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人藏書樓和印書工場。位於江蘇常熟隱湖之南七里橋。明末毛晉(1599～1659)創辦。毛晉初名鳳苞﹐字子晉﹐江蘇常熟人﹐家富。嗜讀書和宋元精本名抄﹐早年為諸生﹐屢試不第﹐遂隱居故里﹐變賣田產﹐於七里橋構築汲古閣﹐另在問漁莊和曹溪口構築兩閣﹐以收藏和傳刻古書。毛晉延請海內名士三十多人校勘儒家經典﹐校成後即付刻印。汲古閣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藏書﹐又有金元人本。這些書都用來校勘或作為刻書的樣本。為廣泛蒐集珍籍秘本﹐毛晉曾公開貼榜﹐高價收購。其中宋刻本每葉錢二百﹑舊抄本每葉錢四十﹐開收購古籍以頁論值之先例。湖州書舶多集於七星橋毛氏之門﹐前後積書至八萬四千冊。汲古閣後有樓九間﹐樓上儲放書版﹔樓下兩廊及前後為刻字匠和印匠居住和工作之處。雇用工匠最多時達數百人。汲古閣刻印的書籍有十三經﹑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別集﹑道藏詞曲等﹐書版在毛晉時即有十萬塊之多。所刻書籍校勘詳明﹐雕印精良﹐稱毛刻本﹐行銷全國各地。所刻書目存於《汲古閣校刻書目》等書。
汲古閣簡介
毛晉，原名鳳苞，字子久。後改字子晉，號潛在，別號汲古主人。早年為諸生，屢試不第，遂隱居故里。變賣家產，於七星橋構築汲古閣、目耕樓，以收藏和傳刻書籍為業，藏書總數達八萬四千餘冊。由汲古閣刻印的宋、元以來之珍本書籍，名揚海內。刻書數量巨大，達十萬餘頁刻版，涉及經史、詞曲、叢書、宗教、小說、筆記等等，為中國歷代私家刻書之最。對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毛晉有著作《毛詩陸疏廣要》、《虞鄉雜記》、《海虞古今文苑》、《明詩記事》、《汲古閣刻書細目》等。
毛晉(公元1599年～公元1659年)是中國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末年藏書家、出版家。字子晉，號潛在。原名鳳苞，字子久。常熟 (今屬中國南部江蘇省) 人。小時候為諸生。約30歲左右開始經營校勘刻書事業, 建汲古閣、目耕樓。以高價購求宋代、元代刻本，藏書8.4萬餘冊。
他苦心校勘，雇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後刻書 600多種，著名的有《 十三經註疏 》、《 十七史 》、《文選李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書》等。有些宋刻本如《說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傳世。重刻的唐、宋人詩詞,多經精校。所刻各書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閣”或“綠君亭”名。
毛晉刻書為歷代私家刻書最多者，且好抄錄罕見秘籍，繕寫精良，後人稱為“毛鈔”，極受珍視。著有《隱湖題跋》，並輯《毛詩陸疏廣要》。
毛晉刻書
毛晉汲古閣 出版規模
明末清初傑出的出版家毛晉汲古閣出版書籍多達600餘種，經營時間前後40餘年，毛晉被稱 作出版史上最大的私人出版家。探討汲古閣的出版規模，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毛晉在我國古籍 印刷和流傳方面的貢獻。以往諸多研究者對這一問題已有論及，有論者說“毛晉的刻書作坊 經常有20個人在工作”〔1〕，有的說“汲古閣有刻工20人、抄工200人”〔2 〕，有的人認為汲古閣“直接的刻印工人當不下60人”〔3〕。關於汲古閣刻書 字數總量，有的論者說，“共刻書版達109067葉”，“以每頁300字計，達3287萬字，其 刻書規模與數量之大，為歷代之冠”〔4〕，有的說“據《汲古閣校刻書目》不完全 統計，刻版十萬九千五百六十七頁，若是每版刻二百字，共二千一百九十一萬三千四百字， 大約全部統計，校刻的字數總有三千萬以上”〔5〕。筆者拙見，這裡各家對汲古閣 出版規模的估計，與實際情況相差甚大。
關於毛晉汲古閣刊刻書版的總數，毛晉之子毛NFEB2在《影宋精擬本五經文字》跋尾記 曰：“吾家當日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NFEB2一日往觀之，先君適至， 呼NFEB2曰：‘吾縮衣節食，遑遑然以刊書為急務，今板愈十萬，亦云多矣。竊恐秘冊 之流傳尚十不及一，汝曹習而不察，亦知印板始於何時乎?NFEB3權與於李唐而盛於五代 也’”〔6〕。按毛NFEB2生於公 元1640年(崇禎十三年)，此處所記毛晉在自家印書作坊呼兒子毛NFEB2言刻印書籍事， 其時間約在清順治(公元1644-1661)中期或稍偏後，毛NFEB2十餘歲時。這時汲古閣刻書 已到尾聲，此後大約已很少刻書。也就是說，此後汲古閣印書作坊的版片幾乎再沒有什麼增 加了，應當說明，這些數“愈十萬”的書版，並非都是毛晉汲古閣所自刻，而有一小部分是 購進來的。據記載，購進的書版有：(一)、胡震亨的《秘冊匯函》殘版，後毛晉利用此版擴 編成《津逮秘書》；(二)、宋文同撰《丹淵集》，明萬曆間李應魁、吳一標刻版；(三)、《 古今萬姓統譜·附帝王世系譜·氏族博考》160卷，原為凌氏刊本，毛晉購版後，其印本封 面題：“凌稚哲先生原本萬姓統譜，汲古閣藏版”，該書刻版風格與汲古閣刊本迥異，一望 便知，因而曾被人疑為偽冒汲古閣刊本〔7〕，實是誤會。毛晉除購進別人的書版外 ，也代別人刻了一些書，計有：(一)、代鄭暄刻《昨非庵雜俎》；(二)、代王象晉刻《二如 亭群芳譜》等；(三)、代張溥刻他的批點本《南史》、《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7304頁)； (四)、代張之象刻《唐詩類苑》(6306頁)；(五)、代馮班刻《馮定遠全集》；(六)、代張潛 刻《蘇門六君子粹》；(七)、代胡安世刻《龍乘》；(八)、代周之夔刻文集；(九)、代楊 NFEB4補刻《懷遠堂詩選》首卷；(十)、代余懷刻《七歌》、《甲申集》八種等；(十一) 、代錢謙益刻《列朝詩集》81卷；(十二)、《徑山藏》中《紫柏老人全集》15卷、《憨山大 師夢遊全集》40卷等為贊助捐刻，等等。這些代刻、捐刻的書版自然不存於汲古閣，並且其 數量相當可觀，僅《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和《唐詩類苑》兩種刻版就達13610頁，看來汲 古閣代刻、捐刻之書版無疑要多於購進之書版，因此，毛晉汲古閣所刻書版總量當愈十一萬 塊。汲古閣的這些書版，曾被一些研究者認為一塊版就是一葉，亦即視為單面版。到底是單 面版抑或雙面版，這是關係到汲古閣出版規模的一個關鍵問題。
我國古代刻印書籍的木版有單面刻字與雙面刻字兩種。雙面版宋代時已見記載。如宋沅州公 使庫本《續世說》十二卷，即為雙面版〔8〕。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台州守 唐仲友要刻工蔣輝刻《後典麗賦》也是用雙面書版〔9〕。明嘉靖時刻的《陳忠肅公 言行錄》八卷，目錄末記：“刻版一百一十二片，分上中下三帙，計二百一十九頁”〔 10〕，這也是雙面版。清武英殿刻《駢字類編》也是用雙面書版〔11〕，這是皇家 刻書用雙面書版的一例。總之使用雙面書版不但屢見於文獻記載，即驗之於今存木版古籍， 也屢見不鮮，尤其是坊刻之本，雙面書版的使用極為普遍。雙面版所印書頁的特徵是：其一 ，如書版有斷裂，其所印的相連屬的兩頁斷裂痕跡的位置和裂紋走向完全一致，兩頁的版框 尺寸完全相同。其二，是版框雖不見斷裂痕跡，但相連屬的兩頁版框尺寸完全相同，並且這 樣版框尺寸相同的書頁總是相連的兩頁一組不斷地出現。
毛晉汲古閣刻書是否用雙面版，今不見文字記載，但我們觀察毛刻本書頁，即可作出判斷。 察筆者藏汲古閣刻《十七史》中《漢書》卷55《衛青霍去病傳》第3、4兩頁版框尺寸完全相 同，皆為框高21.8、寬30.7厘米，第3頁版框在各行文字自上向下數第15、16字之間有裂痕 ，其方向平行於上下版框線，從右框線直通到左框線，裂痕右寬左窄，右框線處裂紋寬0.5 厘米，左框線處裂紋寬0.15厘米。第4頁也是在各行文字從上向下數第15、16字間出現裂紋 ，其方向也是平行於上下框線線，裂紋右窄左寬，右框線處裂紋寬0.15厘米，左框線處裂紋 寬0.55厘米。從這兩頁書版尺寸相同，版面裂痕的位置和走向相同，裂紋的寬度相對應來看 ，這兩頁是一塊雙面書版所印，並且是在第三頁刻完後，以通過版心中縫的中軸線為軸，將 書版逆時針轉過180°後，再刻第4頁。又如同書第64卷上《嚴助傳》第5、6頁版框尺寸相同 ，版面也有裂痕，從裂痕的位置和走向一致、裂痕寬度相對應判斷，也是一塊兩面書版所印 。無疑，汲古閣版《漢書》是雙面書版。按此《漢書》刻於崇禎十五年，是汲古閣較晚期的 刻本。下面再來看較早期的刻本。察筆者藏汲古閣崇禎元年刻本《才調集》，版框無明顯斷 裂痕跡，但該書卷一第9、10兩頁版框尺寸相同，皆為高19、寬27.5厘米；第11、12兩頁尺 寸相同，為高19.3、寬27.5厘米；第13、14兩頁版框尺寸相同，為高19.1、寬27.4厘米。這 三組書頁每一組版框尺寸完全相同，決非偶然，每一組書頁都是同一塊兩面書版刷印而成。 該書中象這樣相連的兩頁版框尺寸相同不斷地出現，還有很多明顯的例證，茲不贅述。這說 明《才調集》的書版也是雙面版。
毛晉汲古閣刻書，對於版面是精打細算，充分利用的。所刻書的封面書名題簽，每擇卷末空 白處刻之，隨正文一起印刷，裝訂前裁下。今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汲古閣刻本《採菊雜詠》卷 末尚留有偶未裁下的書名簽〔12〕，告訴了我們這一事實，同時也解開了汲古閣刻本 卷末何以常有被截去半頁之迷。
根據前述，我們推斷毛晉汲古閣所刻書都是使用雙面書版，這樣作，第一，有利於降低所刻 書的成本，這與毛刻本一般均選用竹紙印刷，而很少用價格昂貴的白棉紙、開化紙，以降低 書價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可減少存貯書版的空間。試想，汲古閣後期存有書版10萬餘塊， 疊起來其體積約有150立方米左右，需要相當大的存貯空間。據記載，這些書版貯滿了汲古 閣後九間樓房的大部分空間。如採用單面書版比採用雙面書版刻版的數量要增加一倍，總體 積也幾乎要增加一倍(單面書版比雙面書版略薄)，貯放書版的空間也要隨之近乎成倍的增加 ，這是一個汲古閣主人不能不考慮到的問題。實際上減少書版貯放的空間，也是關係到刻書 成本的一個問題。因此，毛晉汲古閣刻書採用雙面書版是毋庸置疑的。前引毛NFEB2記 汲古閣書版數“愈十萬”，其省略的單位顯然是“塊”或“片”，過去有些研究者將雙面版 誤認為單面版，在推定汲古閣的出版規模時，將一版計為一葉，所以造成了成倍的誤差。
搞清了汲古閣書版的情況，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汲古閣40餘年間的刻書字數總量。因所刻 各書的行款多有不同，需分別計核。《十三經》為每頁18條，行大字21、中字20、小字雙行 ，行20字，每頁全以大字計，滿版為378字，但因小字疏文往往多於大字經文，所以每頁一 般有大中小字約500個以上。《十七史》為每頁24行，行正文大字25、注文小字雙行，滿行3 7字。每頁全以大字計，滿版為600字，但因有小字注文，實際要多於此數，尤其是前《四史 》等注文甚多，有的一頁大小字在一千二三百個以上，平均每頁約有七八百字左右。據王西 莊《蛾術編》卷74載：汲古閣《十三經》共11846頁，《十七史》共22293頁。累計《十三經 》約有600餘萬字，《十七史》約有1700餘萬字〔13〕。兩者合計約有2300餘萬字左 右；計有34139頁，約有雙面書版17100塊左右。在毛晉汲古汲所刻的11萬餘塊書版中，減去 這兩種書版，約還有書版9.3萬塊左右，包括五百多種著作。其中包括《津逮秘書》約500萬 字、《六十種曲》約250萬字、《文選注》約100萬字、《陸狀元增節音注資治通鑑》約400 萬字、《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約200萬字、《唐詩類苑》約180萬字、《陸放翁集》約140 萬字、《列朝詩集》約400萬字，這八種即約計2170萬字左右，加上《十三經》、《十七史 》，已達4470萬字左右。此外還有三百餘種書的字數未計算在內，如果汲古閣的書版是單面 版，11萬餘塊版無論如何也沒有這么大的容量。所以，這也是汲古閣刻書必用雙面版的一個 有力證據。問題再說回來，綜觀汲古閣所刻書除《十三經》、《十七史》之外的其它500餘 種，行款也多有不同。《宋六十名家詞》每頁16行，行18字；《詩詞雜俎》每頁16行，行19 字；《樂府詩集》每頁22行，行21字；《列朝詩集》每頁30行，行28字等等。概括起來說， 每頁滿版最少的字數接近300字，最多達800餘字，若平均每頁以300-350字計算，每版兩頁 約有600-700字，9.3萬塊版，約有5580-6510萬字左右，再加上《十三經》、《十七史》的 字數，毛晉汲古閣40餘年間刻書文字總量約為7880-8810萬言左右，概括言之為八千萬言上 下，這對十一萬餘塊書版來說，平均每版不足八百字，每頁平均不到四百字。
毛晉生於公元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他開始刻書的時間，各家說法雖不一，但始於20歲 之前當無疑議。他早期刻書以“綠君亭”名義，數量不多，只有數種。後來即以“汲古閣” 名義大量刊刻古籍。這已經是公元1627年其父去世後，他開始主持家務之後的事了。王重民 先生認為“毛晉的刻書作坊自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成立”，“從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 ，五年之間，就刻出了二百多種書籍”〔14〕。從實際考察看，毛晉汲古閣刊刻的大 部頭古籍，如《十三經》、《十七史》、《津逮秘書》、《陸狀元增節音注資治通鑑》、《 文選注》、《陸放翁全集》、《宋六十名家詞》、《六十種曲》，以及諸多唐宋元人詩文集 ，和代人刻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詩類苑》等，都是在崇禎年間(1628-1644)刻 成的，入清後，所刻書已不多 ，大部頭書只有順治九年刻的《列朝詩集》一種。概略估測，毛晉汲古閣所刻書以篇幅計， 十之八九是在明末崇禎朝不足17年的時間內刻成的。這樣崇禎年間汲古閣刻書總量約為七千 萬言上下，平均每年刻書400萬字以上。要擁有多少刻工，才能完成這樣大的刻書量呢?下面 試作探討。
一名刻工雕刻書版，一日能刻多少字?明洪武刻本《宋學士文淬》卷十末尾有洪武丁已(洪武 十年)七月十日鄭濟題記云：右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文粹》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選定也 。濟及同門等繕寫成書，“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刊工十人鋟梓以傳。 自今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15〕。據此知，這部12.2 萬字的書，由刻工10人用52天時間刻完，平均每人每日刻234.6字。此書刊版時正值夏季， 為一年中白晝最長時。古代刻工是利用白天太陽的自然光照刻版的，夏季每日刻書可利用的 時間比冬季要多數小時，因此，一年中刻工的日平均刻版時間比夏季要短些，刻字量也就相 應要少些。以上例推算，每名刻工一年中平均日刻字數約為200個左右。張秀民先生在《中 國印刷史》中談到明代刻工時說：“刻工們辛苦一天，只能刻出一百十多個字”。數年前筆 者曾專門拜訪過我國現有唯一的一家從事木版刻印書籍的專業出版社——江蘇廣陵古籍刻印 社，承該社老師傅介紹，一位刻工日(8小時)刻字一百個；一位印工日刷印書頁1000頁；一 位裝訂工日訂線裝書120冊；寫工與刻工的配合比例是1∶4，或日寫1000字。看來，現在一 位刻工日刻字數量已比古代明顯減少。其原因一是因實行8小時工作制，日工作時間比古代 刻工要少數小時，另一原因大概是木版刻印書籍自清末一百餘年來早已若絕如縷，今天的刻 工技能自不能與古代雕版印刷盛行時代的刻工技能相比。毛晉汲古閣的刻工如果以每日刻字 200個計，若一年工作11個月即330天，則每名刻工年刻字量為6.6萬字左右。如每年刻四百 萬字以上，則需擁有刻工60餘人。汲古閣擁有如此數量的刻工，才可稱得上是“廣招刻工” (徐康《前塵夢影錄》中語)，否則，如只有20人，實難稱“廣招”。這些刻工技藝優良，技 能水平較一致，因此較好地保證了刻版的質量一致，無版面刻字質量參差不齊之疵。毛晉汲 古閣在大規模出版經營中，為了資金儘快地周轉，必然盡一切可能縮短出版周期，因此，必 然是一面組織刊刻書版，一面刷印裝訂發售。與這些刻工相配合的印刷工、裝訂工及編校、 寫樣人員等合起來，至少也有二三十人，與刻工人數加起來當有90人上下。需要說明，這隻 是個平均數字，實際上汲古閣在出版經營的最盛時期，其全部人員當還要多些，說它擁有近 百人的規模，一點也不誇張。錢泳《履園叢話》說：“汲古閣後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樓下 兩廊及前後俱為刻書匠所居”，看來確為真實的寫照。
毛晉所在的江蘇常熟縣，明代隸屬於蘇州府。蘇州、無錫、常州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 的區域之一，也是全國刻書業的中心地之一。明中後期這一地區有不少知名的私人刻書家和 眾多書坊。如蘇州袁NFEB5嘉趣堂、無錫顧起經顧起綸兄弟奇字齋、崑山葉盛綠竹堂、 吳縣黃省曾兄弟、長洲陳仁錫等，都刻了不少書，無錫安國的桂坡館除以銅活字印書著名外 ，也以木 版刻印了許多書。當時的蘇州更是刻印售賣書籍的書坊林立，據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 所證，明後期蘇州就有書坊37家，競相刻印售賣書籍。毛晉汲古閣就是在這一環境中聳起的 一座後來居上的書坊。青出於蘭而勝於蘭，真可謂是鶴立雞群，無與倫比的出類拔萃者。據 冀淑英先生對一百零幾種明刻本書籍的研究統計，自嘉靖初年萬曆末年的90餘年間，活動於 蘇州、無錫、常州區域內的已知刻工約有600人稍多〔16〕。這大約包括了三代刻工 ，也就是說在這一地區同時從事書籍刻版工作的已知刻工約有200人左右。到明末崇禎年間 這一地區的出版業又有所發展，刻工人數也會有相應的增加，這時，大約毛晉汲古閣的刻工 人數與這一地區已知刻工人數的比例為1∶4左右。還應指出，當時活動於這一地區的刻工中 必有一部分為季節性刻工，即農忙時從事農業生產，農閒時才從事手工刻書。因此一名專業 刻工一年的刻字總量較之季節性刻工的刻字總量要多得多，所以毛晉汲古閣的刻工數量雖為 1∶4，但其年刻字總量卻要較這個比例明顯為高。
明清之交，由於戰爭和動亂，毛晉汲古閣的出版業在暫時停歇一段時間後，隨著社會的安定 和經濟的逐漸恢復，又重新振興起來。毛晉在清順治十三年寫的《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中自敘：“甲申春仲，(十七)史亦裒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板籍於湖邊 岩畔茆NFEB6草舍中，水火魚蟲，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尤幸數年以NFEB8 ，NFEB7居稍寧， 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床架屋，仍復舊觀。”清代初年，毛晉汲古閣 的出版業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已不以大量刊刻書版為特徵，而主要是修補遭受 水火蟲鼠災害之後的書版，大量刷印書籍。這也是毛晉汲古閣出版業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 一部書在刻版後只有印刷出來，才能在社會上流通，發揮傳播文化的功用。印刷量越大，流 傳越廣，作用也就越大。大約在清初順治朝中期毛晉汲古閣的出版印刷已進入興盛時期，這 時他的印書作坊有專業印工20人，日印刷書頁約20000張以上，若以每百頁為一冊，可訂200 余冊，每月出書約6000多冊，一年共出書約70000冊左右。這樣大的出版量，實為罕見。正 因為汲古閣刻書種類多，質量較好，印刷量大，流布天下，所以才有“海內爭傳汲古書”( 楊NFEB4補詩句)的美譽。汲古閣所刻印之書直到200多年後的清朝末年，尚在“京師、 湖南舊書攤頭插架皆是”〔17〕。其書流布之長遠廣泛，傳世量之多，在中國古代印 刷史上實為僅見。
毛晉汲古閣的出版業跨越明末、清初兩個時代，他不愧為明末清初傑出的出版家。1999年是 毛晉誕生400周年，逝世340周年。這位畢生從事藏書、校書、刻書的出版家，幾十年“夏不 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地忘我辛勞，乃致“頭顱如雪，目晴如霧，尚 NFEB9NFEB9不休”(毛晉《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中語)，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 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值得紀念的，謹以此文作為對他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