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中國印刷術孕育發展的文化背景要說“鐫金印刷”，就先要了解中國印刷術孕育發展的文化背景
摘要
印書史不是印刷史。印刷史屬科技史。印刷術的孕育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印刷技術原理的初步體現是三千多年前的印章蓋印；印刷技術的基本形成則是漢朝的模印磚瓦和絲綢印染；唐代的雕版印書，只是印刷技術的成熟和廣泛套用的實證。印刷品是文化產品，印刷技術的生命力在於社會的文化需要，所以印刷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同社會的經濟文化水平息息相關。本文從中國歷史上社會文化的重心隨著朝代更疊逐漸下降這一現象，說明印刷術的產生、發展到成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所使然。一、引言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這已是舉世公認的。但是中國印刷術發明於何時？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成為中國印刷史上爭論的一大“熱點”問題。本人是從事印刷技術工作的，在歷史學方面還是門外漢，只能說是中國印刷史方面的一個熱心人。在拜讀了一些有關中國印刷史的文章以後，覺得似乎爭論的實質不是印刷術發明在哪個朝代的問題，而是雕版在紙上印書開始在哪個朝代的問題。是把印書史的開始，當作印刷術的發明。應該說印刷史與書史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但不是一回事。書史屬於文化史。印刷術屬於科學技術。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印刷技術的發展史遠比雕版印書的歷史要早得多。如果我們回顧印刷史的眼界再開闊些，如果承認印刷術不僅僅是印書，如果把印刷術看作是一門圖文轉印複製技術，如果承印物不僅僅局限於紙張，我們就可以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歷史寶庫中，勾畫出中國印刷術孕育發展的脈絡來。本人歷史知識淺簿，但又想在這方面說幾句話，匆出此文，實屬管窺之見，只不過拋磚引玉，藉此向諸位請教。二、印刷史屬於科技史
1.什麼是印刷術？
顧名思義，印刷術是一項科學技術。王益老在為《中國印刷史料選輯?總序》中這樣說：“印刷是一種套用技術……我們知道：套用技術屬自然科學；經營管理，屬社會科學。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它們的進步和發展，都有一定的繼承性。新的發明和創造，都不是突然自天而降，都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都經過一個逐步積累和吸收的過程”。印刷技術既是套用技術，那么印刷術遵循的是什麼技術原理？我們不妨拿《印刷技術術語標準》關於印刷術的釋文來理解印刷術的意義。所謂印刷術，即“使用印版或其它方式，將原稿上的圖文信息轉移到承印物的工藝技術”。在這個定義中有幾個關鍵字：原稿、圖文、轉移、承印物、工藝技術。所謂轉移，就是轉印、傳遞、複製的意思。一般說，一項工藝技術總是要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發展進步的，但表征這項工藝技術的要義，卻是相對穩定的。上述印刷術的定義，不僅適合現在的印刷技術，即使現代計算機操縱的噴墨印刷也是適合的。當然，拿現在的印刷術定義對比三千多年前的印章蓋印的原理，也可以看出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把圖文信息轉移到承印物上”就是圖文的複製，所以說印刷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複製圖文。
2．書史的開始
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就是注重記物述事。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遠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已創造出了象形文字。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有了文字，人們就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話，需要記的事用文字記錄下來。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家、科學家墨翟說：“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瑑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這大概就算是真正能稱得上是書史的開始。當時社會的生產能力還是非常低下的，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庶民和奴隸，還談不上對圖書的文化需求，也就不會有圖文複製技術的需求，當然也就不存在對印刷技術的需求。
3．印刷技術孕育發展的三個條件
李興才先生在《論中國雕版印刷史的幾個問題》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天史學家謂中國印刷的發明，應在公元八世紀上半期。這只能說明是印書於真紙的開始，不是印刷術發明的正確時期……因為印刷術是經過長時期的孕育，結合無數先民的智慧，逐步發展而成的”。我贊同這個觀點。
其實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也同其它一些古老的技術一樣，像冶金、陶瓷、染織、醫藥、釀酒、農業、水利、天文、建築等，它們都是在中華大地上孕育、發展、綿延數千年，惠及炎黃子孫，成為中國華夏文明王冠上一顆顆璀璨的明珠。作為一般規律，任何一項有生命力的科學技術，它的產生和發展，都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①技術原理的形成；②物質條件的完善；③社會文明的需求。下文就結合上述的三個條件，說明印刷技術從原理的萌生，物質條件的改善，到社會上廣泛套用的三個發展階段。
三、印刷技術原理的初步體現
1．印刷術源於印章蓋印
《漢書?祭祀志》載：“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在先秦只有印章，秦始皇把他的印稱璽，以後就專稱皇帝之印為璽。中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印刷術應以印章為濫觴。印刷術的“印”字，原本就是指印章。遠在商周時代，統治者與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往來傳遞命令或信息的文字大多寫在竹簡上。多支竹簡用繩子編聯成策，捲起來再用繩捆好，打結。為防詐偽，在繩結處用泥封住，在封泥上蓋上官印，即所謂印泥封。接收人憑印泥上的印文，就可相信是什麼人送來的簡策。《說文解字》說：“印，執政所持信也”。春秋戰國以後，書寫的材料除了竹木以外，又有縑帛。先在帛上書寫，寫好以後不用封泥，把印章塗上墨，直接蓋在帛上。帛書輕便舒展，既便於傳送，也便於保存。在錢存訓先生為李約瑟博士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中文譯本第 123 頁里,圖 1102 就是約公元 100 年（漢和帝永元十二年）一片帛上陽文印記。
2．印刷術基本原理的初步體現
當時的人絕對不會想到，把印章蓋在封泥和帛書上，這么一個簡單的圖文轉印的原理，竟啟迪後人在這個原理基礎上，把它一步一步演化成印刷術。即使拿今天的印刷術語定義同印章蓋印作一對比，看不出來兩者的原理在本質上有多大區別。我並不是說印章蓋印就是印刷術，更不是說印刷術發明於開始使用印章的時代，只是想說，印刷術同印章蓋印，在原理上是一脈相承的。
印章的蓋印雖然也是圖文轉移，但它仍是作為信物使用的，只供個別人看，既不是以大量複製為目的，也不具備大量複製的一整套工藝技術。而印刷術的“術”字，則指明了印刷術是一項工藝技術。它是利用了圖文轉移的基本原理，在合適的承印物上以對圖文進行大量複製為目的的。為了方便地進行複製，逐步發展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工藝技術。
1995年 10 月勞動部、國家經貿委、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在全國 300 多個工種中共組織了 1000 多萬名技術工人參加比賽,最後有 10 名工人榮獲“中華技能大獎”，其中就有蜚聲中外的北京榮寶齋木版水印專家王玉良。可見古老的中國雕刻木版印刷術，直到今天仍然以她光彩奪目的複製品顯示出她的巧奪天工的複製技術。
四、印刷技術的基本形成
長期以來不少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學者認為，中國印刷術發明於隋唐時期。根據是史料記載和考古文物，無疑這些文物是可信的。我想說，這些文物只是證明了那個時代的雕版印書，但它不是發明印刷術的左證。如果要探討印刷術發明於何時，我們不妨沿著中華文化的歷史軌跡，追溯到秦漢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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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漢時模印磚瓦
秦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統一、進步、繁榮的時代。我們現在常說中國傳統磚木結構房屋建築使用的磚瓦源自秦磚漢瓦。現在已知的大量出土的秦漢磚瓦文物上，不少都模印了秦漢時代的圖文。瓦當上有各種圖案，磚面上除了有美麗的圖畫以外，有的還模印上人名或場名。在《中華文明史》第三卷 609 頁上還複製了西漢畫像磚的拓片圖。（見圖 11 ）。該書還說：“四川地區的不同墓葬中常發現有相同畫面的畫像磚。上面介紹的成都地區發現的‘酒肆’畫像磚，也在彭縣出土過相同的一塊，且很可能為同模翻制而成……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四川地區，特別是成都附近，已經出現了專門生產製作畫像磚的作坊”。到秦漢時期，人們在印章的啟發下，把圖文先反刻在模版上,再把模版壓在磚坯上，完成了圖文的轉移，製成畫像磚。如果把圖文從模版上再轉移到磚坯上也看作是複製技術的話，那么，從印泥到畫像磚這個技術發展的思路就是很自然而且順理成章的。這兩者的轉印原理雖然相通，但目的和手段卻有本質的區別。我認為，畫像磚的生產，表明了圖文的轉移複製技術已經開始形成。過去長期以來把印刷術同印書術等同起來，一說到印刷術總是想到印在紙上的才是印刷術。這不僅大大局限了印刷術作為一門圖文轉移複製技術套用的廣闊領域，也束縛了我們探討中國印刷史的思路。從科學技術上講，印刷術就是藉助接觸和壓力完成圖文大量複製的技術。印刷術從它的誕生一直到今天，從來也沒有把承印物局限在紙上（當然，自從發明了紙張，並普遍套用以後，大大加速了印刷術的發展，下文要談到），印刷術從來也不是單一用來印書的。古時模印磚瓦作為建築材料，今天印刷木紋紙同樣是用作建築材料。今天印刷木紋紙是印刷術，古時模印畫像磚也同樣應看作是印刷術。
2．印染絲綢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並發明絲綢的國家。遠在商周時代，絲綢已經是帝王貴族衣著的主要衣料。在奴隸社會裡，只要從一個人的衣服著裝上，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來。《尚書?益稷》帝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絺（ X(希臘字母),細葛布）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絲綢印染技術已相當不錯了。《墨子?辭過》說：“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雕木為刻，雕金為鏤，雕玉為瑑（ zhuan ）。“文采”即彩色絲綢的印染、刺繡和繪畫。《管子?立政》說:“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古人以青與赤配合為文；白與赤相配合為章。“文章”意為多變的色彩和花紋。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提倡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反對棄農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印染工商活動。《漢書?景帝紀》說:“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傷，則寒之原也”。這些話顯然是對男人不耕田而從事雕文刻鏤，女人不從事農家紡織（農家婦女紡織的對象主要是葛麻織物）而從事高級的絲綢染織是持反對態度的。但這些話也反證了在當時的社會裡，用雕刻凸版印染的彩色圖案絲綢已經作為商品在社會上出現了。我國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金銀色印花紗”就是由三套色凸版印染而成的。
3．印刷術的基本形成
從商周的印章蓋印到兩漢的絲綢印染，歷史的車輪又走過了大約一千年，印刷術總算從它的雛形逐步發展到基本成形了。雕刻凸版印染術運用的技術就是印刷術。遺憾的是至今有些人不把印染術看作印刷術，所以也不把古代的印染術的歷史看作印刷術的歷史。我於五十年代在上海印刷學校上學時，教師不止一次帶領我們到上海幾家印染廠參觀學習他們照相製版印染的技術。印染廠的技術人員也認為印染術用的就是印刷術。在我們探討中國印刷技術發展史的時候，不把這段印染史看作是印刷術的歷史，恐怕不是出於這二者在技術原理上有什麼不同，即使拿今天印刷術的定義去套古時的印染術，它的原稿，它的印版，它的圖文轉移，它的承印物，它也是工藝技術，不是絲絲入扣嗎？誠然，自古以來，印染和印刷就是兩個不同行業，但不同的行業並不妨礙它們在技術上是同宗同源。所以，我認為，作為圖文轉印複製技術的印刷術，到西漢時代已基本形成了。因此印刷術的發明年代應在西漢或更早。
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取向，重社會倫理，輕自然科學；重詩文翰墨，輕工藝技術；重農業，抑制工商。印刷術是從事生產的手工技術，在文人墨客眼裡，印刷術只不過是雕文刻鏤的雕蟲小技；印刷工只不過是社會地位低下的“百工”、“布衣”。印刷術雖然為社會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扶持，更沒人為它寫入正史、經典。我要感謝北宋科學家沈括先生，要不是他在自己的筆記《夢溪筆談》里記下了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事跡，恐怕今天我們仍無從知道我國是何人何時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五、印刷術的成熟和廣泛套用
印刷技術在西漢雖已基本形成，但還不夠成熟。馬克思之所以把印刷術喻作“對精神文明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我想主要是因為印刷術是一種文化作品圖文複製技術。而文化作品最主要的載體則是圖書。模印磚瓦和絲綢印染僅僅適合複製圖案，不適合複製以文字為主的圖書。圖書在傳播文化上的兩大優勢：一是傳諸後世，二是播揚廣遠。磚瓦笨重，絲綢昂貴，它們都不是圖書的理想產物。我們的祖先雖然在二千年以前就發明了印刷術，但作為印刷術的理想承印材料還未隆臨人間。印刷術還處在蹣跚學步階段。
1．紙的發明和逐步廣泛使用
紙也和印刷術一樣，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史籍記載，紙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但據出土文物考古鑑定，西漢時已有紙。西漢也好，東漢也好。說明在漢代已經發明了造紙術。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裡，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漢朝雖已發明了造紙術，但兩漢官方書寫的材料主要還是簡帛，直到東晉末年約公元五世紀初，官方才明確下令用紙代簡：“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地下出土文物也表明，東晉以降，書畫文牒普遍用紙，再沒有簡牘文獻記載了。公元六世紀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其名著《齊民要術》中有專門造紙及書寫用紙處理的敘述。紙有生熟之分，生紙易遭蟲蛀,不宜保存。凡書畫用紙,必先入潢成熟紙。“凡打紙生者，易於蠹敗,宜入潢”。“潢”指從黃檗樹中熬出的水汁，成黃色。生紙經“入潢”處理以後，顏色就變成淺黃色，但不會再遭蟲蛀。入潢處理既可在書寫前，也可在書寫後。古書中“裝潢”一詞是指圖書書畫的入潢和裝訂而言，現代的“裝潢”則是指裝飾。
2．盛唐的文化背景
唐朝是繼兩漢以後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繁榮昌盛民富國強的王朝。初唐由於頒布一系列法令實行均田制減輕農民的稅賦徭役負擔，出現了史稱唐太宗的“貞觀盛世”。唐朝實行較為開明的宗教政策，不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道教、佛教、儒教、伊斯蘭教，都使其發展。在人才的教育和使用上，一改兩漢的察舉制度，實行科舉教育，使社會上占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社會經濟的高漲，一般說來總要帶來文化的繁榮，經典文化、文學藝術、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盛況空前。唐朝的文化是繼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之後，在我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二個“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而且它的質量水平更高，社會波及面也更廣。這方面的情況已為大家所熟知，我就不贅述了。
3．雕版印書應運而生
雕版印刷術在西漢已經形成，但苦於沒有更為合適的承印材料，後來發明了造紙術，但兩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處在動盪、分裂的時代，社會還沒有對印刷術提出更高的文化需求。印刷術最重要的作用是大量印製圖書，而社會對圖書的需要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水平決定的。
在古代社會裡，人們創造的文化知識是怎樣傳承的呢？一個是人與人口耳相傳，另一個就是記錄下來，成為圖書。當社會的文化需求量還很低的時候，圖書的主要作用是傳諸後代；當社會的文化需求到一定的程度時，圖書就要在社會上傳播，社會就會需要圖文複製技術。據《後漢書?蔡邕傳》載，東漢熹平四年，皇帝命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用文、篆、隸三體文字書寫，刻在石碑上，立於太學門外。即史稱“熹平石經”。“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摹寫”即抄寫。抄寫即是複製。可見當時太學門前觀看抄書者車水馬龍，盛況空前。這也說明當時社會對圖書的文化需求遠比先秦時要強得多了。此後，一直到唐朝，抄書是圖書複製的一個重要手段。《舊唐書?職官志》中講到集賢院，這是專為皇帝讀書提供服務的機構，“承旨撰集文章”和“刊正典籍”。內設“寫御官一百人任抄寫書籍。畫直八人掌圖畫典藏校寫。拓書六人掌摹寫舊書，拓石碑帖。造筆直四人典造筆供書寫之用。裝書直十四人掌握書籍裝幀及潢紙者”。說明這時的複製手段，不僅是用手抄寫，還進一步使用了拓印術。碑石拓印術的出現，把西漢的模印畫像磚和絲綢印染，從原來的非紙承印物，只宜轉印圖案,不宜轉印文字的印刷術，進一步發展到以文字為主，在紙上印製成書的複製技術。這是印刷術發展史上一個質的飛躍。
在紙張發明以前，書寫材料除了竹簡、縑帛以外就是木板。《禮記?中庸》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這裡的“方”就是指木板。王充在《論衡?量知》中說：“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說明木板也是古人書寫的主要材料。那時的木板大約一尺見方（漢代一尺約現在 24 厘米），在木板上寫的文字又稱“尺牘”。
盛唐經濟文化的繁榮，社會對圖書的大量需求，圖文轉印複製技術早已形成，紙、墨、木板在書寫上普遍套用，可以說，這時雕版印書的條件已萬事具備，那么雕版印書也就應運而生了。
六、印刷技術的生命力在於社會的文化需求
雖說印刷術屬自然科學技術，然而印刷術加工的對象則是精神產品，印刷品只是這些精神產品的物質載體。所以說印刷術的孕
育、生產和發展，絕不是游離於社會文化之外的偶然事件，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經濟文化條件下，為滿足人們文化需要的行為產物。馬克思說：“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狀況，那么科學狀況卻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505 頁）印刷術是傳播文化的技術，正是社會不斷提高的文化需求，把印刷術推向前進的，難道不是嗎？
印刷術本是勞動者發明的，但在封建時代，社會人被分成三六九等，那些創造社會文明的“百工”們卻享受不到社會的文化成果。夏、商、周時期的教育是“學在官府”，“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社會文化的重心在社會上層。印章蓋印只是社會上層的文化需求。
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諸子百家學派林立，反映了那個時代多元化的政治和文化繁榮景象。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以後，廢私學，禁遊宦，焚書坑儒，在教育上實行以吏為師的文化專制政策，這時社會的文化重心雖有下移，但仍在王公貴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文化教育上確實前進了一大步。漢朝中央政府設太學，詔命儒家五經博士專門任教，州邑設校，鄉設庠，村設序。班固在《兩都賦》中讚頌：“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說明漢朝的教育對象已波及到鄉村的紳士階層。整個社會的文化重心又進一步下降到社會的中層。模印磚瓦和絲綢印染術都是為社會中上層文化服務的。
唐朝推行的科舉教育使社會讀書之風日盛。不僅皇帝、官員、商賈、儒士需要書，連庶民百姓也需要書。文化事業的普及，使社會的文化重心進一步下降到拉近庶民階層。摹寫和拓印已無法滿足社會對圖書的大量需求，就是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印刷術才由雕版印絲綢走向在紙上印書的。雕版印書是何人發明的，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印刷技術的成熟，物質條件的具備，社會的文化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雕版印書的出現，則是歷史的必然所使。
（原載《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文集》第 152 ～ 164 頁）
五、“鐫金印刷”之我見
資料來源：《廣東印刷》 2003 年第 2 期作者：竇學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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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孫奭於北宋景三年（１０３６）“鐫金刷楮”刊印《圓夢秘策》八卷之史實了。這一史實是由明崇禎本《夢林玄解》（北圖館藏）一書記錄下來的。該書轉載了孫奭為《圓夢秘策》所寫的序言：“……丙子（即景三年）春二月偶經蘭溪（浙中部偏西，縣制）道上，遇一羽衣……。因出其書八卷，稽首授愚，辭舟而去。爽不能留……。道士焉識其繇（同由）來哉，爽亦焉測其所以哉。用不敢私，鐫金刷楮，敬公四海。亦冀後之君子有心茲事者，因其書而詳會變通焉……。景三年四月，上浣休老人（自號）孫奭敘於《圓夢秘策》之端”。
在明代，時人尚可讀到許多唐宋遺籍，如唐貞觀十年（６３６）梓行《女則》，後晉（９３６～９４７）有“天福銅版”可刷印九經，都是明人記述的。上述孫奭“鐫金刷楮”之事，亦是明人轉錄傳世的。竊以為，不能因其系後人記述而不予置信；或因其“文字太簡單，沒有說清楚”而棄諸一旁；更不能因無實物估證，而輕率將珍貴的信史束之高閣。
下面，筆者試以聯繫孫奭“鐫金刷楮”前前後後事物節點的方法，闡述一點有關我國銅活字發明的拙見，以供史學界同仁之參考。
1、關於銅活字必經的“台階”規律
銅活字發明的歷史基礎，是鑄銅技術。這一點，舉世公認我國是鑄銅技術歷史悠久的古國。商周伊始，即出現銅鼎之類金屬器皿的鑄造。著名的東周銅器“秦公簋”，上面鑄有銘文１００多字。每字一格，顯然是先刻制木字模，按格印在土范上，再澆注銅液鑄成的。這與後世的鑄造銅活字技術相同。漢代已有銅印，有數字的，亦有隻一字的，多數系鑄成的；這類一字印，與銅活字無異。至於鑄錢技術，戰國時期已很精湛，並歷代延續發展；鑄錢與鑄銅活字之不同處，只是錢面是正字，銅字面是反字而已，在技術上完全一樣。
作為印刷意義上的銅活字，是在木雕版發展頂峰時期，由於廣泛的社會需求，要求雕版印刷提高耐印率和製版速度的情況下產生的。在由雕版向銅活字發展的中間，有一個必經的“台階”規律，即銅版。銅版的出現，是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數的必然產物。在我國，這“台階”規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遺存實物有大和八年（８３４）所鑄千佛像銅印版，上有佛像和文字，顯然是先刻制木版模，制出砂型，再澆注銅液鑄成的。有名的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６）濟南劉家針鋪的銅鑄印版，是陰陽文合鑄在一起的。這塊廣告印版充分證明銅版的出現，是為了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數的社會需求。
作為這一“台階”規律的代表，應該是至今爭論未定的後晉天福（９３６～９４３）銅版九經了。遺憾的是明代景泰（１４５０～１４５６）進士楊守陳在《朱氏經義考》中，只是說“晉天福有銅版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書寫”，其細節則語焉不詳。於是，引起學界是刻銅版還是鑄銅活字的爭論。九經有四十萬字，刻銅版不可能，鑄銅活字於一版之上亦不可能。竊以為，當時已經存在由馮道（８８２～９５４）主持雕制的九經水雕版，但其刷印數量不敷社會需求，除供各級官府和有限的學者收藏外，廣大士子是重金難求的。為此，晉天福年以現成之九經木版為模，翻制土范（或砂型），澆注銅液，即成九經銅版，這樣即產生廣為刷印的作用。竊查，此乃天福銅版的唯一解釋。當然，天福年間九經木版尚未全部完成，天福銅版亦只是天福年間開鑄而已。正是由於天福銅版是將九經木版排列整齊制范，鑄為幾塊大型銅版，故楊守陳將其與漢魏石經相比。
但是，銅板九經可以利用現成的九經木版作為模版，翻制土范鑄銅，如果需要印製沒有現成模版的文籍，則無法澆鑄整塊銅版了。客觀的需求迫使人們研製可以自由拼排的活動銅版，正是邏輯發展的必然性。因此，潘吉星教授說，“金屬活字顯然是在銅版印刷……的基礎上發展的，而且是其直接和必然的產物”（見潘吉星《宋元金屬活字印刷史料》一文），是非常有道理的。
朝鮮半島在歷史上引入中國的鑄錢技術和鑄銅活字技術而鑄造出自己的銅活字，是不爭的事實。這正是由於朝鮮半島歷史上沒有銅版印刷這一“台階”過渡階段。因此，韓國學者自奉韓國為金屬活字發明國的見解，顯然是無法成立的。
2、畢升泥活字版之前已有活字版
綜觀我國深厚的鑄銅文化史，長期以來在銅印、銅鏡、銅佛以及歷代銅錢的鑄造實踐，特別不容忽視的是在雕版高峰期所出現的整塊銅版刷印的“台階”規律，對以上事物發展節點加以聯繫研究，必然導出在由死字版向活字版演變過程中首先出現的木活字和銅活字的結論。
著名的印刷史界老前輩張秀民先生雖然說畢升為“活字發明人”，但在論及孫奭“鐫金刷楮”印刷《圓夢秘策》八卷之事時亦曾提出對自己的質疑。他在《銅活字的發明與發展》（原載１９５４年１月９日《光明日報》）一文中指出，“這和畢升的發明膠泥活字，這一件印刷史上的大事，同在宋仁宗時代，前後相隔不過數年，銅活字也在同一時期發明，不是不可能的”。張老先生之所以引證“鐫金刷楮”之事，即因此事與銅活字發明有關。
另一位著名的印刷史學者錢存訓博士在談到畢升“又為活版”時亦認為，“活字的使用應當更早，在此以前曾有過木活字”（轉引自別立謙《論錢存訓對中國印刷史研究的貢獻》，載印博《研究文輯》２００１年）。錢博士的觀點與現行所謂木活字首先試驗者為畢升的思維定式不同，認為畢升以前更早已存在木活字的使用。
竊以為，木活字之性質屬於雕版裂殖規律的介體產物，正是由於這種不能自身范模增殖的木活字的客觀存在，才為銅活字的范模鑄造提供了介體物質基礎。借用著名史學家肖東發的話說，即“木活字是從木雕版通向金屬活字的橋樑”（見肖東發《關於中國印刷術傳播的研究》，載印博《研究文輯》２００１年）。所謂“橋樑”與筆者所言“介體物質”同義。竊以為，綜上所述，實已為孫奭“鐫金刷楮”早於畢升“又為活版”出現，提出了事物節點相聯的“信而有徵”的依據。
3、銅活字是“銅版台階”的必然產物
從孫奭本人之經歷來看，他也是有著“鐫金刷楮”的極大可能性的。孫奭（９６２～１０３８），字宗古，北宋博川博平（今山東茌平附近）人，以太子少傅入仕，其仕途任職可由乾興元年（１０２２）一道牒令中得知：“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可謂官運亨通，頭銜多矣。淳化五年（９９４）曾任國子監執行機構“印書錢物所”監印官（該所後改稱國子監書庫官）。《宋史》評其為“勵精強學，博通經義”，可見其讀書極富，即以淳化五年起算，時距“天福銅版”年代不過五十年，在其主管之國子監書庫中恐怕還會藏有天福銅版刷印的九經印本吧。另外，他在尚書省的職權是相當廣泛的，鑄錢部門即隸屬其下。因此，他也是熟悉並主管鑄銅工藝的。他會不會由此萌生出藉其職權之便為自己鑄造一副銅活字以備日後自用的想法來呢﹖竊查，不應排除此一可能性。
宋朝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對采銅鑄銅予以嚴格控制。如當時民間許多地方自鑄銅版印製“會子”一種紙鈔，景元年１０３４宋朝即令“發內府金，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此處之“勿造”，指民間勿造。此事發生於孫奭“鐫金刷楮”前兩年，說明當時是禁止民間鑄銅的。當然，民間鑄造銅活字必亦為所禁，這也是宋史不載銅活字的原因。雖然，一般宋人對造銅字無能為力如畢者流布衣，而孫奭不在此例。他不必自行躬親，只要向其屬下授意，即可借鑄錢之便，以木字為模製范，私下鑄成一副銅字來。幸藉《夢林玄解》一書轉記，使我們得知他以銅字印成《圓夢秘策》八卷，是否還印過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歷來爭論的焦點是其中的“鐫”字。鐫，刻也。金，指銅。鐫金，豈不是刻銅。然而，書長八卷，如何刻得﹖張秀民先生在《銅活字的發明與發展》一文中即感到困惑：“是刻銅版呢，還是刻銅活字呢”﹖其結論是“文字太簡單，沒有說清楚”。雖也提出“銅活字的可能性最大”，然而卻沒有跳出“刻”的圈子。竊以為，在研究古代史籍中，往往不適於用今人的理解去看待古人的語言，否則即陷入自身認識的誤區。這正如早期雕版印刷中常使用的“勒戍”一詞解法紛紜一樣，是一個如何正確認識的問題。筆者在《“勒戍”與“刻印”為同義詞》載《中國印刷》２００２．２．一文中已經提出，“既然刻石、刻碑可以‘勒’稱之，在早期雕版活動中有何不可延續性以‘勒’代‘刻’呢﹖正如在銅活字出現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內，一些出版家繼續按雕版習慣稱銅活字印本為‘鐫銅’、‘銅刻本’一樣，是事物連續發展中一種慣性的上下承接關係的表現”。
4、“鐫”字是范模增殖工藝之代詞
國人與西人相較，存在一種異常頑固的慣性思維及墨守成規之傳統。如雕版發展１３００餘年始終為印刷模式之主流，如此僵硬不化實在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怪異。遺憾的是，這是事實。雕版正統論者是輕視或排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的。明陸深即認為“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見其自著《金台紀聞》。由此可見，不是北宋沒有銅活字，而是這一技術遭受排斥。
雕版正統論者已經形成“字版非刻莫屬”的思維定式，以雕版的習慣稱謂嫁接於活字版之上，即此一思維定式的反映。明明銅活字與銅錢一樣是鑄的。但他們卻習慣性地稱為刻。孫奭是這樣，將鑄銅字寫為“鐫金”；元英宗１３２１～１３２３在位也是這樣，將鑄銅字稱為“鏤銅為板”；元人王楨１２９８年說了句實話“近世又鑄錫活字”，明人喬宇卻繼續沿襲老習慣說成是“范銅為版，鏤錫為字”。這裡附帶說一句，錫活字是因當時禁銅私鑄而無奈改用替代原料鑄制的，它出現公認在南宋時期。這正可與北宋的“鐫金刷楮”相互聯結。
有人統計了元明清三代有關金屬活字是鑄是刻的１０條引文，其中“鑄造說”有六處見林子雄《關於金屬活字“是鑄是刻”問題的探討》，載印博《研究文輯》。儘管如此，歷代仍有許多“刻字論”者。如清學者孫奭從添１７６９～１８４０即說，宋刻本書籍中有“銅字刻本”。這已成為“刻字論”者的經典依據。但是，在這一說法的幕後，卻總透漏出一些真相的蛛絲馬跡來。如清人龔顯在《亦園脞牘》中說“台灣鎮武隆阿刻有銅活字”，而時人姚瑩從台灣寫信卻說是鑄銅為字。又如乾隆帝言印刷《古今圖書集成》的銅活字是刻的，而包世臣、吳長元、龔顯三人都說是鑄的。其中吳長元身在乾隆時代，久居京華，對存放銅活字的武英殿等地作過實地考察，從而得出“武英殿銅字版向系銅鑄”的結論。當然這是可信的。那么如何理解《大清會典事例》所載刻銅字人工資高於刻木字人的問題呢﹖竊以為，所謂“刻銅字人”，應理解為從刻木模、制范到鑄成銅字的整個工序的“造銅字人”才是。
綜上所述，在史籍中有關金屬活字的鐫、鏤、刻等似乎有刻版之義的動詞。實際是反映鑄造工藝的代詞。這是由雕版正統論認定的“字版非刻莫屬”思維模式所決定的。甚至沈括所謂“用膠泥刻字”之“刻”字，反映出的實際內容亦為范模製字。因此，韓國著名學者金宗植在為《白氏文集》所寫的序中說：“活版之法始於沈括指畢升用鑄字印書”。金氏理解畢之膠泥字為“鑄字”，而我們的學者卻始終跳不出“刻”的誤區來，豈不怪哉
由於某些學者對古代史籍用字在理解上的錯誤，輕率地否定了宋、元關於銅活字的記載，武斷地認定我國銅活字自明代始，而且明代銅活字也是刻的。那么，對於日本１６０７年用朝鮮銅活字印書，因字數不足而延聘中國工匠林五官增鑄的記載，應如何理解呢﹖只能理解為明代銅活字是鑄造的。既然明代銅活字是鑄。那么宋、元銅活字是鐫、鏤而成的嗎﹖顯然，那些稱謂是雕版正統論者將正統的稱謂嫁接於活字上的結果，這也是不同事物之間上下承繼關係中常見的現象。
5、孫奭時代已有金屬版印墨
有人曾向筆者提出，根據元初農學家王禎１２６０～１３３０所說，宋末元初已有錫活字，由於“難於使墨指木雕版用水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見其１３１３年刻印之《農書》後所附《造活字印書法》一文，即認為王禎時尚無適合金屬版的印墨，孫奭當然更不會有。那么，所謂孫奭用銅活字印書八券之說，豈不是難以成立。筆者以為不然。對此，著名印刷史學家潘吉星指出：“宋、金既已用銅版、錫版和銅活字印刷，且實物流傳至今，說明金屬著墨問題早已解決”。他認為，王禎所記錫活字“難於使墨”，是有人不懂“必須用宋代銅版、錫版和銅活字印刷適合的墨”，“將木版印刷所用的墨用於錫活字”之故見於《宋元金屬活字印刷史料》一文，載印博《研討文輯》。因此，筆者以為，王禎所記只是個別現象，不能引以為據。
事實證明，我國古代的油性印泥和印墨早已存在。古代印章多有以銅、銀、金為質料的，使用的印泥系以艾絨、硃砂或銀硃調以蓖麻油混合製成。這證明古人早已懂得在金屬等光滑表面需使用油性印料，而不能用木版印刷通用的水墨。前文提到的自唐開始的銅版印刷，以至五代晉“天福銅版”刷印《九經》，必然是油性印墨所為。史載：北宋初年發行紙幣“交子”，“用銅版印刷，版畫精美，三色套印”見於《中國印刷之最》，百家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這種銅版印三色“交子”，絕非一般水墨所能為。據專家分析其墨跡，證實印墨中含有植物油成分。“交子”在宋仁宗天聖元年１０２３改由政府發行，並成立專門機構“交子務”。這一事實發生於孫奭以銅活字的印書之前，他必然懂得他的銅活字應該使用何種印墨。當時的印墨印刷紙幣可以做到“精美”，那么孫奭用以印書又何以不能印得“精美”
結論是：孫奭時代已經有適性於金屬版印刷的油性印墨存在。
6、認定銅活字先出並非否定畢升
探討孫奭“鐫金刷楮”問題，是一個印刷史研究中的敏感問題，是一個長期迴避而又迴避不了的問題。
第一，如果認定孫奭“鐫金刷楮”的記載，孫奭是否成為銅活字發明人﹖不是。他只是最早記載使用銅活字印書的人。
第二，如果認定孫奭“鐫金刷楮”為最早記載使用銅活字印書的人，是不是就推翻了畢升的活字印刷術發明人的地位。也不能這樣講。因為，孫奭“鐫金刷楮”比畢升創造膠泥活字只早五年。孫奭的銅活字是普通“布衣”無力也無條件鑄造的，屬於“重型活字”、“貴重活字；而畢升研製的膠泥活字，屬於“輕型活字”、“簡易活字”。用王靜如先生的話說，即“容易製成的泥陶活字”見《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載《活字印刷源流》１９９０年版。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范模增殖，都是以木活字為介質字模，一個是翻制砂型或陶型鑄銅，一個是翻制泥型，再以泥丁拓字。因此，可以認為，孫奭和畢升都是以范模增殖為特徵的活字思想的先驅。
關於更多中國古今印刷請參考：
http://www.cgan.net/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