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經歷
端納和宋美齡端納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是模糊的，儘管有不少人知道他曾經是蔣宋家族的政治顧問，在“西安事變”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但除此之外，端納的事跡、身份還都幾乎是個謎。甚至他的國籍也因年代久遠而幾近湮沒：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很少有人能毫不猶豫地道出他是澳大利亞人。迄今為止，出於種種原因，中外歷史學家很少有對他進行過深入探討的。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端納自19世紀末到將近本世紀中葉的40多年間，一直活躍在中國政壇上。從清末起，他先後擔任著中國各類政府的政治顧問：從兩廣都督府，孫中山、袁世凱到張學良、蔣介石。端納數十年如一日，在近代中國政治的漩渦中遨遊搏擊。
端納是繼馬可·波羅之後，又一個和中國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結成極近切關係的洋人。他的信念和動機很簡單：幫助中國人擺脫被奴役的可憐命運，讓中國成為東方的一隻醒獅。這種在21世紀聽起來似乎過了時的說法絕非天真的說教或刻意的粉飾，而是這個傳奇人物用畢生的精力和血淚寫出的事實。
在本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中，端納是中國政壇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凡到中國來獵奇的洋人，無論來自商界、政界還是新聞界，幾乎都被推薦去找端納顧問。西方人稱他為“中國的端納”，“在中國具有No．one地位的白人”。然而，為什麼端納後來在中國歷史上悄無聲息了呢?
端納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的一個小城裡斯峪。他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開始關注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後國門洞開的中國，始終是洋人們的興奮點。在驟然興起的中國熱中，新聞記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對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這些崇拜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聞記者們大概不會陌生。但上述人是在20年以後才相繼踏上中國土地的。在此之前，著名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瑞森（1862—1920）和端納早已淋漓酣暢地報導過中國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們是目擊中國歷史更新換代的少數西方記者之一。
端納與中國的因緣起於對中國民主主義者的同情。在本世紀末，當孫中山等人在海外企圖推翻清政府時，端納就讚賞這些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們，並在香港與他們結識。他始終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身上。他以一個西方記者和觀察家的身份站在中國革命者一邊，替他們出謀劃策與西方較量斡鏇。
洋顧問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帝國主義的炮艦打開國門伊始，對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國政治人物，還不懂得如何與列強們斡鏇，於是，“以洋制洋”就成為時尚。光緒帝的老師、英國人莊士敦實際就是他的洋顧問。在此以後崛起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起用過不少洋專家。北洋政府中的部長副部長亦有洋人擔任。莫瑞森就更是袁世凱麾下顯赫一時的高級參議。20年代初，越飛和鮑羅庭曾為孫中山的軍事顧問。有趣的是，上述洋人都是由各個政權遴選花巨款僱傭而來，惟有端納卻是毛遂自薦，志願獻身，他是不拿錢或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話說：“我不忍心給這個貧窮的國家再增加什麼負擔。”他出任政府的經濟情報研究所所長時，官方給他的月薪2萬大洋全被他用於所內的各項開支上，以至成為部長們的笑柄，說端納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1936年，端納成為蔣介石政府的高級幕僚，常和蔣宋居於同一官邸，出入蔣家如入無人之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的月薪為一萬大洋，為當時普通外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端納說這已經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極限。儘管對端納不滿者大有人在，但幾乎沒有誰不承認，端納是打中國牌而不從中國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極少數洋人之一。
企圖征服中國的日本人視端納為“西方第一天敵”，說他是“煽起中國人反對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以重金懸賞捉拿他。端納自成為蔣宋政權的顧問後，履行了一整套改革計畫，包括統一幣制，禁絕鴉片，建立中央銀行，規範稅制，嚴懲腐敗以及後來掀起的聲名昭著的“新生活運動”。以上這些，形式上是蔣委員長在全國發令推行，實則出自端納的手筆。
對端納在近代中國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他不過是個追隨政治人物的高級幕僚而已，其主要貢獻在於為蔣宋處理外交事務。但有的專家認為，端納的民主政治，經濟構想，倡導中國形成一個政體，堅決抵禦外國列強的侵略（特別是日本）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孫中山、張學良和蔣宋政權。端納在“西安事變”中的功績是無可爭議的。在一觸即發的戰禍中，恰恰是端納和蔣、宋、張學良之間的微妙私人關係，使他被多方信賴從而成功地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
端納在當時中國的作用，也許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即對中國解釋西方的聲音；對西方傳達中國的聲音；以個人建議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響中國的政治家，通過中國的政治家對時政的干預或重大舉措來影響中國社會。1911年，當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建立起第一個國民政府時，幾乎所有的政府政策、法令，包括著名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都是由端納起草孫中山簽發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即使是革命者，也還不大了解什麼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還不懂得如何向西方發出自己的聲音，端納承擔了這一重任，時年27歲。
30年代初，為達到鯨吞中國東北的目的，日本人派醫生設法使握有重權的少帥張學良染上鴉片癮，使其不能主政。端納認為張是“中國的棟樑”，遂力請德國醫生米勒為張治癒了鴉片癮，使張學良再次成為雄峙一方的“少帥”。其後，端納又力薦並伴陪張學良遨遊歐洲，使張對西方政治和社會均有身臨其境的感受，很快由頹唐而為激進，由消極變為積極，最後導致發動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
端納認為，西方對中國最大的罪惡之一就是向中國輸入鴉片，從而摧殘了中國人的精神和體力。由於鴉片牽涉到大批官商，縱使是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也一時無法下決心。是端納以“長此下去，國將不國”來刺激蔣介石，使蔣終於採用嚴刑峻法，下達了對鴉片販賣者格殺勿論的法令。而蔣夫人宋美齡當年在國際舞台上發表的那些優美的能使人一灑同情之淚的辭令和動人心魄的演說，則大多也是出於端納的手筆。1940年端納被迫出走之後，宋美齡的外交立即捉襟見肘，亂了方寸。據美國記者llonaRalfSues披露：蔣夫人一離開端納的策劃就顯出無能為力。1943年，在美國國會的一次晚宴上，宋發表了錯誤百出的長篇演說。她稱“羅馬帝國”為民主共和國，引起來賓們的噪動。這位中國的第一夫人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如果端納尚在，謬誤或可避免。這也就是為什麼端納出走之後，宋千方百計地想請他回來的重要原因。
端納投身於中國政治，動機出於幫助中國革命。他將希望寄托在當時被認為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一個箇中國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過這些政治人物，將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國。然而，他最後是深深地失望了。他拯救中國的宏圖和構想沒有在他所倚重的政治家的身上得以實現。他的美好願望像泡沫一個接一個地粉碎。他之加入蔣政權，動機出於“蔣是中國的希望”這一判斷。他的最後出走，亦源於目睹蔣政權的腐敗，深感靠這個政黨挽救中國之無望。
那是在1940年，在日本的進擊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南京失陷。漢口失陷。端納希望蔣介石堅決反對德國的希特勒，而蔣回答道：“我就是不反德!”端納遂對蔣徹底失望。他出走的直接契機，源於一次與宋美齡的嚴重口角。當時，端納對宋家壟斷中國經濟的特權進行了聲色俱厲的指控，宋反擊說：“你盡可以批評中國，盡可以批評中國政府，但對宋家的有些人你是不可以批評的。”此話噎得端納半天喘不過氣，造成他最終和中國的訣別，他義無反顧地走了。當時他已65歲，滿頭白髮。他來中國時25歲，他已在中國這片黃土地上盤桓了40年之久!
端納是在暮色中乘最後一班飛機赴香港的。他俯瞰著腳下的神州大地，欲哭無淚。事實上，端納晚期不斷在腐敗的國民黨官場中受排斥和打擊。他的以民主思想改造中國的想法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端納在中國的經歷，實際上折射出半個世紀近代中國的悲劇，其中蘊含著一個被證實的道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孫中山），擁有強權的軍閥（如袁世凱、張學良）或是軍政一體，集權謀於一身的蔣宋王朝，都不能將中國從西方列強的鐵蹄下拯救出來。歷史的重任，注定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儘管端納與中國共產黨失之交臂。
端納為什麼沒有對共產主義運動發生興趣，為什麼沒有像斯諾諸君一樣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這是個耐人尋味又難精確回答的問題。顯而易見，端納和許多西方人一樣，對共產主義本能地不感興趣。他曾表示，他不相信共產主義適用於中國。他從未和中共發生過任何聯繫。除去個人感情和哲學信仰的因素之外，歷史也沒有給端納留下機緣。20年代後，他相繼為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工作，基本未出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在“西安事變”中他和周恩來有倉促一見，此外就絕少和中共領導人打過交道。
儘管對共產主義心懷牴觸，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認，在端納為蔣政權奔走的時候，他制定的諸種政策沒有一項是針對中共的。他是以蔣政權為中國的象徵而為之殫精竭力的。
端納離開中國後，即去駕艇環遊太平洋，以實現自己早年的夢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宋急電端納速回中國助戰。端納心一軟，就降下桅帆，踏上了北上中國的歷程。戰火使他的回歸極為艱難。他在菲律賓登入時，當地已為日軍占領的淪陷地，所有歐洲人都被關押在統一的集中營里。儘管端納隱姓埋名，但人們還是認出了他。當時日本人正以重金通緝這個“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營的難友們卻無一人出賣他。1945年2月，應蔣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國遠東地區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組織了一次“洛斯巴諾斯”行動。數十架飛機投下的空降兵一瞬間占領了端納居住的“洛斯巴諾斯”集中營。士兵們打開了鐵門，高呼“自由萬歲!”端納鏇即被美國空軍飛機直送珍珠港海軍基地醫院療養。
端納的晚年是淒涼的。他垂垂老矣，多年的顛沛流離使他病入膏肓。昔日的風采和朗朗的笑音已消逝殆盡。他常躺在病榻上大口大口地咯血。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日子不多了。他時常朗誦尼采的名詩《太陽落了》：
生命的日子啊，
我的太陽落了，
呼吸從無名的唇中吹過，
偉大的清涼來了。
他間或能收到蔣、宋的慰問信。他越加殷切地思念中國。在他病情加重之後，宋美齡派飛機接他回上海醫治，並在他彌留之際，立其床側為其誦讀《聖經》。
1946年11月9日，端納溘然長逝。臨終前，他希望自己能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宋美齡在宋家墓地撥出一角，安葬了這個在中國活躍了近半個世紀的澳大利亞人。奇怪的是，端納在40多年內竟一次都未回過故鄉澳大利亞。端納的妻子安長期居於香港，自1920年起就同端納分離。端納去世前，妻子和女兒曾前去照料他。安說，端納哪裡是和我結婚，他是和中國結婚了。
無論是從政治學或新聞學的角度，端納都是值得記錄的歷史風雲人物。他在新聞方面的造詣與他對中國近代政治方面的影響同樣醒目。1903年，端納是香港《中國郵報》的記者，其後又成為該報的總經理。他後來又成為《紐約先驅報》和《遠東評論》的駐北京特派記者。他的報導迅速、準確，以第一手權威信息而著稱，這顯然得益於他和中國政治人物之間的親密關係。1919年，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訊息是端納最先捅到《泰晤士報》發表，從而引起“天下大亂”的。
1936年“西安事變”時，中外記者都無法進入第一線採訪。關於西安的各種傳說紛紜：蔣介石的頭顱被掛在街頭的桿子上示眾；城內已是戰火烽煙……是端納憑藉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時發出的新聞報導廓清了迷霧。他的聲名，他的權威性，使世界的讀者們相信他所報導的事實；
端納身材高大，風流倜儻，談吐幽默，雷厲風行，常常妙語連珠，亦會帶有一連串的"Dam"一類的粗話，有時弄得人很尷尬。他嫉惡如仇，不貪錢財，不近女色，重義輕利。他又是個工作狂，能通宵達旦地運轉。他愛好收集古典唱片和駕艇出遊。他給自己在香港的一艘遊艇命名為“美華號”，以示對中國的愛心。他多次對友人說：“如果哪一天中國人把我踢出國門，我就駕著‘美華號’去太平洋遨遊，直到死!”最後他真的這樣做了。
端納雖對中國一往情深，但卻頑固地保持著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對中國菜他從不問津，只吃西餐。袁世凱登基前，為籠絡人心，曾大宴賓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絕倫的中國萊，引起中外賓客的驚嘆。面對中外的老饕們，端納目不斜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麵包。在中國他始終雇著個西廚，伴隨他南征北戰。他從不學中文，頑固地用英語幾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國人打交道。端納的坦率，固執和真誠是出名的。在當時那些為中國服務的西方人中，只有他敢直言衝撞政府領導人。所以，中國的政治人物們對他既敬又怕。這也注定了端納日後悲劇性的結局。
端納別妻離子，在中國長期孑然一身。有些書（如《金陵春夢》）捕風捉影地渲染他和宋美齡的有關緋聞，其實並不確切。端納的“羅曼蒂克”出現在他的晚年。他的一位中國好友的女兒——年輕貌美的安西，曾受僱於他，成為他的秘書，隨他一起遨遊太平洋，協助他撰寫回憶錄，由此帶來這個澳大利亞老人的一段晚晴的浪漫史，在其生命中閃耀著霓虹般的光彩。然而，這光彩又是短暫的。當安西最終和那個年輕英俊的美國銀行家手拉手地漫步在菲律賓海灘時，端納的心碎了。
端納奇特的人生本是一個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傳記素材，然而，這樣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發出光彩的人物，卻長期遭到史學界和文壇的雙重漠視。在西方，除40年代出版的一部由美國記者厄爾·阿伯特·賽爾倉促寫就的採訪記之外，有關端納的信息只散見於少量雜誌和報紙。在中國，端納的形象只是作為有關人物的陪襯，像道具一樣的出現，零碎而模糊。端納為什麼同時被擯除出中外歷史學家的視野?尤其是澳大利亞和中國，為什麼雙方都對端納幾乎是緘默無言呢?更奇怪的是端納自己，作為一個寫家出身的飽經近代中國政壇風霜，富有激情的新聞記者，依常理，即令不是著作等身也會有幾本書存之於世，為什麼端納沒有給後人留下隻言片語呢?
至少澳大利亞的歷史學家是應當引為慚愧的。端納可以說是在亞洲政治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極少數澳大利亞人之一。在澳大利亞史學界，有關端納的研究幾乎等於零。在權威的人物辭典中，出現的有關端納幾百個字的簡介，竟是這位叱吒風雲的新聞記者最好的待遇。難道因為端納自20多歲去了中國，一去就不回頭而最終遭到母國的冷漠嗎?
端納生前確實想寫一部有關中國的書，1945年，在夏威夷接受一位美國記者的採訪時，他曾談到：“我的這本書應當這樣開始：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的書，這是一部告訴世人中國人是一個多么傑出的民族的書……”事實上，端納在1941年遨遊太平洋時已經開始動筆。後來，他冒著殺頭的危險，攜著這本書稿在菲律賓日本集中營中生活了4年。其後，這些手稿竟不知散佚何處。端納曾對許多人談到他寫書的重重顧慮——他了解太多中國的隱私，寫出來會傷害許多人，甚至是朋友。他曾婉拒出版商的熱情邀請。端納唯一留下的較長文章刊於1941年11月出版的《AsianMagazine》，題名為《我的回憶》。然而這家本來就發行量有限的雜誌社，在戰爭中被日軍炸毀，出版物蕩然無存。這不能不是個巨大的遺憾。
端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一個個謎。時代發展到今天，終於使人們能剔除政治偏見，去客觀地描寫歷史人物，在21世紀初是凸現端納的時候了。
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澳大利亞，端納都是重要的。從某種角度觀察，端納的故事就是斑駁陸離的近代中國的故事。
雖然在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橫亘著的浩瀚的太平洋，然而大量的事實證明，中澳兩國之間在歷史上不僅確有因緣，而且這因緣絲毫不比中美、中英、中日之間的因緣遜色。這是我留學澳洲8年的一大發現。
端納，澳大利亞人，早年在香港作特派記者，進入中國內地採訪時，曾因最先披露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秘約而轟動一時，並由此成名。後進入政界，曾先後給張人俊、孫中山、張作霖、張學良作顧問，最後給蔣介石作顧問將近十年，在著名的“西安事變”過程中，曾受宋美齡之託，親赴西安斡鏇，因之更加受到蔣的器重。但因看不慣戴笠的所作所為，被戴笠挾仇報復。 1940年6月，蔣介石在重慶別墅中接見戴笠，戴報告說，前一段時間，端納秘密前往漢口，和潛伏在漢口法租界的日本海軍情報人員秘密接頭，被他手下的特工發現，於是端納失蹤，並不知去向，有可能被日本人收買云云。蔣半信半疑，當即囑咐戴笠：一定要查出端納的下落，不能讓他落入日本人之手。
端納真的失蹤了。他所以出走，是因為在內地工作了近30年，深感身心疲憊，感到國民黨內部腐敗已經無力回天，加之羈押在貴州的張學良給他來了一封信，提及“西安事變”之事，他說，你與子文曾以人格擔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卻失去自由，比犧牲我的生命還要悲慘，希望你與子文儘量設法，冀盼恢復我的人身自由。端納深知，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絕無半點通融的餘地，想來想去，只好一走了之，就此離開中國政治的漩渦。
端納出走後，來到已經淪陷的漢口去辦一點私事。遇到在香港作記者時認識的一位日本同行前來拜訪，對他大談了一通“大東亞共榮圈”後離去。這番談話被戴笠手下的特工錄了音，經戴笠做了一點“加工”之後，便被作為通敵的證據，拿到了蔣介石的面前。
端納離開中國後，到南太平洋一帶遊歷。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對日宣戰。端納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就近進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緊接著菲律賓被日軍占領，在菲律賓的白種人大部分被關進日本的集中營。日本人當時也沒想到，蔣介石的顧問端納也會在集中營中。
在集中營里，端納對一同被關的美國著名律師達蘭說，我手提包里的檔案，足以使我被絞死。達蘭真誠地說，我會保護你的，我尊敬你。此後達蘭一直照顧著端納。兩年之後，危險果然來了，因為日本人已經得到端納在此地集中營的訊息。一天晚上，一輛軍用卡車載著一隊日本憲兵出現在集中營里。他們對達蘭等人喝問：集中營里是否有威廉·亨利·端納其人？我們得到可靠情報，這個惡魔就躲在這裡！日本憲兵們拿著花名冊，指著“威廉·端納，愛丁堡人。”這一行字，咆哮著：“是否就是此人，快說！”達蘭沉靜地回答：“你們找錯了，這個威廉·端納是個70多歲的老人，他是英國人，不是澳大利亞人。”
“不管是誰，把他帶到這裡來。”日本憲兵打斷他的話，命令達蘭。
十分鐘後，端納跟著達蘭來到日本憲兵面前。兩年的集中營生活，已經大大地改變了端納的面孔，他滿頭白髮，腰背佝僂，步履艱難，完全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者。日本憲兵緊緊盯著他的臉孔問：“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在中國的端納？”“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籲你們講究人道，改善一伙食，增派醫生……”端納就像一個喋喋不休的老學究。憲兵們盤問再三，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看著他們走遠了，端納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非常感謝達蘭巧妙地掩護了他。
在日軍得知端納在集中營的訊息前後，盟軍的情報人員也得知了這個訊息。於是盟軍直接向蔣介石通報了這一情況。事實證明，端納絕不是什麼“日本間諜”。於是蔣介石當即向盟軍請求採取特別行動，在反攻菲律賓戰役中，營救端納。
1945年2月23日，盟軍太平洋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下令奇襲集中營。一隊隊美軍傘兵從天而降，配合菲律賓游擊隊很快攻占了集中營，解放了所有被囚人員。端納躺在一副擔架上，被送上了盟軍的飛機，直飛美國珍珠港海軍醫療中心診治。
蔣介石聽到營救成功的訊息，親筆簽署了一份歡迎端納重返中國的電報，發到珍珠港。宋美齡派出中國航空委員會的專機，配備好醫護人員和藥品，直飛珍珠港接回了端納。
1946年11月初，端納的癌症迅速惡化。在他彌留之際，宋美齡在其床側誦讀《聖經》，在他去世後，宋慶齡撥出上海宋氏墓地的一角，安葬了端納。
影響中國歷史的外國人
| 這些身份各異、生活時代不同的洋人，在與中國結緣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頓和磨難。他們大多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陸續來到中國，在朝廷尚不知英美各國位於地球哪一端、百姓視高鼻深目的洋人為鬼魅的年代，來華洋人與中國人交往，並且開拓出了自己的一片“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