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查建英查建英（筆名：扎西多）：原籍江蘇宜興，生於北京。父查汝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員。1978年至1987年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87年回國，90年代返回美國。2003獲美國古根海姆寫作基金，再回中國。曾為《萬象》、《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 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
相關信息
查建英李陀先生的一段話倒像是給所有寫“80年代”這題目的人提醒一下：“歷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時間，不過時間距離還是不能保證你的批評性回顧一定有深度。八十年代雖然不過十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這十年太複雜了，千頭萬緒，無論是研究，還是反省，都要考慮從一個什麼樣的視角進入。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僅僅寫個回憶錄不太難，可是要達到像“伊甸園之門”那樣的水平，不太容易。”
參與對話的人物有：
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
主要著作
已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 Pop》，雜文集《說東道西》，
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以及文化評述《八十年代訪談錄》等。
其中《China Pop》被美國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雜誌評選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
《八十年代》
查建英的新書《80年代》已由三聯書店出版，她選擇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訪談。在這本書的前言中，查建英說：“我一直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年代。隨著歲月流逝，當年發生的那一切會不會逐漸被人淡忘？中國人的生活這十幾年來一直處在令人暈眩的急速變化之中，大家對‘現在’尚且應對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認真清理‘過去’？再說，‘歷史’作為消遣、娛樂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馬上就顯得沉重起來，甚至成為煩人的包袱。經歷了太多動盪、挫折，中國人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想告別過去、瞄準未來、輕裝前進。”
關於80年代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訪談》所敘述的80年代，是“80年代出道的文藝家”，其中阿城、栗憲庭、北島生於1949年，陳丹青、甘陽、李陀、劉索拉、林旭東、田壯壯生於50年代，崔健1961年生人。有人說，80年代人沒有承接來自某一時勢、某一思潮的全盛陽光，但卻全面領略了每一種日出的瑰麗與日落的溫暖。他們震撼和嘆服於尼采“上帝死了”的結論，隨即和北島一起嚎叫“我不相信一切”，崔健又帶著80年代的青年開始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回憶:浪漫的溫情
“我一直認為20世紀80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充滿溫情的開場白是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訪談錄》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在這樣的基調中，一段曾經文化狂歡時代的回憶之幕被緩緩拉開。查建英找到12位談話者，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以及未被收錄的劉奮鬥，他們中好幾位都是和查建英私交甚好的朋友，關於回憶的記錄，最終結集成《八十年代訪談錄》。一時間，“80年代”，成為文化界人人談論的名詞。
“對於過去一些被懸置的話題，我以為，總要有一個回顧、調整的實踐。只是這個實踐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知道。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認為，80年代都是些過去的老生常談，不需要再多說什麼。”查建英說。
“人性的甦醒，自由的精神，創作的個性都在80年代明確起來。”80年代，承接著70年代的沉重，開啟著90年代的復甦。不僅僅對查建英們，對於許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普通人來說，80年代是記憶的寶庫。親歷者在敘述者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未親歷者通過文字，憑藉可能的想像遙望當年的嘉年華舞會。
“超越個人的得失來評價80年代和當下，我覺得二者各有千秋。我個人對於80年代有很特別的感情。那是一個饑渴、激情、夢想的時代，它充滿希望，但是80年代的根基不厚，甚至脆弱。從之前的冰凍期脫胎而生，80年代有青春期的生命力，但這種感人的爆發力沒有足夠的時間繼續生長，也缺乏讓自己根基深厚乃至枝繁葉茂的土壤。
“進入90年代後，一些在80年代開始的東西又被擱置了。慶幸的是，90年代的中國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發展。經濟、資訊、新一代人的成長心態……都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我個人不希望把不同的兩個時代看成為黑白的對立。我希望通過《八十年代訪談錄》把一些過去美好的東西重新拉進人們的視線，但決不是一味地浪漫過去。”
對電影的討論
查建英喜歡電影，這個愛好由來久已。20世紀90年代，她住在芝加哥時，國內的朋友會定期到她家看電影。黃子平、甘陽、劉再復、李陀等等都是她的座上賓。當時身居海外，西方的影片可能會看得多一些，但看到陳凱歌的《黃土地》時，她也很激動、意外。
回到中國雖然不再有定時定點的看電影時間，但查建英間或也會看看時下的電影，比如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
“總體看來，和第五代導演喜歡的宏大敘事相比，現在個人化、小敘事的電影多了，大敘事的電影少了。個人化的電影，突出的是個人對時代的體悟、思考以及經驗。這也反應出現在人們多元化的個性。80年代的電影恰恰缺少這些。現在反觀80年代的電影，有氣勢，但‘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宏大’的容易讓人產生空疏感，故事裡的感情描寫往往是粗線條的，煽情的，不夠細膩，對生活捕捉描摹的態度也不夠謙卑。從這些大的方面看，80年代的電影和現在電影的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一些更加年輕的導演拍的片子，我看得並不是很全。偶然我看到靈光一閃的作品，但至於‘一閃’之後的發展，需要更長時間的觀望。最近我看了王全安在柏林電影節得獎的片子《圖雅的婚事》，我認為這部片子拍得挺到位，表達的感情很樸實，我看了很感動。看看之前那些‘第五代導演’們，好像現在全都趕去拍大片了？！”
藝術：內在價值與商業無關
當全世界都受到商業文明的衝擊，對於“堅持”的惶惑、焦慮不無例外地在中國也有顯現。
“商業對於藝術的影響，可以說從90年代初寫《中國波譜》（China Pop）開始，我就在關注。與商業合作是否就意味著墮落？一旦參與合作了，是否就不再是藝術家？堅持藝術，以不合作的態度對待商業是否就是窮酸文人，沒有價值？……這些都是需要想想的問題。”
商業與藝術之間的選擇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這不僅要看藝術家選擇了什麼，也要看他們以什麼姿態來面對自己的選擇，以及在選擇之後他們做出東西的品質到底怎樣。“有的人選擇了商業，做出的東西也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個性藝術；有的人則徹底被商業俘虜了，不僅同流合污，乾脆成了商業的奴隸。還有一些人，因為他們所選擇的藝術範疇本身就非常小眾，其超前性和私人性並不具備商業特性。當然，這部分小眾作品的價值需要通過時間來給予判定。需要小心的是，這個‘理由’很容易成為一些人的藉口——他們的作品不為人們所接受並非因為理解的人少，而是真的沒什麼價值內涵。”
“再說說電影。很多觀眾愛看大片，大片中也有藝術口碑較好的，也有藝術口碑較差的。小眾的藝術片也有不少質量很差，毫無才氣的作品。量化的思維方式要不得，還是得有一個可以衡量的藝術標準，而且標準還需細分，比如說：商業的、大眾化的藝術標準是什麼；小眾藝術的標準又是什麼。但是不論大眾也好，小眾也罷，都有做得好與做得不好的區別。具體的問題還是具體看，武斷粗糙的判斷與黨同伐異的狹隘心態都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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