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
正文
從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運動後一段時期里發生的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變革。清朝末年，曾經出現譚嗣同、夏曾佑、梁啓超、黃遵憲等人倡導並實踐的詩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運動，但不久便失敗了。到了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西方科學和民主思潮的大量輸入，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一些覺醒的先進知識分子便產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出現了一個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啟蒙運動。“五四”文學革命正是適應這種思想革命形勢要求而出現的，它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的一翼。
“五四”文學革命是於1917年初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首先發難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進步報紙刊物已經有所醞釀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間，李大釗在《國民之薪膽》、《厭世心與自覺心》、《〈晨鐘〉之使命》等文章中，闡明了一個國家新文明的產生與新文學的勃興之間的關係，認為“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據此他反對“柔靡艷麗”、腐朽沒落的封建文學，希望一些覺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夠創造出“優美之文學，高尚之思潮，助我國民精神界之發展”。陳獨秀發表了《歐洲文藝史譚》的長文，介紹西方進步的文學思潮,並在一篇通信中,針對當時封建文藝“浮華頹敗之惡風”，提出了中國文藝應當拋棄“古典主義”而趨向“寫實主義”的思想。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同少數學友研思辯論文學改良的問題，並於1916年底給陳獨秀的信里，在批評舊文學腐敗的同時，從“言文一致”的要求出發，首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概念和改革舊文學的“八事”主張。這些醞釀與鼓吹實際上可以視為“五四”文學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 1月，《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是“五四”文學革命發難的第一個信號。這篇文章提出，“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胡適還依據歷史進化的眼光，反對舊文學言文分離的現象，主張文學語言同口語的接近，提出了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思想。接著，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正式高舉起文學革命軍的大旗。陳獨秀以激進的戰鬥姿態，從與社會革命思想革命的關係上闡述了文學革命的必然性，明確提出了以反對封建文學為目標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三大主義”反映了反對虛偽艱澀的封建舊文學，建設現實主義的新文學的歷史要求，使得文學革命的目標和任務更加明確了。陳獨秀在文章中還表示,願同國內外文學界豪傑之士一起,“不顧迂儒之毀譽”,而明目張胆地與“桐城派”、“駢體文者”、“江西詩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戰。陳獨秀這篇富於戰鬥性的論文，實際上成為發難時期文學革命的綱領和宣言。
《新青年》的文學革命主張反映了歷史的趨勢和時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回響。錢玄同在給《新青年》編者的許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絕對贊同”的態度。他對封建舊文學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1917年 3月致陳獨秀信中第一次把專事擬古而風行一時的駢文和散文大家們指斥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他還從語言文字演化的歷史事實為“言文一致”的觀點和白話文學應為文學之正宗的主張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劉半農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討了套用之文與文學之文的界說,對於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等問題，都進行了建設性的研討。錢玄同的《〈嘗試集〉序》、傅斯年的《文學革新申議》,或從文學語言與口語分化的歷史，或從文學發展新陳代謝的規律，論證了新文學代替舊文學是勢在必行的。1917年8月,錢玄同還第一個提出《新青年》發表文章應“漸漸改為白話”，並表示從這時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勵行。這些文章和意見，猛烈地衝擊著封建文學的堡壘，促進了文學革命的深入。
在1916年到1917年這一時期里，就文學改革運動理論主張的內容和指導思想的性質來看，還是屬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發動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的範疇。到了1918年，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便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一批先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逐漸轉變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同一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領導和骨幹。文學革命的理論和主張也帶上了更為鮮明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陳獨秀撰寫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更高地舉起了科學和民主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學革命的旗幟，表示面對政府的壓迫和社會的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的堅決態度。魯迅在鬥爭中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熱忱的戰鬥,成為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李大釗發表了《新紀元》、《什麼是新文學》等文章，不僅批判了封建主義舊文學的殭屍，也批評了剛剛萌櫱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新毒”，深刻地論述了新文學的實質。他指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必須具備“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五四運動前後，文學革命有了新的發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號起全部改用白話文。1919年1月,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雜誌創刊，發表了反對封建禮教、贊助新文化運動的論文和創作。《晨報》第 7版（副刊）、上海《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也相繼改為白話刊登新文藝作品。據統計,僅1919年全國出現的白話刊物就有400餘種。
新文學創作成績的出現略晚於理論的倡導。1917年2月於《新青年》2卷6號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詞後，又於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 1期開始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白話詩創作，後來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都參加新詩創作，以此向舊文學表示示威。1918年 5月，《新青年》發表了魯迅的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接著又發表了《孔乙己》、《藥》等，“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稍後，郭沫若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了《鳳凰涅槃》等後來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詩篇，也都洋溢著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飆突進的時代色彩。以描寫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為特徵的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渴望創造新的生活的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給新文學創作帶來了迥異於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的特色。
“五四”文學革命明顯存在一些弱點，如對待過去的文學傳統缺乏具體分析的歷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學只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市民文學，因而還不能使文學同廣大人民民眾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論主張的時代性質和創作實績的嶄新特徵來看，這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偉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國封建時代文學的結束，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新文學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