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魏晉文學是從漢末建安開始的。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196-220)，但這時政權實際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漢朝已經名存實亡。而且，正是在這二十幾年間文學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出現了許多影響著後代的新趨勢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為這個時期文學的開始是恰當的。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終結，當然應以隋文帝統一中國(589)為標誌。從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晉南北朝文學共經歷了393年。
陶淵明畫像建安文學實際上包括了建安年間和魏朝前期的文學，這時的文壇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在他們周圍集中了王粲、劉楨等一批文學家。與兩漢的儒生相比，這是在動亂中成長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不再拘於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他們的創作反映了動亂的時代。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了“建安風骨”這一時代風格。“建安風骨”被後世的詩人們追慕著，並成為反對淫靡柔弱詩風的一面旗幟。至於蜀國和吳國的文學則處於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8)，在文學史上習慣於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後期的文學。這時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掌握了大權，殘暴地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學史上，正始是魏晉玄學的開創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們本身也是玄學家。他們對抗司馬氏的殘暴統治，崇尚自然反對名教，作品揭露了禮教的虛偽，表現了政治重壓下的苦悶與抗議。西晉武帝太康(280-289)前後，文壇呈現繁榮的局面，鍾嶸《詩品序》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總的看來，太康詩風以繁縟為特點，喪失了建安詩歌的那種風力，但在語言的運用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詠史》詩，抗議門閥制度，抒發寒士的不平，與建安詩歌一脈相承。
西晉末年，在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下，產生了玄言詩，東晉玄佛合流，更助長了它的發展，以至玄言寺占據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作山水詩的人。山水詩的出現擴大了詩歌題材，豐富了詩的表現技巧，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大進步。在晉宋易代之際，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在日常生活中發掘出詩意，並開創了田園詩這個新的詩歌園地。他將漢魏古樸的詩風帶入更純熟的境地，並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境。他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對後來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晉宋之間文學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此後更追求藝術形式的華美。
玄學滲透
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
《魏晉文學雨玄學》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對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其所謂“自然”，不是近代所謂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種狀態，即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學家郭象在《莊子注》中對老莊的自然之義有進一步的發揮。老莊認為有一個先天地萬物而生的道，郭象則認為連這樣一個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萬物，萬物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由道產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們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決於任何什麼，也不依賴於任何什麼，因而完全獨立。只要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無所待，無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進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見於《論語》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學範疇。老子把“真”視為道的精髓、修身的極致。《莊子》對“真”有一個界定：“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漁父》)這就是說：“真”是一種至淳至誠的精神境界，這境界是受之於天的，性分之內的，自然而然的。聖人不過是謹慎地守住這個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擾而已。不受禮教約束的、沒有世俗偽飾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這樣看來，“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不僅屬於抽象理念的範疇，又屬於道德的範疇。玄學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響所及就是進一步確立了以“自然”與“真”為上的審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雖然還未占據主導地位，但是體現著這種美的陶淵明的出現，以及嵇康、阮籍、鍾嶸、劉勰、蕭統等人關於“自然”和“真”的論述，卻對此後整箇中國文學產生了極極深遠的影響。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學家；陶淵明不僅是詩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學有很深的關係。陶淵明的作品是魏晉玄學滲入文學之中所結出的碩果。後人極力推崇陶淵明，並把他的自然和真視為文學的極致，證明了玄學對文學產生的積極影響。
言意之辯討論的內容是言辭和意旨之間的關係，其中言不盡意論和得意忘言論對文學創作和文學鑑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荀粲為代表的言不盡意論，認為言可達意，但不能盡意，指出了言意之間的聯繫和差別，以及言辭在表達意旨時的局限。以王弼為代表的得意忘言論，認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來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須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須忘言。言不盡意論對創作論有所啟發，得意忘言論對鑑賞論有所啟發。語言是人類偉大的創造，然而它同人類豐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蒼白無力的。文學創作欲求達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訴諸言內，又寄諸言外，充分運用語言的啟發性和暗示性，以喚起讀者的聯想，讓他們自己去體味那字句之外雋永深長的情思和意趣，以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陸機在《文賦》中已經注意到文學創作中的言意關係：“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此後，陶淵明《飲酒》其五說：“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說：“是以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鍾嶸在《詩品》中每以滋味論詩，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心動，是詩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諸言內，更須求諸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個道理對詩人和讀者都很重要。中國詩歌的藝術精髓說到底就在於此。而這正是受了魏晉玄學的啟發而得到的。
新的社會思潮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儀禮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既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他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種新的情趣體驗人生，成為和漢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晉風流。這是“玄”的心靈世界的外觀，也是那個亂世之下痛苦內心的折射。魏晉風流是在亂世的環境中對漢儒為人準則的一種否定，維繫漢王朝統治的經學隨著漢王朝的崩潰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風流的魏晉士人看來，漢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執和障。而魏晉風流就是要破執除障，打開人生的新的窗戶，還自我以本來的面目。構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魏晉風流表現在外的特點則可以概括為：穎悟、曠達、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則可以說是追求藝術化的人生，或者說是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種藝術必須是自然的，是個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晉風流與文學有密切的關係。從表面看來，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淵明等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魏晉風流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從不同的方面體現了魏晉風流的特點；《世說新語》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晉風流的故事集。從深層看來，魏晉風流下那種對人生藝術化的自覺追求，那種對個性化的嚮往，那種自我表現的要求，那種無拘無束的氛圍，正是文學成長的良好氣候。魏晉風流不僅對魏晉這兩代文學產生影響，也對魏晉以後整箇中國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已成為一個美好的影像，映在後人的心裡，不斷激發出文學的靈感。
然而，魏晉玄學作為一種思辯性的哲學是不宜直接轉化為文學的，一個直接轉化的例子就是占據了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的玄言詩。嚴格地說玄言詩不算詩，因為那只是在詩的軀殼中放入玄理而已，沒有詩之所以成為詩的最重要的東西。可是，玄言詩畢竟沉澱了至少一種可貴的東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詩不止是抽象的說理，而是藉助山水風景形成象喻，或者借著參悟山水風景印證老莊的道理，這樣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蘭亭詩和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本是醞釀於一次山水游賞的雅集，證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趨勢。不過在這些詩里山水的描寫並不多，理之趣也並不濃。此後陶淵明和他的鄰里們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詩便是一首頗富理趣的山水詩了。而在陶淵明的其他許多詩中，將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說從日常生活中體悟出玄理，已成為他的藝術特色。到了謝靈運手中，玄言的成分縮小為詩的尾巴，山水描寫變成詩的主體，使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而獲得新的生命。
詩歌雖不宜成為玄理的枯燥註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構成點睛之筆，這理趣被宋代詩人發揮到極致。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來，玄言詩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殺的歷史地位。
建安風骨
建安時代，“三曹”、“七子”並世而出，為中國詩歌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並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的典範。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採氣骨兼備。曹氏父子的創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徒詩的轉變，為五言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王粲、劉楨等“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
《建安風骨》正始時期司馬氏專權，政治險惡，作家陷於極度苦悶之中。阮籍的《詠懷》組詩，用比興的手法，隱晦曲折地抒發感慨、批判現實，形成了與建安文學不同的風貌。
曹丕《典論·論文》稱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長，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殺，因此實際上只有六人參加了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其中王粲、劉楨的成就最突出，鍾榮《詩品》列之於上品。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很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云：“服身事干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云：“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習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於譙作詩》：“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詠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群”；《野田黃雀行》：“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風悽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台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遊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於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侷促”(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晉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樸質，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
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慆盪，辭不離於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範疇的內涵。
正始之音
曹魏後期，政局混亂，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無度又昏庸無能，司馬懿父子掌握朝政，廢曹芳、弒曹髦大肆誅殺異己。此時文人的命運與建安時大不相同。擁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殺。嵇康拒絕與司馬氏合作，亦慘遭殺害。阮籍本有濟世志，但不滿於司馬氏的統治，故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最後鬱郁以終。山濤本來與阮籍、嵇康等人為友。同在“竹林七賢”之列，後來投靠司馬氏。
阮籍正始時期的詩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此時的詩歌也與建安詩壇風貌迥異，反映民生疾苦和抒發豪情壯志的作品減少了，抒寫個人憂憤的詩歌增多了，故阮籍詩“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和“憂生之嗟”(李善《文選注》)，嵇康詩亦“多抒感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八)。由於正始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詩風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為詞旨淵永、寄託遙深。因而正始詩歌也體現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以時而論，則有……正始體。”注云：“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阮籍的代表作是《詠懷詩》八十二首。這些詩非一時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記錄。這些詩抒感慨，發議論，寫理想，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嵇康的詩，現存五十餘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雜言，而以四言成就較高。應璩是建安詩人應瑒之弟，以《百一詩》聞名後世，其內容相當廣泛，主旨是對曹爽的規勸。態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溫柔敦厚的風人之旨。語言質樸，以言事與說理見長，形象則有所不足。
兩晉詩壇
兩晉詩壇上承建安、正始，下啟南朝，呈現出一種過渡的狀態。西晉與東晉又各有特點，西晉詩壇以陸機、潘岳為代表，講究形式，描寫繁複，辭采華麗，詩風繁縟。左思的《詠史》詩，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當時獨樹一幟。郭璞的《遊仙詩》借遊仙寫其坎壈之懷，文采富艷。東晉詩壇被玄風籠罩，以王羲之、孫綽、許詢為代表的玄言詩人，作品缺少詩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雖在當時被視為正宗，卻無生命力。東晉末年的偉大詩人陶淵明，開創了描寫田園生活的風氣，成為魏晉古樸詩風的集大成者。
左思西晉詩人多以才華自負，他們努力馳騁文思，以展現自己的才華。陸機《文賦》說“辭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為了逞才，他們對當時最能表現才華的辭賦都十分重視，辭賦創作既為他們帶來巨大的聲譽，又使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而他們的文才，也的確十分突出。
由於時代的原因，潘、陸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出阮籍那種寄託遙深的作品，他們的努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進步，並表現出繁縟的詩風。左思曾以《三都賦》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學地位的，卻是其《詠史》詩八首。劉琨早年生活豪縱，且慕老、莊，後來參加衛國鬥爭，思想感情發生變化，聞雞起舞的故事，最能見其性格。《扶風歌》是劉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餘人，歷盡艱辛才到達任所晉陽，詩寫途中經歷和激憤、憂慮之情。郭璞的遊仙詩，今存19首，其中有9首為殘篇。鍾嶸《詩品》說郭璞的《遊仙詩》“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詠懷”，這是很確切的評價。
王羲之是東晉著名文士，為人率直、灑脫。他雖出身高門，卻淡薄宦情，好隱居，與清談名士交遊，以山水吟詠為樂。蘭亭之會在後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寫了一篇《蘭亭集序》。玄言詩興盛於東晉，一方面是魏晉玄學及清談之風興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東晉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態有關。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
文壇新貌
沈約將建安文風的特點歸納為“以氣質為體”(《宋書·謝靈運傳論》)，氣質體現為個性。文學不再是經學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個性的表現。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的命題，適時地反映了當時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與追求。這種文學取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陸機所謂“吐滂沛乎寸心”(《文賦》)，樂觀、悲觀、慷慨、頹放、自得、內疚，各種沉潛的或稍縱即逝的感悟傾注於筆端，因而這個時期的文學從總體上說，較之於兩漢，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價值。建安文學的時代風貌，首先在詩歌中得到集中體現，即如劉勰所言“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這是無疑的。不過，辭賦、書信、詔令等其他文體的創作，也流露出一種新鮮生動的氣息，既表現為對舊體載的改造，也表現為強化套用文的文學性，從而下開其後文章創體增類、標能競才的風尚。
曹操正如劉勰用“氣爽才麗”一語評論魏之三祖(《文心雕龍·樂府》)，“氣爽”與“才麗”的結合，其實也是建安群才的共同特點。沈約指出：“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鹹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運傳論》)其中曹植在表現“盛藻”方面尤為突出，其《前錄自序》稱：“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以“春葩”自喻文采斐然。伴隨著“詩賦欲麗”(《典論·論文》)說的提出，“麗”的審美要求不局限於詩賦，也影響到書表銘頌論說等其他體裁，從而大大加速了東漢以來文章漸趨駢化的進程，推動駢文臻於成熟。就建安文章而言，由於注重“氣質”，故對藻飾的講求尚能情辭相稱，這也為後世建立了“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典範。
在建安各體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異彩，饒有通脫之風。詔令之體，屬於廟堂之制，在兩漢時期，這種體制的文辭莊重典雅。曹操所作諸令，不但思想無所顧忌，而且行文風格也不拘常例。作於建安十五年(210)的《讓縣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願，懇切坦率，其中並不諱言自己功高蓋世：“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又說到自己不願放棄兵權，以博謙退的美名，原因就在於“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明代張溥評之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魏武帝集》)。再如其《求賢令》標舉“唯才是舉”，《舉賢勿拘品行令》甚至提出對“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勿有所遺”。正因稱心而言，字裡行間流動著一股率真之氣，所以就容易帶有個人色彩。這對於公文性質的詔誥而言，不啻是一種文學性的改造。
同樣在套用性的文體中顯露出文學魅力的，是曹丕、曹植的書札。其寫作的動因，似並無具體事由，內容多為抒發當下的悲歡契闊之情，裁書敘心，因而較之前代書札，更能隨境生趣，搖曳多姿。
辭賦在魏晉時期出現了新局面，其標誌是抒情小賦的湧現，從而拓展了辭賦的表現領域與表現風格。沿著東漢以來情理賦發展的方向，魏晉之際的辭賦創作顯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隨著感情表現領域的擴大，作者的表現力也在個性化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與東漢班固、張衡等賦家兼善散體大賦與騷體辭賦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往往集詩人與小賦作者於一身，這也標誌著詩賦交相影響的深化。王粲的詩賦為“七子之冠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樓賦》。
由於主體意識和抒情因素的強化，魏晉時期湧現出一批體物寫志的佳作。如曹植寫《洛神賦》，構思與手法雖受宋玉《神女賦》的啟發，但主題發生了變化。《神女賦》借再現襄王夢中艷遇的經歷，意在諷喻君王不可貪變美色，而《洛神賦》描繪對洛神的追求與幻滅過程，藉以抒發作者個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滅，這是對傳統題材加以轉換的一個典範。因政治險惡而倍感命運多舛的文人們，有的在賦中吐露一腔悲憤，如向秀《思舊賦》以極為凝練含蓄的語言，對慘死於司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懷，並對迫害賢良的當政者寓有怨憤譴責之意；有的在賦中嬉笑譏諷，如阮籍《獼猴賦》刻劃貪求利慾者“人面獸心”的醜態，他在頗具賦體風貌的《大人先生傳》內，將虛偽的禮法之士譏為“何異夫虱之處裩中”，這一辛辣的比喻從《莊子·徐無鬼》的“豕虱”之喻變化而來，其對封建禮法的批判之意則更為堅銳。魯褒的題為論而體亦如賦的《錢神論》痛詆唯利是圖寡廉鮮恥的惡俗；有的在賦中尋求超脫放達，如劉伶《酒德頌》通過“大人先生”與“貴介公子”、“縉紳處士”的對峙，表達對名教禮法的蔑視;陶潛《歸去來兮辭》展現了作者辭官歸隱的意志和純潔高曠的品性。這些作品篇幅幾乎都不長，卻意緒綿邈，給人以新鮮的感受。
辭賦生機的煥發，還表現在大賦的體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調動。和魏晉以來，大賦仍有表現嚴正重大題材的習慣，不過與漢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於國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賦》、潘岳《籍田賦》)，更多更重要的是個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賦》以及南北朝時期謝靈運《山居賦》、梁武帝《淨業賦》、梁元帝《玄覽賦》、顏之推《觀我生賦》等。漢大賦多有以“亂”、“詩”、“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說來，這類文字的聲情之美游離於主體結構之外，而魏晉以後的大賦則傾向於有意識地在主體結構中汲取詩意，不少中長篇作品的命題就取自詩騷或抒情小賦。被劉勰認為是“策勛於鴻規”的潘岳(《文心雕龍·詮賦》)，在這方面頗具匠心，如其《秋興賦》之於宋玉《九辯》，《閒居賦》之於張衡《歸田賦》，《西征賦》之於班彪父女的《北征賦》、《東征賦》都是如此。後世庾信《哀江南賦》題目取自《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賦題為詩，如其《秋興》和《北征》，一為聯章，一為長篇，這種拓展文體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發源的因素。
魏晉學術，一改漢代儒術獨尊的局面，刑名、老莊之學興盛，道佛二教亦各有發展，從而形成繼春秋戰國以後又一個思想活躍期。各種思想交鋒爭辯，成為一時風尚。談辯之風也影響於文章，如賦體出現辯難之作，以及以思理見長的作品，包括探討玄學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現這一時期論辯風采的，則是論辯文。單篇說理之文，雖起於漢代，但受特定時代學術風氣的激盪，論辯文至魏晉才出現高潮，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主題廣泛，主要有研尋哲理、衡論宗教、品藻人物，箴貶風俗、討論禮制等內容；二是名家輩出，並形成具有時代特徵的風力，劉勰舉出傅嘏論才性同，以及王粲《去伐論》、嵇康《聲無哀樂論》、夏侯玄《本無論》、王弼《易略例》、何晏《無為論》與《無名論》為代表，評為“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文心雕龍·論說》)。章太炎《論式》讚賞魏晉論辯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其中嵇康的成就最為傑出，他的論辯文，多涉及當時重要的玄學論題。《晉書》本傳稱他“好老莊”，“善談理，又能屬文。”。如其《養生論》闡發形神交相養之理，他的論辯文獨高一世的原因，在於析理縝密，辭喻豐博，兼宗名法之家與道家論理之特長，做到精核而不失之苛察，通貫而不失之虛浮，從而將論辯文推到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