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莊士敦莊士敦，1874年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原名雷金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1898年，作為一名東方見習生被派往香港。從此，莊士敦以學者兼官員的身份在華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開始了“帝師”生涯。莊士敦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 莊士敦是一個漢學功力深厚、具有學者素養的人，他廣獵經史子集，喜歡中國古典詩詞與飲茶之道。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著，如《佛教徒在中國》 、 《威海衛獅龍共存》 、 《儒教與近代中國》等。但令其聲名大振的即是1934年出版的這本《紫禁城的黃昏》。莊士敦不僅對溥儀竭誠盡忠，也為古老的皇宮帶來了新的氣息，深受溥儀崇敬。但在大量中國文獻中，都不約而同將他寫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甚至說莊士敦教英文是假，實際上是小朝廷與英國使館的聯絡人，是英國特務。而在英國人的眼中，莊士敦又是一個過於熱心擁抱異國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個一心效忠外國主子的“英奸”。1938年，莊士敦去世，終身未娶。
人物生平
莊士敦光緒二十七年（1901），莊士敦以 “林紹陽”的筆名在倫敦出版了《一個中國人關於基督教傳教活動向基督教世界的呼籲》一書，指責基督教會傳教士試圖改變中國社會的做法等，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稱他為“古怪的佛教徒”。光緒三十年（1904），經駱克哈特推薦，莊士敦被英國殖民部派往威海衛，先後出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行政長官等要職。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國後開始興趣於中國佛教。他為此閱讀了大量的佛家經典，並遍訪中華名山寶剎，與眾高僧、法師探討研究佛教理論的玄奧和釋典的妙諦，從此不再到教堂作禮拜。他還特別愛好出外旅遊，光緒二十八年7月，他先後穿越中國雲南和越南，然後又到緬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長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華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務是考察佛教聖地，為他研究佛教理論了解和蒐集第一手基礎資料；民國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終一站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觀音文化。在此期間，他根據沿途的實地考察寫成了 《從北京到瓦城》 《佛教中國》等書，對佛教讚揚備至。莊士敦認為：“中國之安內攘外，不在……所以又產生了一種說法，就是說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相結合，方能彰顯中華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來的良方……”由於他兩次上普陀山禮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國的 “洋人”的猜疑，說他去普陀山是為日後出家當和尚做準備的，說法很多。趙毅衡在《我的老同事莊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衛去佛廟燒香，在華西方人就說他準備辭職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說他已經受過戒。”（摘自《萬象》2001年9月），當然這些只是說說而已。
民國七年（1918），浙江鄞縣繞虎橋村人、1914年任國務卿的徐世昌（1855～1939年）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而不能繼續為失去權力而仍保留帝號的溥儀 （1906～1967年）當老師。為適應溥儀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重新執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決定為溥儀挑選一位教授歐洲憲政知識和英語的老師。經清末大臣、洋務派和淮軍首領李鴻章 （1823～1901年）的次子李經邁（1876～1940年）推薦，徐世昌總統代向英國使館交涉，民國七年（1918）8月2日，莊士敦成為溥儀的 “帝師”，到民國八年（1919）2月，莊士敦處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開始了“帝師”生涯，這一年溥儀剛好14歲，而莊士敦已45歲，他被溥儀稱為“蘇格蘭老夫子”。莊士敦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英國政府在其離開威海前，授予他“高級英帝國勳爵士”勳章。溥儀賜他頭品頂戴，“御書房行走”等職。民國十九年（1930）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了威海衛歸還儀式後卸任回國。民國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與近代中國》。他還撰寫了《佛教中國》、《獅龍共存威海衛》、《紫禁城的黃昏》等有關中國的著述。從1931年到1937年，他在東方學院任漢學教授，還曾當過當代中國文學大師錢鍾書的老師。
莊士敦他無微不至地關心溥儀，向他介紹西方文明，使溥儀大開眼界，因此，他對溥儀的一生影響頗大。同時，他也是清室的保護人，他贊成復辟大清。溥儀曾賜他頭品頂戴，御書房行走等職。
溥儀被逐出宮時，他曾通過英國使館向民國政府施加壓力。溥儀去天津後，莊士敦到威海衛當專員。回國後他接受了爵士爵位，任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外交顧問。
九·一八事變後，他代表英國外交部來中國辦理歸還威海衛等遺留問題時，順便又到天津去看過溥儀，對溥儀的前途深抱希望，並請溥儀給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寫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儀在長春時他也曾去看望過， 莊士敦一生僅在亞洲時間就有二十多年，他到過中國內地各省份，游遍了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蹟。同時，他也通曉中國歷史，熟悉中國各地的民俗和風土人情，對中國的儒家、老莊等哲學思想也有研究。溥儀對莊士敦也非常友好和尊重。
莊士敦一生未婚，老年用其著作的版稅，在蘇格蘭買了一個小島，並升起了滿洲國的國旗，在其住所辦了一個陳列館，陳列著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及飾物等。1938年3月6日逝世。享年64歲。
其著作還有《威海衛獅龍共存》 《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評議》 《佛教徒的中國》 《儒教和近代中國》 《中國戲劇》等。
人物評價
莊士敦(ReginaldFlemjngJohnston)，英國人，先後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他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國二十多個省。是近代來華的外國人中最富於傳奇色彩的，而其傳奇經歷中最神秘的部分，莫過於擔任溥儀英文教師的那5年。他的學生、溥儀的“伴讀”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這樣回憶莊士敦：“他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專門研究東方古典文學和歷史……到中國以後又讀了不少佛家釋典，感到東方的佛教理論要比基督教的聖經不知高深多少倍，從此對基督教非常鄙視，也不到教堂做禮拜了。他寫過一本書，名為《大地眾生成佛》 ；還和英國一個神甫經常通信，用佛教理論來駁斥聖經……莊士敦對中國封建官僚的派頭極為欣賞。他在家裡或是拜訪王公舊臣時，總願意人家稱他‘莊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著‘莊士敦’，下面還印上‘志道’。這是他的別號，非常喜歡人家稱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陳寶琛、朱益藩以及王公舊臣見面，也總愛學中國官場的樣子，拱手為禮。”莊士敦努力向溥儀傳授西方先進思想，甚至把《新青年》這樣的激進刊物帶到宮裡給溥儀開闊眼界。這使溥儀越來越不滿於祖上的陳規陋習，並在紫禁城裡面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後，溥儀在回憶錄《我的前半生》里承認，莊士敦已經成為他靈魂中的重要部分。
莊士敦努力傳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卻被中國文化同化了。他穿著長袍馬褂，頭上是二品花翎頂戴，像前清遺老一樣邁方步。見人時拱手作揖。他還參與了溥儀復辟帝制的活動，並與當時中國的革命派針鋒相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與辜鴻銘頗為相似，兩人都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也都過猶不及地袒護中國的傳統，比如帝制。
1931年，莊士敦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在倫敦大學任中文教授，兼任倫敦東方語言學校遠東語言文化部主任。錢鍾書先生留學英國時，就曾受過他的指導。
莊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國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國人的名義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一個中國人對於在華教會人士的意見》 ，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為當時輿論所容。憂傷的莊士敦更感孤獨，就用《紫禁城的黃昏》所得的稿費買了一個小島，在島上掛起了偽滿洲國的國旗，懷念他的“皇上”。每逢年節。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裝，邀請親友到島上相聚。如此數年，從未放棄。1938年去世，終身未娶。
《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是莊士敦心血的結晶。作為晚清和民國的親歷者，他的敘述真實、生動、鮮活；作為帝制的擁護者、英國政府的官員，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有失偏頗。有時候甚至無視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說。他對“滿蒙帝國”的推崇、對於日本人的偏袒、對於馮玉祥的敵視、對於偽滿洲國的認同，都體現了他的狹隘之處。
相關資料
莊士敦（R.F／JOHNSTON）是威海衛最末一任長官，在威海衛的時間長達16年，是威海衛近代殖民史上繼首任文職行政長官駱克哈特之後又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莊士敦1874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之後，考入牛津大學瑪格德琳學院，主修現代歷史、英國文學和法理學並獲學士學位。1898年他經過激烈角逐考入英國殖民部。同年便被作為一名東方見習生派往香港。由於其優秀的漢語水平，莊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斷升遷，先後任輔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書。1904年經駱克哈特力薦，莊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衛，先後任政府秘書、正華務司和南區行政長官等要職。
莊士敦天資聰穎，在校期間就一直是學業出眾的優等生。1901年通過自學獲得牛津大學歷史碩士學位。同時莊士敦還具有相當深厚的東方學研究功底，對中國的政治、歷史和風土人情極為稔熟，對儒、道、墨、釋和天方地理、唐詩宋詞也有相當的研究。也正是因為與駱克哈特有著這一共同的愛好，才使得二人成為終生好友。來華之後，莊士敦的足跡曾遍及內地各省、名山大川、名勝古蹟，在遊歷的同時認真觀察、切身體會當地的風土習俗、社情民意，並寫出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各種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學術研究價值。
莊士敦特別崇尚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幾乎達到了痴迷的地步。來華後，莊士敦不僅為自己起了箇中國名字莊士敦，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為自己加了一字“志道”。該字取《論語》 “士志於道”，即要做基本價值的維護者之意。莊士敦也的確努力在做到這一點，並做出許多被西方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舉。在莊士敦的著述中，絕少出現同時期西方人眼中經常出現的對中國人歧視意味和陰暗色調，更多的則是為中國的傳統進行辯護。在莊士敦的眼裡，“不僅在中國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竟然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真正值得欽慕和保存的東西。”莊士敦認為：“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對哪個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樣，快速地放棄自己獨有的理想則是危險的。”為此，他不僅反對洋商們急欲把中國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的企圖，而且尖銳地抨擊西方教會在華的傳教行為。因為莊士敦認為中國具有以儒教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傳教士在華的行動純屬多餘。同時，莊士敦也激烈反對中國出現的各種激進思潮，反對任何激進式的革命。莊士敦認為中國人如果完全摧毀了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就可能同時毀掉一切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在莊士敦看來，儒家思想絕不應受到攻擊，因為它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是惟一可以把中國人聯為一體的紐帶。莊士敦描述道：“如果在漫長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逐漸輕視並放棄她幾千年來所賴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學、道德觀念和社會體制全盤西化，則她的確會變得富有、進步與強大，甚至會成為世界之霸，但她也會因此而丟掉更多優秀而偉大的品質、她的幸福來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強的東西都將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將是成千上萬個村莊派出所！”
莊士敦在司法方面，剛開始訴狀是交給地方法官的職員。後來發現職員中有受賄索取現象時，便取消了這種作法。此後，不論是在地方法官住處還是在法庭，所有訴狀都由被告親自交給地方法官。為了鼓勵那些“不敢公開抗訴或不敢控告本村某些頗有影響力的人或家族”的冤屈者向法庭合理抗訴，莊士敦還在南區法庭附近路邊上設定了上了鎖的訴狀箱。儘管投訴的內容中有些是為泄私憤而製造的莫須有的罪名，但莊士敦仍覺訴狀箱非常有用：“本箱記憶體物由我親自檢查，幾乎每天都有各類訴狀投進去……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大量信件具有重要價值，有些訴狀便於法庭在審理中甄別真假，……即便訴狀箱不能發揮任何別的作用，在明了當地人們個性、特點方面也是很有用的。”
1905年莊士敦根據農村現狀提出一個總董計畫：即全區300多個村莊被劃分成26年小區，每個小區增設總董一名；同時還將26年小區分成南北兩個行政區，區長官公署設在溫泉湯；北區轄9個小區，外加劉公島，由政府秘書兼任地區行政長官。總董由華務司從小區內的村董中選撥並由行政長官委任，後期則改由小區村董集體投標選舉產生。其職責主要是傳達政令、收繳捐稅、發放契約狀紙、維持各區治安並調解民事糾紛，同時就農村管理向殖民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議和諮詢意見，從而輔助政府決策，執行行政事務，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作用。
基於對儒學的較深研究，駱克哈特和莊士敦等人深知孔子在中國士紳階層的份量的影響，因此在其首次山東之行中，均報著強烈的政治目的拜謁孔府，成為第76代衍聖公孔令貽在孔府接待的首批外國人。此舉在山東上層人士中博得極大的好感。有關威海衛對外關係、招募華工、開採礦產等重大涉外事務均得到山東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其影響甚至達到了左右地方官吏任免的地步。
莊士敦莊士敦的言行得到許多中國人好感，但莊士敦卻被英國人尤其是殖民部視為保守主義者和儒家信徒，甚至被稱為是“一個願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莊士敦對傳教的立場，至今還在遭受著西方宗教界的抨擊。在威海任職期間，莊士敦的特立獨行，時常遭同僚忌恨，除了駱克哈特，莊士敦幾乎沒有其它傾訴對象。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莊士敦當即提議應將威海衛歸還中國，否則就應該與清廷重簽租約，不然的話英國繼續呆在威海衛是違反其國際義務的，最終必將損害到英國的利益。正如後來所見，莊士敦的建議未被採納，而且，英國政府隨後又做出了一個限制外商在威投資的公開聲明。莊士敦頓生去意，認為威海衛已無用武之地，繼續呆下去必定要同威海衛一道沉淪下去。而自己才剛過而立之年。為此，莊士敦數度謀求調離，甚至達到了“無時無刻不想離開威海衛”的程度。但因得不到殖民部的允準，始終未能如願。
莊士敦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儘管公務繁忙，莊士敦仍然擠出時間繼續他的漢學研究。莊士敦視封閉保守的威海為研究中國社會的最好素材，為防止威海衛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在西方的影響和中國革命的推動下發生變革，也為了使英國人更多地了解這個被譏之為“大英帝國的灰姑娘”的地方，莊士敦決定通過寫作將威海的一切生活畫面記錄下來。為此，莊士敦在威海四處巡遊、體察民俗風情，直接從百姓手中收集寫作素材，查閱威海史志資料，並於1910年出版了《華北的獅子和龍－－威海衛》 （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威海衛》 ）。
莊士敦做起事來總想有根有據。
來威海要求政治避難的人很多，其中有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被國民黨政府列入北洋餘孽的蔡廷乾。莊士敦都予以照顧。但沒有接受徐世昌和溥儀的避難請求。莊士敦在給殖民政府的信中說：“我認為那樣做會給英國政府很為難，尤其是這位前皇帝的眾多新朋和隨從中，不少人一直希望能夠利用他來實現政治上和金錢上的野心，這些野心和陰謀就有可能使威海衛成為一個大的陰謀中心。”
關於威海衛的教育情況，1929年11月莊士敦在給英國駐華公使的信中曾做過這樣的描述：“由於資金短缺，本政府迄今為止除了對政府學校（皇仁學校）進行了一定限度的扶持外，確實沒做什麼要緊的工作。比如對教育課本進行指導，推行任何明確的教育體制，或改善、發展農村中的大量私立學校等。我們沒有設定學校督查或教育局長，尤其是農村學校仍在使用他們那套陳舊的教學方法、過時的課程安排，毫無效率可言。這一切的確是英國管理的失譽之處。因此，威海衛的教育系統，或者說威海衛缺少一整套教育體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使我們遭到更多的指責。如果中國教育當局要求我們解釋對威海衛兒童進行現代化教育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則對於我們來說要想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是非常困難的。”
長期擔任威海衛要職的莊士敦本身就是一個著名的反傳教人士。莊士敦認為儒學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獨有的宗教，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中國可能沒有佛教、道教，但是不能沒有儒教。而任職時間最長的的行政長官駱克哈特的思想與莊士敦幾乎同出一轍，是莊士敦的堅定支持者。
在英國人看來，“從整體上講，這裡人未受教育。但莊士敦們，尤其是農民，對外國人非常友好和客氣，與南方人的粗魯喧鬧明顯不同。他們性子慢，不會冒犯人。一般來說，其道德水準完全和蘇格蘭大部分農業地區的人一樣，尊重傳統、尊老愛幼。”駱克哈特就對他們僅僅不到20個人的官員隊伍就能管住如此眾多的威海人感到很滿意。莊士敦在給殖民部的報告中寫道，“在管理過程中，這裡的華人並不像某些對中國一無所知的人所描繪的那樣難以管理，……中國人像其他人一樣存在缺點，但也有其優秀之處，那些批評者們往往視而不見。從管理的角度講，中國人是好統治的，因為他們信奉家族權力，他們的主要願望就是管好自己的家庭，作為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要持重、有序、對父母子女和善，他們節儉、勤勞、和安分。當這些優點占主導地位時，你會驚奇地發現中國人又比那些蔑視或批評他們的人都要優秀。”對於這種現象莊士敦繼續分析道：“威海人情願接受英國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模糊地認為，我們是遵從中國政府的要求和良好心意才來到威海的，某種程度上是在執行中國皇帝陛下的莊嚴願望。他們仍然稱我們為洋人，視中國為大國。即使在那些不願看到我們離去的人中，也根本沒有半點對英國統治的忠誠感情。他們認為，自己的皇帝由於某些不為人知的理由，暫時委託某些英國官員管理威海衛，而且無疑在適當的時候，皇帝會取消這種安排。因此，如果英國人膽敢勸說他們，即便是皇上不願意，也不能使外國人馬上離開，那必將會遭到他們的憤然駁斥。總之，威海人之所以默認英國統治，是因為他們的上司－－山東巡撫，已經表示默認。但是如果中英之間出現外交糾紛，巡撫直接或間接下令，不再尊重威海地區的英國人，則幾天或幾周的時間就會在租借地居民中引發一種驚人的反抗外國勢力的情緒。”
莊士敦對於威海人民的生活，莊士敦寫道：“如果不發生官司或家庭糾紛，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寧靜幸福的。他們有一個良好的氣候環境。同時他們良好的體格和精神狀態也證明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是不錯的，在收穫的季節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裡忙碌著，在長長的冬夜裡，他們圍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們就出去撿柴火，或站在他們的界溝里看從愛德華港出來的奔跑的他們祖先土地上的英格蘭馬。每周三次他們用驢子馱著貨物到威海市場上去賣，婦女們則在家縫補閒聊。
當然，由於許多理想抱負得不到英國政府的支持，莊士敦始終沒有放棄離開威海衛的努力。甚至想到了棄政從文。但好運似乎總是與莊士敦作對，莊士敦謀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香港大學漢學教授的職位都沒能成功。然而到了1918年，機遇終於來了。這年8月底，莊士敦象通常一樣離開威海到內地旅行。10月底莊士敦來到了上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而不能繼續為失去權力而仍保留帝號的溥儀當老師。為適應溥儀有朝一日重新執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決定為溥儀挑選一位教授歐洲憲政知識的老師。物色人選的任務交給了李經邁。
李經邁是李鴻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擔任不同要職，出使過奧地利，並隨載濤貝勒前往日本、歐美考察過軍事。辛亥革命後，李經邁來威避難，其間與莊士敦交往甚密，對莊士敦的為人和才華讚賞有加。在他看來，由莊士敦出任帝師是最佳選擇。兩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後，李經邁立即約見莊士敦商談此事。給溥儀當老師這對於莊士敦來講，是想都不敢想的，莊士敦為之欣喜若狂，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李經邁的邀請。經徐世昌與英國公使館交涉後，1919年2月，莊士敦離威赴京，開始了其帝師生涯。正是這一轉變，使莊士敦邁上了人生的又一個台階，進了常人難以接近、充滿神秘感的帝王生活，成為近代惟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過、也是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後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並因此而名聞天下。英國政府至此似乎也發現了莊士敦的價值，在其離威前，授予“高級英帝國勳爵士”勳章（CBE）。
1927年，莊士敦重回威海衛出任行政長官。但這一次，莊士敦儘管明知“此次上任並非是鋪滿玫瑰的坦途”，莊士敦卻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愛上了這裡的一切”，“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莊士敦甚至因此幻想延遲歸還威海衛，並向殖民部提出許多方案。但威海衛回歸已是大勢所趨，莊士敦的打算無異於痴人說夢。1930年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威海衛歸還儀式後卸任回國，給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自負的話：“我堅信你們會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強的領導人，但絕不會遇到像我那樣對威海衛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領導人。”
1930年10月1日，上午11時45分，（英）威海衛長官莊士敦乘船離威，結束了英國對威海32年的殖民統治。
英國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幾乎完全是一個漢化的政府。讓威海人在舊的生產方式上生活下去是英國的最好選擇，莊士敦相當成功地用中國人的統治手段去管理威海衛，在他們的保護下，直到三十年代，威海人的思想行為與上個世紀並無兩樣。
莊士敦回國後，經駱克哈特等人推薦擔任倫敦大學中文教授併兼任外交部顧問。儘管人在英國，但是中國仍是莊士敦最關心的，尤其是溥儀。對於溥儀痛苦而艱辛的經歷，莊士敦始終滿懷同情。1934年莊士敦寫成了《紫禁城的黃昏》一書，記述了滿清盤踞紫禁城200多年後的黃昏時期－－從民國成立到1924年溥儀出宮這段時期的變故、沒落的真實情形，引起轟動。莊士敦在書中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溥儀皇帝陛下，最真誠地希望溥儀皇帝陛下及其在長城內外的人民，經過這個黃昏和長夜之後，正在迎來一個新的更為幸福的時代曙光。”1935年，莊士敦最後一次來中國，併到長春造訪了溥儀，但對溥儀的留任邀請婉言相拒。
晚年的莊士敦在愛丁堡購買了一座愛倫島，給其島的居室分別起了松竹廳、威海衛廳和皇帝廳等名字，整日把玩溥儀所賜之物，無心世事。1938年，莊士敦在對中國往事的無盡思念中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時年64歲。
影響中國歷史的外國人
| 這些身份各異、生活時代不同的洋人，在與中國結緣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頓和磨難。他們大多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陸續來到中國，在朝廷尚不知英美各國位於地球哪一端、百姓視高鼻深目的洋人為鬼魅的年代，來華洋人與中國人交往，並且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