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
袁昌英是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1年）的第一位中國女性。她以現代主義重新創作的劇作《孔雀東南飛》，散文《游新都後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開創了中國女作家的創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國文學研究家，藝術史家。
袁昌英1928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1930年，袁昌英的丈夫楊端六也受聘於武大。後來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學校就立了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武大教課這么一項規矩，他倆是唯一的例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她帶領學生為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奔走募捐，日夜趕製寒衣。抗戰勝利後，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將自己的藏書幾乎全部捐獻給武大圖書館。抗美援朝期間，夫婦倆是所有武大教師中捐錢最多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袁昌英被錯劃為右派，文革時又遭迫害，1973年4月逝世於湖南醴陵老家。其子楊弘遠亦為武漢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被子植物胚胎學的開拓者之一。
蘇雪林
簡介
蘇雪林（1897年2月24日—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學家。乳名瑞奴、小妹，學名小梅，字雪林,筆名瑞奴、瑞廬、小妹、綠漪、靈芬、老梅等。一生跨越兩個世紀，杏壇執教50載，創作生涯70年，出版著作40部。她一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滬江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到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任教。她筆耕不輟，被喻為文壇的長青樹。她的作品涵蓋小說、散文、戲劇、文藝批評，在中國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成績卓著。
蘇雪林的長篇自傳體小說《棘心》（中國第一部描寫留學生生活的小說）和散文集《綠天》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產生過較大影響。她與新文化運動的三位領袖人物李大釗、胡適、陳獨秀都有交往。她是李、胡的學生，對陳獨秀還經歷了由憎恨到欽佩的戲劇性變化。 蘇雪林1931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直至1949年赴台。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
歷程
後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將“小”字省去，改為蘇梅。由法回國後，又以字為名，即蘇雪林。筆名有綠漪、靈芬、老梅、天嬰等。1897年生於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裡，自嘲為半個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嶺下村。三十年代初，蘇雪林曾被阿英稱為“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寫景外，多為記人敘事抒懷的隨筆小品。其文語言明快，文白夾雜而多見理趣，雖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頗具學者散文風範。
蘇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當過縣令，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母親出身於士宦之家，素以賢慧著稱，給蘇雪林以較大影響。她幼時富有男性特點，好動、愛玩，凡男孩所愛的一些玩藝兒，掄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風箏、釣魚、捕鳥等她都愛玩，整日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們廝打在一起，玩得很開心。而同樣年齡女孩子所喜歡的--擦脂抹粉、穿針引線之類的事情，卻毫無興趣，偶爾做一兩件這樣的事也是笨手笨腳，不像樣。人們都說：蘇雪林是一個男性化的女孩，被稱之為“野丫頭”。
由於祖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見，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她七歲開始，才跟著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里跟讀，只是不解其意，囫圇吞棗地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幼學瓊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讀一二年，男孩子們都紛紛去學校讀書了，她不得不輟學。跟讀輟學後，閒著無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學得的一二千漢字，從叔叔和哥哥那裡借一些通俗小說當作課本自讀。久而久之，她不僅能讀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也能粗讀文言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書，整日埋頭於書海，自得其樂。從此，一顆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託。後來，蘇雪林的叔叔、哥哥們都先後進入上海新式中學或大學，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帶回一些新舊圖書和當時流行的報刊，蘇雪林便藉機有挑選地閱讀起來。《史記》《漢書》，她讀過一些選本；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以及歷代名家的專集也都涉獵個大概，連當時流行的譯作《天演論》《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十字軍英雄記》等，也都讀得著迷。這一段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苦讀史，為她後來的創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年，父親為工作方便而遷居安慶。一位叔叔曾留學日本，思想比較開明，對他父親進行勸說，蘇雪林才得以進入當地一個基督教辦的國小讀書。其間模仿寫作古典詩詞，僅半年，便又隨母親遷回嶺下村，停止學業。不久，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登報恢復招生，蘇雪林得知訊息後，“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終於說服了祖母和鄉里頑固長輩。蘇雪林回憶說：愈遭壓抑，我求學的熱心更熾盛燃燒起來。當燃燒到白熱點時，竟弄得不茶不飯，如醉如痴，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里，名為“水上”的樹林裡徘徊來去，幾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澗自殺，若非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於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書店出版）。
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範。在校期間能詩善畫，很引人注目。1919年畢業後即留在母校附小教書。在這段極短的教書生涯中與廬隱女士相識。蘇雪林不甘於做一輩子國小教師。於是，再一次向家長提出繼續升學的要求，祖母以婚嫁為由進行阻撓，後因蘇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還滿足了她的升學願望。這一年，她與廬隱結伴同行，離開安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在系主任陳鍾凡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從旁聽生轉為正科生。蘇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不久。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一股蓬勃、新鮮的空氣，瀰漫北京；加之蘇雪林受教於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陳衡哲等知名教授、學者，同學中又有廬隱、馮沅君、石評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師友的影響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動，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中所說：“……我便全盤接受了這個新文化，而變成一個新人了。”同時，對寫作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國風日報》副刊“學匯”及《晨報》“副鐫”等處發表政論性文章，參加社會問題的論爭。
1921年秋，求知慾十分旺盛的蘇雪林，抱著去大千世界闖一闖的夢想，前往法國留學，為了順利成行，她瞞著家庭，直到臨行當天的晚上，才告知母親。她考入吳稚暉、李石曾在法國里昂創辦的海外中法學院，先學西方文學，後學繪畫藝術。赴法三年，由於水土不服，經常生病。加之不斷收到家中來信，父親病故，母親生病，婚姻問題也困擾、煎熬著她，只好輟學，於1925年提前回國。蘇雪林在法期間患了一次很嚴重的病，躺在醫院裡，醫院裡一些天主教修女細心照顧，使她的病逐漸好轉並恢復健康，蘇雪林深受感動。在一位外國好友的勸說下，皈依了天主教。回國後，遵照母命，與從未謀面的五金商人的兒子張寶齡完婚。張寶齡原籍江西南昌，肄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理工課程。婚後不久，母親病故，她便隨丈夫去蘇州安家。其夫在蘇州東吳大學執教，蘇雪林則應蘇州基督會所創辦的景海女師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並由陳鍾凡先生介紹在東吳大學兼授古典詩詞課。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在法國期間，她曾和未婚夫通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托人寫信勸說，甚至哀求女兒，為了父母雙親，她只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只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著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德。1927年蘇雪林隨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後又和丈夫一起重返東吳大學。蘇雪林婚後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校長楊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學教授文化史課；同年受聘於武漢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期間，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靜的自然環境和平靜的獨居生活，使她賞心悅目，心廣體胖，事業有成。她勤奮刻苦，一方面以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一方面又在教書之餘，努力著書立說，成為海內外知名的學者。與凌叔華、袁昌英一起被戲稱為“珞珈三劍客”。抗日戰爭爆發後，蘇雪林隨武漢大學師生遷往四川。此時，她雖潛心寫作，但難以控制自己對民族遭難--“國將亡”的憂慮和擔心，她同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一樣，願將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去抵禦侵略者的炮火。抗戰一開始，她便將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鬥爭的決心。在抗戰後方，人民生活極其艱苦，蘇雪林和其它教授們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飯，維持溫飽；穿的是舊衣、棉布；住的是潮濕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與之做伴；行的是十幾里乃至幾十里也“安步以當之”。艱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邊兩畝左右的空閒土地種菜、栽瓜，自己買了鋤頭、鐮刀、扁擔，肩挑、手搬，挖地、鬆土，播種、施肥、鋤草，終於開出了一片菜園。她種芥菜種類繁多，長勢良好，此外，還種了萵苣、莧菜、蘿蔔、蕃茄和蔥、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燒的抗日烽火，個人的生活環境卻是一派田園風光，蘇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園生活的回憶》（收入《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中寫道：我本是一個用腦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個一向安坐書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變，覺得別有一番從未嘗過的新鮮滋味，於是興趣大為濃厚。田園生活對她來說，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過後卻又十分悔恨：我那時腦力在一生中為最強，若專心研究學問，也許可以獲得幾種專門知識；若全力來寫作，兩年內也許可以寫出二三十萬字的文章，但因為我的愚妄無知，太受興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陰精力都白費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當訊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凌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著小旗，高呼口號，加入了遊行隊伍的行列。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歷時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灣，離開了她為之奮鬥半生的土地。離開大陸後，蘇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編輯。1950年第二次赴法國，為的是去海外蒐集關於楚辭的研究資料，探討屈賦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在巴黎，她依靠從國內帶去的工薪節餘，省吃儉用，但為時不久，便因經濟拮据，身體欠佳，又由於與之朝夕相處的姐姐病重，只好於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灣，應聘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學任教授，1974年退休。
蘇雪林赴台後，長期患眼疾，視力極差，嚴重時瀕於失明，但她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作。1968年是她在大學執教的四十周年，台灣“教育部”向她頒發了獎金。1978年，是蘇雪林執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誕辰，在台的安徽大學、武漢大學、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校友代表前來為她祝賀，並出版《慶祝蘇雪林教授寫作五十周年暨八秩華誕紀念專集》。全書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對她生平的記述和浩瀚著作的評價。既有熱誠的祝賀，也有久別重逢的真情。
凌叔華
簡介
凌叔華，原名瑞棠，筆名叔華、素心。是三女傑中年紀最小的。她是廣東番禺人，1900年在北京出生，1926年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由於在《現代評論》、《新月》、《晨報》副刊上發表大量作品，結識了《現代評論》副刊主編、北大青年教授陳源，不久與他結為伉儷。
以短篇小說《酒後》在文學界成名，也是畫壇高手。魯迅曾指出凌叔華的小說描寫的是“高門巨族的精魂”。英文師從辜鴻銘，與冰心、林徽因一同被譽為1930年代“北方文壇的三位才女”。1924年春，因北大指派陳西瀅和徐志摩負責接待泰戈爾來華訪問，而同時與兩人相識。凌叔華的大書房也成了中國最早的沙龍，她與徐志摩的關係一度走得很近，徐志摩、沈從文、蘇雪林都曾譽之為“中國的曼殊菲爾”，徐志摩墓前詩碑文“冷月照詩魂”亦由她親筆所書。 1928年，陳西瀅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凌叔華也隨同丈夫前往。
1928年，陳西瀅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凌叔華也隨同丈夫前往。陳西瀅因身為文學院院長怕人閒話，始終未讓她在武大教書。1935年10月，凌叔華結識到武大任教的英國青年詩人、弗吉尼婭·伍爾芙（VirginiaWoolf）的侄子朱利安·貝爾（JulianBell）並發生了婚外情。抗戰爆發後，她隨校遷往四川樂山，其間在成都、樂山接連開了幾次畫展，兩年後到燕京大學任教。1947年起，全家人在英國定居。1953年，她在與伍爾芙以前的通信的鼓勵下，用英文寫成的帶有自敘傳色彩的小說《古韻》（AncientMelodies，又譯作《古歌集》）由英國荷蓋斯出版社（TheHogarthPress）出版時，曾經引起英國評論界的重視，成了暢銷書。1989年12月，她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落葉歸根。1990年5月病逝於北京。
歷程
1926年凌叔華發表短篇小說《酒後》，一舉成名。後來她將作品結集為3本短篇小說集，第一本名《花之寺》，收小說12篇。魯迅曾言簡意賅地指出，凌叔華這些小說描寫的是“高門巨族的精魂”，“她恰好如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而可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第二本是《女人》，收入小說8篇，有的讀者評說：她與冰心、綠漪(蘇雪林)等“閨秀派”不同，是沅君、丁玲等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一位“新閨秀派”作家。沈從文、蘇雪林等作家則把她比作中國的曼殊菲兒。曼殊菲兒是英國作家，以細膩的筆法描寫心理活動而聞名。凌的第三本《小哥兒倆》，收入小說13篇，其中前9篇系專寫小孩子的、她在自序中說：“書里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兒時的寫意畫。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味。……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戀著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兒童與女性是凌叔華寫的最多的兩種題材。
凌叔華隨陳源在武大居住了十幾年，抗戰期間，也隨武大遷到四川樂山。論學歷她完全可以在外文系或中文系任職。但她的丈夫，身為文學院院長的陳源並沒有聘任她，也許是怕人說他任用私人吧！所以在武大期間她一直是一位家庭婦女。
最後見到她是1944年我去樂山進武大時，她當時帶著小瀅住在一個小山坡上的簡陋房子裡(陳源當時在國外)。我去看望她，她非常高興。過了幾天，她請我上她家吃飯，我們三個人(陳嬸、小瀅和我)，坐小板凳，圍著小矮方桌，陳嬸對‘我說：“皮先生，不客氣，隨便吃”。我吃驚地說：“陳嬸，您怎么這樣稱呼我?”她笑著說：“你長大了，上大學了嘛!”我說：“任何時候，我都是您的晚輩”。凌叔華還擅長畫國畫，在成都、樂山等地舉辦過畫展。武大教授、詞學專家劉永濟(後來是我岳父)曾為她的畫題詩，後來我把詩集送給小瀅了。
抗戰勝利後，凌叔華帶著小瀅先回北平處理她母親的後事，接著就乘船到美國再轉英國去找她的丈夫陳源，後來就在英國定居了。她在樂山時期用英文撰寫了自己早年往事的短篇小說集《古歌》，1953年由倫敦Hogarth出版社出版，被譽為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英國讀書協會(Booksociety)評定該書為當年最暢銷的名著，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也撰文評介，凌叔華終於馳名於國際文壇。
1956年夏，她由蘇雪林推薦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授，擔任中國新文學研究等課程。後來，她又應加拿大一所大學之聘，主講中國“五四”後的新文學。她還應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之聘開設中國文學與書畫的專題講座，介紹中國的藝術、文物和庭院建築。1961－1983年，她先後在法、英、美和新加坡等國舉行過個人畫展和藏畫展，很有影響。1960年後數次回中國大陸觀光，表現出對祖國河山和文化的摯愛和眷意。
1990年5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中國作協給我寄來凌叔華在北京去世的訃告，我立即拍去唁電。我不知她什麼時候回到北京的，後來從靜遠姐（袁昌英女兒、凌叔華干女兒）寫的回憶文章中，我才知道，1989年底陳嬸從英國回到北京治病，在西郊石景山醫院度過了她一生中的最後7個月。1990年3月25日是她90壽誕，小瀅也從英國趕來，各界人士也從四面八方來為她祝壽。那天熱鬧非凡，老壽星精神特好，愉快地接受了眾人的祝賀。她患的是乳腺癌，數年前在倫敦做過手術，這次復發，並已擴散。5月22日—她去世的前幾天，她如願以償的乘醫院救護車，遊了北京城，到了她熟悉的北海公園，還到了史家胡同她的舊居，這是她祖上傳下來的產業，“文革”中被占，現已歸還給她並發給了產權證，這次重遊，了卻了她的心愿。
遺體告別儀式是隆重、別具一格的，來者多為文藝界人士，不少名人，我國前駐英大使和英駐華大使都來了，幾面牆上懸滿了輓聯、唁函、唁電，陳列了她的書畫遺作，以及有關她的文章剪報等。她的骨灰則與陳叔叔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陳叔叔的無錫老家。陳嬸終於葉落歸根，長眠在朝思暮想的故國大地。
盤點世界知名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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