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閭大學

三閭大學

三閭大學,錢鍾書先生著《圍城》中的大學。校長為高松年。根據書中記載三閭大學地處湘西“平成”,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創建的一所大學。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反響極大,由此也引起了讀者對於書中“三閭大學”的原型猜測和考證。也許是為了逃避心靈的痛苦,方鴻漸和趙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閭大學的求職之路,三閭大學雖然地處湖南一個偏僻的鄉下,但遠非一方淨土,這裡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市儈校長高松年﹔有外形木訥,內心狡詐的假洋博士韓學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跡學校的舊官僚汪處厚﹔有專事吹牛拍馬,淺薄委瑣的勢力小人陸子淵……清高孤傲無所作為的方鴻漸終於在中幾十個知識分子的勾心鬥角和相互傾軋中被排擠出來,被解除了教師職務。

基本信息

基本內容

三閭大學,錢鍾書先生著《圍城》中的大學。校長為高松年。根據書中記載三閭大學地處湘西“平成”,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創建的一所大學。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反響極大,由此也引起了讀者對於書中“三閭大學”的原型猜測和考證。

釋義

三閭( lǘ )大學是《圍城》中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也是全書最精彩情節的發生地。

三閭大學是什麼意思,為何取做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有什麼隱喻和暗含的意義?答案有很多。比如有許多人就認為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等。『閭』按照《現代漢語詞典》意指民間、貧民的意思。這顯然無法滿足對於三閭大學的內涵。

從《圍城》原文中可以看到:

當初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發給方鴻漸的電報——敬聘為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酌送路費,盼電復,國立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方鴻漸一行五人經過千辛萬苦來到學校,高松年以方鴻漸的學歷,沒有學位,只是個各國遊蕩的遊學生,並且並非學政治為由,聘方鴻漸當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

方鴻漸在見高松年之前,想自己是高松年直接打電報來的,一個這樣機關的首領好意思說話不作準么?

我願意請先生來當政治系的教授,因為先生是辛楣介紹的,說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開來的學歷上並沒有學位——並且不是學政治的。高松年以想當然的邏輯思維,趙辛楣是學政治出身的,他的朋友方鴻漸也應該是學政治的,換句話說,假如方鴻漸是學政治的,且有學位,我以前說的話就作準。

事後,鴻漸對辛楣說:怪不得貴老師高先生打電報聘我做教授,來了只給我個副教授。——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進入第二年春,鴻漸自覺上課,駕輕就熟,漸漸得法。學生對他印象也好像好了些。至於與同事們的關係,只有比上學期壞。韓學愈仿佛脖子扭了筋,點頭勉強得很,韓太太瞪著眼遠眺鴻漸身後的背影。陸子瀟跟他十分疏遠,大家心照不宣。最使他煩惱的是,劉東方好像冷淡了許多。一路同來的李梅亭、顧爾謙,套用辛楣的話:鴻漸,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經驗,總算功德圓滿,取經到了西天,至少以後跟李梅亭、顧爾謙兩位敬而遠之了。李梅亭不用說,顧爾謙脅肩諂笑的醜態,也真叫人吃不消。

汪處厚對他(方鴻漸)副教授的事十分關心,這是方鴻漸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老汪要做文學院長,所以禮賢下士。鴻漸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居然有被老汪收編的資格,足見未可妄自菲薄。汪處厚對方鴻漸許下承諾,春假後,叫華陽哲學系的朋友寫封信來,托我轉請你去。我先把信給高校長看,在旁打幾下邊鼓,他一定升你,而且不用你自己費心。

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廢物了。所以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起“名教授”的好夢……

方鴻漸是受聘為教授而來到三閭大學,到校後,高校長不守信,只給了個副教授的頭銜。在學校與同事的關係不是很好,受到排擠。那么汪處厚是高松年身邊的紅人,汪處厚是能與高松年溝通的人,通過汪處厚,高校長或許會兌現初次見面答應下學年升為教授的承諾……

三閭大學原型

有關“三閭大學”的原型猜測有很多。但根據現在學者的研究考證,較為大家所公認的“三閭大學”的原型是藍田國立師範學院。 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即通常所說的國立師範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大部分校址在今湖南省漣源市漣源一中的校區內。該校傳達室三閭鐘樓既是在原校址上建成的,而國立師範大學的建築已經蕩然無存了。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縮語,即暗指安化縣,當時的藍田鎮屬安化縣。

三閭大學是《圍城》中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也是全書最精彩情節的發生地。其原型所在地為安化藍田(今湖南漣源)在版圖上不過一彈丸小鎮,但卻是當年抗戰時期轉移至後方的大學--國立師範學院的校址所在。

1939年,錢鍾書被聘為改校教授,在此生活、講課兩年後,於1941年返回上海。短短的兩年時間,這座南方小城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錢鍾書的痕跡。因為,《圍城》實在是太有名了,不僅小說,後來在漣源取景的同名電影,同樣是廣受歡迎。

因為感情上遭到嚴重打擊,加上事業發展不順,以及抗戰形勢變化,從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博士畢業的方鴻漸(《圍城》主人公,有人認為錢鍾書以自己為原型創造)接到了從三閭大學(原型即邀請錢鍾書前往教書的國立師範大學)發來的聘函。同時接到聘書的還有他的朋友李梅亭、趙辛楣等人,他們結伴從上海起程。

方鴻漸一行水陸兼程。從上海坐船到浙江寧波,然後再坐長途汽車到金華,留宿“歐亞大酒店”幾日後,搭乘火車到江西鷹潭,因為車票緊張,在江西境內他們又耽擱了幾天,終於到達江西與湖南交界的界化隴,從此地轉乘湖南的長途汽車經過四天顛簸後到達邵陽。

根據後來的考證,錢鍾書在《圍城》中安排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路線,在邵陽以前完全與他本人前往國立師範大學的路線重合。從邵陽到目的地“平化”,《圍城》中描述為“到學校全是山路,得換坐轎子。”他們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後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時分到達學校。而邵陽到藍田的距離為一百二十里,從時間上推算,三閭大學原型應正好是錢鍾書當年供職的國立師範大學。只是在小說中為迴避真實,錢鍾書才虛構了目的地。

據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中說,《圍城》鐘的人物很多都可以在錢鍾書去湖南執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於“三閭大學”中的袞袞諸公,如高松年、汪處厚、劉東方、韓學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國師的烙印。

國立師範學院的主要建築都位於如今的漣源一中校園內,大部分現已被漣源一中於解放後的上十次的翻修中不斷被更新,昔日的破敗早已被簇新的建築所代替,教學樓外象徵性的“三閭鐘樓”牌匾試圖努力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錢鍾書生活、工作的地方。幸運的是,國師搬遷後,這裡歷辦湖南省立15中、漣源一中等學校,使得校園中的古樹悉數得以保存。據一中教師介紹,整個校園內,有百年古樹數十棵。

只要細心,在這裡還可以找到不少小說中描寫的細節。錢鍾書在《圍城》里描述,“三閭大學”是一座“搖籃”,這“搖籃也挑選得很好,在平成縣鄉下一個本地財主的花園裡,面溪背山”, “花園”就是指李園;“溪”就是藍田的昇平河;“山”就是漣源一中校園裡的光明山。

只可惜,“花園”已成了漣源市政府的一角,前幾年仍然可以看到的花園大門,現在已經被一排商業門面占據,不時傳來小販們的吆喝聲;“溪”則早已流成了小河;只有“山”,除了新修了游泳池,並補栽了一些樹木以外,基本上沒有受到破壞。反而樹木越發繁茂,小路曲折,氣氛幽靜。山上小亭子裡,不時能見到幾個手捧書本用功的學生,讓我總懷疑他們手裡拿的是不是《圍城》。也許,當年在這裡讀書的國師學生們也和他們一樣,徘徊讀書於此。

《圍城》里關於“三閭大學”的另外一些景物描寫都可以找到原型。《圍城》里寫道:“汪家租的黑磚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築,跟校舍隔一條溪”,這建築就是當時的“德志園”,在如今的看守所下來不遠處的分岔口旁,這建築有一棟還在!《圍城》里寫道:“水涸的時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橋而踏著石子過溪……”這木板橋確實有過,當時,附近一村民為了方便國師的師生過溪,在現藍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灣處架了一座木板橋,這座木板橋後來被洪水沖走了。

《圍城》里寫道:“表上剛九點鐘,可是校門口大操場上人影都沒有……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試聲的青蛙……”這大操場就是現光明山大禮堂前的大操場,2004年,這裡被當地政府開發成一個大商場。除此之外,《圍城》里描寫的酒店、書店等到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三閭大學考證

三閭大學並非西南聯大

李洪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圍城》裡面的三閭大學應該是以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為原型。我找過這個學院的院刊,對學校有非常詳細的介紹。把介紹中的有些文字和錢鍾書《圍城》中的有些文字進行對照的話,就發現兩者頗多一致之處。讀者猜測三閭大學可能是西南聯大,可能是因為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與西南聯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們都是新組建的一所學校;全國各地的人由於抗戰到那裡去等等。 我認為,三閭大學不是西南聯大的原因有幾個: 1.錢鍾書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時間非常短,他在湖南教書時間相對較長。 2.西南聯大是由我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組成的,它的規模非常大,人非常多,而藍田國立師範學院非常小,人際關係更能凸顯出來。藍田是個小地方,比較閉塞;昆明是個大地方,與外面的聯繫相對方便。錢鍾書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時候,學校對他的重視超過他在西南聯大。 3.西南聯大是名教授濟濟,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也匯集了國內的一些優秀學者,但無法與西南聯大相比,錢鍾書在這裡擔任的是英文系主任,地位比他在西南聯大要高。再加上他的父親錢基博先生在這裡擔任領導職務。這些都是一一對應的。

索隱之聯大人

曹元朗原型應為葉公超 儘管李洪岩認為三閭大學不是西南聯大,但《圍城》中寫的人物卻有西南聯大的人物原型,當然,也有非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的原型。 錢鍾書在昆明很不愉快,因為葉公超小心眼,對他深受學生歡迎這一點產生了妒忌,《吳宓日記》證實了此事。錢鍾書的嘴大概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當若干年後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鍾書在聯大的情況時,葉公超竟回答說他不記得錢鍾書曾在那裡教過書。 講起葉公超,總使人想起《圍城》中的曹元朗。倒不是因為葉公超有一張“圓如太極的肥臉”,“臉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而因為曹元朗是留學牛津劍橋的新詩人。 這得從大詩人艾略特(T·S·Eliot,《圍城》中為“愛利惡德”)談起。艾略特主張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錯雜著、對較著,他要把古今的知覺和情緒融混為一,組成一個同時局面。詩的文字是隱喻的、緊張的,不是平鋪直敘的、解釋的,而是凝縮、格外地鋒利。這就是葉公超的女弟子趙蘿蕤先生對艾略特詩歌創作理論的一般性概括。 再來看葉公超本人的看法。1925年,葉公超來到英國,幸運地認識了艾略特,後成為我國第一位介紹艾略特詩與詩論給國人的人。他說:艾氏“主張把英詩的各種體裁都混合起來,而成為一種特殊詩風,能代表已往所有的詩。所以,他往往在詩里要引用英文以外的詩體。換句話說,他寫詩主張維持中國用典的作風:用舊有的典故,將歷代流傳下來的觀念聯合起來,匯成文化的源流。一個人寫詩,一定是要表現文化的素質。如果僅是表現個人才氣,結果一定很有限。因為,個人才氣絕不能與整個文化相比。這樣一來,他認為他的詩超出了詩人個人的經驗與感覺,而可以代表文化。”“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種擴大錯綜的知覺,表現整個文明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造成一個古今錯綜的意義。”葉公超很希望自己能寫出《荒原》那樣的詩,但沒有成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約翰生博士”。 對照一下《圍城》中曹元朗的議論:“你只要看忽而用這個人的詩句,忽而用那個人的詩句,中文裡夾了西文,自然有一種雜湊烏合的印象”、“拉雜錯綜的印象”。“詩有出典,給識貨人看了,愈覺得滋味濃厚,讀著一首詩就聯想到無數詩來烘雲托月。方先生,你該念念愛利惡德的詩,你就知道現代西洋詩人的東西,也是句句有來歷的。” 《圍城》寫道:“蘇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國文學,做了一篇中國18家白話詩人的論文,新授博士。她的18家詩人里好像沒講曹元朗,再版的時候應該補上。”而陳夢家《新月詩選》,1931年刊行,收徐志摩等18人的作品,但沒有葉公超。 葉公超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他的書法很好。《圍城》裡面寫曹元朗把自己的詩集寫得工工整整的,印在一個非常考究的本子上,送給他心愛的女人。這也很相似。葉公超是錢鍾書的老師,錢鍾書對他比較熟悉,他有把他寫進去的可能。 綜上所述,我認為,曹元朗的原型就是葉公超。

方鴻漸是錢鍾書的反面

●孫郁(學者,魯迅博物館館長)

錢鍾書把自己的部分生活經歷投射到了方鴻漸身上,像留學、在大學任教等等都是這樣。方鴻漸身上有錢鍾書的影子,但是,這一點不能太誇大,錢鍾書主要還是喜歡站在一邊,遊戲他人。我覺得,方鴻漸是錢鍾書的反面,錢鍾書厭惡的一些東西,方鴻漸身上全有。

褚慎明原型應為許思園

●李洪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褚慎明與許思園之相似處,大致有如下理由: 1.《圍城》中的褚慎明原名褚家寶,成名以後,嫌“家寶”這名字不合哲學家身份,據斯賓諾莎改名的先例,換稱“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 許思園,原名壽康,號思玄,後改名思園,作有《論斯賓諾莎》一文。祖父許珏(靜山,1843—1916年),近代最早的外交官之一,視許思園為家中之寶。 2.《圍城》中寫褚慎明,他自小負神童之譽,但有人說他是神經病。 許思園九歲時能寫桌面大的毛筆字,曾在無錫公園多壽樓當場揮毫。好玄思,善談玄,性格很“怪”,山東大學即有人說他“講話雲山霧罩,像精神不正常。” 3.《圍城》中褚慎明國小、中學、大學都不肯畢業,因為他覺得沒有先生配教他、考他。 許思園16歲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曾與施蟄存同屋,與傅雷同學。不承認自己有導師,有人說他是熊十力的學生,他不首肯。也不承認在法國留學,只承認在巴黎大學登記作哲學博士論文。 4.《圍城》中褚慎明常說人性里有天性跟獸性兩部分。 許思園於1933年自印英文著作《人性與人之使命》一書,將人性劃分為知解和性靈兩部分,主張存天理、節人慾,仁義並行。 5.《圍城》中褚慎明常翻外國哲學雜誌,查出世界大哲學家的通信處,寫信給他們,外國哲學家便回信贊褚慎明是中國新哲學的創始人,還有送書給他的。褚慎明靠著三四十封這類信,嚇倒了無數人。 許思園在《人性與人之使命》出版後,將其分寄給海內外著名人士,先後收到約翰·曼斯菲爾德、白克司、紀德、托馬斯·曼、杜里舒、范佛勒、桑塔亞那、泰戈爾等人的回信約40封,在“文革”中全部被毀。他到法國後,更曾遍訪法國名人。 6.《圍城》中有位愛才的闊官僚花一萬金送褚慎明出洋。 許思園出國曾受到吳稚暉的金錢幫助。 7.《圍城》中羅素請褚慎明喝過一次茶,他從此研究數理邏輯。 許思園的姑祖父是華蘅芳(1833—1902),故而自幼即喜歡鑽研數學,後著有《相對論駁議》、《從一種新觀點論幾何學基礎》、《波動力學的基礎及其哲學含義》等。許思園反對相對論,曾與愛因斯坦當面討論。

董斜川原型應為冒效魯

冒效魯也是一個寫舊詩的詩人,他有家學淵源,是冒辟疆的後代。他的爸爸叫冒鶴亭,這與《圍城》中的董斜川正好對應上。冒效魯的夫人是一個畫家,這與董斜川也正好對應上。另外,冒效魯是做具有同光體風格的詩,這些一條一條的,都能和董斜川對應上。 冒效魯有一個弟弟叫冒舒諲,是一個雜文家,他看到我考證董斜川的原型是冒效魯的這段文字,認為寫得很好,就收到自己寫的集子裡面去作為附錄。可見,這種考證已經得到了他弟弟的認可。我從側面聽來的訊息,冒效魯知道這個人物是以他為原型寫的之後哈哈大笑。

楊絳關於《圍城》中的原型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稱,“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鍾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裡看事,從他的心裡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錢鍾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鍾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鍾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三閭大學變遷

根據湖南師範大學的校史記載,湖南師範大學是1938年創立於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的國立師範學院。

湖南師範大學發源於“國立師範學院”,現在是中部地區唯一省屬“211”師範院校,實力位居師範類第六。

1938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創建一所獨立的國立師範學院,由上海光華大學副校長廖世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和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教授汪德耀組成國立師範學院籌備委員會,廖世承為主任。1938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行文批准國立師範學院正式成立,校名為“國立師範學院”,廖世承為院長,校址設湖南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可以說是群英薈萃,眾多知名學者匯集於此,其中有錢基博、錢鍾書、皮名舉、孟憲承、陳傳璋、高覺敷、儲安平等著名學者。1953年8月全國院系調整,國立師範學院更名為湖南師範學院。 1953年9月,根據中南教育部的指示,湖南師範學院合併了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系科,和清華大學、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學院、河南平原師範學院部分學生,成為當時全國專業設定最多的師範院校之一。 1957年至1961年,長沙師範專科學校、湖南體育學院、湖南藝術學院相繼併入。1984年,正式更名為湖南師範大學。

1996年成為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唯一一所進入國家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

2000年以來,先後與湖南教育學院等3所高校合併,組建成新的湖南師範大學。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學校由單一的師範學院發展成師範與非師範並舉的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師範大學,現已成為湖南省省屬高校中師資力量最雄厚、辦學實力最強的排頭兵,進入了全國同類院校的先進行列。

國立師範學院

三閭大學的原型現普遍認為是國立師範學院。

湖南漣源藍田辦事處,解放前為湖南安化縣藍田鎮。1938年,日寇侵犯華東,國土大面積淪陷。國民黨政府為了收容從戰區逃亡的青年學生和名流學者,保存高等教育實力,就指定廖世承等人在藍田籌辦國立師範學院。於是就借用辛亥革命元勛李燮和、李雲龍兄弟的李園住宅,再在緊鄰的光明山(今在漣源一中內)修建教室、寢室、辦公樓、圖書館、音樂教室等。1938年10月27日,籌備工作結束。不久,國文系、英文系的教師陸續從上海、長沙等地輾轉來到藍田。同年11月12日新生開始報到,12月1日正式開學。後又在大學部不遠的六畝塘建造附中校舍,在藍田街郊租房辦附小,還辦有多所民眾教育館。第二年,大學部又增設史地、數學、博物、教育、公民等科系,並設有體育、童子軍和音樂專修科。到1943年,學生達755人,附中學生400多人,附國小生200多人,民眾學生800多人,學生總人數達2000多人。先後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著名教授有江蘇的錢基博、錢鍾書、廖世承、孟憲承、儲安平、鍾泰、汪德耀,浙江的高覺敷、謝扶雅、朱有獻、金兆均、黃子通,安徽的有楊善基、李修睦、程宗潮、章元石,湖南的有馬宗霍、皮名舉、李劍農、李達、梁希傑、駱鷗凱、周邦式、塗文、劉佛年、顏昌山堯,江西的有郭一嶺、伍仲、孫光佑,以及其他地方的汪樹封、朱有光、黃渭川、梁國東等。由於有這么多名師執教,儘管當時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但國師的學術空氣仍然十分濃厚;雖然條件非常艱苦,但是它還是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學子投奔它。這像國師的學生後來回憶時所說的:“藍田光明山,這塊並不富饒的土地,哺育國師好幾年,國師也用辛勤的汗水澆灌了這塊土地,為藍田增添了光彩。50年物換星移,事早已成陳跡;但是這段崢嶸歲月所創造的百年樹人的業績是與日同輝的。”(伍大希《山溝里有一群名教授》)

在這所大學裡,雖是國民黨政府主辦的,但是師生中有許多地下共產黨員,如劉佛年在倫敦博物館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師講台上把唯物論改為物質論,把辨證論改為有機論,稱馬克思為卡爾,稱列寧為伊里奇,避開特務們的注意,講述唯物論、辯證法;並在宿舍里給進步學生講馬克思主義。再如教師熊德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是中共地下黨的總支書記,來到國立師院,在講課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歌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

1943年,日寇進逼藍田。1944年,國師不得不西遷到湖南漵浦。國師西遷以後,留下全部校舍及一些難以搬走和來不搬走和教學、生活用具,給再辦學校留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1946年,湖南省教育廳為收容國立中學中的湘籍流亡學生和復員軍人就讀,便利用了國師的原址及其遺留的設備,設立了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學。解放後,省不直管中學,1952年8月,省立十五中移交縣辦,改名為漣源一中。

經過調查研究,基本弄清了國師布局的情況。現漣源藍田辦事處光明山大禮堂前的大操場,是國師的大操場。除租賃李園外,還在現漣源市政府大樓前建有兩棟教室。現漣源市園林處原苗圃是國師音樂糸,每天早晨音樂糸的學生在河邊練嗓子。在現藍田辦事處藍郊村一組租賃德志園兩棟房子做為教師住宿,國師的學生每天早晨和下午在德志園前面的田野里吟誦詩文或朗讀英語。國師的主要建築在現漣源一中內,現校門口的腳踏車棚處是國師的體童科,現科學樓處的樟樹後是國師的校門,現中山樓是國師中山樓的原址;原教研室房子處東端是國師醫務所;現三閭鐘樓是國師的圖書館,在這圖書館前的兩邊分別各是三棟並列的教室;現女生宿舍處是國師的青年服務部(內有飲食店、理髮店等),現樟樹樓處是國師的郵局處,現男生宿舍處是國師的女生宿舍處,現運動場處是國師的男生宿舍處;運動場主席台後面是國師教師新村;現禮堂(第二食堂)是國師的禮堂原址,禮堂的東南角處是國師的金盆園;現新世紀樓後的圍牆外是國師的鍋爐房和發電機房;原教工食堂西端的後邊有國師的兩棟教室;現校辦工廠處是國師的聯誼社……

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三閭大學附屬中學即國師附中。

1940年4月,國立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國師)院長廖世承呈請國民政府中央教育部,要求創立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獲核准。

國師附中創辦於抗日烽火瀰漫之際,有著數次搬遷的遭遇,艱苦創業的過程,不曾進入過城市,而長期處於鄉村。勤儉艱苦之風,賴以養成。

朱有瓛校長對師資的選擇,均要求學驗俱佳,事業心和責任心強,國師附中恰好有著取之不盡的師資來源。抗戰勝利後,教師薪俸甚為微薄,生活艱苦,但能以為國育才為樂。學校對學生之管理,國中按童子軍之準則,要求從嚴。卻又強調愛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係。因此能在短期內從尊師重道之境進入親師樂道之境,形成紀律嚴明而又活潑生動的局面。

對於學生,重質不重量。招生考試嚴格,擇優錄取,班不超過50人,組不超過30人。國師附中創辦之初就採用導師制。平時注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將強國興邦只希望寄託於莘莘學子,注重學生之艱苦創業的精神,強調勞動實踐,以糾正以往讀書人的通病。而於體育,注重普及而反對選手式的錦標主義;強調學生的儀表儀態,要求學生著裝整潔,瀟灑大方,彬彬有禮。

教學方面,認為教與學是雙邊活動,強調學生自學、獨立思考、全神貫注聽講,即所謂“上學以神聽”;基本技能方面,提倡多讀、多寫、多思考、多練習、多實踐,即所謂“熟能生巧”;基礎知識強調博聞強識,而用之於解決實際問題,反對以記為最後目的的死記硬背。

1947年以前,有“思潮”等學術社,1949年上期,社團如雨後春筍,出現“大眾”、“浪潭”、“格致”等社,社團均有自己的刊物,一般辦牆報。有的有油印刊物,少數用鉛印,這些刊物,常成為社團成員對某一問題發表意見的園地。

國師附中因附屬於國師,學生思想頗受國師學生之影響,感應全國青年之脈搏更為靈敏。1947年6月,南嶽爆發由國師學生髮起的遊行,包括劉正在內的60餘名附中學生參加。

1950年2月,與湖南省立第十二中學(以下簡稱省立十二中)合併為省立衡山中學,並搬遷至衡山縣城西街兩路口原省立十二中校址所在地。

至此,國師附中完成了它全部的歷史任務,並相繼由湖南省立衡山中學、衡山第二中學、衡山第一中學和衡東縣第一中學薪火相傳。

國師附中自創辦到合併,僅僅十年時間,卻創造了輝煌和奇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辦學經驗,成為今天衡東一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主要經歷

1933年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

1935年,與楊絳完婚,然後同赴英倫留學。兩年後,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

三閭大學三閭大學

一文獲文學士(B.litt)學位。之後隨楊絳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1938年,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教授,次年轉赴國立藍田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並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被困上海,任教於震旦女子文理學校,其間完成了《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1945年抗戰結束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編輯。在其後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說《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詩論《談藝錄》得以相繼出版,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1949年,回到清華任教;1953年調到文學研究所,其間完成《宋詩選注》,並參加了《唐詩選》、《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衝擊,並於1969年11月與楊絳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幹校" 。1972年3月回京,當年8月《管錐編》定稿。

1979年,《管錐編》、《舊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院特邀顧問;1984年《談藝錄》(補訂本)出版;次年,《七綴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方鴻漸

方鴻漸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小說<圍城>的主人公,作品著重寫了他和幾位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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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葛,以及他從上海轉至內地三閭大學任教的遭遇、人事矛盾。他的性格特徵是:既善良又迂執,既正直又軟弱,既不諳世事又玩世不恭。方鴻漸的思想性格,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當時一部分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是舊中國一個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這位江南的紳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因為學不了他們家鄉很看重的土木工程,於是轉到社會學系,最後又轉到中國文學系而勉強畢業。由於一個偶然因素的出現(未來丈人的幫助)便毫無心理準備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學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顯得有些滑稽,但“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卷了,又不訪<永樂大典> ,也找不到太平天國的文獻……四年中倒換了三所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功課,興趣頗廣,但心得全無,除了“誇誇其談外,一無所有,臨回國時,在父親和丈人的威逼下,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買了“美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

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受個性解放新思潮的影響,萌生對自主愛情的嚮往,大著膽子給父親寫信要求解除包辦婚姻,最終被澆了一桶冷水,在與鮑小姐的調情,蘇文紈的應酬中,漸覺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當遇到“摩登社會裡那樁罕物——唐曉芙時,他真正墜入了愛河,但他倆處於萌芽狀態的愛情卻在蘇文紈的無情報復下夭折了。

也許是為了逃避心靈的痛苦,方鴻漸和趙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閭大學的求職之路,三閭大學雖然地處湖南一個偏僻的鄉下,但遠非一方淨土,這裡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市儈校長高松年﹔有外形木訥,內心狡詐的假洋博士韓學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跡學校的舊官僚汪處厚﹔有專事吹牛拍馬,淺薄委瑣的勢力小人陸子淵……清高孤傲無所作為的方鴻漸終於在中幾十個知識分子的勾心鬥角和相互傾軋中被排擠出來,被解除了教師職務。

他還沒有在事業的挫折中清醒過來,便受到孫柔嘉的誘惑,而逃避到了“一個自己並沒確認是否愛他的孫柔嘉的婚姻中”,以為這裡是一個可以逃避失敗和壓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灣,或許是孫柔嘉在婚前過於心計。婚後,方鴻漸忽然發現自己娶的好像是另外一個人,新家和舊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再加上他們性格不同,的確很難相容,終於不離而散,他丟下昨日的失望,懷著對明天莫名的祁盼,方鴻漸終於衝出了家庭的圍城。

漣源一中

湖南省漣源市第一中學由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創辦於1938年,原為國立師範學院,當年文學巨匠錢鍾書於茲執教,以國師為原型寫就世界名著《圍城》。1946年國師舊址改辦省立十五中,1952年用今名,1980年定為省重點中學,現為“湖南省示範性普通高級中學”。校園占地240畝(含農場40畝),分為教學、生活、宿舍、運動、生產和花園六大區。近年來,學校先後投資7000多萬元,新建教工住房四棟、教學大樓三棟、多功能圖書館一座、大型學生食堂一棟,學生公寓四棟,辦學條件日臻完善。校園四季綠蔭復蓋,鳥語花香,兩次被評為“省園林式單位”。

學校現有高中教學班54個,國中教學班19個,學生共5100餘人,在職教工278人,其中特級教師5人,高級教師88人,一級教師118人,國家、省級骨幹教師19人,化學教師劉建成經國務院批准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人員”。學校長期的辦學歷史沉積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形成了“團結、勤奮、求實、創新”的優良校風和“重基礎、重能力、重教改、重實驗”的特色。教育教學質量穩步提高,高中畢業會考一次性合格率98%以上,聯考每年升學率達75%以上,其中李利平同學1995年聯考以檔分675分榮獲湖南省理科第一名,錄取清華大學;劉旭同學2002年聯考以檔分719分榮獲湖南省理科第一名,錄取清華大學。學校堅持實施英才教育, 運用先進的教學手段和科學的教學方法,培養了一大批拔尖人才,高中數學奧賽省一等獎獲得者梁志斌、高中物理奧賽全國三等獎、省特等獎獲得者梁子長、高中化學奧賽省一等獎獲得者李劍、高中生物奧賽省一等獎獲得者劉鄉等學生分別被全國重點大學錄取。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劉海藩、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信威、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原黨委書記兼總裁李周書、北京有色冶金設計研究總院副院長蔣繼穆等知名人士均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現代教育技術是漣源一中的一出重頭戲。學校1980年定為省電教實驗基地,從幾台幻燈機起家,發展到今天,已成為有語音室2間、電腦室6間、多媒體教室2間、電子白板教室25間、電視演播室1間、校園網一個、閉路電視系統完善的現代教育技術大戶。教學研究成果突出,《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最佳化中學語文教學》實驗課題榮獲湖南省基礎教育教研成果二等獎,《合理運用音像媒體,發展學生英語四會能力》實驗課題是國家教委九五期間義務教育音像教材建設重點研究課題的子課題,2002年通過專家鑑定獲得了省級成果二等獎,“四自教育法”實驗課題獲湖南省教研成果二等獎和中南六省教研成果評比二等獎,CAI課件開發小組研製的課件有20多個獲省等級獎,填補了省內一些項目的空白,學校被教育部定為“全國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

體育是漣源一中的“出牆紅杏”。1993年以來,學校在省級體育比賽中奪得金、銀、銅牌400多枚,在全國體育比賽中奪得金、銀、銅牌30多枚,在國際體育比賽中奪得銅牌1枚,培養國家一級運動員6人,向高校輸送合格體育新生300餘人,1993年成功地承辦了省中學生田徑運動會,學校先後5次評為全國體育工作先進單位,現為“全國培養優秀體育後備人才試點中學優秀學校”、“湖南省培養體育後備人才重點中學”、“湖南省體育傳統項目學校”。

近年來,藝術教育做為漣源一中的一支“後起之秀”,正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學校器樂隊、聲樂隊、舞蹈隊堅持嚴格訓練和科學的管理,在省文藝調演中好戲連台。1993年舞蹈《燭光頌》獲省二等獎,1995年舞蹈《漣水英魂》獲省二等獎,1997年器樂《黃河協奏曲》獲省二等獎,聲樂《甜甜的山歌》獲省三等獎,1998年錄音合唱《獻給教師的歌》獲省三等獎,1999年舞蹈、器樂、聲樂三個節目同台演出,分別獲省一、二、二等獎,2000年器樂 《卡門序曲》獲省一等獎、聲樂《紅梅花兒開》獲省二等獎,2003年舞蹈《綠色的呼喚》獲省三等獎,學校兩次躋身於“省藝術教育先進單位”行列。

漣源一中堅持素質教育,鼓勵學生全面發展。學校常年建有三閭文學社、三閭文學報、光明山書畫社、體育代表隊、學生藝術團、研究性學習小組、奧賽輔導小組,藏書6萬多冊、雜誌230多種的圖書館為學生拓寬了閱讀視野。校園文化生活豐富,社團活動活躍,一大批特長人才脫穎而出,學生柳衛等發明的“方便鞋套”獲國家專利,吳科設計的“刻度尺剪刀”獲中央電視台“希望之星”獎,從文學社成長起來的伍建強畢業後公開出版了個人文學專輯。

漣源一中的辦學成績經《中國教育報》、《湖南日報》、《湖南教育》、《湖南電台》、《湘聲報》、《婁底日報》等媒體傳播,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聲譽。1999年11月,省委副書記吳向東同志視察漣源一中,欣然題詞:“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創新人才”。

如今,漣源一中奮發圖強,爭取成為全省聞名、全國知名的省級示範性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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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是錢鍾書先生“錙銖積累”寫成的。他說在寫作《圍城》的兩年里“憂世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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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人生處在一座座圍城之中”。圍城是什麼?從空間裡來說,這可以起保護作用,也可以起禁閉作用。圍城裡的東西,在城外人看來是新鮮的,而城裡的人卻覺得乏味。所以也就有《圍城》里蘇文紈所說的:“在圍困的城堡里,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在我們人生之中,不僅婚姻有如圍城,職業也如圍城,人生大抵如此而已吧。綜觀《圍城》里的主人公方鴻漸,我們可以看出他就是在一座座圍城裡進進出出。 有人說《圍城》象是一部流浪漢小說,沒有貫穿始終的故事情節,前後也沒有什麼因果聯繫。但就是這些看似互不相連的事件構成了方鴻漸的“圍城”。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方鴻漸進出三閭大學“圍城”。

我們從《圍城》里可以知道,當方鴻漸與唐曉芙的戀情化為泡影后,方感到在家裡或是老岳家都是極不自在的,尤其是在老岳家,好象成了靶子,岳母的牢騷都發在自己身上,自己好象成了“里外不是人”了。他內心極度的恐慌與痛苦,所以他必須找到解脫之法。而三閭大學的聘書就成了他解脫的唯一出路。雖然他不知道三閭大學是怎么樣的,也不知道前方的路怎樣,但這畢竟成了他心裡的一種寄託。且被聘為教授,這多少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所以方鴻漸對三閭大學是充滿期待的,就是說他迫不期待地想衝進三閭大學這所“圍城”。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方鴻漸希望的三閭大學全不是自己所想像的。在這所戰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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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大學,全無學習學術的氛圍,也毫無同仇敵愾的氣氛,有的只是拉幫結派,勾心鬥角,相互傾軋,一片的烏煙瘴氣。最後,方鴻漸成了犧牲品,淘汰品。因為他不懂的這些“權謀之術”,不懂得圍城規則。 其實,在他們去三閭大學的途中就應該能預見到三閭大學的一些端倪。因為在途中大家都彼此熟悉了解,誰有多少斤兩一目了然,就象趙辛楣所說:“象咱們這種旅行,最試驗得出一個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勞頓,最麻煩,叫人本相畢現的時候”。所以方鴻漸對李顧兩人衛道士嘴臉,吃裡扒外的形象是深惡痛絕的。辛楣在旅行結束時曾說:“至少以後跟李梅亭,顧爾謙兩位敬而遠之了。李梅亭不用說,顧爾謙肩餡笑的醜態,也真叫人吃不消。”而三閭大學竟然聘請這樣一些人做主任教授,由此可以看出它的“校風”了。方鴻漸,趙辛楣本想遠離這樣的人,卻不知三閭大學裡基本上都是一些這樣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也只有越陷越深了,並最終衝進了圍城。

胡何清曾說:“《圍城》是一系列價值的解構:對子爵號船上眾生相的描寫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解構……對三閭大學的描寫是對封閉內地文化的解構。”

《圍城》寫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三閭大學裡的知識分子形象就是一幅儒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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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相。他們所體現的就是內地那種封閉落後的文化。“館裡通共不上一千本書,老的,糟的,破舊的中文教科書居其中大半,都是因戰事而停辦的學校的遺產”,而且開設的很多課程是誰都提不起興趣的枯燥無味的課。《圍城》的寫作背景正是中華民族危亡之際,而在三閭大學似乎什麼都沒發生,戰爭似乎還很遙遠,所以在這裡自有獨特的一番風味,可以說這裡就是一個小社會。在這裡雜合了士林的種種嘴臉,仿佛中國社會的種種權謀之術都用在這裡了。這雖然比不上吳敬梓筆下的那些儒林人士的醜惡本相,但也是有的其所,徹底地寫出了一批現代儒林的本相了。 三閭大學的校長高松年是:“精明得真是睡覺還睜著眼睛,戴著眼鏡,做夢都不含糊的。”他為了自己的管理,專門招致一些不大知名的人物,好象要使自己的江山永垂不倒,可謂用心良苦。方鴻漸一到三閭大學,他就給了個下馬威。直說方鴻漸無學歷,最多只能做副教授,而這也是自己大發慈悲了,希望方鴻漸感恩戴德。這也向他說明自己就是這所學校的權威,有絕對的權力,任何人都不能反抗。且平常作風中大有一種“捨我其誰的大家風範”。方鴻漸本來就缺乏心計,想著自己好不容易來到這裡,因此心裡有種“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的打算。一心想著先安定下來,以後的事他沒想過。在明爭暗鬥的三閭大學,方鴻漸已先輸一局。

汪處厚是“仕而不優則學”的,他被政界排擠到了學界,而他的思想卻一點沒變,把政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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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套處事方式帶到學界來了。拉幫結派,相互傾扎,排擠,三閭大學在這幫人面前那能有安寧之日。汪處厚看中了新來的方鴻漸與趙辛楣,認為他們將來可以做為自己的成員,所以他打著為兩人做媒的幌子極力拉攏兩人。而方趙兩人剛入三閭大學這所圍城,不懂得這些人情世故,結婚對他們來說也並不重要,但他們都想和這圍城裡的人打好關係,希望有所作為,所以他們對汪處厚的盛情邀請也就不好拒絕了。於是他們又不知不覺的,慢慢地陷入了自己不願進去也不懂得的小圍城。當趙辛楣與汪太太的事爆光之後,他們都成了這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們也恨不得趕緊衝出這大小圍城。 在這個三閭大學的圍城裡,還有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這人平時不露聲色,卻能致千里之外的人於死地,是幕後的真正“大英雄”,這人就是韓學愈。說他了不起不僅是他的政治權謀的運用巧妙到極點,最後逼走了方鴻漸,更重要的是他的臉皮厚到了極致。所謂“厚顏無恥”亦不足於形容於他。他這人有口吃,平時也不太會說話,但看起來象老實人,怪不得“高松年在昆明第一次見這人,覺得他誠懇安靜,象個君子”。當他的“克萊登大學學歷”被揭穿時,竟然還能泰然自若,圓了個冒天下之大不諱的謊,連方鴻漸對心裡鐵打的事實都產生了動搖。他太太明明是白俄人,卻為了面子,為了抬高自己,硬說成是美國人,好象他身上天生就有“美國人的優勢”。更有臉來個慶祝美國國慶的晚會,以此證明妻子確是美國人,不知美國人看到有外國人幫自己慶祝國慶會不會高興到發瘋。我們常說一個人說話技巧很厲害,可以把死的說成活的,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韓學愈圓謊的本領也可以把死的圓成活的。這本領在古今中外恐怕也沒有幾人可比。《圍城》說韓學愈:“他講話少、慢、著力、仿佛每個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擔保;”試問:韓學愈的人格在那裡?這真是絕妙的諷刺。再者,我們看他名字的意義,這就是向韓愈學習,但是他學到了什麼?好象就是臉皮厚的藝術了,要是韓愈老前輩知道,準會跳出墳墓,大聲地吶喊,呼救的。方鴻漸的臉皮沒那么厚,經不起考驗,心中當然感到有愧,他沒有在圍城裡所必須的本事與證書,所以只有夾著尾巴逃跑的份了。

中國的文化歷史當中,似乎總少不了小人的存在,我相信每個人都對小人是深惡痛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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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里也就有這么一個小人,這人就是“一付小鬼相”的陸子瀟。他不確定方鴻漸是情敵之時就經常跑到方那裡拉關係,探聽虛實。但方孫兩人的關係確定下來並公開之後,這人就本相畢露了。他看到方鴻漸房間裡有一本進步書籍,進而告訴了李梅亭,並最終合夥將方擠出了三閭大學。在三閭大學這座圍城裡,唯一看起來與方關係比較好的陸子瀟都是這樣的小人,那么方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城裡呆的久了。再者,一本進步書籍都被禁止,可以想像的出這圍城裡的封閉文化了,這圍城裡的一切也必可能持久的。 三閭大學說白了就是一群現代知識份子醜惡嘴臉聚集的圍城。吳其南在<〈圍城〉的修辭論>里曾說:“如此等等,構成了現代士林的群醜圖,作者熟悉此輩人,寥寥幾筆,就畫出他們的靈魂,嘴臉,雖漫畫化又神情畢肖。作者對這些人諷刺是鞭撻,是揭露,是投槍,匕首,使麒麟下露出馬腳,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尖銳辛辣,痛快淋漓”。

因為方鴻漸不懂得在圍城裡的規則,加上他城府不深,不善於算計別人,所以只有逃跑的份兒,當初興沖沖想進圍城的美好理想破滅了,他也只有急急忙忙地逃離這圍城了。僅僅一年後,方鴻漸就迅速逃離了三閭大學這所圍城,而進入了另一圍城,沒有後悔,沒有遺憾地離開了。

有人說方鴻漸在三閭大學是“多餘人”的形象,這讓我想起了趙辛楣在旅行結束時對方鴻漸的評價:“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在三閭大學,方鴻漸並沒有什麼作為,對大局一點影響也沒有,似乎比棋盤上的小兵還不如。這是價值的缺乏與失落,似乎確實成了“多餘人”了。吳其南就說過:“三閭大學何嘗不也是一座‘圍城’,‘圍城’的主要含義就是價值的匱乏,價值的失落。你覺得自己的位置無意義,把希望放在我的位置上。殊不知我也正感到自己的位置無意義,把希望放在你的位置上。具體地說,大家都在圍城內外衝進衝出,興沖沖地誰都沒有感到寂寞,無意義;但拉開距離看,意義其實並不存在,衝進衝出只是盲目地在作無用功而已。”

這就很好地說明了圍城的價值意義,說明了方鴻漸進出三閭大學“圍城”的意義。

不管方鴻漸在三閭大學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他畢竟進去過了,一切嬉笑怒罵都隨著他逃出這座圍城煙消雲散。用《圍城》里最後的話做結:“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紀念錢鍾書

這樣的大學者,代表了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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