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1895年（清光緒廿一年），生於今江蘇省無錫市。
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早年求學
1901年，入私塾讀書。1904年，進果育國小就讀。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學堂。
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開始執教
青年時代的錢穆 1911年，任教無錫秦家渠三兼國小，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國小，出版《論語文解》。
1919年，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年，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1927年，轉任教蘇州中學。1928年，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國史大綱 1937年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齊魯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 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1948年，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餘撰《湖上閒思錄》。 1948年，新任蘇州城防司令孫鼎宸（孫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數次訪問錢穆 。
1949年4月，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起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從無錫南下廣州。春假，拋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孫鼎宸。10月，錢穆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創辦新亞
錢穆與唐君毅 1950年，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出任首任校長。
1953年，創立新亞研究所任所長。 孫鼎宸舉家來港，記錄錢穆講座，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 。1953年秋，孫鼎宸入新亞研究所，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為該所諸生第一書 。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課餘撰《論語新解》 ，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後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王耀武之母（孫鼎宸岳母）辭世，登門弔唁 。
定名港中大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錢先生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為宗旨，對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
1967年10月，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膺選院士
錢穆在台北寓所素書樓前 1968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素書樓”。
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1977年冬，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
1978年，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講稿結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亞書院三十周年紀念會。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錢拙、錢行、錢遜）一女（錢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錢易）長侄（錢偉長）相見。
錢穆故居素書樓一角 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錢松）孫女（錢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 同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臨別贈言：“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至此告別杏壇。
1989年，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四十周年紀念會。
1990年，發生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
1992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個人生活
錢穆與夫人胡美琦 第一位妻子是無錫後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國小校長。她為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錢行、錢遜、錢易、錢輝）。“抗戰”時錢穆流轉西南，隻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廣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點為學“棄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張一貫一手帶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讀書一年，1949年來香港，在新亞書院求學，成為錢穆的學生。
1950年暑期，胡家遷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灣，在台中師範學校（今台中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為了籌集辦學經費，錢穆常常奔走在香港與台北之間。
錢穆送別侄子錢偉長（右一）留學美國 1952年4月16日，他應舊友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文理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驚聲堂為台北聯合國中國同志學會作演講。講演方畢，突然屋頂塌陷，水泥塊直擊他的頭部，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此後數月，錢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養病，得到了當時在台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顧，這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滿姻緣打下了伏筆。1952年秋，胡美琦進入台北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畢業後來香港。
1956年1月30日與錢穆結為夫婦。胡氏未育，著有《中國教育史》等書。
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錢鍾書也稱錢穆為叔父。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於錢穆之口。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是他的侄子，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自學成才
錢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學鑄造輝煌的典範，他從20世紀初期的江南鄉村走出來，靠自學成為當時北京大學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
錢穆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做過國小教師、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又成功地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內外，鄧廣銘、何茲全、嚴耕望、余英時等錢門學子也已譽滿學界 。
與錢伯圭
錢穆 錢伯圭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此番話給當年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與燕大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燕大是當時中國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燕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燕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
錢穆著作 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未悉何義？此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
與胡適
錢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這與文學院長鬍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錢穆在蘇州時，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適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錢穆與胡適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與傅斯年
錢穆墨跡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賀麟三人結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評。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道”。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與呂思勉
錢穆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
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新亞歲月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錢穆雖沒有赴台，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實現為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
新亞歲月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雖在港辦學，並沒有斷開與台灣的聯繫。隨著蔣介石在台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多次受邀赴台講學，傳授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
抗戰時，錢穆就數度於四川晉見蔣介石，談及理學與歷史。蔣介石托錢穆編寫《清儒學案》，邀他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素有交情。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蔣介石不但親自邀請錢穆去台一敘，而且由宋美齡、蔣經國招待，同時指示台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達4年，直到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為止。1950年之後，錢穆大約每年受邀到台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蔣經國多會作陪。錢穆曾考慮在台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孫鼎宸舉家來港，每周必出席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不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錄 。因其不憚絮煩記錄詳盡，積錄成書，歷次講稿竟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 。1953年秋，新亞研究所成立，孫鼎宸入所學習，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一書，亦為新亞研究所諸生出書之第一部 。
1956年錢穆為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
與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成立香港中文大學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穆親自寫的。 “香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說作為中國人，我們怎么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複雜，辦校理念與錢穆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穆多次請辭不成，只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個人作品
中國學術界尊其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他一生寫了1700多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胡美琦及二三門人蒐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五十四冊，199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學案》全稿成後，被國立編譯館遺失，幸留有序目。錢穆論著主要有：
| 出版日期 | 書名 | 作者 | 出版社 |
| 1918年11月 | 論語文解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19年8月 | 朱懷天先生紀念集 | 錢穆 | 上海自刊本 |
| 1925年3月 | 論語要略（國學小叢書）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26年 | 孟子要略 | 錢穆 | 上海大華書局 |
| 1930年3月 | 墨子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0年3月 | 王守仁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0年 | 劉向歆父子年譜 | 錢穆 | 《燕京學報》第七期 |
| 1931年5月 | 國學概論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1年8月 | 惠施公孫龍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1年 | 周公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2年 | 老子辨 | 錢穆 | 上海大華書局 |
| 1935年12月 | 先秦諸子系年（上下冊）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37年5月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40年6月 | 國史大綱（上下冊）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 1942年6月 | 文化與教育 | 錢穆 | 重慶國民出版社 |
| 1943年（待查） | 中國文化史導論 | 錢穆 | 重慶正中書局 |
| 1945年11月 | 政學私言 | 錢穆 | 重慶商務印書館 |
| 1948年 | 孟子研究 | 錢穆 | 上海開明書店 |
| 1949年5月 | 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 | 錢穆 | 台北自由中國出版社 |
| 1950年10月 | 中國社會演變 | 錢穆 | 台北中國問題研究所 |
| 1951年 | 中國知識分子 | 錢穆 | 香港中國問題研究所 |
| 1951年11月 | 中國歷史精神 | 錢穆 | 台北國民出版社 |
| 1951年12月 | 莊子纂箋 | 錢穆 | 香港東南出版社 |
| 1952年1月 | 文化學大義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 1952年11月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2年11月 | 中國思想史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3年5月 | 國史新論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3年6月 | 宋明理學概述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3年6月 | 四書釋義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 1955年3月 | 陽明學述要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 1955年3月 |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5年5月 | 人生十論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57年4月 | 秦漢史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7年6月 |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57年10月 | 莊老通辨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58年6月 | 學龠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 1958年8月 | 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60年5月 | 湖上閒思錄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60年6月 | 民族與文化 | 錢穆 | 台北聯合出版中心 |
| 1961年12月 | 中國歷史研究法 | 錢穆 | 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 |
| 1962年10月 | 史記地名考 | 錢穆 | 香港太平書局 |
| 1963年 | 孔子論語新編 | 錢穆 | 台北商務印書館 |
| 1963年3月 | 中國文學講演集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 1963年12月 | 論語新解（上下冊）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 1968年7月 | 中華文化十二講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68年 | 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 | 錢穆 |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 |
| 1969年11月 | 中國文化叢談（一）（二）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0年5月 | 史學導言 | 錢穆 | 台北中央日報社 |
| 1971年7月 | 中國文化精神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1年9月 | 朱子新學案（一至五冊）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1年11月 | 朱子學提綱 | 錢穆 | 台北自刊本 |
| 1973年5月 | 中國史學名著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 1974年1月 | 理學六家詩鈔 | 錢穆 |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
| 1974年8月 | 孔子傳 | 錢穆 | 台北孔孟學會 |
| 1974年9月 | 孔子與論語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 1975年10月 | 孔子略傳新編 | 錢穆 | 台北廣學社印書館 |
| 1975年 | 八十憶雙親 | 錢穆 | 香港新亞書院校友會 |
| 1975年9月 | 中國學術通義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76年2月 | 靈魂與心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 |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至八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7年5月 |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9年 |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 錢穆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 1979年8月 | 歷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79年10月 | 人生三步驟 | 錢穆 | 香港大學 |
| 1981年1月 | 雙溪獨語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 1981年12月 |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 | 錢穆 | 台北東升出版公司 |
| 1982年7月 | 古史地理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2年7月 | 中國文學論叢 | 錢穆 | 台北東人圖書公司 |
| 1983年1月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3年10月 | 宋明理學三書隨札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4年12月 |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7年8月 | 晚學盲言（上下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9年3月 | 中國史學發微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89年9月 | 新亞遺鐸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 1998年5月 | 錢賓四先生全集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2014年1月 | 中國經濟史 | 葉龍， 錢穆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社會評價
錢穆 陳寅恪：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頁。）
顧頡剛：錢賓四先生，在北大任歷史講席已越10年，學識淵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謹嚴，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
林語堂：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
唐君毅：錢先生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面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
牟宗三： 錢先生在北大，課講得很精彩，學生們都很歡迎他。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研究秦漢史莫不以錢先生為宗師。
楊聯升：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嚴耕望：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余英時：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蒙文通：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評《先秦諸子系年》初稿）
許倬云：中國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是最後走的一位。
孫國棟：錢先生從18歲起已開始致力於學術，以後研究、講學、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嘗中斷，這番毅力精神曠古所無。而學問成就規模之宏大，實朱子以後一人。
黃仁宇：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葉海煙： 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生以學術為志業，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歷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
劉夢溪： 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闢，不倚傍前賢時俊，是錢學的特點。……“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唯錢穆當之無愧。
方克立：錢穆可以說是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韜晦： 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張自銘：先生治學，戛戛獨造，一無依傍，遂成極詣，而融貫中外，直湊單微，又迥非抱殘守缺者可比。辛亥以還，時局屢有起伏，先生未嘗一日廢學輟教，以嘩世取寵，畢秋帆所謂“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正”，唯先生足以當之。
史華慈：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
狄百瑞：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馬悅然：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李敖：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 在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比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美國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時的頌詞：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後世紀念
1990年8月30日上午9點15分，在“亞伯”颱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一代大師謝世，隱入歷史，享年96歲。
錢穆逝世的訊息傳來，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報》、《聯合報》在次日以“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敬悼史學家錢賓四先生”、“承傳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敬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為題對這位學人的學術貢獻做了極高的評價。
錢偉長（左）與叔父錢穆 錢穆的長兄錢摯一生在家鄉從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兒子，即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錢摯英年早逝，錢偉長由叔父錢穆教養成人。錢穆在台北去世後，台灣當局禁止錢偉長入境，為表達對叔父的懷念和感恩之情，錢偉長送了一副長長的輓聯 ：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
於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余英時在錢穆逝世後為先師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錢穆與嚴耕望（左）、余英時（右）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余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輓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9月26日，在台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殯葬之日，儀式隆重，表達了人們對一代國學大師的敬意。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教育文化會、新亞書院校友會等在馬料水中文大學校園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兩岸學子四海同悲。”錢穆逝世的訊息傳到大陸，他過去的同事、朋友，如馮友蘭、賀麟、繆鉞，學生如錢臨照、鄧廣銘、胡厚宣、楊向奎、何茲全、張政烺、紐經義、酈家駒、錢樹棠、吳沛瀾、洪庭彥、戴執禮等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華孔子學會、無錫台胞聯誼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等紛紛發去唁電，表達悼念之情。
紀念錢鍾書
| 這樣的大學者，代表了一個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