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 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乾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安陽北）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人物簡介
【孔融（153-208）】
孔融孔融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辟司徒楊賜府。中平初（185），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後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217）】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217）】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後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 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幹（171-217）】
樂城-徐幹墓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鹹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 （？-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劉楨 （？-217）】
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瑀、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與。
建安文學
建安七子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據鄴城（今邯鄲臨漳）後，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 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 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東漢末，董卓亂後，軍閥割據，戰事頻仍。長安、洛陽皆廢毀。獻帝從長安到洛陽，又被曹操迎接到許昌。這一年（即196年）改興平為建安元年。220年，曹操死，獻帝禪位於曹丕。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
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東漢王朝處在大分裂、大動盪、軍閥混戰中，在文學上卻放射出絢麗的異彩。這是與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有關的。
文學成就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 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阮瑀《駕出北郭門行》 等都作於漢末戰亂發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建安七子集“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籍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著作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 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