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法概述
《定武本木蘭亭》序局部首先，是楷、行、草等字型在廣泛的套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範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三國
《上尊號奏》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套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鍾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後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隸書
主要集中在魏國。有名的碑刻是：《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曹真碑》、《範式碑》、《王基碑》、《魏三體石經》等。一個共同特點是，出現了非常明顯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風：體勢開始走向縱長；筆劃形成較強的規律性，並出現了一些刻板的處理方式，像“蠶頭”部分經常飾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過於圓滿、張揚等等。這種情況，反映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對於隸書的認識正逐漸趨於淺俗、簡單，隸書的衰弱已經不可避免。啟功先生把這時期的隸書喻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號奏》為代表。
《天發神讖碑》局部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毀於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於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云：“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皇象《急就章》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傑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闇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１３９４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範本。
楷書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和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型演變已經臻於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於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後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鍾繇《宜示表》局部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並評其字說：“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鍾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後人莫及”。
鍾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簡牘書主要出土於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於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後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後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行書
比較嚴格意義上的行書，在三國時代還沒有發現。史書記載鍾繇學行書於劉德昇，且書風瘦勁，但沒有作品傳世。現存比較接近行書的作品是吳地出土的簡牘，這就是江西南昌的吳應墓《木方》，除了少數筆劃如捺、長橫等還有隸書遺存跡象外，無論結體還是筆劃的連線、省減，都是行書的規模。由此看來，到東晉時代形成成熟的規範行書，是可能的。
西晉
索靖《出師頌》局部西晉時期的書法與三國書法有極大的相似性，具有強烈的過渡性色彩，表現在幾個方面：一，重申禁碑令，使行楷的發展趨勢得到保證；二，字型演變繼續推進，尤其是行草書；三，出現了一種在後來成為重要的書作樣式的形式，即墓誌。
隸書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將軍郛休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皇帝三臨辟雍碑》、《太公呂望表》等；同時出現了墓誌，著名的有《劉韜墓石》、《張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誌》、《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買地券》、《楊紹買地莂》和《鹹寧四年呂氏磚》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這些作品都平淡無奇，有的還因為試圖保持隸書風貌而具有嚴重的程式化傾向。
在本世紀以來出土的西晉竹木簡牘和紙質墨跡中，有很值得重視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詣鄯善王檢》、《泰始九年簡》、《諸佛要集經》、《三國志殘卷》等。《詣鄯善王檢》比《朱然名刺》更接近於楷書，《泰始九年簡》接近行書；後二者介於隸、楷之間。這反映了行、楷書的穩步發展。
草書領域裡，《梁思永書翰殘瓷片》等已經不是純淨的章草書，而帶有今草的特徵，流暢迭宕，氣勢懾人，表明草書也在向前邁進。
這時期的著名書家有三位：衛瓘、索靖和陸機。
衛瓘（公元220年～291年），字伯玉，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曾任尚書令，是西晉重臣，官至司空、太保。八王亂起，為賈后所殺。父覬享書名於三國時期，子恆（巨山）亦善書，世稱“巨山三世”。
索靖（公元29年～303年），字幼安，敦煌龍勒（今甘肅陽關附近）人，張芝姊孫。官酒泉太守、征西將軍，人稱“索征西”。與衛瓘書名不相上下，有“一台二妙”之譽。後人有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衛瓘自己說：“我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靖得其肉。”索靖則以為己書如“銀鉤蠆尾”。唐張懷瓘說：衛瓘“采張芝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鴻鵠奮翼，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為難。時議謂：伯玉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索靖則“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可見一比較流便，一比較嚴謹。衛瓘只有《淳化閣》所載《頓首州民帖》傳世，索靖則有《出師頌》（傳）、《皋陶帖》、《七月廿六日帖》、《月儀帖》等，可以印證張懷瓘的說法。
陸機（公元261年～303年），字士衡。吳縣華亭（今屬上海市）人。祖遜、父抗，皆東吳名將。西晉時官太子洗馬、著作郎，為成都王司馬穎所重，任平原內史、前將軍，伐司馬乂，兵敗被殺。陸機在書史上並無大名，但傳世最早的文人墨跡《平復帖》歷來歸於他的名下。因年久而筆划起收墨跡脫落，鋒芒內斂，顯得質樸老辣，在古代章草中具有獨特的氣質；體勢縱長而微側，末筆多下展，有與下字相連的趨勢，這通常被看作向今草的過渡形態。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平復帖》長期被視為國寶，享有崇高的地位。
東晉、十六國
王羲之《十七帖》隨晉室南遷的世家大族，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面前，需要心靈的解脫，於是，他們拋棄繁瑣經學，通過服藥、飲酒、游心自然、清談、乃至寄情書法等生活方式，開拓了一片與漢代讀書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間。書法在世家大族流風相扇、競能鬥勝中，表情達性的功能被強化，含蘊的內涵得到擴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東晉行、草書，不僅使行書作為一種字型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藝術上樹立了歷史的新高峰，成為一個時代精神生活的標誌，在書法史上巍然聳立，至今仍熠熠生輝。
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這一時期不同階層的書法風貌有相當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它是這一時期書風差異的主要表現。
世家大族
唐代竇臮《述書賦》敘述東晉書法的狀況說：“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王、謝、庾、郗，不僅是當時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時是當時主宰書壇的主要家族。此外，衛、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構成了東晉世家書法的鼎盛局面。
（１）王氏家族是東晉初年勢力最大的家族，當時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同時，終東晉一代甚至整個書法史，王家也可以說是最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東晉就都享有書名。其中書名較盛的有王敦、王導、王曠、王廙。王敦的書法《淳化閣帖》卷二，有他的草書《蠟節帖》，筆勢雄健，氣勢威武。王導的書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竇臮《述書賦》評他的書法：“將以潤色前范，遺芳後車，風棱載蓄，高利有餘。”王導在西晉末年帶《宣示表》過江，為東晉書法保留了重要的典範作品，對東晉書法發展有貢獻。王曠是王羲之的父親，宋陳思《書小史》評其“善行、隸書”。王廙是最為突出的書家，書畫雙絕，書法“謹傳鍾法”（羊欣語），“畫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僧
王羲之《黃庭經》第二代中，王羲之為整個時代書法的核心人物。楷書方面，他在鍾繇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法則，創製出影響千古的範式，從此使楷書的各種點畫有了明確的分工，隸書與楷書完全分流，成為特色截然不同的兩種字型。行書方面，他繼承鍾法，使之進一步規範化，也成為後世模範，充分體現“晉尚韻”的特色。草書方面，他進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轉化。總之，他將鍾繇古質樸素的書風改變為風流妍妙的今體，尤其是他的行書、小楷書，標誌著這兩種字型的成熟。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風範，影響了此後整箇中國書法的進程，被後人譽為“書聖”。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生於西晉太安二年癸亥（303）。他少年時即得到從伯王敦、王導的鐘愛，被視作“佳子弟”。他曾自稱“素自無廊廟志”，但卻肯於為國計民生作努力。因為他擔任過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後人有時也稱他為“王右軍”“王內史”。但他也有一般東晉士人的習性，比如雅好服食、寄情山水，史稱他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其行書傳世有《哀禍》、《姨母》、《游目》、《喪亂》、《二謝》、《得示》、《何如》、《奉橘》等，均非原跡，多為唐人摹本。代表作《蘭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譽。作品寫於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當時王羲之與親友謝安、孫綽等四十二人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行修禊之禮。王羲之酒酣興濃，用繭紙鼠須筆為蘭亭集作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三十四字。
王羲之傳世草書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時晴帖》等。《十七帖》內容是信札，點劃清健峻快，結體靈動多姿，富有情趣，是歷來寫草書的範本。《快雪時晴帖》麻紙墨跡，四行，28字。清高宗以為“天下無雙，古今鮮對”，並在帖後跋“龍跳天門，虎躍鳳閣”，並將該帖及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視作“三希”，同置於三希堂內。
他的小楷書傳世的有《黃庭經》、《樂毅論》等。唐孫過庭《書譜》里評王羲之“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認為同樣表現了王羲之的“情性”與“哀樂”。
第三代中，王獻之不為其父所束縛，而是改其父的內擫筆法為外拓筆法，大膽創新，進一步破除古法，增強點劃之間的牽連映帶，突出節奏的變化，使行草書更具自由發揮的空間，創造了“破體”。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故又稱“大令”。 《晉書》 稱其“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他以行書的筆意寫楷書，以草書的筆意寫行書，介於二體之間，卻又兼二體之長。隨手揮灑，俯仰適意，觸處生妙，令人觀字而想見其風流。張懷瓘《書議》評王獻之書云：“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廿九日帖》是行楷，筆法嚴謹結實，轉折處方硬有力，結體微帶橫扁，應當是還沒有形成自家風格時的作品。但末尾四字的草法，體勢舒展大方，已能見出其氣質。
王獻之的行草作品，最有名的是《鴨頭丸帖》和《中秋帖》等。《中秋帖》是米芾臨本，可以不論。《鴨頭丸》，絹本，共兩行，十五字，筆致稍枯，然不失潤澤，“鴨頭丸故不佳”六字成一段，“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九字又成一段，筆勢酣暢，圓轉生動，痛快淋漓，行筆疾徐有度，筆斷意連，流貫而下，紙短意長，可見書寫時略無滯礙的狀態，非常充分地展現了王獻之行草的獨特風格。
王獻之《洛神賦》局部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王珉、王珣等，在當時也都有影響，其中王珣由於《伯遠帖》原跡意外流傳後世，並在乾隆時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米芾臨本）並列稱為“三希”，而形成了極大影響。即使在東晉以後，這個家族雖然逐漸降低了地位和影響，但書法活動仍然極為活躍，出了不少名家。
（２）庾氏家族中，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懌。庾翼的書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為與羲之爭勝而有“家雞野鶩”之語，直到後來看見羲之寫給其兄庾亮的草書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張芝。張懷瓘《書斷》云：“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
（３）謝氏家族中，有謝安、謝尚、謝萬。謝安，字安石，年四十齣仕，為一代治國重臣，名聲亦自不菲。王僧虔《論書》曰“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他與王獻之之間關於羲、獻孰勝的討論在書法史上尤有影響。
（４）郗氏家族後起，也出現了幾位有影響的人物，如郗愔、郗曇，王羲之早年書法不及郗愔（虞龢《論書表》）。郗家書法，以郗愔為最。他的思想以道為主，致力於玄學、書法、優遊。善於章草，代表作《至慶帖》。
（５）衛氏家族自西晉以來就人才輩出，至此雖然稍殺，也非無人，最重要的人物是衛夫人鑠，為汝陰太守李矩妻，她“規矩鍾公”（張懷瓘語），繼承鍾繇書風，是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對於書聖的成長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中，桓溫、桓玄等人，亦都擅長書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現了一些書法人才。
這些家族都是當時的上層貴族，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也能夠接受高層次的教育，因而對於書法來講，是一支高素質的隊伍。他們的積極介入，迅速地提升了書法的社會地位，當北朝還把書法視作傭僕之役時，書法在他們的眼裡已經是一種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們獨特的胸襟，寄寓他們的喜怒哀樂，傳達他們對於人生自然社會的種種感悟。這種態度，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是有著積極的促進意義的，由此開始，書法真正成為中國文人的一種不能須臾或忘的精神活動。
東晉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造就了這些貴族人物的獨特情懷。身居廟堂時，他們也會像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心憂天下。但其他許多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在他們的生活中已經失去了權威，因而當回到個人的生活中來時，他們崇尚玄談，寄興高遠，飲酒服藥，悠遊山水之間，縱情享受人生，他們的精神，體現為不拘不執、瀟然放曠、縱意自適，雖然其中也許隱藏著深深的絕望和痛苦。這種精神風貌，在他們的書法里得到了真實的顯現，後來人把這種藝術風貌的精華，概括地稱為“韻”，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美的一大典型，長期得到崇敬。
《李柏文書》非世家大族書法，按地域分，可以分為東晉和十六國；按載體說，可以分為石刻、墨跡兩類。
東晉繼續禁碑，正式碑刻極少，著名的《爨寶子碑》 ，出於雲南邊地，處於似楷似隸之間，是少數民族的一件傑作；在東晉統治的核心地區，目前所見主要是王謝墓誌，材質多為磚，或許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顏謙婦劉氏墓誌》、《王閩之墓誌》、《夏金虎墓誌》、《謝琰及妻王氏墓誌》等。這些作品與世家大族書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樸拙，橫劃尾部還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圖，保持了較濃厚的隸書特點。王謝墓誌的出土及它們的這些特點，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從清代起就已經產生的關於《蘭亭》的真實性的懷疑，再次被提出，從而在本世紀中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蘭亭》論辯”，至今仍然沒有得出一致的意見。
十六國的碑刻則相對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廣武將軍碑》、《鄭太尉祠碑》，後秦《呂憲墓表》，北涼《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型大多在隸、楷之間，風格朴茂古拙。其中《廣武將軍碑》筆劃渾樸，結體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較高聲譽。
墨跡則主要是十六國地區作品，有：前涼《李柏文書》、前秦《譬喻經》、西涼《十誦比丘戒本經》、北涼《沮渠封戴贈官木表》、後梁《維摩經卷》、西涼《秀才對策文》和《妙法蓮花經》等。《李柏文書》最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許多相似之處，保存了行、楷的發展軌跡，對於考察文字的演變和書風的變化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其他幾件作品，多介於隸、楷之間，也是文字演變的重要資料，同時由於隸、楷的結合極有特點，在書法領域裡也是別具特色的作品。
參考
http://www.wenhuacn.com/shufa/history/jianshi/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