也可用褪色靈塗之即可。
除髒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濕布擦去肥皂跡，最後在書頁間襯上吸水紙，把水吸乾；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溫水沖兌的洗衣粉或洗潔精液輕輕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後將水分吸乾。
除油跡。在油跡上放一張吸水紙，用熨斗輕輕地熨幾遍，便可以把油分吸盡；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許汽油或酒精輕輕擦除。
除蒼蠅便跡和蚊蟲污跡。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蒼蠅便跡和蚊蟲污跡上輕輕擦拭，至除淨污跡為止。
對於書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跡，只要用肥皂細心地擦拭，再用乾淨濕布輕輕抹淨，然後在書頁襯上吸水紙吸乾水分，就基本上可以獲得整舊如新的效果。
古籍保存
保存古籍我們一定要忌用化學膠水、化學漿糊、玻璃膠紙等修補古籍。
中國古籍的紙張，多採用天然原料的手工製紙，而現今通用的化學膠水、 化學漿糊及玻璃膠紙對中國式紙張具有極強的腐蝕力，一般不隔多時，便會使紙張變質黃脆，觸手即碎，故而絕不可用。正確方法應為採用天然麵粉漿糊，調以麝香、花椒，可達到修復與避蟲雙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時無法具備以上條件，也應寧可暫時不修，待請到行家裡手，再行修復，絕不可倉促濫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紙夾襯古籍。
許多民國版本的拓片、字帖、紙墨拓工皆屬精良，可版面之上卻是黃斑累累，令人扼腕。這是因為民國時期的一些書賈作坊，貪求省惜工料費用，採用了一種叫作“油光紙”的紙張(當時流行的一種廉價的西式工業法製紙)，作為字帖的襯紙。由於西式紙酸鹼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蝕力，以致許多民國舊帖慘遭“黃斑之厄”。這一遺憾也使得當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條教訓，即：中國古籍必須遠離一切西式紙張，二者隔離，方為上策。
忌用化學殺蟲劑防殺蠹蟲。
一些新手藏書家，因為懼怕蠹蟲蛀毀古籍，便時常使用一些化學殺蟲劑噴灑書櫥，結果蠹蟲猖獗如故，而古籍卻反遭其害，黃斑遍布書身。慘痛之餘，古籍藏家們也悟出一點，傳統古籍的紙張極為“嬌貴”，受不得任何化學品的侵害，而化學殺蟲劑的腐蝕只會造成“愛而毀之”的結果。傳統的正確防蟲方法應為：在書櫥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採用質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氣驅殺蠹蟲，效果極佳。
古籍修復工藝
一 會診病情、制定修複方案
在修復殘破古籍前，必須仔細審查該書的年代、裝幀形式、破損情況和紙張等，根據具體破損情況而制定修複方案。
二 拆書數頁
有不少殘破古籍的頁序殘缺，或因先人裝訂時前後順序的錯放，在拆書前或後，必須用鉛筆記下原書順序，如錯放順序的應及時糾正，以利於修補完畢，順利地裝訂成冊。
三 選配修補紙
選配合適的修補紙十分重要，因為明清刻印書的紙張，在今天已經難以找到，現在普遍採用染色仿古紙或專門請傳統手工造紙的師傅按古籍紙的結構配方而製作。
四 清潔書頁
當一冊蟲蛀嚴重，書內污濁髒物不少，同時還有霉斑等時，必須細心地用軟刷，鑷子去清除髒物。當書頁霉斑累累影響書品的質量時，必須小心又熟練地進行技術處理。有些容易烘染走色的紅、藍格紙書，不能按常規技術處理，需特殊處理。
當一冊古籍，由於潮濕或水浸等原因，由於長期重物壓實而形成了嚴重粘連或硬梆梆的書磚而無法用常規技術揭頁，必須根據古籍的紙質不同而靈活處理。如拉力強度較好，可以採用浸泡洗淨揭頁;如紙質脆腐碎散，則用蒸氣洗揭法;如二者兼有，可以按二法輪換靈活處理。
五 修補
古籍破損情況複雜多樣，一般以蟲蛀為多見。如屬紙質拉力較好，雖蟲蛀孔洞大小不一，蛀洞多多，必須採用修補法。補洞後撕紙寬約0.25—0.35厘米為佳。補洞後，同時用濕毛巾輕敷去掉周圍漿糊余跡。 書頁碎散脆腐，可用裱。
火烤焦脆，必須用裱。
修補後的書頁，可放在乾淨的報紙或簿紙等上，然後再復蓋一張乾淨紙。
六 潤濕壓平
當修補完的一冊殘破古籍後，宜用小水壺噴細霧狀水在每頁上，然後一頁頁平整舒展地放在乾淨紙中，這樣迭放完畢，上面用書板壓之，然後在書板上用石等重物壓實。24小時後，按順序倒頁在另外乾淨紙中(注，千萬不要再噴水濕潤)，一般經過四次倒頁後，書頁乾挺平整。
七 折頁
如發現補紙長出書頁的，一律或剪或裁平整。按順序把散頁，以版心原折縫線為準，折頁復位。
八 捶平
因為補紙而出現凸突不平，必須用平面小鐵錘，熟練而有技巧地把凸突處捶平。切忌用力過大或落錘不平，以免造成人為損傷紙質。
九 壓實
折頁的書頁松而不實，會影響裝訂成冊的質量。必須經過壓書機進行壓實。其法是把一冊散頁，分成若干個十餘頁，再齊攔整齊，分別夾放在書板上，然後放入壓書機上，經過二、三天的壓實後，書頁已達到平整的最佳狀態。
十 齊欄
壓實後的散頁，在齊欄時必須松頁，防止產生輕微粘合情況存在。然後按順序合成一冊，把書口和天頭地腳及書背都按原裝整齊。
十一 打眼、穿稔、捆結
齊攔整齊的散頁，如無副頁的就必須配齊，然後用錐子按古籍原孔眼打通，接著用紙稔釘穿孔眼捆結實，再用鐵錘敲平捆結。
十二 裝書皮
在紙捻釘的捆結處，點上一些稠漿糊，把書皮粘於其上，上用書板輕壓，待乾燥後，再用錐子按原線孔打通。(包背裝另外處理)切忌為了貪圖方便，自作主張地重新打線眼，這樣必將損傷古籍原紙。
十三 訂線
在訂線孔內引針穿線，然後訂線結扣，將線剪斷，用錐子將線頭撥在孔內，正而不露，保持平整。
序跋
古籍序跋作為一種文體，都是敘述一書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寫作動機等等）的文字，以今人習慣而論，冠於一書之前的稱序或敘，有時也稱作序言、題記、弁言、前言等等；而置於一書之末的稱跋，有時也稱“後序”、“後記”、“題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文天祥《指南錄後序》等就屬此類。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兩種，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師友或名家。這種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趙序”、“錢序”等等，寫序的人並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書序不在書前，而是在書後。如《史記》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為《太史公自序》；再如《漢書》一百卷，其最末的《敘傳》，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漢王符著《潛夫論》三十六卷，末卷《敘錄》，即其自序，也在全書之末。直到齊梁之間，劉勰著《文心雕龍》 ，仍遵循古例，全書最末一篇為《序志》，正是劉勰的自序。
在簡冊時代，書籍大都以單篇流行，就是說，那時的書籍，大都是以一篇為一個裝訂單位，取閱不受原著篇目選後次第的限制，故書序在前抑或在後，對人們閱讀並沒有什麼影響。但書籍進入冊頁裝訂以後，無論是包背裝還是線裝，篇，目的先後次第在裝訂時已經固定，而這種裝訂，又決定了不可能單獨抽出一篇來閱讀，故讀書應當先讀的序言置於全書之末，從閱讀角度說，就已顯得不便，於是人們逐漸改變古例，把一書的序移在了全書之前。如楊雄的《法言》，其“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
《四庫全書總目》說，司馬光注釋《法言》時，尚存李軌、柳宗元、宋鹹、吳秘的注本，並說：《法言》“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鹹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學謹嚴的司馬光默認了宋鹹的做法，沒有把宋鹹錯誤地置於書前的《法言》序移到書後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時書序已普遍在書前的事實，故司馬光尊重了現實。至於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後序”二字，就更說明，至遲到南宋，序已不再置於書後了。
對於古籍來說，除書稿完成時有自序、旁人寫的他序之外，往往還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極似今日的《出版說明》，這對了解其書的特點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如清阮元《刻序》，其中說：郭景純（按即晉人郭璞）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澈，然晉人之言，已為近古。吳氏《廣注》（按即清人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按指清人畢沅）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書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經，加以箋疏，精而不，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為之刊版以傳……嘉慶十四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這段序文歷述《山海經》的各個注本、校本，評其優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序文的寫作年月，對考察古籍的流傳及刊刻情況尤其寶貴。
至於跋，明人吳師曾《文體明辨》說：“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簡末，而總謂之題跋。”序一般是對全書的總體說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發。跋的內容亦較靈活，或抒情，或考訂，或議論，長短不拘。跋的作用與序大體相似。
刻工
古籍刻工又稱“鐫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書版的工匠手。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縫下方（即下書口）都記有刻工的名字。這些名字，對一般圖書來說，當初可能是為了計酬所留，同時也便於主事者追究責任；對特殊的圖書，如佛經、佛像等來說，可能是為了積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雖然都很簡單，但是，因為一個人的技藝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再參以記名，就很容易區別；同時，一個人的藝齡，如果從二十歲開始計算的話，一般的大約不會超過五十年，或者說，大體應在四十年左右。這樣，我們憑藉刻工這兩方面的因素，就不難從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論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體刊刻時間。這對辨別偽本亦大有益處。
如商務印書館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題為元大德間刊本，但據著名學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於明初所刻《北史》”（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可證此書並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間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有另一部《南史》殘存二十六卷，即《本紀》四至七、《列傳》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說：（此本）下書口記刻工，大都為朱敬之、徐進卿、何甫三數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苟，或單署敬字（草書似秀字）；進卿單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張（或作弓）、楊（或作木易）、翁、董、章、鄭、陳、方、於、洪、良等單字，與明初補版署雙名者，其風格迥乎不同……（《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紀傳類》）可證這個本子是“真為元刻元印”。（同上）看得出，這裡考訂的依據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見一斑。
就目前而論，中國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於後晉開運四年（公元947年），為曹元忠雕刻觀世菩薩像，此像上圖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竊走。
由於後世所存宋版書大都是南宋刻本，故關於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較多。據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據日藏宋版書一百三十種統計，計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無姓者，共一千三百人。中國學者張秀民先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於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國印刷史》這部巨著。他說：“筆者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種，及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所藏宋本數十種，又找出約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補長澤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裝，許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內，不易看出，所以數字不全。若加入《磧砂藏》中刻經人孫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總數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於千百而已”。
用紙
古籍自東漢蔡倫發明造紙，紙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廣泛套用於書寫或印刷。桓玄廢掉晉安帝以後，曾下令說：“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這至少在一定的範圍內，對紙的普遍套用起了催化作用。
中國古代的紙張種類繁多，但用於書寫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紙、竹紙和皮紙。麻紙分白麻紙和黃麻紙兩種。白麻紙正面潔白有光澤，背面略為粗糙；黃麻紙微呈黃色，紙張亦比白麻紙略厚，但皆宜於書寫或印刷，而且這種紙經久耐用，很受人們看重。早在唐代，宮廷起草詔書就用黃麻紙，故後世又稱“草詔”為“草麻”，宋、元（包括遼、金）刻本，不少都採用這兩種紙印刷。
五代有一種名貴的紙叫澄心堂紙。所謂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宮室之名，可見這種紙是專為南唐宮廷製造的。這是一種楮皮紙，生產於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據說，這種紙要用臘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紙，故宋人梅堯臣寫詩歌詠這種紙說：“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這種紙後來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貴，沒有普遍使用的價值。
宋代開始用竹造紙，稱為竹紙。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雜識》前集《簡槧》條中說：“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余者……”竹紙的顏色微黃，故又稱作“黃紙”。中國南方產竹，故竹紙多產於南方。福建的麻沙鎮，不但印刷業發達，而且造紙業同樣發達，所生產的紙即竹紙，稱為“麻沙紙”，多為當地印書所採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紙。竹紙質地較脆。吳、越和蜀地的竹紙質地較好，南宋陳《負暄野錄》認為越地的竹紙“甲於他處”，並且說：“今吳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乾，反覆捶之，使浮茸去盡，盤骨瑩澈，是謂舂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這是說，吳人將越地的竹紙再行加工，製成了一種與蜀產竹紙質地相仿的竹紙。
以樹皮為原料所造的紙稱為皮紙，也稱棉紙，常見的主要是楮皮紙和桑皮紙，質地平滑、細白，南宋廖瑩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紙印刷，是現存宋刻的珍品。
明清以來，造紙技術不斷改進，紙的質量亦不斷提高，著名的宣紙就是一種皮紙。以前多認為宣紙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則認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這種紙產於安徽宣州府的涇縣，故稱宣紙。這種紙潔白，質地綿細膩，且有韌性，特別是其受墨性極好，故印書、繪畫廣為採用。後來的“棉連紙”、“料半紙”、“玉版紙”，都是宣紙的不同品種。
明人毛晉汲古閣印書用竹紙，“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邊’，薄者曰‘毛太’……（見《常昭合志稿》）。毛邊紙或毛太紙略呈米黃色，正面光潔，質地較脆，清乾隆以後的印本，多用毛邊紙。由於造紙技術的提高，明清之際出現了不少紙的新品種，如產於浙江開化縣的開化紙，又稱桃花紙，質地細白，有較強的韌性，清初內府及武英殿刻書，多用這種紙印刷。
再如太史連紙，只是顏色略比開化紙微黃，質地則很相近，清雍正間用銅活字印《古今圖書集成》，即採用了開化紙和太史連紙。
古代造紙，由於主要是手工操作，技術不平衡，紙的質量亦各異，但大體掌握了麻紙、竹紙和皮紙的基本特點，對於考定古書的年代還是有一定參考意義的。
流傳
古籍古籍的流傳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簡策時代的古籍是以單篇流傳；紙普遍使用之後，由於書寫工具的改進，古籍開始以“集”的形式流傳；雕版印刷盛行之後，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簡策時代的古籍所以是單篇流行，主要是因為文字的載體──竹簡太笨重。從出土的秦漢竹簡看，通常每枚竹簡只容納三十或四十個字左右。即以四十個字算吧，一篇一萬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簡，這就是說，一部五十萬字的書，就需要一萬二千五百枚竹簡，這無論從體積上說還是從重量上說，都是十分可觀的。這就決定了當時的書籍，只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例如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他在同書《老子韓非列傳》亦說，韓非“故作《孤憤》、《王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所列舉的，都分別是今天《管子》、《韓非子》兩書中的篇名，很可說明當時的書籍的單篇流行的事實。
古籍的單篇流行，帶來了下列後果：①一個作者的書，讀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統一；②一部完整的書，由於單篇流傳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記》一百三十篇，從司馬遷寫成，到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時，就已有“十篇有錄無書”，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晉之時，紙作為一種輕便的書寫工具，已逐漸普遍使用。
晉人傳鹹稱紙“含章蘊藻，實好期文”。並說紙有“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的優點（以上引文均見《紙賦》）。這樣，古籍就改變了過去單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傳了。《四庫總目》“別集類”的上序說：集……其自製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
“集”的流傳形式，大體有下列特點：①一個人的著述較為集中，為研讀一個人或一個學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詩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親屬、門弟子編定、較為可靠；③由於“集”的容納量視簡策的單篇大大加大，鈔寫並不容易，故書籍很受人珍視，往往一書而幾代相傳，反覆校勘，絕少訛誤，精本較多。
自唐以後，雕版印刷盛行，書籍不僅一改而為批量流行，而且，它還作為商品進入了交易市場。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是：①書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訛誤，則廣為擴散，甚至以訛傳訛；③由於商人刻書以盈利為目的，粗製亂造者往往有之。鑒於這種情況專門研究和品評版本優劣的版本學便應運而生；同時，校訂文字訛誤的校勘學也得到了極大發展。
印章
古籍古今藏書，大都在書上施以印章。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書的流傳軌跡，是我們鑑定一書的價值，特別是其文物價值的絕好依據。
鈐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類型而言，大體可區分為四類，這就是：①名章，②鑑賞章，③訓誡章，④閒章。
名章是鈐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為它表示古籍的歸屬。凡是官方藏書機構，如清代的文淵閣、文源閣、文溯閣、文津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乃至近現代各類圖書館的藏書印章，均稱作公章；屬於個人姓名、表字、樓閣、齋堂的，則稱作私章。
明代鈐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較簡單，如著名藏書家毛晉，即多用“毛晉”、“毛氏子晉”、“毛晉之印”、“毛晉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閣”、“東吳毛氏圖書”等，有時亦單用“毛”或“晉”兩個單字連鈐。另一著名藏書家黃虞稷，也多用“黃虞稷印”、“俞邰”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書家則多將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詵今號滄韋”，共九個字。徐幹學的一印章為“崑山徐幹學健庵藏書”，亦九個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則是：“海寧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餘”，共十二個字。近現代藏書家也有類似的印章，如著名學者鄭振鐸的藏書章即是：“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此章由著名學者魏建功先生書寫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簡化漢字，這在一般藏書印中是不多見的，它體現了作為語言學家的魏建功先生對推行簡化漢字的不遺餘力。
名章還有單刻官銜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這種印章必須與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們才能知道這究竟指的誰人，否則，就幾乎失去了意義。如《天琳琅書目》卷七的《六經圖》，僅鈐有“漢陽太守印”。這就很難考定究屬誰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還有一種寓名章，即不直接寫出名字，而讀印章的文字，卻能悟出其名。如當代著名學者、書畫家啟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見的是鑑賞章。如“項墨林鑑賞章”、“莫雲卿賞識”、“謹上齋鑑賞章”等，都是直雲“鑑賞”或“賞識”，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鑑賞”，如“毛晉秘篋”、“毛晉秘玩”、“晉寶”之類，也應屬鑑賞章，表示對被賞古籍的珍視。有些鑑賞章直舒鑑賞結果，如“墨妙筆精”、“天葩雲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等印章，都屬此類。
古籍上的訓誡章，對於官書來說，所刻是對讀書者的某些必須遵守的規定。如《天祿琳琅書目》卷一著錄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原是鄂州州學的官書，上有訓誡章云：“鄂泮官書，帶去準盜！”意即帶著書離開將和盜賊一樣看待，其規定可說極為嚴厲。而對於私書來說，則主要是對後世子孫永保其書的期望，這類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孫永保”、“鬻及借人為不孝”之類。也有文字較多的訓誡章，如《天祿琳琅書目》卷四著錄的《宋張時舉弟子職等五書》。
古籍的印章，常見的還有一種閒章。所謂閒章，即這種印章只是抒發一下個人心跡，而對圖書來說，並沒有實際的意義。如《天祿琳琅書目》卷一著錄的《春秋經傳集解》，即有一閒章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再如同書卷九著錄的《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上有一閒章為：“對此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這種印章，就其寓意來說，亦難說不閒雅，但鈐在書上，畢竟可有可無，沒有實在的意義。近人葉德輝在其所著《藏書十約》中說：“余見宋元人收藏書籍、碑帖、字畫、多止鈐用姓名，或二字別號，或三字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閒章，浸淫至於士大夫，相習而不知其俗……”足見在書上加蓋閒章並不受人歡迎，甚至以為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該書的身價，因而，常有偽造，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古籍的分類與標識
在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春秋時代，分類的思想已被用於圖書管理方面。魯國官府的藏書，已有“御書”(送給魯君看的書)和“禮書”(禮儀之書)之別。圖書分類法是排列圖書、組織目錄、指導閱讀的有效工具。按照圖書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分類，歷史上曾採用過多種方法。
六分法：西漢劉向、劉歆在受命整理朝廷藏書的工作中創始的六分法，是我國最早的圖書分類法。劉向寫的《別錄》是我國第一部解題書目，劉歆寫的《七略》則是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二書在內容上有緊密聯繫。《七略》將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大類，即“六略”，再加上“輯略”(即“六篇之總最”)，合稱七略。《七略》提出的這一圖書分類法，比德國的《萬象圖書分類法》早1500多年，堪稱目錄學之祖。
四分法：這種分類法創始於曹魏鄭默、西晉荀勖，而完成於東晉的李充。荀勖在鄭默《魏中經簿》的基礎上，寫成《中經新簿》，其分類為四部。甲部：六藝、國小。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丙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詩賦、圖贊、汲冢書。這是最早的按四部分類的書目。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按甲、乙、丙、丁編次的四部，依排列順序分別與經、子、史、集相對應，“而子猶先於史”(《元史•藝文志序》)。這裡的甲、乙、丙、丁不是事物名稱，僅是借用的符號。東晉學者李充編制《晉元帝四部書目》時，調換荀氏排序，將乙、丙兩部移位，重新劃分四部：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至此，經史子集之次始定。群書雖分四部，但當時尚無經史子集之名。到南朝梁元帝時，經史子集已成定名，並逐漸取代了甲乙丙丁的稱號。唐初編撰的《隋書•經籍志》廢棄甲乙丙丁，正式使用經史子集四部之名。四部分類法至此定型。四部分類法自唐確立以後，行用了1300餘年。清乾隆年間為修《四庫全書》的需要，把從各地徵集的10254種圖書在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進行分類，體系相當完善，反映了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的最高成就。
七分法：南朝王儉、阮孝緒改革魏晉以來的四部分類法，提出七分法。王儉依劉歆《七略》例，作《七志》，分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七類。又附佛、道二類，合為九類，實際上是九分法。阮孝緒作《七錄》，也主張七分法。分經典、記傳、子兵、文集、技術五類，此為內篇；分佛、道二類，此為外篇。合為七類。
五分法：這是四分法的一種分支形態。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謝靈運撰《秘閣四部目錄》，另列“佛經”55帙438卷；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年)劉孝標撰《文德殿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另列術數之書為一部。以上皆存五分法之意。清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在經史子集之外，另立“叢書”之名，實際上也是五分法。
八分法：北宋李淑編撰的《邯鄲書目》使用八分法。即在經史子集之外，增加藝術、道書、書、畫四類，合為八類。
十二分法：《孫氏祠堂書目》為清孫星衍編撰。孫氏為使自己的藏書不致散失，將其悉數捐入祠堂作為一族公產。為教導族裔課讀而編此目。為便於循序誦習，孫氏按一年十二個月的時歷將內外編分為十二部：經學、國小、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
與四部分類法相比，其他幾種分類法的影響範圍有限，自然不能與四部分類法相抗衡。
圖書分類法的出現和不斷豐富，為書籍的典藏和檢索提供了條件。同時，為配合圖書分類，古人也採取多種方法，例如改變圖書裝幀結構的材質及顏色等，加以標識。
隋朝官府藏書雖分四部，但隋煬帝又將圖書按品第分為三等：“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深青帶紅)琉璃軸，下品漆軸。”(《隋書•經籍志序》)漆軸即是以黑漆圓木作軸。說到“軸”，這就涉及古代寫本書——捲軸裝書的形制了。
“捲軸裝”流行於六朝和隋唐。通常在卷子左端粘圓木為軸，卷子右端為書首。相鄰書首處粘無字紙，用以保護書籍。其前端中間系絲帶，用以綑紮卷子。軸頭掛一牘，標明書名、卷次等，稱為“簽”。簽一般用象牙製成，稱為牙籤。牙籤類似現代圖書書脊，便於查找書籍。南唐李煜有詩云：“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形容藏書精美而豐富。
唐朝官府藏書，在裝幀方面亦有明顯標識。《舊唐書》卷47《經籍志下》謂：“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這種區別經史子集的方法，較隋朝三品區分的方法，在典藏管理上有很大進步。
清宮藏書處“天祿琳琅”專藏內府善本圖書，總量達1000餘部，在昭仁殿列架庋置。乾嘉時期，將所藏珍本改裝為線裝形制，書函的材質和顏色依據各書的時代加以區別：宋版、金版和影宋抄本皆函以錦，元版以藍色綈，明版以褐色綈。以此為標識，用示等差。這裡的善本圖書先依版本時代認定以後，再入經史子集分類序列。
以上是按照圖書裝幀結構的材質及顏色的不同，作為標識。此外還有單純以不同顏色區分類別的。
唐朝藏書家李泌起書樓有書三萬餘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綠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李泌被封為鄴縣(今河北臨漳)侯，韓愈作詩述其事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山堂肆考》卷28)可謂積書充棟，部次井然。
清乾隆年間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歷時十餘年完成，分貯七閣。《四庫全書》的裝幀形制為“包背裝”(類似現代的平裝書)，其書冊封面用絹製成，經史子集各部採用不同顏色以示區別。顏色欽定，乾隆帝有詩云：“四庫全書胥告成，如種樹以十年計。……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詩中把經史子集四部與春夏秋冬四季相對應，並體現在書衣的四種顏色上，即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四庫全書總目》為全書綱領，封面用黃色。此為“內廷四閣”《四庫全書》書衣顏色之區分。與此相比，“江浙三閣”之一的揚州文匯閣《四庫全書》書衣所用顏色，又稍有差別。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4記其事云：“文匯閣凡三層，一層中供《圖書集成》，書面用黃色絹；兩畔廚皆經部，書面用綠色絹。中一層盡史部，書面用紅色。上一層左子右集，子部書面用玉色絹，集則藕紅色絹。”江浙三閣均對外開放。《揚州畫舫錄》作者李斗為江蘇儀征人，或有機會就近登樓一觀，故其所述文匯閣《四庫全書》事，蓋為實錄。
古籍的分類與標識，在目錄學的基礎上提升了圖書的檢索功能、利用效率和審美價值，從而豐富了中國多姿多彩的書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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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圖書館、朱雀、王守訓、三皇五帝、中華大典、音韻學
中國傳統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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